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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武周时期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

2023-08-07

关键词:洛阳长安诗歌

卢 娇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00)

众所周知,初唐诗歌的中心在宫廷,随着武则天将政权中心迁到洛阳,诗歌中心也随即转至洛阳。关于当时洛阳与诗歌之关系,前人虽有提及,但多重在探讨诗歌对洛阳文化地位的提升,而几未虑及洛阳文化对诗歌发展之影响(1)如周祖譔《武后时期之洛阳文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赵小华《武则天执政与洛阳文学发展分析》(《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等,都论述了洛阳诗歌的文学史贡献,洛阳的文化地位因诗人、诗歌而更显突出。至于受洛阳文化影响之诗人、诗歌,则迟至杜甫才引起相关关注,如葛景春《杜甫与洛阳京城文化》(《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而杜甫之前的诗人、诗歌所受洛阳文化之影响则未见论及。。本文拟从地方风貌、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洛阳在武则天时期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所具有的诗学意义,亦从特定角度探寻初唐诗歌演进的某些外在因素。

一、武则天对洛阳的建设与诗人群体的形成

高祖武德四年(621),王世充在洛阳被李世民攻破,洛阳的都城之号不再。经历了连年兵燹的洛阳已相当残破,政治地位亦远不及长安。尽管贞观年间太宗下令发卒修缮洛阳旧宫,高宗更是重新开始将洛阳作为东都来营建,然唐代洛阳建设的巨大飞跃实完成于武则天之手:

太宗车驾始幸洛阳宫,唯因旧宫无所改制,终于贞观、永徽之间,荒芜虚耗。置都之后,方渐修补。龙朔中,诏司农少卿韦机更缮造……始作上阳等宫。至武太后,遂定都于此,日已营构,而宫府备矣。[1]

武则天于光宅元年(684)九月改东都为神都,垂拱三年(687)春,毁乾元殿,于其地建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之明堂,在其被焚毁后,又重建万象神宫。垂拱四年,她又在神都建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册万岁元年(695),又建万国天枢以纪革命之功。不仅如此,武则天迁关内十余万户充实洛阳,并拓建神都官署,重筑外郭城,增筑上阳宫,翻新神都最大的皇家宫苑神都苑。武则天自临朝称制后,除长安元年(701)十月至长安三年十月在长安外,其他年份都居洛阳,洛阳的政治地位终于凌驾于长安之上。其间,武则天不仅在洛阳发出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号令,而且带领群臣在洛阳及周边地区游赏享乐。

至于洛阳的诗歌,太宗在洛阳期间也率领群臣有过一些诗作,如《临洛水》,《赋尚书》(魏征《赋西汉》,李百药《赋礼记》),《喜雪》(许敬宗《奉和喜雪应制》),《仪鸾殿早秋》(许敬宗、杨师道、长孙无忌、朱子奢奉和),《出猎》,《赋得樱桃春字韵》等。此外尚有许敬宗《侍宴莎册宫应制得情字》、杨师道《初宵看婚》等。不过其数量远不及长安诗歌。高宗在位时也屡居洛阳,产生了一些洛阳诗歌。如玄奘《题中岳山七言》作于显庆二年(657)扈从幸洛时;高宗《七夕宴悬圃二首》,许敬宗有和诗(2)该诗作于显庆二年、显庆五年、龙朔元年、麟德二年这四年中之某一年七夕。参见彭庆生《初唐诗歌系年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作于龙朔元年(661)扈从幸洛时;高宗《白雪歌词》16首、《冬狩诗》;李峤《和周记室从驾晓发合璧宫》;刘希夷《嵩岳闻笙》《代悲白头翁》;薛元超《出征》,高宗《和出征》;魏知古《奉和春日途中喜雨应诏》作于调露元年(679)扈从幸洛时;陈子昂于调露二年赴洛阳应试时参与高氏宴集唱和;高宗《幸闲居寺诗》,武则天、睿宗、太平公主奉和;陈子昂等6人《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武则天《从驾幸少林寺并序》;杨炯《和刘侍郎入隆唐观》等。之后一二十年间,陈子昂、杨炯、杜审言、崔融、沈佺期、苏味道、李峤、宋之问、张说等诗人在洛阳留下许多诗篇,一大批宫廷文人在洛阳流连唱和,洛阳已逐渐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诗歌中心。

