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旭超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中俄①关系的发展变迁不仅在两国政治外交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而且在整个世界都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俄罗斯学者不仅对“中国的俄罗斯形象”[1]进行了大量研究,而且在“俄罗斯的中国形象”[2]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明显走在中国前面。相比而言,我国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尚未出现对中俄两国互视进行全景式研究、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经验的著述。本文尝试从国家形象学视角对中俄两国的双向互视进行考察、以探索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具有深刻影响的、普遍适用的规律,以期为我国塑造真实、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一、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与价值意蕴

最早对“国家形象”概念进行深入探讨的是美国学者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1959年,他在发表的一篇题为《国家形象与国际体系》的论文中,将国家形象定义为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主观认知、情感态度和评价结构。其旨趣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政治诉求来判断他国的敌友身份、逐步形成固定刻板印象,并以此为依据在国际事务冲突中迅速作出决策。[3]博尔丁的观点为“国家形象学”研究开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此后,国家形象概念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美国学者马丁指出,国家形象是“关于某一具体国家的描述性、推断性、信息性信念的总和”[4]。巴洛古等人也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人基于这个国家所有变量因素而形成的总体印象”。[5]我国学者也持类似观点。管文虎提出,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行为、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6]刘小燕认为,国家形象的评价尺度涵盖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军事、精神、意识、环境等方面。[7]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国家形象内涵的探讨具有两个鲜明属性:第一,国家形象是国内外民众对一国客观存在的主观认识;第二,国家形象的认知对象为一国的整体性概念,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科教等广泛领域。基于这两个原则,本文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内外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力量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现状和人文社会传统形成的总体印象和价值判断。

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长远发展。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有助于获取别国的理解和信赖、认同与支持;阴暗消极的国家形象则使别国对其产生或多或少的敌对感、排斥性。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通过说服劝诫而非威逼利诱来影响他人以实现本国的既定目标,极大地降低了领导成本。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越来越成为主权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8]

国家形象理论同样适用于中俄两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是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中国是雄居亚洲的东方龙,俄罗斯是横跨欧亚的双头鹰。中俄两国比邻而居,共为强者。[9]中俄关系的发展变迁不仅在两国政治外交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而且在整个世界都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国际合作与政治互惠举措愈发重要。从1991年到1994,两国相互视对方为友好国家,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4年到1996年,两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到2001年,两国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两国建立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两国建立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1世纪以来,中俄两国的国际合作与政治互惠越来越顺畅。与此同时,两国国情不同、文化差异使双方经常产生错觉或误读,对两国民众和社会层面的交流造成明显的消极影响,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当前中俄关系因此呈现出一种“高层热过民间”的现状。[10]259

21世纪以来,中俄关系长期友好稳定发展使得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夯实中俄友谊的社会基础变得越来越重要。基于这一共识,两国政府大力打造国家形象工程,不断开创中俄交流的新平台。2006-2007年,两国互办国家年;2009-2010年,两国互办语言年;2012-2013年,两国互办旅游年。此外,媒体交流年、青年交流年、地方合作年等活动也办得如火如荼。

二、矛盾的中国形象:西方之镜、民族身份、威胁与榜样

近年来,两国政府、社会机构和专家学者纷纷开展了有关两国文化互知、交流和彼此认同的研究。2001-2008年,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连续八年向俄罗斯民众收集有关“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的调查报告;2009年,“全俄社会意识研究中心”也以做了同一主题的民意调查。相应地,我国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分别于2009、2014年两次承接有关“我国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其中,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在李玮教授主持下,课题组于2010年在莫斯科作了题为“中国形象”的问卷调查。2011-2012年,课题组以“中国文化形象”为题在俄罗斯进行了两次跨国网络社会调查,研究结果和分析报告发表在国内诸多期刊上。

