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楠 陈思源

摘要：老舍生于北京，也长于北京。1919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同时期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波及中国，各种西方“思潮”“主义”大量涌进，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重塑自身文化心理结构。老舍并未赶上这场轰轰烈烈如大浪淘沙般的文化心理洗礼，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即将落下帷幕之际登上文坛。作为20世纪中后期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他重新审视了五四运动，并进行了反思。与“五四”时期其他作家相比，老舍对五四运动的热情并不高，甚至自称采取了“旁观者”“局外人”的态度。虽然置身于“五四”圈外，但是五四运动使老舍认识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状况，知晓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具体表现。老舍继承了五四文学精神，但也并非盲目地全盘接受，他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冷静的视角、更加含蓄的情感，将自己的思考与五四文学精神内涵融合起来，灌注于其充满“市井气”的小说创作中。文章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内涵为依据，聚焦老舍与“五四”的联系，探寻五四文学精神对老舍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老舍；五四运动；五四文学精神；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6-00-03

0 引言

要研究老舍小说与五四文学精神的关系，首先要明确何为五四文学精神。在明确五四文学精神之前，应该先厘清三个基本概念：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可追溯至1915年9月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导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五四浪潮在文化领域的体现。五四文学革命则可以被看作五四运动的组成部分，是其在文学领域的集中表现，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

五四文学精神，顾名思义，来源于五四运动及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精神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其紧紧围绕“爱国”这一核心，是一种更加笃定、更加朝气蓬勃、带有创造性思维及救亡图存意识的爱国主义精神。不论是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还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民主的、科学的、开放的、革新的文化内涵，以及“三提倡”“三反对”的文化主张，都是五四文学精神中极具代表性的存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文化传播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也促进了五四文学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使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得到丰富与彰显。

1 老舍与“五四”的联系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年纪轻轻的老舍就担任校长一职，踏入教育工作者行列。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即使远离政治斗争，也难免受到浩浩荡荡的文化思潮的波及。当时的老舍虽然爱国情感渐深，但是这种朴素而不成熟的爱国思想并没有使他直接参与到轰轰烈烈的五四浪潮之中，而是终日忙于学校教学任务，管理学校事务，对种种社会活动几乎无意顾及，只是分一点儿目光触及五四运动而已。虽说老舍给自己的定义是一个“旁观者”，但作为处在这个巨大漩涡中心的知识分子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爱国青年，他不可能完全超脱，置身于“五四”之外，而是在旁“观”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五四文学精神的影响和浸染。

老舍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文学革命有自己多元化的思考。他既认可五四文学精神中反帝反封建精神的进步意义，崇尚爱国主义，认可推翻旧制度、旧礼教的必要性；又清晰直观地认识到被五四文化新军荡涤抨击过的“孔孟儒学”已根深蒂固，成为顽固难除的文化积淀，潜藏在社会不同阶层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制约着社会发展。当时的知识分子即使有意识地破除封建主义牢笼，在行为模式上也很难完全摒弃积疾已久的传统礼教，这使他们在各自领域猛烈抨击的东西总还留有一线希望，以至于默默复活［1］。

老舍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从创作伊始就自觉地继承五四反封建传统，执着地反映这种“不彻底的破除”，揭示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真实现状，以期唤醒全体国民的自觉性。经历了五四运动，老舍成功地将其身份从教育工作者转变为新文学作家，以一种并不完全旁观又不完全介入的方式，游刃有余地看到了这些历史力量背后的流弊，从而构建起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创作体系。

2 五四文学精神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

五四运动在思想观念形成和个人性格塑造方面，对年轻的老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五四文学精神则更具体、更直接地影响了老舍的文学创作。

2.1 增强了老舍小说创作中的反思批判意识

老舍从教的那段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领域皆发生了各种风云变化。那时的老舍还称不上是一位文学家，他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也正是这一身份使他能以一个教育家和知识分子的角度，以一种冷静的反思视角，跳出五四大风暴，将社会百象及青年行为看得更客观、更清楚。某種程度上，老舍这一时期的创作为重新审视“五四”时期青年面貌和教育改革提供了多元化视角。

老舍对“五四”时期社会状况及青年面貌的审视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老张的哲学》中。《老张的哲学》创作于1924—1925年。在这本书中，老舍结合五四运动时期的状况，对自己最擅长的市井题材进行了更加大胆、直观、具讽刺性的描写。在小说浓厚的“市井气”中，我们能看到任劳任怨的家庭主妇、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唯利是图的市井小贩、老实愚昧的农民、吃苦耐劳的车夫以及思想矛盾的学生。老舍在描绘市井人物的同时，将对“五四”的审视和思考灌注到每个人物身上，让我们看见“五四”过后真实的北京城，并非如五四运动所倡导的那般民众群起激昂，社会改头换面，这里仍然有苦有乐，有贪心的商人和愚昧的民众，从而使社会现实得以被更直观地描绘，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显现出多面性。

老舍在这部小说中对五四运动中所谓“新青年”的形象构建反思更为明显，他写道：“由学堂出身的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拿着报纸，四六句儿的念，更是毫无疑惑的自认为国家的主人翁。……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2］

这就是老舍笔下由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有着强烈却又狭隘的自我意识。书中以王尔德、李应为代表的这群“少年学生”，受到当时“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一开始也有救国兴国的理想。正因如此，王尔德才会在进城谋事时对自己的未来无比期待，抱有“开导明智”的远大理想。然而，王尔德的理想既美好又脆弱，在发现报馆的新闻皆粉饰现实、避重就轻时，他感到万分失望，于是选择了出走。李应最初也想着为社会作为，闯出一番丰功伟业，然而在面对亲人的现实困境时，他犹豫忐忑，只剩懦弱的情绪，无力作为，选择一走了之。由此可见，老舍笔下经历过五四精神洗礼的青年学生们，并没有承继前人的期待，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而是带有一定的空想主义和妥协性，养成了一批空学西方教育皮毛，脑子里却装满陈腐思想的“新青年”。

