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玲玲

(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巢湖 238024;泰国西那瓦大学 人文学院,泰国 曼谷10700)

习近平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国外文局建局70周年巡礼以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将它上升到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和提高中国软实力这一国家重要喉舌的层面。外宣翻译作为中国宣传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讲好中国故事”和“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渠道,发挥着巨大的传播力、影响力和不竭的创造力。“外宣翻译是对外传播工作与翻译实践活动的耦合”[1],“几乎涵盖所有的翻译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级部门从事对外宣传方面的翻译活动,也包括各种媒体报道、政府文件公告、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介绍、公示语、信息资料等实用文体的翻译。[2]”它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和重大贡献,为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提供保障。然而,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些西方媒介兜售鼓吹“黄祸论”“红祸论”,渲染炒作“中国威胁论”“军事威胁论”,这些“噪音”的干扰将直接影响跨文化传播效果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在“文化走出去”向“文化走进去”过渡的弥合之际,将外宣翻译视为一个符号系统,分析其噪音形成的轨迹和意义,“将噪音问题引向意义发生的初始和社会文化的深层”[3],不失为跨文化传播的又一条有效路径。

一、“噪音”概念的跨学科演化

“噪音”研究起于信息论,成于传播学,延于翻译学。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从信息论的视角将“噪音”视为影响信息传递准确程度的重要因子,认为“噪音”是“造成信号空间内每个点的位置出现小幅度不确定性”的关键元素[4],并引入“熵”、“冗余”和“冗余度”等概念与信息确定程度进行关联。当信息不确定程度越高时,“熵”值越大,“冗余”信息增多,“冗余度”也随之增高。在信息论的基础上,比特内(John Robert Bittner)从传播学的视角将“噪音”概念纳入社会传播模式当中,进行内部噪音、外部噪音和语义噪音的三重分野。维尔德伯(Rudolph F.Verderber)等人将“噪音”与“干扰”对应,认为传播学中的“噪音”是“任何阻碍意义共享进程的刺激物”[4],明确将物理噪音和心理噪音区别开来,“噪音”在物理属性层面的数值化探讨渐少。奈达(Eugene A.Nida)从翻译学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噪音”在语际传播中对译者主体性构造和翻译跨文化属性的影响,将“噪音”研究疆域延展至人文领域。

国内外关于“噪音”的研究同轨不同向。国内研究虽沿袭信息论、传播学等传统路径,但以语言学和符号学为研究视角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语言学中诸如“赘余”、“冗余”、“羡余”等概念的提出,辨明了“噪音”与“冗余”等同类概念之间的文化关联。资深符号学家赵毅衡认为“噪音”是“冗余”的一种,可以等同于冗余”[5],打开了“噪音”与“冗余”的符号互通之门。何一杰引用皮尔斯符号学“三分法”之精要解释“噪音”,将消极冗余等同于“噪音”[6],进一步明晰了“噪音”意义的符号表意范围。

纵观国内外,“噪音”研究理路和轨迹清晰,但当前诸家理论单枪匹马剖析“噪音”现象时有,跨学科或多学科领域融合探讨较少。对“噪音”意义旨趣研究不浓,而将外宣“噪音”问题引入符号学的概念阐释者寥寥无几。

二、外宣翻译与“噪音”

噪音论在信息论、传播学的基础上,得到国内外学者在符号学领域的再度剖析,“噪音”被拓展为冗余的符号。赵毅衡认为在暂不追究信息中某种“不需要的干扰因素”究竟是来自原文本,还是来自传送过程的前提下,“噪音”就是“冗余”[5]12-13,与冗余同样涵盖消极和积极成分。这与布斯曼(Bussmann H.)的“噪音是另一种形式的冗余”以及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在封闭文本中将噪音与冗余等同”[7]的观点颇为同理。所有这些说法都在回应一个判断,即“噪音”有其存在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一来,“噪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既然冗余是意义活动的普遍现象,不可能有无冗余的“纯文本”。[5]13那么,在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冗余不可避免[5]13的事实也就意味着“噪音”不可避而不谈。二来,“噪音”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作为消极冗余的“噪音”,它是关联域之外的观相进入了感知,使意义持续单向;作为积极的冗余,制约着意义发展的方向,引导意义往预期理想效果推演。