在北京大学李玮教授等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形象》[10]于2016年正式出版。这部专著由一批致力于中俄文化交流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共同撰写,分别从俄罗斯历史上的中国形象、俄罗斯政治精英、俄罗斯汉学家、俄罗斯民众、俄罗斯媒体、俄罗斯青年学生等方面阐述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并分析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的文化成因。青年学者孙芳、陈金鹏等人于2010年出版的专著《俄罗斯的中国形象》[9],论述了俄罗斯中国形象的基本类型、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思想中的中国形象、俄罗斯文化名人关于中国形象的争论、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形象等内容。俄罗斯学者亚·弗·卢金的专著《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11]也在2007年被翻译出版后介绍到了中国。这部专著分别探讨了沙皇时代和苏联时期的中国形象、俄罗斯边疆区和俄罗斯联邦的中国形象。同时,该著作第一次谈到了俄罗斯有关中国台湾的形象。

总体来看,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变迁主要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西方国家有关中国形象的折射、俄罗斯民族厚重的政治文化传统、历史上“中国威胁论”的延续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经验。

1.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到俄罗斯的中国形象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构建他者时都不可避免地参照现代西方社会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形象的自塑过程。中国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过程不可避免地参照西方标准以打造本民族现代性身份;第二,国家形象的他塑过程。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

以启蒙运动为分界点,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彻底的两极转化。18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主要文献是由耶稣会士撰写的三部专著《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丛刊》和《耶稣会士书简集》。为了将中国塑造为适于基督教传播的理想国度,耶稣会士大多对中国采取赞扬态度。他们从物质、制度和文化等方面不断美化中国,使其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榜样和楷模,逐步发展出三种话语类型:“契丹传奇式”的中国、“大中华帝国”式的中国和“孔教乌托邦”式的中国。18世纪中叶以后,启蒙运动进入高潮期,西方现代性逐步确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旅行家和政府官员来华交流,得以对中国近距离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与基督教的宣传差异很大。此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了鲜明的否定意义,逐步发展出三种话语类型:“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和“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9]12例如,1748年,英国海军上将安逊所著《安逊环球航海记》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激烈批评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是西方中的西方,那么,俄罗斯则是西方中的东方。因此,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影响。

18世纪,耶稣会士撰写的两部专著《中华帝国全志》和《中国丛刊》在俄国翻译出版。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直接交流和“中国风”的“西渐”使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开始清晰起来,逐渐出现了三种中国形象:“哲人之邦”、“衰朽之邦”和“兄弟之邦。”[9]4018世纪后半叶,随着启蒙思想中美化中国的因素进入俄罗斯,俄罗斯相应地出现了“哲人之邦”的形象,道德高尚、制度开明;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偏见使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成为“衰朽之邦”,野蛮堕落、暮气沉沉;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分裂,为了联合新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抗,中国的形象变为“兄弟之邦”。

总体来看,“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折射。”[9]267正如所言,“多元化的世界的中国形象,往往最初来源于西方并最终归结于西方。”[9]10

2.民族身份的模糊性与中国形象的朦胧性

政治文化传统是在本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强的沉淀性和穿透力,可以形成本民族认识世界、观察他者的基本框架和大致方法。因此,观察者的自我意识是本民族认识他者的根本起点。正如我国学者周宁所言:“没有明确的自我,便没有明确的他者。”[9]18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家总体上处于一个思想混乱的年代,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同本身是模糊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共同导致的。从地理环境上看,俄罗斯民族文化本身带有东西方二元性特点,既有欧洲的现代因素,又有亚洲的传统特点;从历史发展来看,俄罗斯民族具有鲜明的革命冲动,俄罗斯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断裂性特点。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很难凝聚为一个普遍接受的、清晰的意识观念。

由于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同本身是模糊的,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也不会清晰、明确。俄罗斯著名学者卢金在专著《俄国熊看中国龙》中使用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讨论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最终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模糊混乱,既没有鲜明个性,也没有必需的思想深度。[11]352

在这种情况下,帝俄时代和苏联时期的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占据了现代俄罗斯的思想真空。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延续着苏联时期、甚至帝俄时期的中国观念。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变得老式陈旧、模糊不清。例如,俄罗斯民众认为中国是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势力的特殊盟友,同时,他们也存在对中国人口威胁和军事入侵的恐惧。

