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 颖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元代实行两都制:大都即今北京,上都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1255年,蒙哥汗将金莲川草原赐给忽必烈,次年兴建开平城作为藩王驻地。中统四年(1263)“五月癸未……戊子,升开平府为上都,其达鲁花赤兀良吉为上都路达鲁花赤,总管董铨为上都路总管兼开平府尹”[1]92。元代上都与大都皆为政治中心,南士北游的目的地主要就是两都。中州文士北上求学、求官、入仕等活动,也主要发生在大都、上都两京。“国家自中州入职方,而河南行省尤为关键之地。盖其背山带河,土腴民秀,为中州都会。其力足以内藩京师,其势足以外控诸夏,而其岁产之入,又足为兵赋之供也。”[2]卷1273,487金亡以后,中州地区纳入蒙元统治。对蒙古来说,攻下中原,下一步就是征服江南。北方大定,中州士人得以凭借征召参与蒙元在汉地的治理实践。但随着江南士人大量北游,相较蒙元初期中州、北方士人在政坛、文坛的重要地位,元中期以后北方文士无论在朝在野,影响力和地位都大不如前。这背后不仅是南北融合表象下的差异和博弈,更反映了南北文士优势地位的翻转和文坛格局的演变。

中州文士活动与文坛格局研究主要指向文士活动和文坛格局两端:文士活动方面,当下研究大多关注南士北游和北士南下以及这一文士活动过程中的南北经济、政治统合与文化融合,中州文士研究相对冷落;文坛格局方面,学者大多关注元代社会特征、科举、宗教、儒学等社会因素以及东南、西北两地与文坛演变的关系,中州地区文士活动研究稍弱。但考察元代历史,中州文士北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反映出的社会、思想变迁对元代历史的影响不可小觑。而从中原地域文化来看,中州文士研究对中原文化的起源、发展、谱系及其在中国文明史的地位、影响、贡献同样重要,尤其是对中原地区文化思想史的书写意义非凡,因此有必要加以关注。

一、“中州”概念与中州文士构成

讨论中州文士,首先应该明确“中州”这一地理概念的范围。元好问编选《中州集》,地理范围上采取“大中州”概念,淡化族群区隔,采取大民族观。《中州集》所收作家来自淮河以北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在内的北方大部地区,族属上跳出汉族本位观念,囊括了非汉族文士群体。《元史》记载,刘国杰,字国宝,“本女真人也,姓乌古伦,后入中州,改姓刘氏”[1]3807。其父曾为宗王的必阇赤,为官益都(今山东青州)。大德七年(1303),因军功“进光禄大夫,偿其赏士金一千九百两、钞万五千锭,将士迁官有差,命还益都上冢”[1]3812。故,前言“入中州”应指青州。可见,金元时代的中州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包括了今河南大部以及山西、山东、河北部分地区,是一个“大中州”概念。今天的中州更多是作为一种修辞出现,不具体指代某个地区,只是一个具有历史文化意蕴的地理名词。无论是金元时期还是当下,中州都带有文化、精神层面的意味。本文讨论的中州采取较窄的“小中州”概念,仅指居豫文士。在文士选择上,采取大民族观,不以族群为限,力求全面、有代表性地考察元代中州文士北上境况与元代文坛格局演变。依据元代多族群的社会现实,中州文士可具体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籍贯河南和在河南参加乡试的汉族文士。比如艾实,字用济、元晖,籍贯河南,寄籍江西,师从黄希仲,但依然在河南参加乡试。“艾实元晖,河南士之秀者也。去年来从黄君希仲于庐陵郡学,学娓娓日有所进。六月望,告别于其师友与常所往来者,将归河南,就其乡试。”[2]卷683,56需要注意的是,汉族文士中既有汉人也有南人,河南在元代乡试中兼有汉人和南人的乡贡进士配额(1)现在的河南省,在元代大致分属两个行政区划,黄河以南属河南江北行省,黄河以北属中书省。,汉人与南人的划分,以宋金疆域为断”[3]。

