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杨新元，1950 年12 月生，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6年进入《浙江日报》学习、工作，曾任《浙江日报》杭州记者站站长，《经济生活报》副总编辑，《浙江日报》要闻部副主任、记者部主任、钱塘周末部主任等职。现已出版文学专著7部，含长篇报告文学《国药传人》、散文集《多彩人生》《媒眼看世界》《走读人间》等。作品多次在全国和省内获奖。

采访组成员：

浙江传媒研究院蒋卫阳

钱江晚报马庆隆

浙江法制报陈骞 俞晟

有志者事竟成

采访组：您1977 年正式进入报社工作，当年只有27岁。那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很不平凡，“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宣布恢复高考。作为一名“老三届”下乡知青，您当年是返乡多久后入职《浙江日报》的？是怎样的机缘？

杨新元：我到《浙江日报》工作完全是出于偶然。1975年10月，我“下放”农村7年后，被调到湖州永昌丝织厂工作。干了一年不到，有一天，厂里的党委书记老马领了一个人到我上班的织造车间来，这个人是我们吴兴县委报道组的组长施振华，我认识。他说，有一个《浙江日报》的同志在厂部办公室等我，要见见我。我当时心想：《浙江日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他们的人要和我见面呢？报社的同志姓朱，见面后和我随便聊了聊，问我是不是平时喜欢写点东西。我当时确实喜欢写点东西，县广播站、《浙北报》经常会有我的作品。我如实回答，不过，那次谈过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过了大概半个月，马书记又来找我，他要我到杭州去参加一个浙江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我答应了。等到培训班的通知下来了，我却打了退堂鼓。因为我当时从农村刚刚上来，在工厂学技术，干得也蛮好的，就不想去了。又过了两天，马书记来问我怎么还不去，我说不想去了，书记说不行，你要去《浙江日报》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文化水平。刚巧当天下午马书记到省里开会，我跟着他的车到了杭州。

到《浙江日报》总编办报到后，报社给我发了一个采访证，让我到工交组报到。第二天，组里领导就给我分配了任务——到萧山电化厂采访。当时，我连杭州的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所以到处问人家萧山电化厂怎么走。我边听边记，按照他们告诉我的乘车路线，兜兜转转到了电化厂。采访结束，回来写了稿子，结果编辑说：“你这个稿子太‘松’了。”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松”，什么是“紧”，只能按她的要求，又去补充采访了一次，回来写了第二稿，结果又说我背景写得不清楚。后来又去了萧山电化厂三四次，搞得晕头转向，最后这篇稿子有没有见报，我也忘了。反正就是在这样一种紧张忙乱的氛围中到了《浙江日报》。

采访组：初入报社，哪些人、哪些事让您印象深刻？

杨新元：我记得那时候号召“工业学大庆”，报社要我去采访一个全国工业学大庆的标兵，名叫瞿履冰，这个人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位同志完全是一个技术型的干部，平时性格很内向，采访时像挤牙膏，总是你问一句，他讲一句，你不问他就不讲了。但是，一讲起与技术相关的事情，他又变得滔滔不绝起来。他与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电子靶向炉，这在当时是全国领先的技术创新，所以他获得了学大庆先进标兵称号。部门里的老同志告诉我，想让采访对象向你敞开心扉，就一定要跟他交朋友，所以，我就到他家里，帮他拖地板、打水，慢慢相处熟了，获得了很多写作素材。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那时我没什么经验，不清楚什么材料应该深挖，什么材料一笔带过就好，所以那篇稿子始终没有达到编辑的预期。我改了一稿又一稿，到最后，甚至晚上做梦都在改稿。

于是我开始觉得，自己不是搞新闻工作的料，还是回去当工人算了。我写了个条子给工交组负责人后，自己就回了湖州。结果，报社人事处处长老朱专门赶到湖州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回去。厂里马书记也对我说，你不是代表你一个人，你是代表我们工人阶级去占领上层建筑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在他们的劝说下，我重新回到了报社。经过反复修改，那篇稿子终于成型了，大概4000 多字，在二版发了将近一个整版，标题叫《有志者事竟成》。

