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所包含的传统因素

2023-08-07王佳艺

今古文创 2023年26期

【摘要】20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西方文化思潮与中国传统相碰撞形成的产物，因此，其一开始便带有中国传统因素所含特征，无法彻底脱胎于民族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由传统因素支撑着。

【关键词】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传统因素；浪漫主义作家；“五四”；民族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26-005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6.017

20世纪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受到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兴起的影响，又随着“五四”时期掀起的激烈动荡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代背景的兴盛扩张[1]，由此应运而生，加之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法国大革命的催生产物，带有反抗压迫之精神，“五四”时期反传统、反封建的思想也因此激烈，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随之含有反抗传统的因素，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涌现的同时却无法彻底割舍与反抗传统因素[2]。新鲜的事物并非完全脱胎于旧事物，文化亦是如此，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虽包含着抒发了破旧立新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放任感情，直抒胸臆，采用大胆夸张的手法抒发自身情绪[3]，但其中作家作品的及历史题材的选取、传统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以却透露出了其包含传统因素的本质。

一、历史材料的选取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延续了“五四”时期的余续，其中的先锋们声称要“破旧立新、大胆夸张、极力渲染”，他们无节制地宣泄感情、极力渲染情绪、追求象征手法等等，旨在摒弃传统的文化因素[3]。然而，浪漫主义作家在充满激情地想要摒弃、反抗民族传统因素之际，却难以完全舍弃传统题材，在其创作的作品中还保有民族传统的因素，甚至直接在其中呈现历史材料。从他们的创作中不难看出，他们在仿照西方浪漫主义的“抒发个人强烈的感情”“夸张表现主观情感”的表现特征[4]的同时，却也涉猎了诸多历史题材，从而使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弥漫着传统的气息。

（一）历史剧

我国众多浪漫主义作家中，郭沫若以其创作的历史剧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增添一抹亮色。郭沫若创作诗剧的缘起便是自翻译西方浪漫主义代表作家歌德的作品的基础上形成的创作冲动，虽以受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之影响，欲形成“崇尚自由、追求情感、蔑视权威”的剧作风格[5]，但其创作却是以中国历史题材的基础上生成的。郭沫若的诸多戏剧作品皆取材自中国传统神话和历史人物的事迹，如《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屈原》《蔡文姬》等。一方面他通过自身的想象以历史题材为基础进行全新的创作，使这些历史人物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保留了这些历史人物自身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气质，在这些历史人物上加入现代性的思考与赋予这些人物敢于抗争、追求新鲜事物的精神，使这些已经逝去了的生命与他们身上的民族精神再度被人们发现，如《棠棣之花》中聂政舍生报国的民族精神，《虎符》中赞颂信陵君舍生取义的民族大义，《高渐离》中歌颂高渐离不畏牺牲、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民族气节；另一方面在其历史剧中的语言和表现形式有一定的古文韵味和对古代诗歌表现方式的遗承，在人物台词中添加了诗性元素，如在《屈原》中的“雷电颂”；不仅如此，其历史剧受我国《诗经》“诗乐舞”传统的影响，在《棠棣之花》《蔡文姬》等剧本中表现歌舞形式的多种多样。无论是剧中旁白补充具有古文韵味的语言，还是诗词化的台词，或是诗乐舞表现形式，都是对于我国民族传统的遗承。由此可知，我国浪漫主义思潮大胆奔放之风格是受西方浪漫主义风格的启蒙，但其亦蕴含着我国的传统民族精神和充满古色的表现形式。

（二）传统题材

我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之时，诸多作家受歌德、拜伦、雨果等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的异域情调的影响，以“奇特想象、大胆夸张”的异域风格进行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添加了一抹神秘幻色，但其作品在进行夸张性的手法进行创作的同时，传统题材的影子却在作品中隐约显现。如徐訏的《鬼恋》虽秉承了浪漫主义的“绚丽、神秘”的表现方式，描写了一场人追求“鬼”（实际上是人），但“鬼”已看破人世间情爱的故事；无名氏的《海艳》讲述了一场始于海上的“艳遇”故事，男主人公总能在晚上偶遇白衣女子，但白天女子便消失不见，当情感即将要猛烈发展之时女子却永久消失；《金色的蛇夜》中女主人公與男子一夜欢好之后便永久消失于人间，这样亦真亦假、亦虚亦实的情节安排，与我国与古代志怪小说题材较为相似，风格又类似于《聊斋志异》中“人鬼情未了”的灵异爱情题材小说。除此之外，无名氏的部分小说延续了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中才子配佳人的传统，他所塑造的才子佳人故事大多是都市生活中的青年男女，他们的家世和样貌都极为出众，在特定的浪漫情境中两人一见钟情[6]。如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中男女主角的身世和外貌的出奇便暗暗埋下两人一见倾心的伏笔，《塔里的女人》中两位才子佳人的出现便成为人群中的一对璧人。由此可见，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极力欲吸收西方作家的“大胆夸张”“异域情调”的浪漫风格，仍旧未能摆脱传统题材的潜在影响。