第二,占籍或寓居河南的蒙古、西域等其他族群文士。比如马祖常、马祖孝兄弟以及孛术鲁翀分别是内迁河南的西域和蒙古文士代表。仅就元代进士来看,便有安住、答禄氏兄弟叔侄三人,丑闾、讬本、百嘉纳、忽都不花、柏延乌台、月鲁不花、寿同等。安住是泰定元年进士,“侯名安住,其先本西夏人,后迁居汴之鄢陵。故父名阿阙,讳赟,以吏员出身,授奉训大夫、中卫千户所知事。……甲子以进士擢高第,授承事郎、达鲁花赤”[2]卷993,141。答禄与权家族是西域贵族之后,“异时,乃蛮在诸部中最为盛强。有别号答禄者,子孙因以为氏,是为答禄乃蛮。其先曰曲出禄者,乃蛮部主太阳可汗之弟也”[2]卷963,69。答禄氏家族迁居中原逐渐汉化,用汉名习汉语,与汉人通婚。“孛兰溪将树碑以表于墓隧,已砻石而未及刻。后二十年,乃使其子与权奉赵集贤之状,属溍以铭。……集贤,答禄氏子婿,故述其家世为详。”[2]卷963,73赵集贤即赵期颐,字子期,与答禄守礼同为泰定四年(1327)进士。妻答禄氏,为守礼、守恭之姐妹。再如甘立与南方文人多所往来。甘立,字允从,原河西人,占籍汴梁,曾游历江南,与柯九思、张雨、杨维桢等交往,后至元年间北上大都。这些西域、蒙古文士都是内迁中州、走向士人化的代表。

这样划分是考虑到元代一部分蒙古、色目家族内迁后长期居住汉地,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方面逐渐汉化,与汉人联姻、交往,直接促进了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比如高昌偰氏,尊崇忠、贞、孝三节,一门九桂。刘岳申《三节六桂堂记》记曰:“三节六桂堂者,前广西元帅偰文质豫章私第之名堂也。曷名乎三节,曰:尚书夫妇父子忠贞孝三德具,是宜名。曷名乎六桂,曰:延祐科兴以来,乙卯至庚午,凡六科,偰氏五子一侄,接武联登,是又宜名。”[2]卷666,498偰氏文学交游甚众,邓文原、陈旅、柳贯、苏天爵、刘诜、危素、郑元祐皆为三节堂撰写过赋颂,可见其在汉地交游之众。元代文士也将其视作“中州著姓”,而不仅仅是诸色贵族。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便有记载:“偰氏远稽前闻,遡厥本始,以垂方来,绵延百世,遂为中州著姓,实自今启之,厚之至也。”[2]卷1100,597

二、中州文士北上历程

中州文士并不是最早北上和林(蒙古旧都,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的汉族文人。山东、山西、河北、陕西文士北上,是汉地文人接触蒙元的先导。他们进入蒙古统治中心的成功实践,极大影响了之后北方汉族文人对元廷的认识和态度,这是中州文士北上的大背景。

(一)中州文士北上的时间

元初中州文士北上可以追溯至忽必烈总领漠南事务之前,以姚枢自洛阳北上为开端。窝阔台汗时,姚枢北上大都往依杨惟中,二人相携北至和林。1233年,“公闻,太宗诏学士十八人,即长春宫教之,俾杨中书惟中监督,则往依焉。中书少公六年,兄称之,与偕北觐。时龙庭无汉人士夫,帝喜其来,甚重之”[2]卷314,574。窝阔台汗七年(1235),蒙古出兵伐宋:“(七年乙未春)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征西域,皇子阔端征秦、巩,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唐古征高丽。……冬十月,曲出围枣阳,拔之,遂徇襄、邓,入郢,虏人民牛马数万而还。”[1]34姚枢随军,“从杨中书,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2]卷314,574。姚枢访得大儒赵复,延至燕京授徒传学,于是北方经学得以始兴。后姚枢约于1241年弃官南归,垦荒苏门。1250年,由窦默举荐,忽必烈派托克托、赵璧征姚枢至和林,入忽必烈幕府。

