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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历史哲学批判中的黑格尔渊源与哲学革命

2023-08-08洪希彦

关键词:对象性辩证法黑格尔

洪希彦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国际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黑格尔将辩证法引进历史研究,开创出思辨路向的历史哲学。马克思敏锐地发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根本症结与伟大贡献都可归属于“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精神劳动辩证法。得益于黑格尔的精神劳动辩证法的进步意义,马克思得以洞悉费尔巴哈人道唯物主义的直观实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双重超越,完成了伟大的实践哲学范式革命。

一、从形而上到辩证的乌托邦: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进步意义及其缺憾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叙评了三种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其中,原始的历史研究方法可以生动、鲜活地描绘历史细节,但研究者的视野往往囿于其所处狭隘环境和短暂历史片段之中,其身份高低影响着研究成果的价值。因此,黑格尔认为,这类研究方法不具备超出其题材精神的反省之特征;尽管反省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精神“是超越现时代的”,[1]4具备超越研究者时代框定的反省特征,但黑格尔认为其最大缺陷在于容易陷入随意裁剪历史现实的主观主义;第三种方法是哲学的历史。这是黑格尔观察和研究历史所运用的方法。在英国哲学家沃尔什那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研究方法被称之为“思辩路向的历史哲学”。这一路向与英美分析的历史哲学截然不同,后者非常注重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和方法及其对人认识历史能力的反思,因此,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历史的认识论研究式样。而思辩路向的历史哲学则试图运用理性对历史加以整体性阐释和把握,因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历史本体论研究。如果说彼特拉克肯定了人类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能力的话,那么维柯在《新科学》中则开启了运用理性来把握历史规律的先河。在赫尔德、康德、费希特、谢林的进一步理论掘进的基础上,黑格尔创造性地把辩证法引入历史研究,以此来把握历史的规律,揭示出历史的客观性,其理性主义历史观日趋成熟,思辩路向的历史哲学研究也得以被推向顶峰。

黑格尔历史研究中的精神辩证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蕴。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进步将人类历史理解为精神的成长史。何为精神?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精神、理性、意识往往具有一致的内涵,是一回事。他把人类历史言说为理性的历史,试图以此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所以,本质上说来,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是人类社会历史,而是作为本质存在着的世界精神。而所谓世界精神,说到底就是弥盈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且具有绝对支配地位的理性力量。较之于前人,我们之所以将黑格尔视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原因就在于黑格尔突破了理性的运用界限,在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和康德先验的自由概念的基础之上,把理性提升至实体的崇高地位,提出“理性=实体=无限的权力”的著名论断。理性的内涵无所不包,具有无限形式,它以自己为基础和目标,并以自身的无限权力推动着自己实现。[1]9我们可以很直接地体会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神正论”性质,因为黑格尔实际上是把基督教上帝创世的神话加以理性化处理,认为上帝使用理性创造了世界,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本质上乃是一个合理性的过程。历史被理解为作为理性过程的绝对精神(上帝)通过人类活动来展现自己、认识自己的精神性过程。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承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进步意义所在,即他创造性地把辩证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中的形而上性。

黑格尔历史哲学赋予人一定的历史价值。尽管黑格尔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实际上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史,但是黑格尔还是赋予现实的人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将个人热情视为历史变迁的重要动因,并认为没有人的活动,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成功。譬如,黑格尔创制的“世界历史个人”概念就认为,作为具有生命个体之追求和魄力的人乃是世界精神的代表。黑格尔为人预留了一定的价值地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蕴。但是,在作为绝对主体的绝对精神面前,人永远无法摆脱工具性以及纯粹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所谓的历史规律本质上乃是先于历史现实而预成的“绝对计划”。如此一来,作为历史之动因的人的热情仍然遭受理性驱使,人只不过是实现超历史的“绝对计划”的“活的工具”。质言之,在黑格尔历史哲学那里,人的价值仅仅体现为形式意义上的自由,而由绝对精神驱动的历史有“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的”,历史终究不具备属人的性质。剥去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神秘外衣,从历史的真正主体——现实的人的活动中去揭示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命令”。[3]