(一)“噪音”之普遍性

学界对于“噪音”的定义众说纷纭,针对“噪音”的物理内涵以及文化外延的众多解释与建构可谓“百家争鸣”,足以说明厘清“噪音”概念的重要性。赵毅衡从符号学的视角指出对象由于获义程度的不一产生了信息和意义的不匀质现象,形成了三种意义片面化情况——悬搁、噪音和分区。“意向性的悬搁和分区产生意义的观相,这部分观相贡献了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一些观相溢出,它既没有被意向性悬搁,也没有贡献意义,这些观相就是此次获意活动中的符号的噪音。”[5]12-14至此,“噪音”是在悬搁意向性不理想的情况下产生的,“噪音”可被视为“应当但是未能被本次意义活动成功悬搁的非关联感知。”[8]4此外,“噪音几乎不可避免。因为事物的对象性并不是由意识用目的论方式构成的,所以要把“非意义观相”排除在关联域之外,不可能绝对有效。”[8]4这与齐泽科(Slavoj Zizek)的噪音普遍性论述如出一辙。既然“噪音”普遍存在,那么外宣中的“噪音”也不例外。

外宣翻译作为文化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当今国际跨文化交际紧密关联,已然成为模塑意义世界的传播途径。然而,纵观西媒,外宣“噪音”无处不在。从近代“东亚病夫”“黄祸论”“睡狮”到当代“红祸论”再到如今盛行的“中国威胁论”,这些“污名”似乎一直不断被生产并与中国形象的发展如影随形。[9]138一些西方新闻舆论界曾一度鼓吹“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9],颇有黑化中国为之嫌。作为唆使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罪魁祸首,“dragon”(龙)一词在西方早已臭名昭著,乃邪恶之象征,自然成为贬义的符号。反观中国,“龙”(中国译为“Loong”)在古代被视为权利和地位的象征。作为四灵之首,真龙天子常用来形容帝王。中国人常常将“龙”与富贵吉祥、五谷丰登相关联皆因龙的谐音“隆”,显然“龙”是拥有褒义性质的符号。在外宣中,由于异质文化的碰撞,不同文化语境的意向性解读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进而加剧“噪音”的产生。所以在意义形成过程中,任何解释者都会感知到不必要的符号元素,[5]13或曰“噪音”无处不有,无处不在。至此,“噪音”与外宣翻译共生共存也就言之成理了。一者,“噪音”的普遍性使外宣翻译成为与国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短兵相接的竞技场;二者,“噪音”的普遍存在需要对解释项的意向性阐释,外宣翻译不仅要“发出声”,更要“发对声”。

(二)“噪音”之两面性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消极冗余就是噪音”的观点值得商榷。从符号学意义延伸的维度出发,赵毅衡精辟的指出“噪音”与冗余等同[5]1313,“噪音”与冗余同样涵盖消极和积极成分,此种说法言之有理。“积极冗余对解释有益,而消极冗余则是对解释而言‘不需要’的成分”,[5]12两者皆依赖于解释项的意向性阐释。外宣翻译中的“噪音”同样具有这种两面性。其一,作为消极的冗余,“噪音”是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阻力,时刻挑战着基本公平正义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其二,作为积极的冗余,“噪音”是调节跨文化交际的润滑剂,刺激人类认知预警系统,重塑国际秩序和文化体制,择例以明之。

