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代芬

内容摘要：每当人们对自己前途命运深感无力时，常会用非理性的角度来解释事物的不可名状，常言“宿命”，而宿命书写也是文学创作中经久不衰的话题。王安忆在《长恨歌》的创作中通过一个女性四十年的情与爱，展现了女性从豆蔻年华到美人迟暮的生存境遇，宿命论的悲剧色彩贯穿始终，揭露了女性长久以来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是对人类整体命运的观照。因此王安忆《长恨歌》中宿命书写的价值有三：其一，借王琦瑶的四十年来观照女性命运乃至人类生存困境；其二，纵使宿命睥睨千军，但人们还有主观能动性来奏响英雄进行曲；其三，宿命概念的提出削减当下的浮躁、焦虑风气，是对时代难题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王安忆 《长恨歌》 宿命书写 悲剧

“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哲学概念，先秦时期孔子有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1]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到人的生存发展规律：“人禀气而生，舍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富贵贫贱皆在初禀之时，不在长大之后随操行而至也。”[2]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维系封建统治的文化纽带，相应地，宿命意识也就被视作封建统治者控制众人的思想道具。由于宿命论在一定年代与政治挂钩，因此也常被诟病为“封建糟粕”，但是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这样解释“命”：“命乃指人力无可奈何者。我们做一件事，这件事情之成功与失败，既此事的最终结果如何……而乃是环境一切因素之积聚的总和力量所使然……这个最后的决定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命。”[3]因而宿命意识不是简单的唯心主义，而是智慧的古人从宇宙万物、世间万象中总结出来的一般事物发展规律。

“宿命”概念的提出则是在佛教领域，《佛源语词词典》中指前世的生命，佛教认为人在过去世是有生命的，或在天上，或在人间，因有善缘转生今世而为人，故转生前的生命为宿命。佛教对于宿命的定义为其的后续发展及意义扩大化注入了血缘轮回、无常、前生今世等基本机理。随着众人“命运”意识的深入，加之佛教文化的传播，现在的宿命由原来的佛教术语上升到了哲学境界，一般指人的命运在各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耦合下，往人类所不能理解、控制的方向发展，往往具有悲剧色彩。王安忆的《长恨歌》是文学中宿命书写的重要作品，人物结局极具悲剧感，情节的连缀体现偶然性与必然性交合，其价值贡献亦是有迹可循。

一.悲剧起舞：命运的兴风作浪

悲剧，源自于对古希腊戏剧的理论研究，指个人力量在遭遇到某种强大力量却又无能为力的状态。叔本华曾将悲剧分为三种状况，其中一种便是起于盲目的命运和偶然的机运，《长恨歌》中王琦瑶便是这一种悲剧，愿望与结果所构成的反差往往磨砺出锋利的命运之刃，人们前仆后继，耗尽世间珍宝也未能使其手下留情。