不仅如此,洛阳这个特殊的地域还直接催生了“方外十友”这一群体。“方外十友”的名号最早出自《新唐书·陆馀庆传》:“(馀庆)雅善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徵、司马承祯、释怀一,时号‘方外十友’。”[2]4239十人中包含了一些引领当时创作风气的文学家,这一群体的活动范围就在嵩山与洛阳一带。光宅、垂拱年间,洛阳已经成为实质上的都城,科举都需在这里举行。此时,宋之问本在嵩山随道士潘师正习道,与潘入室弟子司马承祯交往甚密。陈子昂调露二年在洛阳落第后西还,与卢藏用一起在光宅元年(685)及第,又因上书武后得到召见,被授予麟台正字,卢藏用因不得调而隐居。不过,其隐居乃以退为进,所以选择终南山和嵩山东峰太室隐居,只为离政权中心更近一些。释怀一即史怀一,本是在峨眉山清修的僧人,此次跟随陈子昂一起来到京洛(3)李白《赠僧行融》诗:“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7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63页)。本文所引唐诗如未明确说明均引自《全唐诗》。。郭袭徵虽祖籍太原,但其父已居洛阳,故为洛阳人。杜审言于咸亨元年(670)中进士,“初为隰城尉”,“累转洛阳丞”[3]4999,光宅、垂拱年间仍在洛阳。赵贞固“年二十七,褐衣游洛阳”(陈子昂《昭夷子赵氏碑》)[4]91。毕构为偃师人,处于洛阳与嵩山之间,出仕后曾“居亲丧……屏处丘园”[2]4460,因守丧居旧宅很长一段时间。而陆馀庆曾任阳城尉,地处嵩山南麓。十人同在洛阳一带的时间仅有一两年左右,他们的聚集与洛阳的政治中心地位有很大关系。除去本居洛阳一带的郭袭徵、毕构及师从潘师正学道的宋之问、司马承祯,在洛阳附近为官的陆馀庆、杜审言,其他成员之所以来洛阳都是源于洛阳的首都地位。

正如学界所言,“方外十友”结交的重要原因是其共同的方外之情[5]。嵩山不仅集佛、道文化于一体,而且有着悠久的隐逸传统。就前者而言,嵩山有法王寺、少林寺、嵩岳寺、龙潭寺、永泰寺等众多著名佛寺,有“上有七十二峰,下有七十二寺”的盛誉。又因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嵩山的佛教活动在唐初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嵩山与道教更是有着很深的渊源。五斗米道创立者张道陵即在嵩山隐斋九年,东汉刘根、三国郗元节、东晋鲍靓、北魏寇谦之这些著名的道士都曾在嵩山修道,寇谦之甚至后来创立了北天师道。至唐初,嵩山更是成为道教茅山宗在中原的主要传播中心。上清派第十代宗师王远知即奉敕移居洛阳玉清玄坛,当他扈从隋炀帝至京师洛阳时,又奉敕在嵩山修斋仪。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先随王远知在洛阳学道,后又随其返茅山,但王远知晚年命师正赴嵩阳传道,师正遂于贞观中入中岳,居双泉顶20余年,潜心修法,并广收弟子传道。就隐逸传统而言,先秦时许由、巢父即隐于嵩山,颍水洗耳的故事赋予了嵩山高出尘外的脱俗气息,因而高宗时田游岩也隐居嵩山并自称“许由东邻”。“五岳”的观念至迟在战国后期即已形成,而嵩山正是五岳之中。可见,嵩山的地位并不直接倚赖洛阳,而从潘师正数次婉拒高宗的接见,最终被高宗迎入洛阳但不久即又归山来看,他是虔诚向道而无功名之心的。当卢藏用建议司马承祯隐居终南而不必远走他方时,司马承祯则谓终南山不过是“仕宦之捷径”[2]4375,婉拒了卢的建议,可见他也不是刻意要靠近政权中心。所以潘师正入居嵩山、自幼向道的司马承祯师从潘师正都与洛阳的政治地位没有多大关系。