1251年,蒙哥即位,忽必烈总领漠南军事,开府金莲川,此后大批北方汉族文人北上,金莲川幕府文人群体不断发展壮大。1252年,徐世隆(河南西华人)入忽必烈藩邸。约在是年,陈思济(河南柘城人,字济民)“以才器见称于时辈间”,受召北上:“世祖在潜邸,闻其名,召之以备顾问。”[1]39571254年,许衡入侍藩邸,出任京兆提学。从姚枢到许衡,元初期北上的中州文人大都进入了忽必烈潜邸。他们与其他汉地、西域、蒙古文士一道,为蒙元立国初期的治政方针建言献策,奠定了元朝统治规模。元初期征召汉族文臣,主要是出于借鉴汉族王朝治政经验的需要,具有“备顾问”的智囊之用,故“时召与语,随问而言,久之询及治道”[2]卷314,576。从忽必烈继位始,中州文士北上便不再是入藩邸做幕僚,而是正式入朝为官,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制定治政策略。

中统元年(1260),王恽入燕。“庚申年春三月十七日,世祖皇帝即位于开平府,建号为中统元年。秋七月十三日,立行中书省于燕京,札付各道宣抚司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各一人,仍令所在津遣乘驿赴省,恽亦忝预其选。”[4]3310-3311至元二年(1265),许衡再次入京任中书左丞。至元八年,出任国子祭酒。许衡的入侍意义颇大:其一,担任京兆提学、国子祭酒教授蒙古子弟,大元建号以后,蒙古色目贵族的士人化进程即由此发端。“帝久欲开太学,会衡请罢益力,乃从其请。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1]3727之后许衡虽因事去职,但就读国子学的勋贵子弟后来都入仕从政,各有所长,成为蒙古色目贵族子弟经由国子学进阶为彬彬文士的典范:“窃见至元七年朝廷立国子学,命许衡为祭酒,选朝右贵近子弟令教授之。不满五岁,其诸生俱能通经达礼,彬彬然为文学之士。及其入仕,皆明敏通疏,果于从政。如子谅侍仪之正大,子金中丞之刚直,康提刑之仕优进学,弟亲臣之经明行修,坚童君永之识事机,子亨待制之善书学,企中客省之贞干,扬历省台,蔚为国用,岂小补哉!”[4]3709后因汉法屡屡遭议,至于国子诸生廪食不继,许衡请还。之后,许衡弟子耶律有尚、白栋、苏郁为国子助教,依其旧例,延续国子教学成果。其二,讲学执教,北方之学郁起。自高宗渡江到至元一统,南北学术交流隔绝将近150年。姚枢访得赵复,北方始闻程朱之学,许衡先与姚枢、窦默讲学苏门,后又执教京师,对程朱之学在北方的传播和北方学术的融通都起到了直接作用。姚许等苏门文人对元代学术的导向意义在清代也得到了肯定:“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5]

(二)中州文士北上形式

中州士人北上的主要原因,随元代征服、治理进程而改变,主要是应征、科举入仕、入国子学读书。由于蒙古征服金朝较早,在北方经营数十年,尤其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事务、开府金莲川后,在藩府内的怀卫、邢州等汉族儒臣的建议下,行汉地之法,用华夏之道,招揽了一批来自北方的饱学之士。到至元统一南北时,北方汉族儒臣在元宫廷中已经备受重用,如许衡、姚枢及其子侄、许有壬之父许熙载、刘秉忠等,皆有主动用世之心,且任实职。在延祐二年(1315)复开科举之前,征辟、举荐是汉族文士的主要入仕途径。应征辟入朝者,除前文所述外,稍晚的畅师文、姚燧、孛术鲁翀等皆因荐举北上得官。至元五年,畅师文以《时政十六册》受知于丞相安童,补右三部令史,后随伯颜南征平宋,“丞相伯颜南征,选为省掾,从攻扬州、常州,下苏、秀、临安,归装独载书籍,无一长物”[2]卷1196,357-358。孛术鲁翀“年始二十,号称巨儒,由宪府荐授襄城学官。汴省右丞廉公恂辟掾,辞,擢汴学正。朝廷闻其名,召为国史院编修官”[2]卷1262,275。