我认为自己初进报社的经历，和那位标兵有些相似。虽然他研发的是电子靶向炉，我钻研的是写稿子，但是我们有共同之处，都是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断摸索，一步步前进。

1985年，那个时候提倡知识化、年轻化，我这个初中毕业的“老三届”就想着，还是要去读点书，所以就参加了自学考试。文科我是没问题的，主要难在高等数学，因为根本就没学过，所以只能自学，后来，在很多同事的帮助下，我成功考入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脱产学习。那两年的大学时光虽然短暂，但是对我来说是十分难得的经历，因为之前我以为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再进大学的门了。毕业之后，也就是1987年，我原本想回到之前所在的《浙江日报》工交组，但由于那里人员已经满员，我就到了杭州记者站。在杭州记者站这几年，对我的帮助确实非常大。到了记者站之后，跑的条线不像之前分得那么细，在记者站，各条线，你都可以去采访报道，这对我业务上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改革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采访组：您刚入职报社是27岁，我现在差不多也是这个年纪。当时的您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想象或打算？

杨新元：我那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能在新闻业务上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也就是说，很想得心应手地完成工作任务，希望自己写稿不要一遍一遍地去补充采访。

当时，浙江兰溪有个著名的凤凰化工厂，它的股票曾在1990 年挂牌上交所，是上海的“老八股”之一。1978 年，我和县报道组同志一起采访过这个厂。原本准备写一篇消息，采访回来之后，却被告知“不够，还要发一个通讯”，可是时间非常紧张，领导也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再去。当时，我回想了现场观察到的细节，又整理了大量材料，所以信心满满地说：可以写！几天后，我在一版发了一个消息的同时，又在二版发了半个版的通讯，标题是《“凤凰”吃粗粮照样飞得高》，到现在印象还很深。这种临时换角度、扩体量进行写作的情况，后来发生了很多次。

当时我们围绕“穷记者”与“富记者”展开过讨论。什么是“穷记者”？就是你专门盯着一个角度去采访，稿子写好了，要求换一个角度，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什么是“富记者”？就是到达采访现场，你会了解得很全面、很细致，很多材料可能是写稿中用不到的，但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从其他角度或侧面切入，照样可以写出稿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对写一些新闻以外的东西感兴趣，尤其上世纪90年代后，我常在《钱江晚报》或浙报集团的其他报纸发表散文。新闻确实有记录历史的价值，但今天的新闻，人家看过之后就变成旧闻了。散文或文学作品就不一样，可能今天你看了之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变化，明天看又有新的体会。比如《红楼梦》，我初中看到的、大学看到的和现在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采访组：1991 年，应该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年——那一年，是您的调查和提议，推动了当时轰动杭州的一次标志性的市场化改革事件——娃哈哈公司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都说“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难”，当时您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和胆略，去向杭州市长提出您的建议？

杨新元：1991 年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当时国内经过了3 年多的治理整顿，很多企业面临转型或倒闭的选择。这一年又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一年，可以说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改革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厂，确实是当年让我印象颇深的事件。那一年，我们4个人到娃哈哈进行调查，并没有想到兼并的事，只是想了解一下企业在治理整顿之后面临的最新情况。当时的“娃哈哈”规模很小，是一个校办工厂，但它生产的营养口服液销量很好，进厂拉货的车甚至要排队。

“娃哈哈”总经理宗庆后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按理说，产品销路好了应该高兴，但他不高兴，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向上打报告，想要扩大厂房，已经半年多了，还没批下来。产品虽然供不应求，但如果再不扩大生产，别人的仿冒品马上就要出来挤占市场了，到时候我们就一点优势都没有了。”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杨记者，你帮我们去跟规划局的杨局长说说，叫他帮我们早点批下来好不好？批了之后还要征地、造厂房，没一年多时间都拿不下来，事不宜迟。”

我答应了他，但回去的路上我意识到，就算批文下来，估计也迟了。我们就想，能不能从什么地方腾出一些现成的厂房给他们，设备慢慢转移进去就行。当时杭州罐头厂已经资不抵债，企业职工倒有千余名，这个厂很大，但随着出口订单缩减，加之当时的国营大厂有不少条条框框，所以厂长在经营上没什么主动权，经营情况不如人意。能不能把杭州罐头厂的厂房给“娃哈哈”呢？