高宗后期,武则天垂拱以后,洛阳实际已经不再处于陪都的地位,而成为最重要的都城。这对本身即为佛道名山、隐逸名山、五岳之中的嵩山而言,又是一次发展的机遇。不慕功名的司马承祯选择来嵩山学道,同时由于君主的尊道崇隐,也有不少抱有政治功利心理的人寄希望于“嵩山捷径”,比如宋之问、卢藏用。这就使得一群真假隐士们因缘际会地走到一起,得以了解彼此的兴趣和追求。方外之情只是为初识提供了一个契机,之后他们能建立持久而深厚的友谊则出于对艺术的共同热爱,彼此能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进行交流,此时无论是真隐还是假隐都不再重要。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杜审言的诗歌,杜审言、司马承祯、卢藏用、宋之问的书法,司马承祯、卢藏用、宋之问、赵贞固的音乐才华,都有史可据(4)关于这一群体书法、音乐才华的论述,见胡旭《方外十友与盛唐文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可以说,正是嵩山在佛道、隐逸和固有的山岳文化方面的地位,加上高宗、武则天对洛阳政权中心的建立,才促成了“方外十友”的形成,从而在多方面对盛唐诗歌产生积极的影响[5]。试想,如果高宗没有将洛阳作为政权中心,或者武则天在高宗去世之后即返回长安,那么陈子昂、卢藏用、释怀一、赵贞固就会前往长安。在那里,武则天虽然同样崇道,虽然也有道教名山终南山,但那里是道教楼观派的中心阵地,而楼观派不似上清派道士那样多出身世家大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陈子昂他们是不大可能与楼观派道士有多少共同语言的,也就不可能形成十友之间的交游和诗歌往来局面。所以,就当时各方面的综合情况来看,“方外十友”只能产生在洛阳,并且是作为政治中心的洛阳。这使得洛阳更加成为名副其实的诗歌中心,有更多引领风气的诗歌创作。

二、洛阳诗歌中心与诗歌题材的拓展

洛阳成为诗歌中心后,很多诗歌的创作地点由长安变成了洛阳,这使诗歌多少受到一些洛阳地域文化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初唐洛阳与长安相对于巴蜀、岭南等地方文化而言同属于中央文化、国都文化,本身具有很大的共性,以致诗中常将两地并举,比如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长安、洛阳互文;许敬宗《奉陪皇太子释奠诗一首应令》其五“承轮太极,肄业鸿都”,也将长安的太极宫和洛阳的鸿都门并提;宋之问《早发韶州》“绿树秦京道,青云洛水桥”将长安、洛阳都作为自己的家乡。除两地并举外,还有两地地名互相借用的情况,如太宗《春日玄武门宴群臣》“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用洛阳华林园借指当时长安的宫苑;刘洎《安德山池宴集》“平阳擅歌舞,金谷盛招携”,借洛阳金谷园喻指杨师道在长安的府邸;卢照邻《长安古意》“梁家画阁天中起”,用东汉梁冀在洛阳的府第来写长安贵族住宅的豪华雄伟。不过由于西汉文化的强势及唐初长安高于洛阳的地位,诗中借长安指洛阳远多于借洛阳指长安,比如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帝宅层甍垂凤翼”,即用张衡《西京赋》“凤骞翥于甍标,咸遡风而欲翔”的典故来描写洛阳的皇宫建筑;长孙正隐《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并序》中“下镇苍龙之阙”,用长安未央宫旁的苍龙阙来指代洛阳的宫阙。可以说当时洛阳在诗人心中的地位还不能与长安同日而语,洛阳富有特征性的风物、人文在诗歌中的集中呈现,还有待于洛阳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待于诗歌创作地点由长安向洛阳的转换。

不过,由于初唐诗歌有长期的类书化倾向,对周围景致并未予以较多关注,这就造成了洛阳与长安某些诗歌在描写对象上的相似,比如大量堆砌典故的咏物诗,无论是写于长安的太宗之作,还是写于洛阳的李峤之作(5)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认为李峤咏物组诗大约写于武周时期,此必为在洛阳所作。见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都看不出与写作地点有任何关系。同时,初唐洛阳与长安诗歌多为宫廷的应制奉和之作,一般写于宫殿、园林别业,其内部景致又极为相似,因而即便描写到周围景致,一般也难见其地域特征。比如写于长安的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和写于洛阳的武三思《奉和宴小山池赋得谿字应制》《奉和过梁王宅即目应制》,景致上并无明显差异。前者有“杜若幽庭草,芙蓉曲沼花”“地静鱼偏逸,人闲鸟欲欺”,后者有“冻解鱼方戏,风暄鸟欲啼”“凤竹初垂箨,龟河未吐莲” ,都是花草树木、飞鸟池鱼类园林景观。因而前人几乎未从写作地点转换的角度来探究初唐诗歌的演进。但正如南朝山水诗的勃兴和南宋词坛湖山清赏之风的形成,其原因除了政治环境和文学思想的演变外,也有写作地点自然环境的激发因素一样,洛阳与长安创造的文明以及两地的自然面貌的不同,总能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到诗歌当中,给诗歌带来一定的变化。