一些西方国家一直以来试图对亚洲舆论进行话语垄断,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地,如通过各种公开媒介将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化”,将病毒溯源政治化。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与“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和“Wuhan virus”(武汉病毒)相关报道就多达上千条。其中一篇题为“Trump Administration Derides ‘Wuhan Virus,’ As Beijing Extends Aid To Other Countries”的报道中提及“Whil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lames China for what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calls the ‘Wuhan virus’”等内容,旨在表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将新型冠状病毒与特定国家和地区相连,明确美国政府对所谓“武汉病毒”称谓背后的政治立场。此外,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多篇报道也提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直指新型冠状病毒为“China virus”“Chinese virus”。而援引另一篇题为“Congress’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 chair: It’s dangerous for Trump to call coronavirus ‘the Chinese virus’”的报道,文章认为特朗普称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的做法很危险,因为错误信息导致亚裔美国人或任何在美国看起来像东亚人的这类群体,种族主义和仇外攻击情绪表露愈发明显。更有甚者,特朗普在重启竞选的演讲中“戏说新冠”,使用政治修辞美其名曰“Kung flu”(“kung”源于中国对功夫的音译“kungfu”)。诸类噪音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意。一者,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嫌疑致使美国国内舆论纷纷,引起了美籍华人和亚裔等群体的不满,挑战基本公平正义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即消极之冗余;二者,执政党利用“政治病毒”转嫁国内防疫不力,重塑国际秩序和发展体制,赢得了美国国内一众选民的支持,“噪音”摇身变成积极之冗余。括而言之,“噪音”在形成的过程中,既有消极冗余的特性,也有积极冗余的品质,两者皆依赖于解释项的意向性阐释。

二、“控噪”与“除噪”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开创了符号意指的“三分法”(trichotomies),即“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皮尔斯将符号可感知的部分称为“再现体”,符号所代替的部分为“对象”,符号引发思想的部分称之“解释项”。[10]皮尔斯进一步指出,“解释项变成一个新的符号,以致无穷,符号就是我们为了了解别的东西才了解的东西”[10]。换言之,任何符号都可以引向无穷意义当中,形成符号所谓的无限衍义过程。符号的意义本身就是无限衍义的过程,不用衍义就无法讨论意义。[11]在外宣中,翻译作为“解释项”发挥着符号表意的功能,将意义引向无限衍义的过程当中,使意义趋向无穷。依据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皮尔斯创建了一个由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规约符(symbol)所构成的第二个“三分法”,这被视为符号分类中最根本的一种。像似符是表现对象本身具有的某种特征,指示符是与指称对象构成某种因果的或者时空的连接关系,规约符是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形成的具有习惯性的一般观念的联想,[12]三者密切关联。将外宣翻译中的“噪音”视为符号表意系统的一部分,“噪音”可作为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中的任意一种。除了以像似符的身份经历指示化和规约化过程,还可以还原指示符和规约符向“再次像似符”转化的过程。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噪音形成的轨迹和意义,为外宣“控噪”和“除噪”之道的重释提供崭新的视角。

(一)“控噪”之道

在“西强东弱”的国际话语体系下,中国长期处于被西方媒介压制和把持的窘境当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霸权主义利用自上而下的外宣翻译制造“噪音”,传达国家语言政策,隐性地操控公众的意识形态走向,从“韬光养晦”在外宣中的翻译可见一斑。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顾问白邦瑞曾在公开场合将“韬光养晦”翻译成“Hide one’s capability and bide one’s time——直译过来就是‘隐藏力量,等待时机’”,译文易被误读为“心机重重”“老谋深算”“居心叵测”。国外还有一些英文书籍或文章进一步翻译成“隐藏能力、假装弱小”,或者“隐藏真实目的”,“隐藏野心、收起爪子”。中国多次指出美国政府在《中国军力报告》中对‘韬光养晦’的翻译是错误的。“噪音”是外宣翻译中符号表意系统的一部分,既是无意义的,也是不需要的冗余,它使意义持续单向。一旦在无限衍义基础上获取“意图定点”,便可通过最终“解释项”得以规避。查考《汉语大辞典》,“韬光养晦”释为“隐藏才能,收敛锋芒,不使外露”,使用变译“keep a low profile”作为解释项,意在彰显中国低调不张扬的发展路径和收敛锋芒的谦虚态度,成为能被本次意义活动成功关联感知的有益成分,进而将消极冗余向积极冗余的方向推演,扭转意识形态走向,促进跨文化交流。