总之,精神劳动辩证法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核心程式,与形而上学理性历史观认为上帝建立了宇宙的普遍法则统治世界、创造历史,因此符合理性的社会是唯一理想的社会结构不同,黑格尔的理性历史哲学所强调的理性是过程理性,而非形而上的理性,上帝用理性创造世界的过程乃是理性的辩证运动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形而上学理性历史观建立起来的乌托邦。但遗憾的是,黑格尔历史哲学所建立起来的仍然是乌托邦——一个辩证的乌托邦,人类社会历史本质上仍然表现为先验理性观念的精神运演,理性经历了一系列环节后最后依然还是到达了一种乌托邦,即绝对精神的自我完成与完整体现。黑格尔无力真正澄清这一过程性理性来自何处,而只能将其先验地预设为绝对精神或全知全能的上帝。但是,我们很难否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伟大进步意义,以至于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实践哲学立场的确立和唯物史观的创制在黑格尔历史哲学这里汲取了大量的思想养分。

二、从“精神劳动”到“现实的人的活动”:马克思对历史前提的澄清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手稿》)中,马克思从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的《精神现象学》一书出发,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精神劳动辩证法本质予以了澄清。首先,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人类的精神成长史,是意识、自我意识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发展环节达到绝对知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它具有双重错误:一是其以辩证法为核心的哲学的历史不是现实的生产史而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辩的思维的生产史”。[2]203二是在黑格尔那里,作为理性、精神、观念之成长过程的世界历史的主体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本质上是抽象的意识,它通过否定之否定所达到的作为圆满状态的绝对精神,实质上仍是一种无对象性的存在,“……这一运动的结果也表现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即绝对知识,也就是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这就是说,纯思想的辩证法是结果。”[2]205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之所以走向“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2]203正在于他始终从主体出发,从自我发出,囿于认识论领域之中抽象地讨论主体与客体。

黑格尔这一逻辑不仅体现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在其《哲学全书》的理论体系中体现的更加明显。该书的逻辑学部分阐述的就是理念的历史,自然哲学部分论述的是理念的现象表达。理念的现象表达当然不同于理念本身,因此,自然哲学就表现为逻辑学的异化,即对逻辑学的否定。但是,自然哲学研究的所有对象的本质仍是理念自身的本质,是理念对象化的存在,因此这一逻辑最后必将导向精神哲学。据此,我们可以把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核心程式做如下概述:从意识、自我意识出发,到意识的异化了的现象存在,再扬弃掉自身的异化的现象存在,最后达到绝对精神。如果我们把主客体二元对立看作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黑格尔在这里统一了实体与主体。但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通过从主体出发,再到实体的世界,然后扬弃实体世界,最终回到绝对主体自身这样一个辩证过程所实现的实体与主体的统一,是无对象的统一。原因在于,在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精神劳动辩证法中,即在理性、理念和意识、自我意识经过一系列环节达到绝对知识的过程中,物对意识来讲,仅仅表现为一种中介,这样一来,意识只能是一种无对象性的、唯灵论存在。

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给予黑格尔精神劳动辩证法足够多的认可,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使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205同时,马克思也清晰地认识到,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本质上是精神劳动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把理性精神的成长史视为人的历史,把人的历史看成是人的概念的历史,这显然还是一种认识论的立场。如此一来,马克思就有充足的理由将人的概念的历史辩证法,转化为现实的人的生成历史。他认为,在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各个环节发展之间实际上包含着劳动辩证法的全部要素。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理念理解为现实的个人,把意识和自我意识理解为人本身,那么这个理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自我认识的过程就变成了人的自我认识、自我成长的现实历史。理性、理念和意识、自我意识经过一系列环节达到绝对知识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人通过他自己的劳动活动创造他自己的存在的过程。黑格尔所抓住的“劳动的本质”,指的是对象性活动。理性把自己对象化为物,然后又回到自身,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是人类的知识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如果将其转换为劳动的历史、人的产生的历史、人在劳动中产生的历史,那么它所展现出来的其实是现实的个人通过对象性劳动把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射到对象物(自然界)上,进而形成劳动产品、创造社会的历史过程。作为人之本质力量的劳动产品或自然成为异化、外化于人的存在,通过扬弃异化状态,人与劳动产品、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之建立就成为可能。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把黑格尔认识论意义上的精神劳动辩证法转换成现实意义上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现实个人的劳动辩证法。

