摘要：1925年夏，未名社于北京成立，这是一个由鲁迅发起并自始至终亲身参与的现代文学社团。因为鲁迅的存在，未名社吸引了众多学界的研究目光，同时由于鲁迅过于耀眼，所以很少有研究关注未名社青年成员文学活动的价值和贡献。社团主要成员除鲁迅外，还有韦素园、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以及日后得知消息赶来加入的曹靖华。不难发现，社团成员中除鲁迅外，均不是知名作家，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但以踏实苦学的精神耕耘自己的文艺园地，为新文学的发展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理论和批评。在活跃的6年时间（1925—1931年）里，未名社文学活动的价值得到了当时诸多作家的认可。但是因为未名社文学史现场模糊、活跃时间较短等，过往研究主要停留在社团史和人事交往层面，文学活动的价值长时间被遮蔽，未得到发掘。未名社的社团历史、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在中国的时代浪潮中都是不俗的“浪花”，关注这些“浪花”有利于深化对未名社的认识，把握20世纪初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走向。基于此，文章对未名社文学活动展开述评。

关键词：未名社；鲁迅；文学翻译；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6-00-03

1 同人的相聚与散落

1922年春，中学没有毕业的台静农从汉口来到北京大学旁听，随后与结束俄国留学不久的同乡韦素园相遇，第二年同来的还有李霁野、韦丛芜。四人都来自宿州叶集镇，曾经在同一所小学读书，幼时便感情甚笃，同在异乡求学的艰难经历让他们之间从地缘关系转化为亲密的业缘关系。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几名小镇青年日后能够在人才济济的中国文坛占据一席之地，与他们的“抱团取暖”密不可分。得益于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治校政策，当时的北大成为各地学子心中的文学殿堂，诸多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如沈从文、瞿秋白、丁玲等人，都曾在北大旁听。虽然这时北大为外地学子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但实际上小镇青年们异乡求学的日子还是充满了酸涩和苦楚，来到北京后却发现实在难有所为。但叶集镇的这几名青年是幸运的，他们在文学路上得到了鲁迅的提携和帮助。

1924年9月20日，在《鲁迅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上午张目寒来并持示《往星中》译本全部。”［1］张目寒是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也是安徽叶集镇人，李霁野将《往星中》的译稿经由这名同乡转交给鲁迅。正是《往星中》的出版困难，引发了未名社的成立。鲁迅对稚嫩的文学青年充满耐心和包容，收到李霁野的译稿后很快就开始阅读校对。在《鲁迅日记》和李霁野的回忆录中，都记载了第二天鲁迅就开始了相关工作，并随即着力寻找出版作品的机会。虽然有鲁迅这样的成名作家推荐，但《往星中》的出版过程还是坎坷不断。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鲁迅回忆起这件事时说：“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鲁迅多经辗转，最后在他自己主编的《未名丛刊》中也没有出版这本《往星中》，不禁让他感慨翻译和译者的艰难。最后索性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商量，将不受欢迎的《未名丛刊》从北新书局移出，交由李霁野等人编辑出版。

于是，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便在鲁迅的建议下效仿日本丸善书店成立了未名社，因此未名社不单是一个文学社团，也是一个出版社，其创刊之初便承载着鲁迅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愿望，而社中的这些青年则是鲁迅爱护和寄予希望的文学嫩芽。当时未名社的这批青年生活十分拮据，除鲁迅资助的100元外，据郭汾阳考证，剩下的资金均由他们同乡的长者台寿铭资助。“台壽铭接到李霁野、台静农的求助信后，很快欣然寄去二百元，作为叶集青年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四人参加‘未名社筹集的印书费用。”［2］当时远在河南参加革命的曹靖华在得知未名社成立后，积极写信响应表达自己参加未名社的愿望，并附上社费50元。社址选在了北京大学附近的沙滩公寓，彼时这里也是韦素园简陋破旧的住所。鲁迅常常在北大讲完课后便猫着腰钻进去与这群青年聊天，把这里戏称为“破寨”，韦素园也成了未名社最早的“守寨人”。