3.“中国威胁论”的延续与中国经验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社会存在着一种鲜明的“中国威胁论”。从历史上看,这种不友好的中国形象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13-15世纪的蒙古桎梏。13世纪成吉思汗之孙拔都西征,占领基辅,建立金帐汗国,开始了蒙古人对俄罗斯民族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残酷奴役。在俄罗斯人看来,蒙古军队里的中国士兵曾广泛参与了对俄罗斯的征服与奴役。第二,19世纪“黄祸论”的延续。“黄祸论”鼓吹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黄种人将对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白种人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生命构成严重威胁。俄国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巴枯宁(1814-1876)是“黄祸论”的始作俑者。[12]1-519世纪末,“黄祸论”成为当时欧洲和俄罗斯中国形象的典型。[12]281-298这种险恶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延续到了现代俄罗斯。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激进的休克疗法将国家逼入崩溃的边缘,政局动荡、经济破产、国威沦丧,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初步显露,政治平稳推进、经济迅猛发展、国力蒸蒸日上,人民物质资料得到了极大丰富。因此,俄罗斯民众将中国视为学习的榜样。

因此,在俄罗斯视界中,中国崛起、国力蒸蒸日上的美好形象与中国人口威胁、军事入侵威胁同时存在。中国既是学习的榜样,又是强劲的对手。

此外,俄罗斯虽然将中国视为学习和模仿的榜样,但是民族内心的大国情结很难使他们真正接受这个昔日对其唯命是从的小兄弟在综合国力等方面对自己的超越。因此,俄罗斯民众在高度认可中国政治制度合理性、经济发展先进性的同时,固执地坚持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于中国、俄罗斯的国际地位高于中国便是这种社会情绪的典型表现。

三、鲜明的俄罗斯形象:国际关系、主观印象与苏联情结

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学术团体越来越关注俄罗斯在中国的国家形象。1996年底,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受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委托开展了一项题为《中国公众眼中的俄罗斯》的社会调查报告。[13]中国著名的“零点调查”公司从2000年开始的以“中国市民眼中的世界”为主题的民意调查中,俄罗斯赫然在列。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国情调研课题组分别在2007年、2008年两次在我国部分地区开展了题为“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的社会舆论调查。[14][15][16]

作为“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形象”研究的先行者,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李随安教授于2012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俄罗斯形象(1949-2009)》[17]填补了这一明显的学术空白。这部专著重点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到2009年,俄罗斯国家形象在中国社会60年的变迁历程。作者使用了学术专著、期刊论文、文艺作品、网络调查、回忆录、教科书等资料,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俄罗斯形象变迁历程。时隔七年,张建华教授推出了新的专著《帝国幻象:俄罗斯“国家形象”变迁与他者视野》。[18]这是第二部有关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形象的著作。在同一个领域,中国两位学者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俄罗斯形象,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两部著作各具特色,形成了今天中国人对俄罗斯形象塑造和变迁认识的前后呼应关系。

两部著作的写作视角有些许不同。李随安教授的《中国的俄罗斯形象》从中俄关系史角度阐述了中国人对俄罗斯国家的认识;张建华教授的《帝国幻象:俄罗斯“国家形象”变迁与他者视野》则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课题。他不仅剖析了中国人对俄国、苏联的认知,而且阐述了美国人、法国人、越南人、英国人甚至俄罗斯本国人对俄罗斯国家形象的评价和认知,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

总体来看,中国俄罗斯形象的嬗变主要受到了三个因素的深刻影响: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更迭、虚幻的主观印象导致失真的“帝国形象”、浓郁的苏联情结所延伸出来俄罗斯情怀。

1.中俄关系变迁与俄罗斯国家形象更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关系由党际关系上升为国际关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中苏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事实上,中国的俄罗斯形象成为中苏关系变迁的晴雨表。总体来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中苏蜜月时期(1949年至1960年代初)、中苏对抗时期(1960年代初至1989年)和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期(1989年至今)。与此相适应,中国的苏联形象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正面形象、负面形象和比较客观的形象。[17]同样,中苏两国电影中的“我方形象”也伴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现象:“我方形象”在两国关系高歌挺进时在对方的电影中展现出来的是“同志+兄弟”的友情;两国关系破裂交恶时,展现出来的是“敌人+叛徒”的形象。[18]

2.虚幻的主观印象与失真的“帝国幻象”