王琦瑶第一次穿上婚纱是在片场试戏，“导演告诉她，她现在是一个旧式婚礼中的新娘”。[4]38但其实那个时候王琦瑶才16岁，即便少女会情窦初开，可到底没有去风月场上一探究竟，因此不管怎么调动面部肌肉，也不能成为导演规定的“娇羞的，妩媚的，有憧憬又有担忧的”[4]39样子，所以最后“红盖头揭起时，她脸上只是木着，连她天生就有的那妩媚也木住了[4]39，导演意识到她走不了电影这条路，不免失望。第二次穿婚纱则是在参加“上海小姐”选美比赛中，为了在比赛中拿到好的名次，大家商定将结婚礼服放在压轴的位置，并要别出心裁地设计“别人都是婚礼的表演，婚服的模特儿，只有她是新娘”[4]75。最后也没有让王琦瑶等人失望——摘下了花冠，代表着“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4]77，成为了“上海三小姐”。这一次王琦瑶似乎是到达了她人生中的巅峰——“三小姐”的名号让她与李主任这样的权贵人物产生了联结，可是祸福相随，她似乎也隐隐感受到命运的脉动：“在那最后的时刻真正来临之前，她还来得及有一点点惋惜，她想她婚服倒是穿了两次……可真正该穿婚服了，却没有穿”[4]110。是啊，她那时就已经懵懂地察觉到姻缘的不可知和无力改变。前两次穿婚纱气势恢弘的铺垫，终没等来第三次绚丽美满的婚姻，落空带来的不甘、悲哀堆积如山，王琦瑶的满心期待与欢喜，如秋之落红徐徐落地，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王琦瑶19岁住进爱丽丝公寓，过上了在旁人眼里算是幸福的生活，可是在19岁就来定义一个女人的一生无疑是苍白无力的。她是弄堂的女儿，尽管身上天赐的智慧从小便显山露水，可她也是平凡女子，依旧希望有人疼她爱她，免她四下流离，免她无枝可依。最后一次穿婚纱也就是“上海小姐”决赛时，王安忆暗示意味极强地说：“这是最后的出场……都到了终了。”[4]75这里淡淡的悲哀显得无名：不管最后能否那拿到名次，畢竟根据流言“‘上海小姐的三名位置已经全被人买下”[4]71-72，能够站上决赛舞台就能比下去很多人了，所以这悲哀不应是为名利；而“王琦瑶穿上这婚纱真是有体己的心情，婚服和她都是带有最后的意思，有点喜，有点悲，还有点委屈”[4]75，在王安忆这样的描述下，此时的悲就逐渐有了轮廓——那是王琦瑶对自己命运的邂逅，明明没有任何悲的理由，但她好像看见了自己未来几十年的颠沛流离，自爱丽丝公寓这个顶峰，一点一点下滑至无尽的黑暗。因而这里悲哀的氛围实则是命运的暗示，是宿命在叫嚣，张牙舞爪要将王琦瑶拖入它的血盆大口。王琦瑶深切地感受着悲剧感，却也无能为力，难以跳脱出那个时空、时代乃至命运的桎梏，只好“低回慢转都在作着告别”[4]75。

从邬桥再次回到上海，是王琦瑶尝试抚平过往伤痕的重生，也是她对自己仍有光泽的余生的交待，亦是在逃离命运的途中，与命运的不期而遇。王琦瑶住进平安里三十九号三楼，尽管周遭的一切景与物都在唤醒曾经在上海的那段锦绣时光，但是今昔不同于往日，再加上每一次悲剧亲临都是对智慧的发蒙，平安里的她平平淡淡、一丝不苟地生活着，细细咀嚼着生活的百般滋味，直到一些新的人又走入她的生活。康明逊的出现使王琦瑶意识到“自己真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为他做什么都肯”[4]238，这对她那颗自李主任出事后残缺麻木的心来说，又是一次震耳欲聋的唤醒。再一次面对“爱”的命题，王琦瑶显得热烈又克制。其实两人一开始都知道和对方是一样的人，即便是“相互间不乏吸引力”[4]229，可也绝对不会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正大光明相爱所要面对的挫折困难相比，两人间的爱还是不值一提。毕竟王琦瑶给李主任做外室的历史以及康明辉管自己母亲叫二妈的家庭况遇，是二人“同极相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嘴上什么也不说，心里都苦笑着，好像在说着各自的难处，请求对方让步。可是谁能够让谁呢？”[4]226不过王琦瑶早已参悟，并非所有心心相印的爱都能得到婚纱的回应，因此她“本是以利益为重的人生，却因这段感情与利益相背，而有机会偷闲，温习了爱的功课”[4]235。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认为：“爱，如同一切真理程序一样，基本上是非功利的。”[5]即像王琦瑶那样，在洪水猛兽般的爱面前，对自己的利益缴械投降。当王琦瑶选择独自一个人承受两人相爱的恶果时，也许会觉得自己无畏的付出使这段感情晕染上圣洁的光辉——金银财宝、功名利禄换不来，豺狼虎豹、魑魅魍魉攻不破。可事实上，一切都会不可避免地落俗。最后的最后，“桥归桥，路归路”[4]286，两人又各自隐退于人海中。王琦瑶虔诚地苦行以求真挚热烈的爱时，命运回响，只还给她几句玩笑话。她当初爱得奋不顾身，如今竟几句玩笑话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样的场面实在让人唏嘘。

