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波谲云诡、战争频仍的东汉末年，儒学社会局面崩塌令大量文人志士失去信仰支撑。在此背景下，儒家主张的“哀而不伤”文风渐渐消散，生命苦愁情绪再次涌现，其中《古诗十九首》便是抒发生命忧患意识的代表作品。在《古诗十九首》中，不少诗句思想消极，基调低沉，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但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是中国五言诗的典范。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与东汉承接的魏晋时代依旧风云变幻，名士阮籍延续时代意绪发出忧生之嗟，一生徘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并将毕生坎坷与超拔哲思融入其《咏怀诗》82首中，成为魏晋诗坛的代表作，代表当时五言诗发展的最高成就。阮籍通过《咏怀诗》表达了最真实的苦闷，但在抒发内心情感时又有所顾忌，具有“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在这些咏怀诗中，有阮籍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体悟，有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古诗十九首》对阮籍《咏怀诗》的影响颇深，但二者情感側重点并不完全相同，文章对《古诗十九首》与《咏怀诗》进行对比研究，并从传承和发展这两个维度展开详细探讨。

关键词：阮籍；《咏怀诗》；《古诗十九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6-00-03

0 引言

汉末以前有“经夫妇”“成孝敬”等诗教传统，而作为汉魏诗歌研究热点，《古诗十九首》和《咏怀诗》突破了传统限制，开始向个性化、缘情化方向发展。二者在思想和艺术层面均存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无论是诗句化用还是思想内涵，《咏怀诗》均受到《古诗十九首》较大的影响。通过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能够解析汉魏诗歌的美学流变及文学思想变迁，对当代诗歌艺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阮籍《咏怀诗》对《古诗十九首》的传承

首先，在诗歌语言方面，阮籍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颇深，他的《咏怀诗》兼收并蓄，在句式结构、辞藻句意等多方面进行有意化用，尤其对《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东城高且长》这两首诗的化用十分频繁，如《咏怀诗》其十四中“明月耀清晖”“繁辞将诉谁”等诗句均是对《古诗十九首》中诗句的化用。

其次，在题材内容方面，与《古诗十九首》类似，《咏怀诗》也有游子情怀、思妇怀人的篇章。以《明月何皎皎》为例，《咏怀（其一）》中也描写了相似的夜中不寐场景，“忧思”与“愁思”相对应，“明月”“徘徊”也分别与“明月”“彷徨”相对应［1］。

此外，在诗歌意旨方面，尤其是忧生意识，阮籍的《咏怀诗》明显对《古诗十九首》进行了承接，士子的忧生之叹，游子的思妇之情，均能在其《咏怀诗》中发现类似的痕迹，如表现方式、抒情方式等，从微观层面展现了魏晋诗歌对汉代诗歌的嬗继。

2 《咏怀诗》对《古诗十九首》的发展

2.1 丰富题材内容

《古诗十九首》与《咏怀诗》是汉魏两个时代的咏怀代表作品，但由于诗人所处时代环境不同，加之不同的人生经历，因此二者在题材内容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从题材内容上看，《古诗十九首》主要包括思妇怀人、游子羁旅等类别，而《咏怀诗》的题材内容则更加丰富，本文基于《古诗十九首》的发展以及其对《咏怀诗》的影响，将《咏怀诗》题材内容大体分为忧生、述志、游仙和讽喻这四种类型［2］。

首先是忧生。阮籍不仅承接了《古诗十九首》中汉末文人的思绪，表达了对生命流逝的惋惜，还因魏晋时期的文士生活在黑暗混乱的时代中，身陷政治斗争，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压抑而忧谗畏讥，在诗歌中表达了更复杂、更深沉的忧生之情。

其次是述志。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虽然述志题材的作品占比不大，但是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阮籍的思想转变历程和个人志向抱负。如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九中的“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刻画了一个渴望在疆场上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饱含入世的豪情壮志，可见阮籍早年怀有治世理想。又如《咏怀诗》其十五中的“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从诗中可以看出经历了世事无常后阮籍渐渐放弃入世理想，迫于残酷的现实放弃了对功名利禄的苦苦追求。本该大有作为的英雄少年在世俗长期的压抑下变得颓丧消极。

再次是游仙。游仙的主题并不是寻仙问药，而是阮籍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转向玄学去寻求精神的慰藉，通过放浪形骸的举止、晦涩难懂的诗歌来表达内心的思想。现实已经如此残酷，艰难地追名逐利不如远游避世，寻找精神归宿，这部分作品也是对忧生意识的回应［3］。

