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聪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界逐渐开始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展开研究,探讨了该制度的性质、构造、功能及其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借鉴意义,可谓著述颇丰,成果斐然[1-3]。2002年,我国黑龙江省发生的“辩诉交易第一案”,在社会各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我国是否引入辩诉交易制度讨论热潮[4]。2014年以后,随着相关司法改革工作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工作被改革者提上日程,我国法学界以此为契机,再次对辩诉交易制度进行了反思性研究[5-7]。

上述研究虽然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或许由于受到研究资料、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限制,未能深入讨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辩诉交易制度如何从一种“非正式制度”逐渐发展为一种受到诉讼各方认可,并被立法者接受的正式制度,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又是什么?这涉及辩诉交易制度在适用率上远远超过普通程序的根本原因。相较于改革者通过顶层设计确立一项制度而言,一些被我们忽视的潜在因素,或许对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第二,同样是检察官主导下的诉讼制度,为何我国的量刑协商机制未能得到法官的充分认可,而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却得到了法官的广泛支持?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个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自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以来,法院对检察机关和被追诉方达成的量刑协议不予采纳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北京某法院对余金平案作出的判决,便是一个显著的例证[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