而后来与老克腊的故事，冥冥之中似乎又是一个命运轮回。在派推上遇到老克腊时，王琦瑶只当他是和张永红一样的忘年交，可偏偏老克腊醉心于旧式的罗曼蒂克，正好诸多岁月在风韵犹存的王琦瑶身上游走，所以老克腊一来就被她吸引了。于是两人一起细数着四十年前上海的种种，一个是回忆，一个是憧憬，于此时空交汇，彷佛世间没有年龄一般，营造出一种真实的梦幻。有着四十年的经历训诫，王琦瑶深知和老克腊的故事终究也不过一场镜花水月，因此只能偶尔惋惜：“这算什么呢？要是早四十年！”[4]393，余下的便是谨慎地规避着悲剧。尽管如此，不管她再怎么小心翼翼，命运的无常横扫千军，宿命中的悲剧感像是蛰伏在王琦瑶血肉里，时辰一到，势不可挡地复苏。和老克腊发生了该发生的一切后，王琦瑶便正面迎接着早已安排好的一切。殊不知，这些都只是昙花一现，恋旧其实只是老克腊的表面风格：他的内心依旧装满了四十年后的摩登新潮，他只爱四十年里如锦如绣的高潮而非罗曼蒂克惨淡的结局，他终究是个一往无前的现代青年；拒绝王琦瑶，是他内心不容抗拒的指示。于是王琦瑶希望晚年有人陪的愿景，和着她波澜的一生，无声地被虚无吞没，昭昭而起的，是命运的五指山。

二.偶然与必然：因缘巧合都是命中注定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谈命运》中这样说道：“所有事情的发生不但具有完全的必然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是客观确定的，因为这些事情在预言者眼里，皆早已显现为此刻已发生了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将其归因于因果链发展的必然结果。”[6]6这里的“某种方式”其实指的就是某种契机，本质上指的是偶然性，因此事情的发生是联合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共同力量的，故《警世通言》曰：“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7]

上海有成千上万个巷弄，巷弄里又有成千上万个王琦瑶，而《长恨歌》中的女主公王琦瑶是众多王琦瑶中外貌更出众、对周遭的体察更细敏、也更聪明的那一个。如果不是因为好朋友吴佩珍偶然邀请她去片厂玩，被导演注意到她身上的美，然后推荐给程先生，继而出现在《上海生活》的封二，王琦瑶就不会成为闻名一时的“沪上淑媛”；如果不是在程先生和蒋丽莉母女的大力支持下，王琦瑶也许就不会成为炙手可热的“上海三小姐”，也就不会在爱丽丝公寓里发生如梦如幻的一切。可是，即便是没有那些如果，王琦瑶就真的会在上海巷弄里平平淡淡地度过往后余生了吗，那倒不见得。毕竟一条一条的因果链环环相扣，“如果”这种偶然性万变亦不离其中的必然性，兜兜转转，回过头来发现是宿命在莞尔，不妨以王琦瑶的死为例具体分析。