参加科举考试和入国子学读书是中州士人北上大都的两个主要原因。元代科举共举行会试十六科。据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十六科共录取进士1139人。去除籍贯不详和疑似有误者,进士出身的中州士人在60人左右(2)此处不含籍贯当时属河南行省,现属湖北省的两名进士:李希白,蕲水县黎山人,至正八年进士;何诚,蕲州路蕲水人,至正十一年进士。,尤以汴梁路为最。部分色目士人家庭,连续兄弟或叔侄登第,如马祖常、马祖孝兄弟,答禄守礼、答禄守恭兄弟及其侄答禄与权。虽然中州文士进入国子学的材料少且散,国子生的选拔标准和细则尚需细考,但可以肯定,国子生可以直接出仕。赵思恭,字仲敬,相州安阳人,以才行见知,曾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入为监察御史,制授奉政大夫、大司农司经历,改佥河北河南道肃政廉访司事,其子赵天纲便由国子生入仕,“由国子生贡充儒吏,由户部迁行省掾,由浙省迁行台掾”[2]卷512,409。其他如赵恒(河南睢阳)“恒齿胄监,时与公(忽都答儿)为同斋生,固知其抱负卓越不凡”[2]卷1791,19,王惟中(河南沁阳)“怀孟王惟中,以国子生历官当涂令,有善政”[2]卷1423,191等,都是中州文士因入国子学读书北上的实例。

(三)中州文士北上历程的特点

一是北上两都的中州士人在元代初期最多,且几乎全部是被征辟而至,至元以后相对较少。至元二十三年程钜夫江南访贤和故宋宗室赵孟頫仕元,极大地改变了江南士大夫对龙兴漠北的元廷的态度,两都的江南文士逐渐增多,南方文士北上蔚然成风。相较之下,也几乎是从此时开始,中州文士北上后继稍显乏力。二是中州士人北上滦京,几乎都是作为文臣扈从。与一部分江南文人可以通过自费依附商旅北上滦京“观异俗”相比,几乎没有中州文士通过非官方的途径到达上都,比如马祖常、王恽、许有壬等多次因扈从、分省上都,而孛术鲁翀曾“应召赴上都议事”[2]卷1262,275。当把视线转移到宗教人士,这种差别更明显。终元一代,中州几乎鲜少高僧大德,遑论北上。而南方无论释道,人才辈出,如吴全节、薛玄曦、马臻、陈宜甫等。考察上京纪行诗的创作群体,可以明显看出南方作者后来居上,呈现对北方作者群体的压倒性优势。楚石梵琦一部《北游诗》穷塞外形胜,但中原乃至北方,几乎没有释道作者的上京纪行诗流传。

三、文士活动中心地位的转移与文坛格局演变

文士活动的重要一维就是文人之间的交游往来。文学主体地理位置的迁移,自然会带来交往对象的改变。通过考察文士交往,可以看出文士活动的群体中心、地域中心的转移。中州文士北上,一个突出影响就是交往范围的空前扩大。以中州文士为代表的北方士人,由于地缘优势,在元朝统一之前就有大批儒生进入元朝统治集团。前文提到,中州文士北上的大背景就是河北、山东等地文士效力蒙古。他们有着相似的文化、乡邦积淀,同样出仕异族政权,身份归属成为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州文士在群体内部、外部(河北山东山西陕西蒙古西域)的交往,巩固了北方文士在元廷的优势地位,影响了元代“通经显文”的文章创作取向[6]。