以《老张的哲学》为代表，老舍勾画并描摹出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种种怪象和少年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心理下的真实面貌和精神困境，这是老舍以五四文学精神及其教育价值为立足点，对“五四”浪潮及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思。

2.2 明确了老舍此后小说创作的思想情感主線

老舍晚年在自己的自传中明确表示自己直到“五四”，才真正理解“国耻”的由来，才知道自己应该反抗，应该对谁反抗［3］。如果说老舍的父亲死于外国侵略者的弹火，母亲常向幼时的老舍讲述“洋鬼子”烧杀抢掠的恶行，使爱国情感最初在老舍的心中生根发芽，那“五四”这一契机，则真正使老舍领悟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才真正成为老舍思想情感的主线。在老舍的许多作品中，都能找到老舍自诉自己反帝反封建意识逐步觉醒的心路历程。《猫城记》是老舍式文化启蒙主义创作的代表作之一，用火星上的猫国象征当时的中国社会，揭露上层社会的腐败；《离婚》聚焦于市井小职员们琐碎的市侩生活，以市井知识分子的角度间接反映出政府腐败、特务横行的社会面貌；《月牙儿》中女主人公“钱比人更厉害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纯真的人生体悟犹如一把荆棘狠狠扎进人们的心间……这些满含泪痕的幽默讽刺的话语，不仅体现了老舍对黑暗现实的憎恶，更充斥着强烈充沛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四世同堂》在控诉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同时，以悲愤的笔触将千百年来积淀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创伤描绘得淋漓尽致，是老舍对于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精神的疾声呐喊，是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警世之作。

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中，老舍说：“‘五四给了我一双新的眼睛……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4］从开始试作《小玲儿》，到《二马》中呼唤中国人“挺挺腰板”的时代强音。五四运动之后，年轻的老舍心中朴素而不成熟的爱国情感已经转变为一种自觉的、坚定的爱国主义，这种强烈清晰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开阔了老舍的视野，激扬了老舍的情感，贯穿老舍后期创作的始终，成为老舍小说作品中的基本思想与情感主线。

2.3 启发民智，重塑老舍小说中理想的国民人格

“五四”时期，各界革命民主主义文化战士掀起讨论国民“劣根性”的热潮，以鲁迅为代表，在文学创作中启蒙思想，启发民智，呼唤“精神界之战士”，以期塑造理想的国民人格，这是五四文学精神的重要内容。在“五四”风云席卷之时，知识分子除了担任社会的批判者和审视者之外，更需要承担社会的领导者和重建者的责任。老舍并未一味地控诉批判“五四”期间落后的社会现实和矛盾的青年面貌，而是同样致力于塑造理想的国民人格，开掘着国民性的形成，这是“五四”思想启蒙对老舍观念的浸染，也是老舍心中洋溢爱国情怀的结果。

《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是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典型代表，他如食草动物一般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卑微地活着，却又被社会驱逐到“野兽之群”，他想靠自己反抗，却无法挣脱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最终只能任人宰割。有研究者说“祥子是前阿Q，阿Q是后祥子”，阅读《骆驼祥子》时，我们很难将勤劳善良、憨厚老实的祥子同麻木不仁、卑鄙可笑的阿Q联系起来，但即使是这样自尊自爱的劳动人民，最后也沦为自轻自贱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而祥子的堕落经历就是阿Q精神的形成过程，这是多么可悲的事。这就使老舍在小说创作中融入“五四”人道主义情怀及爱国主义思想，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与发展展开深层探索，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国民思想启蒙的意义。

“五四”高举“重估一切价值”的大旗，宣扬摒弃、推翻、打碎一切的否定性思维。尽管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对老舍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在探索与反思的过程中，老舍同样意识到，仅仅推翻建筑而不构建新式蓝图，是无法重塑国民人格的。《赵子曰》中富有实干精神兼有侠义情怀的李景纯，《二马》中勤劳务实的李子荣，《骆驼祥子》中任劳任怨的祥子……他们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份地位低，备受压迫，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最终走向“末路”，但都具有劳动人民身上最质朴、本真、务实的品质——温良与勤劳［5］。其实，老舍创作《骆驼祥子》的最终目的，并不仅在于控诉当时那个弱肉强食、“不让好人有活路”的社会，也并非一味地传达消极的悲观主义，而是想通过祥子这个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物走向堕落的过程，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以及对理想国民人格的呼唤和珍视。

3 结语

面对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老舍采取了“旁观者”的态度，但无论是老舍自身的思想观念还是他日后的文学创作，都深受“五四”影响。老舍在充满“市井气”的小人物身上灌注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这是老舍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但老舍也会毫无保留地对“五四”浪潮下的社会和个人行为作出审视和批判。此外，老舍小说与五四文学精神并非单向的关系，五四文学精神对老舍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老舍的小说也反作用于五四文学精神，以推动五四文学革命发展。在质疑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这是老舍作为一代小说大家的智慧。

参考文献：

［1］ 谢昭新.老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J］.学术界，2019（5）：35-41.

［2］ 老舍.老张的哲学［M］.昆明：晨光出版公司，1948：30.

［3］ 老舍.老舍自传［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117-118.

［4］ 老舍.老舍［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8：165.

［5］ 李毅苗.老舍小说与五四文学精神［J］.文教资料，2020（31）：24-26.

作者简介：汪楠（2002—），女，江苏扬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陈思源（2002—），女，江苏南京人，本科在读，研究方

向：风景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