王琦瑶死于他杀，这看上去是一个偶然性很强的小概率事件，可是“一切发生的事都有其严格的必然性经验”[6]4，仔细剖析，处处都是命运的痕迹，我们无话可说。首先王琦瑶是当年名噪一时的人物，而王安忆在小说开头就铺垫了“流言”，说“流言”在“弄堂这种地方，从一扇后门传进另一扇后门，转眼间便全世界皆知了”[4]8，因此即便是王琦瑶在平安里低调做人，她的来历也难免会被翻出，难免会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并且还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添油加醋，因为“流言有一种蔓延的洇染的作用，它们会把一些正传也变成流言一般暧昧的东西”[4]8，后来长脚的一席话也正好印证了这个道理，“人家说你是当年的上海小姐，上海滩上顶出风头的，后来和一个有钱人好，他把所有的财产给了你”[4]445难怪曹雪芹感叹：“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8]7即使长脚没有见财起歹心，可是这么一个传奇人物，独居，并且手无缚鸡之力，还是会吸引其他不速之客的。所以王琦瑶因流言招来的祸患，是必然的。不过王琦瑶一开始也怀疑过长脚的，感觉得出他没有做什么正当工作：“世上凡是自己的钱，都不会这样花法，有名堂地来，就必要有名堂地去，如长脚这样漫天挥洒，天晓得是谁的钱”[4]408，但她也沒有再继续多想或者采取什么措施了，兴许是觉得长脚对自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后面几次吃饭，长脚就逐渐显露出自己的心思了：先是在大家吃饭闲聊的时候提起他在搞外汇黄货的业务；又在王琦瑶卧床不起的时候尽心尽力地去照顾她；尔后聊天的时候便故意说起现在黑市上的黄金价，王琦瑶也不露财，说自己没有黄货，与此同时也说明了王琦瑶根本没意识到长脚会带给她的劫难。甚至到长脚决计上门偷黄货前，王琦瑶都没意识到流言引发的危险，而命运之神总是在高处看着一切。于是到了最后那个不眠之夜，王琦瑶撞见长脚上门偷黄金，和长脚周旋起来与平时无二，这既是岁月洗礼带给她的镇静自若，也是祸难临头、不知者无畏的孤勇。在寻常匪徒面前，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是决不敢像王琦瑶一样牙尖嘴利不饶人，更别提胁迫对方去警察局，王琦瑶便因为没有弱者的智慧，从人间的临界点绕了个弯，匆忙奔赴黄泉。死前，她依稀看见了自己四十年前在片场试戏时的摇曳灯火，然后顿悟：“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死于他杀。”[4]448最后的结局呼应开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是命运无休止的轮回。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样的意难平闻者嗟叹，当事人亦会悲愤，感慨世界的光怪陆离、命运的荒诞离奇。就连银河星云里的微尘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归处，遥远而明亮地沉默着，因此人们万古如一日的意难平经天纬地，依然横亘在内心深处。

原来王琦瑶开篇便窥见自己命运，但那时谁也不知道就是最后的结局，只任江月流转，到头来还是没躲过宿命的魔爪。她还是推不翻层层因果扣上的枷锁，于众多所谓可以规避的偶然性中，与等待她多时的必然性对视。

三.宿命主题的书写价值

《长恨歌》书写了王琦瑶起起伏伏的一生，当中一定篇幅述说了她对美好生活和人生理想的追求到最终愿望落空、惨淡离世的过程，氤氲着悲剧色彩，宿命论思想贯穿始终。这里面女性命运的漂浮不定以及繁华城市下微小个体的生存困境，无一不表达着生活的身不由己、人性的复杂难解以及人世间的艰险苦恨。但是王安忆并没有一味地悲观诉说，为写宿命而絮叨宿命，而是将自己对此的观察感悟写进人物命运中，引发读者关于宿命的思考。本文总结了王安忆《长恨歌》宿命主题的书写价值，有以下三点：