社团成立后，几经沉浮。1928年2月，韦素园和李霁野合译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首次印行出版，因为书名中含有“革命”一词，济南第一师范的代售处被张宗昌搜查，连带未名社北京的编辑部也被查封。经历这场无妄之灾的未名社反而迸发出更加强大的活力，临时成员李何林、王青士加入后，未名社有了更多的精力经营售书，在北京新添了一个售书处，一时间未名社的事业达到了鼎盛。1929年，鲁迅归京探亲时见到了未名社的蓬勃发展，社中青年也对鲁迅十分热情，种种景象都让处境艰难的鲁迅感到宽慰。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临时成员离去，韦素园患病，其他成员也因为要奔向自己的事业，无暇顾及社务，未名社渐渐走向了下坡路。1931年5月，韦丛芜无力支撑未名社，致信鲁迅表示将未名社交由开明书店代管，鲁迅因此退社，第二年韦素园病逝。1933年春，未名社在京、沪两地登报发布了社团解散的声明。至此，未名社解散，社团同人散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致力于译介外国文学的一个社团不复存在。

2 心血所系的事业——外国文学译介

在现代文学史上诸多留名的文学社团中，未名社独特的价值在于其对外国文学的译介。这些译作涉及英美、北欧、苏俄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小说、戏剧、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等多种文体。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写道：“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1］这里所说的“泥土精神”便是未名社译介活动最真实的写照。创作谁人都知道可尊，但是甘心掩去姓名，选择翻译，未尝不是一种风骨。

在未名社的青年成员中，除台静农专注于文学创作，完全不涉及文学翻译外，其他4名成员都是以译介进步民族的文学为主要的文学事业。从翻译所用的外语来看，未名社中的4名成员可以分成两派，首先是用俄语直接翻译苏俄作品的韦素园和曹靖华，他们都曾在苏联留学，能够直接阅读俄语原文，凭借自己的俄语水平，译介了大量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俄语直接翻译的好处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给读者的第一印象。韦素园所译的《外套》《黄花集》《文学与革命》等作品，曹靖华所译的《白茶》《蠢货》《第四十一》等作品，都尽可能保留了苏俄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作为“鲁门弟子”的直译传统，也将作品中底层人民的苦难更全面地展示出来。

另外一派则是用英语翻译的李霁野和韦丛芜，两人都是中学没有毕业就到北京，转入崇实中学就读。在北京求学的过程中，自学英语从事翻译，但是因为语言的限制不能直接翻译，往往需要借助英译本转译。在未名社的英译本转译活动中，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就是英国的女翻译家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加尼特一生热爱俄国文学，是第一个将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和契诃夫（Antonchekhov）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人，除此之外，她还翻译了大量果戈理（Gogol）和屠格涅夫（Turgenev）的作品。正是她对俄国文学的大力译介，让当时的中国有了更多接触苏俄文学的机会。这时的中国刚从蒙昧中苏醒，渴望吸收进步思想的营养，而苏俄文学是最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营养品”，因此，当时的大量作家和翻译家都曾接触过加尼特的译作。韦丛芜在他翻译的《罪与罚》序言中说：“我是根据Constance Garnett的译本重译的，时常也用俄文原本对照。”［2］虽然英语转译使原作中的部分信息不能完整传达，但是扩大了译者的文化视野，李霁野和韦丛芜对英美文学的涉猎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

从翻译内容上看，未名社的翻译大致有三类：浪漫主义作品、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和左翼文学理论。其中，浪漫主义作品和文学理论主要是韦丛芜和李霁野的贡献。在语言的影响下，两名未名社的译者对欧美的浪漫主义非常关注，如韦丛芜翻译的《格列佛游记》《英国文学：拜伦时代》，李霁野翻译的《近代文艺批评断片》等，都是英美浪漫主义的产物。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是未名社文学翻译的主要工作，每个成员在时代中国的感召下，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所展现出的黑暗现实深恶痛绝，大加挞伐。对左翼文学理论的绍介可以说是批判现实主义翻译的延伸，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外，他们也留心文学理论，尤其是左翼文学理论的绍介，他们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28年7月，未名社因组织出版左翼文学理论作品被北京方面查封，而起因就是韦素园和李霁野合译的《文学与革命》。可以说，未名社在文学翻译的路上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3 别样惊喜——未名社的文学创作