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局势的外宣报道中,俄罗斯称之“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特殊军事行动),认为这是一种反压迫性的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大部分西方国家冠以“Russia-Ukrain War”(俄乌战争)、“Russia invasion”(俄罗斯入侵)之名。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与“Russia invasion”和“Russia-Ukraine conflict”(俄乌冲突)主题关联的新闻报道总数比例悬殊,前者约为后者的15倍,相同的情况见诸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根据merriam-webster字典关于“war”(战争)的释义:

(1)a state of usually open and declared armed hostile conflict between states or nations;

(2)a period of such armed conflict。

“war”通常指国家或民族之间公开的武装敌对冲突,或是可维持一段时期的武装冲突。解释中都使用了“armed”,而“armed”意为“furnished with weapons,also using or involving a weapon”。言下之意无论是配备武器、使用武器还是牵涉武器,“war”都与武器密不可分,意在阐明这是一场带有强烈军事武装色彩的战争。而转向“invasion”一词,从释义“especially incursion of an army for conquest or plunder”内容可见,“invasion”尤指军队为征服或掠夺而入侵,牵涉到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性行为。显然,使用“invasion”一词后其侵略色彩众目具瞻。管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局势的主流态度,通过翻译发挥符号表意功能在外宣中留下“噪音”痕迹,人为引导意义发展方向,使意义持续单向,从而为政治阵营的重新划分埋下伏笔。籍此,中国使用“Russia-Ukraine conflict”(俄乌冲突),亮明客观态度和中立立场,有效避开了卷入国际政治争端的乱圈。可见,任何符号都可以通过解释项的阐释将意义引向无穷,形成无止境的无限衍义过程,一旦在无限衍义基础上获取“意图定点”,便可通过最终“解释项”得以规避。“控噪”能客观科学的呈现外宣的态度,通过翻译促进有反嚼信息的有效吸收,为深挖意识形态背后的人为操弄对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提供思考。

(二)“除噪”之道

传播学将“噪音”界定为“任何附加在信号上而非信源有意传送的东西。”[13]信息论认为,“噪音”在编码和解码互通的过程中受“信道”或“通道”影响而产生。显然,两者强调了信息传递过程对“噪音”形成的影响,却忽略了“噪音”亦可作为信源,在元信息传递的初始阶段就偏离了轨道。而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噪音”在外宣传播中考证艰难,常常成为意识形态导向的隐性操手。正如赵毅衡所言,“一种解释中的噪音在另一种解释中可以去噪音化”[11]。因而,解决元“噪音”问题需要翻译拥有对同质文化的不同质解读品性,对各族群文化思维差异的读解能力。

作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在全球疫情下领跑复苏,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之一。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快速发展的形象被“污名化”现象时有发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危机意识和利益因素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如今的“中国威胁论”实质上是西方以“军事威胁论”“粮食威胁论”“经济威胁论”“网络威胁论”“地缘政治威胁论”等论调制衡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政治手段。China Today(每日中国)在题为“Clarifying Misunderstandings, Conveying the Essence”的报道中提及“Is the initiative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arshall Plan designed to fill the power vacuum left by the U.S.?”等内容,就西方鼓吹的“一带一路”政策下的新“中国威胁论”作出了解释。引用“Marshall Plan”(马歇尔计划),旨在反驳“中国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一说。援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对新型冠状病毒以“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和“Wuhan virus”(武汉病毒)的称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借“Spanish Flu”(西班牙病毒)的案例进行反驳,以揭开同类事实的真相。华春莹对菲律宾前驻美国使馆新闻官帕格里纳万所指出1918年源于美国堪萨斯州莱利堡的全球大流感病毒被歪曲为“西班牙病毒”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此次美方政治化新冠病毒溯源是“西班牙病毒”的历史重演。