首先,宫廷诗人的有些诗歌写于宫廷和贵族园林之外,此时若涉及周边景致,则能体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就建筑而言,长安建筑无论古今其突出特点是高大宏伟。如太宗《帝京篇》其一:“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许敬宗《奉和圣制登三台言志》:“中天表云榭,载极耸昆楼……企翼抟禽萃,飞甍燕雀游。”这是当时诗人眼前的长安建筑。卢照邻《长安古意》:“梁家画阁天中起,汉帝金茎云外直。”《七日登乐游故墓》:“中天擢露掌,匝地分星徼。”这是诗人心目中长安的标志性古建筑。无论是曾经的承露仙人,还是现在的绮殿层城,给人的直观感受都仿佛高出云表,正是这些高大的建筑烘托了长安城的恢弘雄伟,也形成了长安都城诗歌的气势。相对而言,唐初洛阳的城阙建筑无论规模上还是高度上都不比长安,隋代建造的乾阳殿虽高大宏伟,但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攻克洛阳后以其过于奢侈而下令焚毁,当时洛阳已没有突出的高大建筑,因而见惯了长安建筑的诗人们来到洛阳之后,一般不会再感叹洛阳建筑的雄伟了。所以除了太宗《初春登楼即目观作述怀》的“连甍岂一拱”外,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直接歌咏洛阳建筑轮廓的诗歌。杨师道虽有“汉家伊洛九重城,御路浮桥万里平。桂户雕梁连绮翼,虹梁绣柱映丹楹”(《阙题》),但那是咏史。相反,唐初出现了感叹洛阳衰败的诗篇——凌敬《游隋故都》。诗中虽未提及城阙建筑,但从“平原悴秋草,乔木敛寒烟。翻黄坠疏叶,凝翠积高天。参差海曲雁,寂寞柳门蝉”这样冷清的景物可知建筑的残破。这或许也可补充解释,为何高宗将政治中心向洛阳偏移后,洛阳诗歌仍没有继承太宗诗歌中的壮大气势。虽然高宗后来在隋乾阳殿旧址上建成乾元殿,但规模尚小于隋代,更不用说与大明宫相比了。合璧宫、宿羽宫、高山宫甚至上阳宫等行宫,均以建筑的华丽精致著称,规模与高度上一般都不及长安宫殿,且其建筑总体上比较分散,未形成阔大的规模。这从李峤“濯龙春苑曙,翠凤晓旗舒。野色开烟后,山光澹月余。风长笳响咽,川迥骑行疏”(《和周记室从驾晓发合璧宫》)可见一斑。直到武则天在洛阳兴建了一批宏伟的建筑后,我们才在诗中复睹那种久违的气势。比如天枢建成时,李峤就有“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奉和天枢成宴夷夏群僚应制》)之句。定都洛阳数年后才有宋之问“洛阳城阙天中起,长河夜夜千门里。复道连甍共蔽亏,画堂琼户特相宜”(《明河篇》)“北阙层城峻,西宫复道悬”(《麟趾殿侍宴应制》)这样的诗句。所以,能够在洛阳诗歌中复睹建筑的宏伟气势,与武则天对洛阳的建设密不可分。