学界过往对未名社的研究主要是与鲁迅的关联和未名社的文学创作，这是因为，虽然未名社的主要文学活动是译介进步民族的文学作品，但其在文学创作上也多有建树，并且成员自身也有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韦素园和李霁野长于散文，韦丛芜擅长诗歌创作，台静农的乡土小说算得上是近代乡土小说中的佼佼者。

韦素园是叶集镇青年中年龄最长者，也是带领其他几名小镇青年走出大山的人，为人沉静寡言，但如同长兄一样关怀着几个幼弟，之后的未名社在内忧外患时“抱团取暖”，韦素园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他也是所有成员中离世最早的，因为肺病，1927年之后便长期在西山疗养院修养，所以他的作品往往是从病人的视角，包含个人的疾病体验。在文学创作历史上，疾病文学是一种边缘文学，不过并不少见，因为疾病是一种常见的生活体验，而作者能够将自身独特的体验用文字撰写出来，这种异于常人的世界画卷让读者对生命的体验更加深刻，韦素园的散文便具有这种力量。

李霁野的性格与韦素园相似，静水流深，这也使他对散文创作更为倾心。1928年，李霁野开始了自己的散文创作生涯，相较于译作选材的激烈生猛，李霁野散文呈现出另一种样貌，关注生命，关注人间之爱，笔调显得亲切从容。

韦丛芜是未名社诗歌成就最高的人，他的新诗《君山》《冰块》等都具有极强的现代性和较高的艺术水平。1981年，汉学家马悦然在编写《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时，冯至曾径直推荐韦丛芜和他的新诗《君山》，可见韦丛芜的诗歌创作已经得到时人的认可。《君山》是一首长篇叙事诗，共计40节，600多行。诗歌讲述了诗人在旅行途中遇到两个姐妹，并对她们产生了复杂微妙的感情。韦丛芜在诗歌中将东西方文化和表现手法结合，深刻细腻地展现了独特的情感体验，是现代叙事诗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作品。

台静农主要的文学活动是小说创作。1926年，彼时的台静农尚在中学求学，随着鲁迅的南下，狂飙社作家群与未名社作家群发生冲突，社内一时间没有了稿件来源，台静农才不得不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生涯。刚开始台静农以爱情小说试水，但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台静农的小说转为描写家乡农村封建落后的场面。出乎意料，开始文学创作的台静农成果斐然，其创作的乡土小说成为未名社的一面金字招牌。随后《未名新集》出版了他的小说集《地之子》，他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乡土小说家中的一员。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对台静农有很高的评价：“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3］

4 结语

未名社在学界受到的关注与其文化贡献极不相称，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并不显眼的存在，社团不善于宣传造势，一心盯住文学，不曾多留下只言片语。已有的研究中少有论著以未名社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大多数只是在论及鲁迅或现代文学社团时顺带提及。但是随着对未名社研究的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个甘心“沉默”的社团。它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诞生，又为五四新文学引进了新的外国文学范式，提供了进步民族的文学理论，默默成为新文学发展的土壤。社团的文学活动为新文学创造了珍贵的发展环境，没有辜负鲁迅对他们的期望。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步履维艰，从早期西学东渐到创造社、新月社等文学社团，无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出路的印记，但是在这些醒目的存在之外，普通文学青年的努力亦是探索出路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日记：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441.

［2］ 郭汾阳.台寿铭与“未名社”［J］.鲁迅研究月刊，1990（2）：64-65.

［3］ 魯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6.

［4］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韦丛芜，译.南京：正中书局，1947：7.

［5］ 赵家璧，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80：16.

作者简介：胡旭（1998—），男，安徽池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