最后是讽喻。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阮籍虽愤世嫉俗却不露言表，他守拙藏愚的处事风格令其得以在乱世中生存，他笔下的《咏怀诗》除了承接《古诗十九首》生死离别的伤感意绪外，还蕴含独特的与善恶忠奸相对应的主体生命感受和道德情感，并以讽喻的形式表现出来。

2.2 深化生命主题

《古诗十九首》与《咏怀诗》中均饱含名士对生命短促的咏怀和嗟叹，其中《古诗十九首》中大多数是诗人对人生苦难的直观体验，是对生命意识的初步探索，表现的是大多数人普遍的思想情绪，因此具有一定的普世性。阮籍所作的《咏怀诗》展露的是他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理想哲思，具有独特的个人色彩，且体现了阮籍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特点，因此诗中体现的情感内涵更加丰富、深沉，相较于《古诗十九首》进一步深化了生命的主题［4］。

2.2.1 忧惧之情与依违避就的矛盾心理

阮籍长期处于政局压迫的环境下，且常受到奸佞小人的陷害，因此《咏怀诗》中表达的忧生之情并不仅局限于对生命的忧虑，还展现了在外界压迫与内心斗争下的不羁和忧惧，“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多虑令志散，寂寞使心忧”等诗句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阮籍因政治因素造成的焦虑与忧愁。此外，与嵇康等人的果敢不同，阮籍虽对时局不满，但又不敢正面对抗，秉持着依违避就的态度与司马氏集团周旋，在官场上的步步小心显然不符合他率直天真的个性，又要保全自身，又不愿违背理想人格，这令其一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与《古诗十九首》相比，《咏怀诗》中体现的情感更为寂寞，无法直抒心中苦闷和对世事的不满，在当时的敏感环境下，阮籍只能用更隐晦的方式在诗中倾吐心声，慰藉精神［5］。

2.2.2 向往理想世界與反抗虚伪名教

阮籍在早期对儒家伦理秩序持乐观态度，对自然与名教结合抱有期望，但到了中后期，出于对当时政局的不满和对自身性命的忧惧，其思想出现明显变化，如《咏怀诗》其二十中的“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尽显对虚伪名教的辛辣讽刺和无情揭露。《古诗十九首》中大部分诗人追求功名利禄，对神仙世界没有过多兴趣，对生命的追求体现在人生的欢愉与美满上。而阮籍早年虽有济世抱负，但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渐渐变得与世无争，《咏怀诗》中的部分作品开始更多地展现其对精神境界的追求［6］。“一去长离绝，千岁复相望”“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等都是阮籍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与向往，在经历了太多坎坷后，他需要为灵魂与自我找到一处栖息之所，抚慰他千疮百孔的内心。

2.3 转变抒情方式

《咏怀诗》承接了《古诗十九首》自然委婉的抒情特点，又在此基础上延伸转变，区别于《古诗十九首》的显豁倾诉、自然明朗，《咏怀诗》独白式的抒情风格更为玄远，实现了抒情咏怀与议论述理的充分融合。

2.3.1 幽微玄远的抒情风格

《古诗十九首》是对传统汉代诗教观的突破，在感情抒发上大胆率真，十分直白，且其大部分作品作于乐府民歌向文人诗过渡的时期，因此还保留着民歌直率淳朴的独特色彩。《青青河畔草》中的“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冉冉孤生竹》中的“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均直接倾诉了诗人的绵绵情思，这些诗句的特点是平和亲切、自然可感、直抒胸臆，语言直白但不粗鄙，极其质朴清新，充分体现了乐府民歌的特点。而《咏怀诗》受时代、政治环境因素影响，抒情风格更为幽微隐晦，寄托遥深，且带有浓厚的玄学意味［7］，并蕴藏深厚的理想哲思，发人深省。

2.3.2 富有个性的内心独白

《古诗十九首》更擅长倾诉，尤其在思妇怀人篇章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孟冬寒气至》中的“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以第二人称视角充分抒发了诗人心中的思念，情意绵长。游子诗《明月皎夜光》中的“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口吻宛如与友人当面交谈倾诉，充分表述了作者的心迹。与《古诗十九首》相比，《咏怀诗》的抒情风格更像是富有个性的内心独白，是阮籍对自己内心精神世界的深度剖析，他的经历与性格令其难以找到倾诉之人，只能将满腔抱负与牢骚不满寄托于笔下诗文，“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等诗句均刻画了一个孤独的诗人形象，心中忧虑无人能解，充分体现了阮籍依违避就的孤独生存哲学［8］。