当然,除了建筑之外,洛阳与长安有着不同的自然景观。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由于创作地点的改变,诗中的渭水、终南、华岳、蓝田等地,变成了洛水、嵩山、二室、陆浑、邙山、天津桥等地,这自然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对象。并且,洛阳与长安自然景观也有着不同的特点,总体来说,关中一带平原绵延,四周重峦叠嶂、地势险要,故常给人一种苍茫辽阔、庄重肃穆之感。如“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太宗《望终南山》)“陇阪长无极,苍山望不穷。”(卢照邻《入秦川界》)“峰开华岳耸疑莲,水激龙门急如箭。”(骆宾王《畴昔篇》)“迥识平陵树,低看华岳莲。”(李峤《奉和骊山高顶寓目应制》)这些诗句都展现了关中一带平原的广阔、山峰的高耸、林木的幽深。相比之下,洛阳的自然风景则显得秀丽、平和,更接近江南的山清水秀,多给人一种闲适、安逸、心旷神怡之感。比如“绮峰含翠雾,照日蕊红林。镂丹霞锦岫,残素雪斑岑。拂浪堤垂柳,娇花鸟续吟。”(许敬宗《奉和初春登楼即目应诏》)“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洛北风花树,江南彩画舟。荣生兰蕙草,春入凤凰楼。”(薛昚惑《奉和进船洛水应制》)“水府沦幽壑,星轺下紫微……芳树摇春晚,晴云绕座飞。”(宋之问《奉和梁王宴龙泓应教》)正是这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才更有可能促使武则天带领群臣多次游赏,从宫内走向宫外,在龙门、九龙潭、龙泓、嵩山石淙等地留下诗篇,也引领着宫廷诗人将目光从城阙建筑更多地转向自然风光。特别是此时的山水诗,与前朝相比有其新的时代特征。正如陈子昂《晦日宴高氏林亭序》中所说:“夫天下良辰美景,园林池观,古来游宴欢娱众矣。然而地或幽偏,未赌皇居之盛;时终交丧,多阻升平之道。岂如光华启旦,朝野资欢。”[4]232一是武则天时期的山水诗不是写于“地或幽偏”之地,而是写于皇居之所,自然具有一种宏大的视野;二是武周晚期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社会主导面不再阴暗,诗人不再压抑,诗歌自然就流露出一种盛世气象。所以洛阳的宫廷山水诗,实异于“谢客之山行”和“渊明之野酌”(宋之问《宴龙浤诗序》)[6],而开盛唐山水诗风气之先。诗歌上的这些新变从根本上说与创作地点由长安转向洛阳有关。

其次,在洛阳创作的诗歌更多地使用了洛阳本地的历史典故,特别是东汉、魏、西晋时期洛阳的文化和风流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重视。历史上在洛阳及周边一带活动的文化名人有许由、潘岳、陆机、石崇、左思和“竹林七贤”等,此外还有传说中的王子晋和文学作品中的“洛神”,这些都在洛阳诗歌中反复出现。比如在洛阳的几次集会赋诗中,洛阳故事就被集中歌咏。王明府山亭集会,与会者慕东汉和晋人风姿,志在“追李郭之佳游,嗣裴王之故事……流波度曲,自谐中散之弦;舞蝶成行,无忝季伦之伎”(崔知贤《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序》)[7]785,即仿效东汉李膺、郭太在洛阳的交游,西晋名士裴頠和王戎的不拘礼法,像嵇康那样流波度曲,像石崇那样欣赏歌舞。高瑾《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逸人谈发,仙御舟来”,再用李膺、郭太事。高氏林亭的集会诗也多追慕西晋,在《晦日宴高氏林亭》的同题诗作中几乎每首都用到石崇的典故。此外还有韩仲宣“地接安仁县,园是季伦家”提到潘岳和石崇,徐皓“门多金埒骑,路引璧人车”提到王济和卫玠,刘友贤“欲向文通径,先游武子家”提到东汉高凤和西晋王济,等等。还有一次上元夜效小庾体的诗会,序中描绘洛阳城“多近臣之第宅,即瞰铜街;有贵戚之楼台,自连金穴……同游洛浦,疑寻税马之津”(长孙正隐《上元夜效小庾体序》)。诗中“连手窥潘掾,分头看洛神”(陈嘉言《上元夜效小庾体》),“楼上看珠妓,车中见玉人”(陈子昂《上元夜效小庾体》)[4]234,也将石崇、潘岳、卫玠之事及《洛神赋》情节贯穿其中。在这些典故的运用中,也体现了诗人对魏晋追求清雅秀逸审美的肯定。此外,洛阳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也常成为直接歌咏的对象,如刘希夷《洛川怀古》怀潘岳、石崇,武周朝许多诗人都有关于王子晋的诗歌。王子晋在道教地位本不高,但受到武则天和众臣的青睐屡被咏及,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是洛阳本地人。尽管洛阳诗歌中不是完全弃长安典故不用,但洛阳典故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典故的。而伴随着洛阳典故的大量增加,特别是洛阳政治地位的提高,历史上在洛阳活动的文学家也更多进入诗人视野,成为其膜拜的对象。