元初中州文士交游之盛莫过于苏门山文人群体,这一文士群体及其活动也是程朱之学在元代广泛传布并成为官学进入科举考试的有力推手。姚枢是苏门山文人群形成的关键人物,程朱之学得以北传有赖于他在兵乱中寻得赵复。太宗七年(1236)蒙古破德安,赵复、砚坚被俘北上。“国初,岁在乙未,王师徇北汉上,公(砚坚)与江汉先生赵公复俱以名士为大将招致而北,久之,周流河朔,不获宁居。”[2]卷1260,232太宗十年,杨惟中与姚枢创建太极书院,赵复讲学于此。“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1]4314太宗十三、十四年,姚枢辞官归隐苏门,潜心耕读,以学问为事。“堂龛鲁司寇容,傍垂周、两程、张、邵、司马六君子像,读书其间,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2]卷314,575姚枢隐居苏门期间大力刻书,促进了程朱之学在北方的传播:“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脱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恬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说》诸书散之四方。”[2]卷314,575许衡就是在了解到姚枢传经之后造访苏门,通过抄录这些书接触到程朱之学,弥补了之前文献贫匮的弱势。约在海迷失后元年(1249),窦默应忽必烈召北上并举荐姚枢,许衡讲学各地,苏门山文人群体实际上已经以一个志趣相投的学侣关系活动在元初政坛。

姚枢、许衡、窦默的交游对象多在元初政坛、文坛处于要津,如杨奂、廉希贤、王磐、杨惟中、刘秉忠、张文谦、王恂等。他们又因亲缘、师友、僚属关系,接引一批晚辈,这些苏门后学也大多成长为元廷中坚,尤其是其中的中原后学,形成了密切的中州文士交往网络。海迷失后二年,姚燧识许衡于苏门,五年后拜入许衡门下。中统元年,姚枢为东平宣抚使,辟王恽为详议官。大德年间,孛术鲁翀曾以所作诗文向闲退湖湘的姚燧求教。王睿,字思圣,河南邓州人,从孛术鲁翀学,记载“鲁国姚文公以古文鸣世,学者仰之泰山北斗。我先师孛术鲁文靖公,弱冠时以所著诗文贽见,文公大赏异之”[2]卷1576,459。苏天爵所作神道碑亦记有此事,“复游汉上,从翰林姚文公学古人文”[2]卷1262,276。凭借苏门山文人群在政坛和学术的地位和科举,程朱理学成为元代的官学,统治着整个王朝的意识形态,因此孙奇逢有“宋兴伊洛,元大苏门”[7]之说。姚燧作为苏门余脉姚许嫡传,又以经文合流的文章创作引领延祐之前的文坛风尚:“燧之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1]4059此时,姚燧及其代表的北方文士在南北博弈中占据着文坛中心地位。蒋易编《国朝风雅》三十卷以刘因为首,许衡次之,实则就是对苏门山文士群体以及中州文士之学术、学风、学行、功业笼罩有元一代的认可。虞集为之作序便曰:“建阳蒋易师文著《国朝风雅》三十卷,以保定刘静修先生为之首,许文正公继之,终之以《杂编》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刘先生之高识卓行,诚为中州诸君子之冠。而许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诬哉?”[2]卷819,95

但是,包括中州士人在内的北方文士在元代文坛的中心地位很快发生改变。程钜夫江南访贤之后,大批南方文士北上,或进入馆阁,或担任科举考官,比如赵孟頫、吴澄、邓文原、袁桷、黄溍、欧阳玄等,不仅是天子近臣,还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文坛话语权。元代中后期文坛代表几乎都是南方文士,仅以元诗为例,代表作家虞杨范揭都来自南方:“元诗之兴,始自遗山;中统、至元而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为之倡。延祐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为之最。”[8]甚至在元初期大放异彩的苏门儒学群体也难以为继——元中后期儒学造诣蜚声内外的是柳贯、黄溍、虞集、揭傒斯“儒林四杰”。相较之下,元中后期极为杰出的中州士人仅有中原硕儒马祖常。尤其是元后期的文士交往以东南的玉山雅集、云林隐居为盛,有代表性的文人同题集咏也是发生在东南,比如咏余姚海堤、西湖竹枝词等。这些都充分说明文坛主导地位的转移、文坛的迭代。