二、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以儒释道为主要思想根基的文明国度，即使我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认同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但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形态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映射，作家们虽崇尚个人意识、注重个人价值，却关心着国家与民族的集体利益；他们热衷于追求奔放热情的浪漫主义表现形式，却在某种程度上保有含蓄的儒家思想观念[7]；他们在追求自然之美的同时，透露出道家思想的山水自然观念，无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外在表现形态如何向西方文化明靠近，其内在的传统内在却能隐隐显现。

（一）受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

在“五四”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运动先锋将反封建的矛头指向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价值传统观念，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同样含有反传统的内容与外在形态，因而在其代表作家的作品创作中[7]，同样以反儒家为意识形态；当浪漫主义作家在进行“个人意识”“个人解放”的相关创作时，浪漫主义思潮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中庸含蓄”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念元素仍能隐约辨识。

1.以天下为己任

“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自我观念”为中心，提倡“个人主义”，与儒家思想所强调的“集体主义”截然不同。“集体主义”是儒家学派制定的一系列规矩体系，为使整体更有秩序、更稳定而制定，因而，儒家的家国思想和群体意识较为浓烈。在“五四”时期这一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奔放、強调个人的时代潮流之下，大多数浪漫主义文学作家毅然背负国家使命、表现爱国情愫，在其作品中无不有牵挂祖国的情感体现，这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正统思想的表现。因此，浪漫主义作家积极人世、关心现实，并没有太多作家随个人情感状态而放纵自己的想象力，也没有完全像西方浪漫主义思潮所倡导的那样有着完全不受制约、无所顾忌的个性解放精神，他们所提倡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个人主义”“个性解放”实际上是受民族传统的内在制约下的中西方结合产物。如郁达夫的《沉沦》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而注重描写个人心理活动，表现个人的主观情绪，在其中也不乏作者的爱国之情：主人公为国事而“愁闷极了”，在自杀前长叹 “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①“他”在临死之前也不忘担忧祖国，渴望祖国有朝一日能够强大，对列强对于祖国压迫的压抑和愤懑在这一喊中全部宣泄出来[8]。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中以丰富的想象和敏捷的才思抒发其满腔的爱国热忱，“涅槃”即指中国的再生，表现其对中国重新振作、成为浴血凤凰的美好愿景；在《炉中煤》中，透过通红的煤火的形象，表现了诗人的爱国赤心。由此可见，浪漫主义思潮无论怎样效仿西方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都难以摆脱儒家思想的内在束缚。

2.内敛含蓄

儒家思想以“中庸”为处世之道，我国自古以来便有讲究内敛、含蓄的传统价值观念。而创造社宣扬“放任感情，直抒胸臆，袒露作者的浪漫气质”的创作思想，其中郁达夫善于展示知识分子分裂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灵，以表现自我忧伤心理和弥漫着浓重的感伤气氛与忧郁情调的作品来将自身的忧伤心理和感伤情绪加以释放。郁达夫的《沉沦》向读者展示了大量露骨的性描写和大胆披露性压抑的内容，背离了国人在性问题上含蓄的思想观念传统。但即便这样，在他的小说中仍可以挖掘出我国儒家传统伦理观的些许痕迹，文中主人公的压抑心理导致他只能从性释放中去得到排解，但在纵欲后又往往有一种悔恨自怨的心理状态[8]，主人公如此的心理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儒家含蓄道德观的影响。郁达夫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首位提出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的伦理观，他尚且未彻底摆脱儒家的价值观念，更不必说其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如此，当浪漫主义作家接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同时，将民族传统文化的背景作为其接受程度的依据，当西方文化与民族传统几乎相斥时，浪漫主义作家则本能地将其舍弃，吸收与民族文化能够相容的部分。比如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拜伦是一个富有抗争、叛逆精神的英雄，因此其精神与作品受到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先锋的强烈赞颂。可实际上，拜伦身上的优秀精神流传到国内时，已经被我国浪漫主义作家做了一些改造，拜伦的生命经历使他自身有着暴躁、乖张、放荡、敏感、孤傲的缺陷，被浪漫主义作家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只宣扬他对腐败的社会制度的激烈抗争和叛逆，正如茅盾所认为的：“我们现在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人，是一个攻击旧习惯旧道德的诗人，是一个从军革命的诗人；放纵自私的生活，我底青年是不肯做的”，在这之中的“不肯做”是因为放荡、淫乱、暴躁的性格与情绪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含蓄”的价值观下是不可取的。因此，在浪漫主义思潮在吸收西方“放任感情、直抒胸臆”的思潮风格之时，仍旧受儒家思想观念中“含蓄”的牵制。