可见,由于创作地点的改变,洛阳的建筑景观、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都在诗歌中有不同程度的再现,对诗歌的描写对象、风格特征和用典喜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洛阳政权中心与诗学观念的转变

政治中心的转移和写作地点的转换,不仅对诗歌创作产生直接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学观念的转变。殊不知,在唐初长安占据绝对的政治中心地位时,文人的偶像多为西汉活动于长安的辞赋家,如卢照邻任职邓王府时,邓王李裕谓人曰:“此(卢照邻)吾之相如也。”[8]将之比为司马相如以示器重。麟德元年(664)员半千上表时自比曹植、枚皋。骆宾王《帝京篇》中“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壮汉乏良媒……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也以司马相如、扬雄、贾谊自许。其《畴昔篇》更谓“赋文惭昔马,执戟叹前扬”,认为自己不及司马相如和扬雄,这二者都是他的偶像。李峤《夏晚九成宫呈同僚》“枚藻清词律,邹谈耀辩锋”,则用枚乘、邹阳称许同僚。可见唐初文坛广泛认可的典范是西汉活跃于长安的辞赋家(6)当然,太宗在《晋书·陆机传》中对陆机有“百代文宗”的评价,不过此文的撰写动机比较复杂,可能与太宗赞同陆机的政治思想有关,详见孙明君《唐太宗〈陆机传论〉解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不过,太宗的这个评价还不能涵盖其他大量宫廷文士最强烈的人生理想。。而历史上其他作家基本只能被当作某个特定区域的地方文人代表,不能与长安文人的崇高地位相比。如骆宾王在《和道士闺情诗启》中说:“河朔词人,王、刘为称首;洛阳才子,潘、左为先觉。若乃子建之牢笼群彦,士衡之籍甚当时,并文苑之羽仪,诗人之龟镜。”[9]王粲、刘桢,潘岳、左思,都只是一时一地之楷模(当然不否认曹植、陆机二人由于成就极高,也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只有在宫廷外的某些特殊场合才表示出对长安以外作家的赞许。比如当朋友要赴洛阳时,骆宾王说“藻掞潘江澈”(《和李明府》),用洛阳才子潘岳来比喻李明府。其《畴昔篇》之“挥戈出武帐,荷笔入文昌。文昌隐隐皇城里,由来奕奕多才子。潘陆词锋骆驿飞,张曹翰苑纵横起”,虽用潘岳陆机、张衡曹植来比喻当时任东台详正学士时的同僚,这与他借曹魏邺城之文昌殿代言长安宫殿有关,若直接用唐长安宫殿名,则此处必以西汉长安文人为例。总体说来,因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长安,文人们包括四杰都身在宫廷或向往宫廷,所以他们最向往和崇拜的还是长安宫廷文人的杰出代表——西汉辞赋家们,即便是写诗也以赋家为楷模。

而当京师从长安变成洛阳时,西汉辞赋家们就不再受到无与伦比的青睐,诗人的目光转向了历史上的其他文人。如陈子昂《晦日宴高氏林亭序》:“岂可使晋京才子,孤标洛下之游;魏室群公,独擅邺中之会。”[4]233其言“晋京才子”“魏室群公”而不言西汉文人,不仅是因诗序在洛阳所作,也是因当时洛阳已经成为实质上的首都。到武周时,李峤《扈从还洛呈侍从群官》就直言“宗枝旦奭辅,侍从王刘匹”,用王粲、刘桢而非东方朔、扬马等人来借言武则天的文学侍从。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4]159更是表现出对建安甚至六朝文学的肯定。然在武周之后长安再度成为京师时,西汉辞赋家又成为文学侍从的偶像了。李适《奉和圣制九日侍宴应制得高字》“王枚俱得从,浅浅愧飞毫”即言西汉王褒、枚皋。可见,正是武周定都洛阳,才引发了诗人们对西汉外作家的广泛关注,包括曹植、七子在内的建安文人,以及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文人等。这期间洛阳一直都是政治中心,上述文人们或生活在洛阳,或与洛阳有过密切关系,所谓“汉魏文章半洛阳”,西晋文学中心更是毫无疑问地在洛阳。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上,从入仕伊始就身处洛阳,其文学革新(复古)的目光直接跳过西汉而投入“汉魏”(主要是“建安”“正始”两个时期)、“晋宋”,而不像四杰那样神往西汉。