随着元代统治推进,南北交流愈加频繁密切,这带来的是南北文学、学术的融通以及文化、社会的互认。但是,我们讲元代南北文坛的融合,是从整个王朝的宏观层面来看的。如果以南北之间的差异、博弈和整合的眼光[9]来看会发现,南北文士在这个过程中的遭遇实际上是相反的,南方文士优势地位的获得,必然伴随着北方文士优势地位的丧失,随之而来的是文坛中心或者说优势地位的翻转。苏天爵编选《元文类》《国朝名臣事略》,正是对元初北方士人谱系的梳理和建构,也是进一步标举、强化北方文统、道统的体现。

皮锡瑞指出元代政治与学术两个维度的发展趋势恰好相反:“金、元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元兵下江、汉,得赵复,朱子之书始传于北,姚枢、许衡、窦默、刘因辈翕然从之。于是元仁宗延祐定科举法,《易》用朱子《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子《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惟《礼记》犹用郑《注》。是则可谓小统一矣。尤可异者,隋平陈而南并于北,经学乃北反并于南;元平宋而南并于北,经学亦北反并于南”[10]。实则元代中后期文学亦由北并于南,故有元代政治形势、文学发展态势崛起于西北终迄于东南的说法。在唐宋社会转型,南方人口、经济、文化诸方面胜于北方之后,元代文士活动的中心也呈现出由北而南的转移。伴随元代南北统合进程,北方士人在两都的文人交往和文学活动中,从文士数量到文士地位,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北上两都的中州士人在元代初期最多且都处于充当政策顾问的核心位置,但南方文士北上打破了这种状态,江南文人逐渐占据优势地位,这体现的是元代文坛格局的迭代。中州文士地位和文学、学术成就升降,与北方学术整体态势变化历程相符。

四、结语

元代文学研究一般将南士北上与北士南下并提,但备受关注的是江南与色目文士。北方文士,一般只关注蒙元时期的金莲川幕府文人群体,中州文士是一个被极度忽略的群体。但考察元代文学、学术发展历程,以姚枢、姚燧、许衡、王恽、畅师文、答禄与权、孛术鲁翀等为代表的中州文士,在金元文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元中期以后,尤其是复开科举后,中州文士乃至整个北方文士群体都逐渐在馆阁、文坛失去了尊崇地位,文柄和话语权逐渐被南方文士掌握。这是一个关涉元代政治统合、文坛离合的重要命题,其中中州文士的北上便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借由中州文士在元廷和文坛的地位变化,可以看到元代文坛活动中心由北而南,文坛也由统一而渐趋分裂。

从中州文士北上历程以及元代文坛变迁来看,金元之际北方文士借由地缘优势入朝任职,这个时期的中州文士处于蒙金战乱的中心,在易代之际的文脉、文统传承中发挥出重要的接续意义,中州文气在元好问的引领表彰下逐渐成为一种文学精神。“国朝之初,故金进士太原元好问,著《中州集》于野史之亭,盖伤夫百十年间,中州板荡,人物凋谢,文章不概见于世,姑因录诗,传其人之梗概,君子固有深闵其心矣。”[2]卷819,95世祖朝后期南北文士地位开始发生改变,在朝文士由北方文士为主逐渐演变为南方文士为主,大都也不再是文士活动的唯一中心,无论是诗文大家的数量还是文坛影响,整个北方在元代文坛的中心地位都开始下降,南方文士后来居上。尤其是在中晚期,战乱频仍,交通受阻,直接导致元代中后期文坛格局发生裂变,由整到散,诗文风气、文学思想的多元化、地域性也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