由于国家形象是公众对客观具体的国家存在的一种主观印象,因而,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他们对俄罗斯国家形象的认知千差万别。此外,“国家形象”很可能是主体国家在某些特殊时期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刻意营造出来一种假象。这种国家形象很可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反映国家的真实面貌,反而使观察者对这一国家真实形象的认知产生严重的扭曲和错位,逐渐形成并不真实的“帝国幻象”。

十月革命爆发、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世界上众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基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纷纷来莫斯科“取经”。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以积极的姿态邀请各国名流访苏,借以宣传苏联国家积极正面的形象,一时间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红都热”。

在中国文化名人访苏热潮中,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郭沫若的苏联之行格外引人注目。他于1945年6月25日-8月16日应邀赴苏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会后在苏联游历50天。他游览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城市,参观了许多图书馆、博物馆,访问了众多文化组织、科研机构,欣赏了话剧、歌剧、木偶剧,会晤了俄罗斯艺术家、作家、汉学家,并与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回国后,郭沫若写成《苏联纪行》一书,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的方方面面,为中国读者塑造美好苏联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高度评价俄罗斯文艺对中国的积极影响、膜拜苏联领导人、歌颂十月革命、盛赞苏联体制、礼赞苏联红军,认为在苏联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国度,“天堂已建在人间。”[1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革命家、工程师马员生的苏联形象。他曾于1926年被选派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由于苏联肃反扩大化,他在1930年、1937年、1947年被错误地逮捕、判刑,长达25年,直到1955年回国。他在晚年所著回忆录性质的专著《旅苏纪事》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极其灰暗恐怖的一面。

3.浓郁的苏联情结与炙热的俄罗斯情怀

情结是指心中的感情纠葛、深藏心底的感情、情绪或意识。[20]苏联情结是指人们对苏联怀有的一种浓郁而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通常表现为对苏联的缅怀、憧憬和热爱。中国人的苏联情结主要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人的苏联情结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共同构成:第一,意识形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苏共阐发后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被视为中国革命的导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延续。第二,冷战格局影响。二战结束后,世界上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激烈对抗。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孤立、封锁。苏联率先宣布承认新中国,在此影响下,东欧国家相继承认新中国,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外交孤立。第三,苏联的国家实力和对华援助。抗战时期,苏联在国际上声援中国、在军事上援助中国,甚至直接出兵参与对日作战,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朝鲜战争时期,苏联对华军事援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联合国军”不可或缺的物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对华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成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骨架。

基于这些考虑,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对苏友好宣传。

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国苏联友好协会”得到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亲自担任首任会长,该协会的机关报《中苏友好报》成为中国人了解苏联国家的重要通道。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5周年纪念日,中国政府于1952年11月7日至12月6日举办了盛况空前的“中苏友好月”,开幕式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活动涉及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重庆、广州、拉萨等全国各大城市。这一时期,苏联电影在中国社会广泛流行,如《静静的顿河》《列宁在1918》《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苦难的历程》《易北河会师》等。《风从东方来》是中苏两国首次合作拍摄的故事片,讲述了中国一个水电站抗洪抢险的故事,在中苏两国工作人员通力合作下,征服了洪水的故事,讴歌了中苏友谊。这部电影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于1959年放映,对中国的苏联形象的刻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苏联歌曲在中国大街小巷被广为传唱,《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风靡一时。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也掀起热潮,如《古丽雅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希金选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与此同时,苏联的配合与中国遥相呼应。苏联成立了专门的苏中友好协会,它的中文版《苏中友好》是面向中国人宣传中苏友好的重要平台。“莫斯科广播电视台”率先使用汉语向中国民众广播。大量中苏友好宣传画,鲜明直观地刻画了两国工人、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学生、军队等相互合作的形象。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对苏友好宣传,通过苏联电影、歌曲、图片、报刊、广播、座谈会、讲座、报告等形式,克里姆林宫、列宁墓等苏联形象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变得栩栩如生,中国社会形成了浓郁的对苏友好气氛。学俄语、听俄语歌曲、看俄语电影、穿苏联服饰、交苏联朋友成为当时国人时尚。在中国视界里,苏联俨然一个梦幻的国度。