其一，借王琦瑶的四十年来观照女性命运乃至人类生存困境。在中国几千年父权社会的影响下，女性在生存发展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波伏娃指出：“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9]《长恨歌》中的《闺阁》篇运用了大量笔墨，集中地诉说了女性的种种无奈：首先是复杂的外部世界对她们的思想文化渗透——“弄底黑漆大门里的小姐同隔壁亭子间里舞女都是她们的榜样……她们人在闺阁里坐，心却向了四面八方。”[4]16在这样的环境下，谁来为女性立心立命？从小耳濡目染的便是这个留有历史惯性的社会为女性定下的条条框框，她们学习着旧有经验，按部就班地生活又势必会重演过去无数女性的无可奈何。小说中王琦瑶极少犹豫，但在遇到人生中第一个机会——试戏的时候，她心理有些挣扎，“机会难道就是这般容易得的吗？她不相信，又不敢不信”[4]36，这与从小被灌输的道路、生存方式并不一致，可她又舍不得这么好的机会，犹豫再三后才选择抓住这个机会，其他女子面临这样的选择时，未必敢迈出那一步。然后是外部世界并未向她们允诺足够的安全感——“要说她们的心是够野的，天下都要跑遍似的……听了二流子的浪声谑语，气得要掉眼泪。”[4]16上述情形在现今也是偶有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李主任出事后要给王琦瑶留下黄金——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深谙一个女性在社会立足的难于上青天，何况是年纪貌美给人做过外室的王琦瑶。

王琦瑶是弄堂的女儿，和大多数底层人民一样，出身已成定局，可大千世界依旧变化无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社会思潮的涌动、当局战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就使得他们常常面对人生不易、世事难料和命途多舛等并感到迷茫仓惶。王琦瑶的人生脉络里呈现着许多人类共有的难题：对“爱”这一命题的无能无力——是否要为金钱名利而出卖自己爱的自由、爱是否真的能够克服双方所面临的万难以及个体的爱如何应对时代异变带来的的冲击等；阶层流动的艰难——“马太效应”日益显著的情况下，资源、信息被垄断， 底层人民何以突围；世界局势和国家命运带给个体绝对性的影响——当下的“俄乌大战”“佩洛西访台”以及各种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其影响无一不会短暂或长久、直接或间接地传导到个体，中国古代命理学的推算直接设置前提“在未发生国难天灾的情况下”，个体的无力感不言而喻。人类实在渺小，除了敬畏与谦卑，以及把握住当下转瞬即逝的美好与幸福，实在别无他法。

其二，纵使宿命睥睨千军，但人们还有主观能动性来奏响英雄进行曲。罗曼·罗兰在《名人传》中说道：“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10]所以不管宿命披着怎样的面纱，最后也会被流年之风吹掉，面对宿命悲剧的真实面目，英雄主义者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然后能动地用英雄的方式来反抗，再次书写丹青不朽的英雄史诗。虽然王琦瑶在《长恨歌》中看似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中，但其实她也曾奋起一搏想要做自己命运的舵手，薇薇是最好的证明。王琦瑶得知自己有了身孕时，并无做母亲的惊喜，因为这个孩子注定没有父亲，甚至连能否看见璀璨的上海也是个未知数。于是“她听天由命，抱着凡事无所谓的态度，她反正是没办法，就没办法到底也罢了”[4]452。所谓“过犹不及”“物极必反”，也许是王琦瑶这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反而是与命运抗衡的要道，老子有言：“柔弱胜刚强。”[11]生下薇薇后的王琦瑶，仿佛漂泊半生的小舟靠了岸，原本如飘飘沙鸥的她与这个世界有了更深的联系。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在上海发生碰撞，传统社会的偏见仍未被解构，因此一个未婚女子独自抚养幼儿的情形也很难被接纳。但王琦瑶敢于冲出父权社会下的女性困境，放弃依靠男人的幻想，以薇薇的出生为宣言，宣告进入新生，将过往的苦涩与忧愁编作温柔动听的摇篮曲，唱响环绕平安里的女性主义之歌，在与命运的较量中险胜一步。