在本体论意义上,我们只能讨论现实个人活动劳动过程。马克思从本体论意义上来描述现实个人的劳动,即现实的个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活动创造(改造)自己的对象性的存在——自然界和劳动产品。这样一种活动、创造或设定,并不是一个主体的活动。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主体”这个词的话,那也只能是对象性意义上的“主体”。作为一种本质力量的存在,所谓“主体”必然只能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同时,通过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马克思还揭露出黑格尔的阶级立场及其局限性。他认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2]205黑格尔的资产阶级立场,使其根本无法运用辩证法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预见到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总之,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先验预设的历史前提之精神劳动的澄清,在本体论意义上将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作为历史前提,使历史哲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

三、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哲学范式革命

历史前提的澄清与转换为马克思发动哲学范式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第一条中,可以概览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的全部意蕴。在这里,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统统视为一种直观唯物主义。与《1844手稿》中对费尔巴哈“伟大功绩”的赞赏不同,马克思在《提纲》中对费尔巴哈态度急转直下。何至于此?我们认为,在之前的《1844手稿》中,马克思之所以高度评价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超越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存在着一个误判:在《1844手稿》中,他误以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已然达到了他所到达的高度。但是,马克思很快就发现,尽管费尔巴哈超越了斯宾诺莎那“敌视人”的唯物主义,见物又见人地从人的立场去讨论物,用感性对象性原则对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把黑格尔的“思想客体”转变为“感性客体”,取得了巨大的“功绩”,但是费尔巴哈实际上并不懂得其对象性关系的根据何在。虽然费尔巴哈所直观到的现实,不再是与人无关的、甚至与人敌视的、冰冷的物质现实,而是一种感性的现实,即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费尔巴哈却把这种感性现实之来历归于直观。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极不彻底的做法。他认为,那深深困扰着费尔巴哈的难题,在黑格尔的精神劳动辩证法那里得到了解答——虽然是唯心主义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2]449即黑格尔的精神的对象性活动,这也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高度肯定之处。但是如前文分析,在黑格尔那里,伟大的对象性活动又被理解为抽象精神的劳作、理性的活动,而非现实个人的物质劳动。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精神劳作翻转为现实个人的活动,这一决定性过程昭示着即将到来的哲学范式革命。

显然,马克思在《提纲》中强调的已经不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不是那个与人无关的在人之前、在人之外、在人之后存在的冰冷的物质世界,也不是基于直观的感性现实,而是一个对象、现实、感性世界。旧唯物主义对这样一个世界,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感性人的活动、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449换言之,在旧唯物主义那里,习惯以“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感性的现实的对象世界,这样做的直接理论后果就是使感性的现实的对象世界成为“直观”的对象,成为一种与人这个主体相对应的客体性的存在,一种直观性的存在。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在《提纲》中做出的“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一关键性提示呢?如果我们将其改写为“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产物),当作实践(的产物)去理解的,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就很好理解了。也就是说,人对面临着的“对象、现实、感性世界”,并非是人直观中的存在,而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产物),是人的实践(的产物),是由感性的人的活动和实践创造出来的存在。这里的“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就是指不是从主体(即现实个人的活动)方面去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深刻指认了整个旧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因为只有在知识论、认识论中讨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才具有意义,在知识论、认识论视域中,作为人所面对这个对象、现实、感性世界的存在必然会成为直观中的客体性存在。

马克思强调,人所面对这个对象、现实、感性世界乃是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产物,换言之,现实的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创造了旧唯物主义所直观到的现实。从与人无关的物到直观的感性现实,再到实践,这一理论推进本质地意味着马克思实现了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重大转向以及在哲学范式层面上的根本性超越。马克思真正所要追问的是,这种在人类知识论视野中作为直观而存在的感性现实对象世界究竟如何成为客体的存在呢?他的答案是: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在这里,马克思完成了一场新的哲学范式革命,即实践哲学的伟大创制,也就是马克思在随后的作为实践哲学范式具象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称作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其理论核心是:现实个人的劳动创造现实世界,创造人本身,创造人化自然,进而创造和推进人类社会历史。总之,实践哲学范式的伟大创制进一步澄清了历史的前提,摒弃了一切先验预设、主观想象与理论抽象,将历史之舵交还给现实的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经久不衰、永耀光芒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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