“Marshall Plan”和“Spanish Flu”体现了指示符号的像似化过程,用具有典型性质的政治案例作为指示符号,构成某种因果或时空的连接关系,引导受众在像似化关联后作出判定,形成规约意识,使符号表意从属社会规约,为洗脱“中国病毒”污名提供像似凭据。一面,像似性是推论的基础或依据[12],指示符号一旦被人利用和操纵,就会经历像似化的过程。“重复出现的联想性推断一定会变成以规则为基础的推断,”[14]规约符号再次引导受众形成以经验和惯例为基础的新意义。另一端,“噪音”的露迹是意识形态背后人为操弄的结果。关于新冠病毒的溯源,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新冠委员会主席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新冠病毒或许并非来自自然,而可能来源于美国生物技术实验室的一次意外事故”。“政治病毒”噪音的形成是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的政治手段之一,旨在提高美国政府的国民支持率。所以,无论是“Marshall Plan”还是“Spanish Flu”都经历了指示符号的像似化探索路径,在语言发展和意义演变的基础上,形成了可以“再次像似化”的规约符。援引丁尔苏的论述,“像似符号规约化是符号演变过程的一个必然阶段。”[12]基此,“除噪”之道首当其冲要从源头廓清“噪音”本质,利用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三者间的关联,克服受扰“噪音”,避免陷入话语逻辑的怪圈。借以灵活的翻译策略形成像似化关联,将消极冗余向积极冗余方向推演,引导受众形成规约法则,产生遏制和刺激的双重效应。

巴尔特(Roland Barthes)曾精辟的指出,“社会希望有意义,但它同时希望这意义周围伴有噪音,以使意义变得不那么尖锐”。[15]一方面,“噪音”是消极的冗余,它是不需要的冗余,它使意义持续单向;另一方面,“噪音”是积极的冗余,影响着意义朝理想的方向推演。“噪音”二重性特质明确了问题存在的轨迹和发展的方向,为意义的生成逻辑提供学理性反思。在外宣翻译中,“噪音”无处不在,无处不有。适度“控噪”和“除噪”是围堵外宣对抗式解读的有效策略。当出现“噪音”问题时,翻译作为“解释项”发挥着符号表意功能,将意义引向无限衍义过程当中,避免陷入话语逻辑的怪圈。当需要体现意识形态导向和政治立场时,翻译利用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三者之间的关联,以像似符的身份经历指示化和规约化过程,还原指示符和规约符向“再次像似符”的转化过程,克服受扰“噪音”,深挖意识形态背后的人为操弄对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

总之,巴尔特的“艺术无噪音”和“艺术全噪音”理论精辟的指出了“噪音”存在普遍性和必要性的价值。在外宣翻译中,“噪音”是符号表意系统中的一部分,“符号意义只有在对抗和衍生中才真正成为意义。”[11]“噪音”的普遍性决定了翻译是与国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短兵相接的竞技场,“噪音”的两面性决定了翻译是捕捉和鉴别源生意义与社会文化意义的重要凭证。“控噪”能客观科学的呈现外宣的态度和问题原委,通过翻译促进有反嚼信息的有效吸收,深挖意识形态背后的人为操弄对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除噪”可主动抵制外宣翻译霸权话语体制中的意义误导和文化歪曲,通过翻译最大程度弥合沟通障碍。以符号学的视角探析噪音形成的轨迹和意义,“将噪音问题引向意义发生的初始和社会文化的深层”[3],为人类辨别事物背后规律和真相提供了新理据,同样也印证了“翻译之为用大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