此外，王琦瑶与程先生的故事也充分体现了她超越悲剧的精神高度。程先生在《长恨歌》中是一个痴情暖男形象，也是王琦瑶成长史的重要见证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王琦瑶美的挖掘者。无论是少女时代的倾心陪伴与付出，还是王琦瑶历经风霜后不求回报的悉心照顾，程先生的存在无疑是令她安心的避风港，是她一回头就能看见的希望灯塔。因此，对于追求实在“芯子”的王琦瑶来说，她随时可以于身世飘零时抓住程先生这个稻草，然后稳稳当当地开始余生的岁月静好生活。然而未曾料想，即便是在两人搭伙过日子时，王琦瑶也从未留程先生过夜，原因在于她并未将情深意切的程先生物化——程先生对她越是恩重如山，她就越要如履薄冰地维护两人之间的纯粹情谊，将恩义与情爱划出楚河汉界，不仅是王琦瑶的顶级真诚，还是她为数不多的真正参悟了的选择，亦是她对命运的绝地反击。因此王安忆在《长恨歌》中的宿命书写并非消极低沉的怨言怨语，而是以王琦瑶在逆境中的勇敢决绝、温柔坚定告诉众人：宿命以痛吻众人，而众人依然要报之以歌。

其三，荣枯有数，宿命概念的提出削减目前的浮躁、焦虑风气。当下的社会总是把成功捧得很高，可是成功和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即便是无数人前仆后继，命运之神还是会言简意赅地明示，没能把握命里定数的人只能落得陪跑的结局。古人常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太强的得失心终究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推向更远的地方，而这种得失心又化作一种执念无形地拷问、鞭打着自己，如西西弗斯的石头一般没有尽头，痛苦和怨念亦是没有边际。所以非分的期待使人落空，执念者痛苦；安宁平静地认识命运而不屈从命运，觉悟者幸福。王琦瑶在经历过第一段爱恋后，对正式的婚姻便不抱希望了，“她满脸泪痕地笑着：‘像我这样的女人，太平就是福。”[4]229在此之上的，都是不切实际的期待，除了听命而为，别无选择。于是她不再声嘶力竭、歇斯底里地去追求那些虚幻、抓不住的东西，“不妨抓住眼前的欢爱。虚无就虚无，過眼就过眼，人生本就是攒在手里的水似的”[4]229。

时间消解幻想、浮华，平淡、真实在其野。“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8]18曹雪芹如是说。因此那些济济于功名利禄、末了却精疲力竭无所得的人也不用怅然自己明珠不加雕琢了。知晓命运使人脱离偏执、焦躁的桎梏，解构本就架空的异想天开，抵挡由心生发的贪嗔痴；不向命运屈服则又意味着在旧有合理性的大厦下还有很多可能，传递着人之所以为人的神圣奥秘，以及诉说着人生是旷野而非轨迹的神话。因此当人们了然宿命的特性后，以不变应万变，平和从容地向理想稳定输入力量，狭隘偏执的怪圈便会自讨没趣，然后敬而远之，在这样的状态下，浮躁、焦虑退潮，自己内心所追求的成功悄然而至。

宿命书写是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无论是传统小说中的《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等，还是以《长恨歌》为例的现代小说，从未停止进行关于女性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文学来源于现实，在现实的土壤中汲取养料，强调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因而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照见现实。宿命论区别于现在科学理性的认知框架并补充了其看待世界的视角，读者阅讀这类主题的文学作品时也能从多种角度来看人间百态；而哲学范畴的宿命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现代文学作品的精神品格，值得当代文坛借鉴。[12]至于宿命书写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亦须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毕竟文学在社会结构中扮演者观念性上层建筑的角色，对人类精神迷途的解救、生存困境的点拨有着重要作用，因此《长恨歌》的宿命书写仍旧传达出一种经典所承载的文化使命。

注 释

[1]孔丘著.陈晓芬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5-27.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99.

[4]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5][法]阿兰·巴迪欧著，邓刚译.爱的多重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1.

[6][德]叔本华著，衣巫虞译.叔本华随笔[M].重庆：重庆出版社，2022.

[7][明]冯梦龙编著；杨桐注.警世通言（注释本）[M].武汉：崇文书局，2015：142.

[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9][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840.

[10][法]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名人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83.

[11]老子著，李若水译.道德经[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34.

[12]王卫平，陈广通.宿命的悲剧——作为哲学范畴的宿命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投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01）：96.

（作者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文化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