2.3.3 以玄入诗的诗歌特点

玄学在汉魏之际兴起，名士论道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在此背景下，诗人笔下的诗文渐渐向议论化方向发展，以玄入诗，他们将哲理的思考带入了诗歌领域［9］。阮籍便将深刻的玄学哲思隐藏在诗文之中，如《咏怀诗》其四十六中的“鷽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阮籍以鷽鸠自喻，与海鸟作比，暗含了庄子齐物论的思想，他不再秉持济世思想，而是为了远离祸患消隐避世，打造一个虚幻的理想境界，为自己提供精神慰藉。阮籍抨击被政治异化的名教，随着时局的恶化，理想破灭的阮籍为了寻找精神支柱才在诗文中为自己打造新的精神世界，来实现对自我内心的观照［10］。

2.4 发展比象征艺术

《古诗十九首》为《咏怀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比象艺术指引，在此基础上，阮籍自主创新选用更多超脱现实的意象，加之其言近旨远的抒情风格，令《咏怀诗》的象征艺术变得更加朦胧、多义。

首先是意象的丰富性。《古诗十九首》中大多选用比较常见的意象，与之相比，《咏怀诗》中的意象种类更加丰富，不再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物，神话典故均可入诗，阮籍创造了更多彩的意象世界，这一特点即使在整个魏晋诗坛中也十分罕见。如“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诗人以禽鸟意象自况表明自身孤独处境，以历史人物、仙人意象映射自我心境，如“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等诗句均表现出阮籍对仙人世界的渴望［11］。

其次是意象的朦胧性。《古诗十九首》的诗文风格偏于显豁，意象内涵也比较明朗单纯，与之相比，《咏怀诗》因其幽微的抒情风格导致其意象更加朦胧、多义。诗中常用寓意并不十分明确的意象，这种象征艺术与阮籍自身飘忽不定的思绪情感有关，如《咏怀诗》其五“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中的“赵李”究竟为何人，至今专家学者无法指实。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地方是不明确的［12］。

3 结语

作为魏晋诗歌的代表作品，《咏怀诗》转益多师，受到《古诗十九首》等前人作品影响颇深，在诗歌语言、题材内容等方面从传承到发展，汲取了大量养分，在思想与艺术上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成就。《古诗十九首》和《咏怀诗》都是混乱动荡时代留下的精神产物，二者虽然在情感表达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表达的主题均是人生的价值，或积极进取，或退守本真。儒家有言“立德立功立言”，阮籍更是自谦“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文人志士的精神信仰并没有随时代变化完全消散，忧生之嗟是乱世文人对生命意义的由衷发问，那个时代留下的作品和作品中蕴含的诸多哲思值得后世代代相传，并不断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鹏飞.方维仪对《古诗十九首》的接受及其美学意义［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3）：8-14.

［2］ 张慧菱.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四言诗演变为五言诗探析［J］.今古文创，2022（6）：34-36.

［3］ 夏洵若.试析曹叡诗作入选《古诗十九首》之可能性：关联魏明帝收录曹植作品及对其模仿的事态论证［J］.中国韵文学刊，2021，35（4）：5-14，20.

［4］ 谢艳明.译者的“他者”思维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反观：以《古诗十九首》为例［J］.长江学术，2021（2）：84-90.

［5］ 徐国荣，梅嫣.《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4）：11.

［6］ 李金地.阮籍《咏怀》诗与李商隐《无题》诗“文心”比较［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4（3）：19-24.

［7］ 丁宏武，王少杰.“洪生”与“虱子”的对立统一：阮籍对礼法之士形象的经典塑造及其审美意蕴［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4，35（2）：5-11.

［8］ 李妍颀.概念语法隐喻视域下的汉诗英译：以阮籍咏怀八十二首（其一）为例［J］.品位·经典，2021（10）：70-73.

［9］ 中国古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30.

［10］ 邢乐萌.《文选》五臣注与开元初年的文学风向：从阮籍《咏怀十七首》注说起［J］.杜甫研究学刊，2023（1）：12.

［11］ 姚素华.文化传承视野下阮籍和嵇康述祖主题创作与人生价值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39（1）：118-120.

［12］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93.

作者简介：张学椿（1977—），男，福建上杭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