（二）受道家价值观念的影响

在20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宣扬大胆浪漫、冲破诸多阻碍之同时，很大一部分亦是受我国古代道家思想精神的影响，并且相对来说，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所宣扬的豪放不拘的风格，颇有老庄思想之韵味，因而20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受道家思想观念影响也较为明显，在其浪漫特色上刻印上具有道家色彩的独特印记。

1.山水情怀

道家思想中蕴含着浓烈的山水情怀，道教自产生之始就与自然之山水有着不解之缘。道家的山水学说的核心体现在于对自然之美、不假雕琢之美的推崇上，主张返璞归真，回到原始社会的真实状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受道家思想观念中山水情怀的影响，有着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的思想倾向。如郁达夫的《沉沦》中，主人公在日本留学时期目睹了国家受辱、被日本人歧视等压抑事件，身为知识分子却无法着手去改变令人痛心的现实，每当压抑痛恨之情涌上心头之时，主人公便将大自然当作自己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在乡间田野中，观察草木虫鱼、山水天地以远离压抑的人事去探寻心灵上的慰藉。不仅如此，20世纪40年代的浪漫主义代表无名氏的《野兽、野兽、野兽》《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等小说作品中，主人公们都认为生活中一切的大是大非问题最终都能够在自然中得到解决，将“自然”作为解决一切问题、宣泄所有情绪和寻求力量的圣地，每当主人公处于“自然”之中时，仿佛超脱于世俗，摆脱了杂念，与自然融为了一体。上述这些作品都是受道家思想中山水情怀的影响创作而成的，不难看出，道家的山水情怀同样充斥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当中。

2.泛神论

道家思想中有泛神论这一观念，主张自然便是神的体现。郭沫若曾谈论他对庄子思想的理解以及庄子思想对其的启发作用：“我在思想上是倾向着泛神论的，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辉。” ②郭沫若在浪漫主义思潮之初创作了《女神》，通过梳理，我们可以肯定：郭沫若在此部诗集中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泛神论”，即：泛神便是无神，一起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郭沫若在《天狗》中，将“天狗”描绘成一只能吞日、能吞月、能吞万物的“天狗”，吞食一切之后的天狗“我便是我了”；在《浴海》中，“我的血”能同海浪同潮，“我的心能和日上之火同烧”；在《凤凰涅槃》之中“你便是我”“火便是我”的夸张表现，等等都是郭沫若在诗歌中表现的物与物、物与人之间没有界限的物我合一的泛神论思想。由此可见，当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发扬“个人主义”“个人解放”的思想形态之时，也在潜移默化中表现出道家思想“泛神论”的观念。

三、传统的审美取向

在我国传统审美取向观念下，自古文人便有“抒情”“注重情节”“情景交融”的创作倾向，作家惯于在传统审美取向下的创作形式这创作，同时也更易于读者接受[4]，浪漫主义作家在宣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之时，作品体现出的创作倾向同时亦受到传统审美取向的束缚，使得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蒙上了一层传统的面纱。