后来我把这一设想告诉了时任杭州市市长卢文舸。他一听就很激动，“啪”地站起来，说，这个想法好！然后我又去找了时任市委书记吴仁源。吴书记为人忠厚、谨慎，第二天一早，他就到“娃哈哈”了解情况，下午就召开市委常委会。当时，列席常委会的媒体工作者里就有我，所以我在会上又补充了一些想法，毕竟这不是一个小事情，它是一次跨行业、跨体制的兼并，并且是一个校办工厂去兼并一个上千人的国有大企业，没有一点魄力是不敢做的。杭州市作出兼并的决议后，各方的反对意见跟着就来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搞死国企。两个厂的职工反应尤其大——罐头厂的职工表示要誓死捍卫国有大厂的地位，不愿意去做校办工厂的职工，“娃哈哈”的职工又觉得，我们这么一匹“小马”去拉这么一辆“大车”，要把“小马”累死了。宗庆后这个人比较精明和强硬，最后他表态：直接买断杭州罐头厂的经营权，不采取挂账经营等方案，以绝后患。

当时我是一边参与策划，一边写稿子，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先后发了消息。过了3 个月，“娃哈哈”兼并后的效益出来了，又发了一篇。然后到100天，又发了一篇通讯，在《浙江日报》登了不小的篇幅。

采访组：您与宗庆后、冯根生这样的企业家交往很深，您对他们有什么评价呢？

杨新元：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实际上，宗庆后和我经历差不多，也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杭州后年纪也不小了。当时我的一位好友在某营养液公司当副总，他拉了宗庆后一把，让宗庆后去销售产品。宗庆后当时就骑着一辆三轮车、戴着草帽在杭城搞推销。“娃哈哈”营养口服液这个产品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又在我们新闻界的牵线下，得到了兼并“杭罐”这样的改革红利，于是一下子就做起来了。那个时候，企业界和新闻界联系还是蛮紧的，不少媒体人真的是到企业去发现问题的。

时代对媒体人提出更高要求

采访组：回看自己的职业生涯，您有怎样的感想？

杨新元：《浙江日报》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在这里也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同时，通过这个平台，我也接触到一批优秀人物，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和道理，开阔了眼界，所以我对《浙江日报》是非常有感情的。退休后，我每个月基本就来报社大院一次，或是去理发室理个发，或是去医务室配点药，然后到食堂吃个饭，就回去。虽然已经离开报社，但我心里一直记挂着，希望《浙江日报》能越办越好。

现在，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这对纸媒的冲击非常大，但我想，纸媒完全消亡是不可能的，时代只是对媒体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前我们当部主任，管住几个版面就可以了，现在办报的人不仅要管版面，还要运营新媒体平台，想尽办法拓展渠道、扩大影响，比我们那时候要操劳得多。

采访组：一方面，如今传播技术有了进步，但另一方面，新闻行业的外部环境充满挑战。新一代媒体人中，有些对行业的未来表现出了更多的迷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新元：我想，年轻的媒体人不必失落。虽然外部环境在变，但是新闻仍然是一个光荣的、值得去从事的职业。这份工作你干好了是非常有收获、有意思的。记得那时候，我写出一篇好稿子，会接到很多电话，听到别人说“老杨你今天这篇稿子写得很好”，我就感到很值。甚至，我工作过的那家丝织厂的书记为了看我的稿子，让每个车间都订《浙江日报》，他每天都要看，有时候他没看到，厂里面其他人也会向他汇报，说今天有本报记者杨新元的稿子。你说这种事情值钱吗？不值。但这就是一种生活的追求和乐趣。只要把这个工作当作一种乐趣，你将不需要靠别人的驱动来工作，你会自己去琢磨，并对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最终会从一个“穷记者”变成一个“富记者”。

年轻时候吃一点苦，走一点弯路，不要紧，这些都是人生的财富，特别是对一名新闻工作者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