这种美好、正面的苏联形象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俄罗斯形象。20世纪50年代,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人的苏联记忆是花格布、背带裤,教科书里面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儿童读物《盖达尔选集》《森林报》。处于青年时期的中国人的苏联记忆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很多人直到老年时候仍然保留着年少时收到的来自苏联同学的来信和照片,久久无法释怀。

中苏蜜月时期(20世纪50年代),很多中国人形成了强烈的苏联情结;中苏对抗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情绪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中苏关系正常化后(20世纪80年代中叶),人们开始尽情地释放心底积蓄多年的苏联情结。与此相关的是,20世纪50年代,很多还是儿童、少年或者青年的中国人形成了浓郁苏联情结;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些人已经年过半百、两鬓斑斑,甚至黄泉路近。苏联情结开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那些逝去的苏联歌曲、电影承载着他们消逝的青春、友谊和回忆。极其珍贵、难以割舍。

21世纪以来,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和睦、中国民众物质资料得到极大丰富。他们怀着一种极为虔诚的心态前往俄罗斯、拜谒这个曾经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急切地前往莫斯科红场、参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拜谒列宁墓,了却青春未尽的梦想。

冷战结束后,怀有苏联情结的人们将这种情绪转移到了俄罗斯国家。他们热爱俄罗斯就像热爱过去的苏联。他们为俄罗斯转型的艰难而难过,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集体制裁而愤恨,为俄罗斯的政治军事成就而高兴。这种苏联情结将不可避免地传递给下一代,并对中国的俄罗斯形象产生重大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我们对中俄两国国家形象塑造过程、历史变迁及影响因素的深刻地剖析,不仅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对这一邻邦的了解更加逼近真实,而且可以从中寻找和总结出某些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普遍适用的规律。这些认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国、认识世界并且更有效地塑造我们真实、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以期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一,俄罗斯国家在确认自我、构建他者时不可避免地参照现代西方社会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因此,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第二,俄罗斯民族政治文化的断裂性和自我认同的模糊性共同导致了俄罗斯中国形象的朦胧性;第三,俄罗斯历史上“中国威胁论”的延续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经验,使俄罗斯不仅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手,也将中国视为学习的榜样。

基于这些特点,俄罗斯对中国的认知总体上持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虽然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学习的榜样,但俄罗斯民族内心的大国情结很难使他们真正接受这个昔日对其唯命是从的小兄弟在综合国力等方面对本国的超越。因此,俄罗斯民众在高度认可中国政治制度合理性、经济发展先进性的同时,固执地坚持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于中国、俄罗斯的国际地位高于中国便是这种社会情绪的典型表现。

中国俄罗斯形象的嬗变主要受到了三种因素的深刻影响:第一,中俄关系的演变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中国的俄罗斯形象很大程度上成为中俄关系变迁的晴雨表;第二,国家形象是公众对客观具体的国家存在的一种主观印象,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观察者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可能产生严重的扭曲和错位;第三,怀有苏联情结的人们将这种情绪转移到现代俄罗斯国家,他们热爱俄罗斯就像热爱过去的苏联。这种浓郁的苏联情结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俄罗斯形象产生重大影响。基于这些认识,中国的俄罗斯形象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政治性特点,即中俄国际关系变迁主导着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总体走向,公众主观认识和浓郁的苏联情结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形象的演变。

中俄国家形象变迁的教训是深刻的、经验是丰富的,这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启示。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对内改革,切实解决自身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带领中国人民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繁荣富庶、人民幸福安康的真实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也要坚定地走出去,明确定位“以中国视角看世界”,及时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有关国际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的观点和立场,树立和维护一个积极正面的、敢于担当的大国形象。

注释：

(1)我国学界习惯于将俄国历史分为帝俄时期(止于1917年3月)、苏联时期(1917年3月至1991年12月)和新俄罗斯时期(1991年12月至今)。欧美学界历来统称为Russian History(俄国史),当代俄罗斯学界也统称为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俄国史)。为行文方便,本文所称俄罗斯包括帝俄时期、苏联时期和新俄罗斯时期,必要时分别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