（一）抒情传统

我国自古以来便有文学作品的抒情传统，我国古典文学无论何种形式的文学体裁，都有着抒情传统，甚至在“诗”这一曾被认为是文学之正宗的文学体裁也不乏抒情诗所占有的极大比重。由此可见，我国自古以来注重抒情的文学传统直接或间接建构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者的审美观念[9]，所以我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极易吸收西方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才有了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抒情诗歌、抒情小说等。浪漫主义思潮代表作家郁达夫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开创了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自叙传抒情体小说的”的先河，正是因为他在吸收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主情论是站在中国的抒情传统基础上而开创的，在《沉沦》中，从头到尾都是他的情绪流，当主人公在极度压抑欲自尽的情形下，释放了内心苦闷悲痛的心情；在《南迁》中，主人公幻想拥有爱情的情绪的抒发；在《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在失去妻子、暗恋无果后对亡妻的沉痛想念和在新年之际无家可归的绝望呐喊。郭沫若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时期所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歌；《夜步十里松原》中，面对着广阔雄浑的自然景象，抒发了作者全然沉浸到了与大自然化为一体的欣悦体验之中，向往着与天宇世界的交汇与融合，体现一种超越时空的宇宙情怀。由此可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吸收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主情论”，实际上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开拓。

（二）注重情节

中国小说传统自古以来便有“注重情节”一说。而郁达夫的小说受西方化影响以散文化的形式来表现主人公情感的起伏，打破传统的小说结构，减少了情节方面的束缚，没有严格地按照小说情节来建构小说的内容，因此，自其创作散文化小说之始，便在当时的文坛里震惊众多文学家，包括浪漫主义文学先锋[10]，当时的作家观念和审美取向即重视小说情节，情节的缺失不符合这人们关于小说的传统观念。徐訏的创作作品以“曲折情节”而著称，如《鬼恋》《风萧萧》，在其小说作品中，常常含有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说情节，“鬼”“巫”等传奇元素和曲折情节的大量引入，虽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但依然保留了注重情节的内在传统。从无名氏的小说作品《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中可以看到无名氏小说注重情节的叙事风格是延续中国古代注重情节的传统[6]，他擅长从日常生活和感情体验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作为他小说故事的素材，以浪漫主义的形式故事情节进行加工，正是因为其想象力的天马行空、叙事手法的独特新奇，使得读者深深沉浸在他所虚构的小说情节之中，从而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对故事情节产生独有的思考。因而，浪漫主义先锋所倡导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依旧保持着注重情节的传统。

（三）情景交融

情景交融是我国自古以来的诗学极限追求，即使非诗歌形式的文学作品中也含有情景交融的创作倾向，因而久而久之作家与读者便形成了情景交融的审美倾向。郁达夫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时期的创作作品是表现情景交融的创作倾向的有力体现，在他的小说中能经常性地看到他选取优美的自然风景，极力烘托渲染出情与景的结合。通过情与景的结合，使小说中的主人公完全融入到景色当中，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氛围，并且主人公的情感起伏是随着自然景物的转换而发生变化的。在《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Y君在看到银灰色的月亮时，又注意到周身凄凉寒冷的环境，由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孤苦，怀念已故的妻子；在《还乡记》中他运用大量笔墨描写黄昏景色、残垣、长街，昏暗的灯光、和几声胡琴的哀鸣，以这类悲的情景衬托出主人公遭遇挫折之后的哀怨悲痛之情。除此之外，郭沫若在《登南岳》中通过“山水”“云”“衡山”等豪迈的自然意象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在《静夜》中，通过对月光、松树、疏星、天河、白云这些景物的描写，流露出对祖国、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被称为“最后一位浪漫派”的沈从文在《三三》中，通过描写山涧溪水、青藤绕墙的农家自然风光，抒发了作者对于淳朴生活的向往之情。这些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在情景交融方面遗承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与创作习惯，并且其所使用的意象基本上都是自然的“山水”“月”“田园”等古典的典型意象，因而，在情景交融的审美取向下，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在不知不觉中向传统审美观念靠拢，其倡导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因而也具有一定的传统倾向。

四、总结

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锋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其创作作品便与民族中的传统因素的关系逐渐式微，但从某种程度而言，却无法彻底与传统因素割舍。因而20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实际上是在民族传统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一种中西方文化的结合物[4]。因而，不论这些浪漫主义文学先锋的外在表现形态如何，其骨子里几乎都保留着民族传统观念和民族精神。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崇尚个体精神、张扬自身的个性、吸收西方文化，但无法割舍传统因素的价值观、审美观和历史因素。

注释：

①郁达夫：《沉沦》，中国工人出版社2018年版。

②郭沫若：《女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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