以上关于京师地点变化对诗学观念影响的论述,也可通过当时的诗歌创作实践加以反观。如四杰对西汉辞赋家的推崇,在其诗歌特别是七古中就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唐以前七古一般篇幅不大,从四杰开始,七古以长篇诗作开启了新的局面,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王勃的《临高台》等莫不如此。这种体制上的扩大正是吸收赋体影响的结果,不过还不能说与西汉大赋有直接关系,而是直接源于南朝以来的诗赋融合。但南朝诗赋一般境界狭窄,风格趋于萎靡,而四杰的七古则纵横捭阖,豪迈跌宕。四杰七古风格的新变,正是借助汉赋的磅礴之气。对此,余恕诚先生不仅分析了其具体表现,也从时代背景方面阐明了其中原因:

正像汉代需要京都大赋表现汉代京城宏伟的气象一样,唐初也需要诗赋表现其繁盛的都城景象……初盛唐时期,士人的理想比以往更高大,胸怀更宽广,有着强烈的人生意气与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为了要表现时代昌明盛大的气象和士子激越的情感,从前代文学资源中寻求最值得借鉴的遗产,则莫过于气势宏阔的汉大赋了。[10]

这种分析较此前学界多注意梁陈赋体对初唐七古的影响而言,视野更加开阔,揭示了四杰吸收汉代京都大赋手法的事实和主要的客观原因。诚然,由于描写对象的原因,四杰的这几首七古最先让人想起的是京都大赋,但若撇去题材不论,诗中宏大的结构、旺盛的气概、铺张扬厉的手法,正是西汉大赋即已形成的典型特征。再结合“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壮汉乏良媒”“赋文惭昔马,执戟叹前扬”这些诗句,起码骆宾王在写这些七古时最想比拟和企及的还是司马相如和扬雄,有着逞才使气的用心,因而诗的结构、气概、手法与其说源自班固和张衡,倒不如说直接来源于对扬马的崇拜。尽管他曾指责“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上吏部裴侍郎启》),将枚马甚至建安与六朝文风一概否定,但那不过是出于猛烈攻击绮碎文风以表明自己立场的需要,即所谓“矫枉过正,文之权也”(杨炯《王勃集序》)[11]36,不能因此抹杀他对扬马才华的赞许。

不仅骆宾王,四杰中的其他三人都有类似的文学理想。杨炯虽然也批评“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王勃集序》)[11]34,但他对诗赋的改造——“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韩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杨炯《王勃集序》)[11]36,不是六朝抒情小赋能够完成的,而是借力于汉大赋。卢照邻曾将“潘陆颜谢”“任沈江刘”斥为“蹈迷津”,而对“虞李岑许王魏来褚”等大臣“晨趋有暇,持彩笔于瑶轩;夕拜有闲,弄雕章于琴席”(《南阳公集序》)[12]72的生活非常艳羡。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说,“陪同君王羽猎祭祀,奏献赋颂,歌咏皇家气象,帝居风光,才是他们(卢照邻、王勃)的愿望”[13]。卢照邻又这样来比喻虞李等人的生活:“黄山羽猎,几奏琼篇;汾水楼船,参闻宝思。”[12]72这正是扬马等人宫廷生活的写照,也是卢照邻所崇拜的。但葛文同时认为,四杰诗文中刚健的“骨气”主要源于“为时代所激发的追求功业的热情和幻想,以及不甘心憔悴于圣明之代的不平之气”,这继承了理论上被他们否定的“曹植和左思的风力”。诚然,“不受千金爵,谁论万里功”(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重义轻生怀一顾”“但令一被君王知”(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这些诗句中的矫健激昂之气,确实类似建安传统,但《长安古意》等七言歌行中由铺排体现的力量和气魄很大一部分源于对扬马的自觉模拟,因而在浓郁的情感之外本身就具有了一种雄大、壮美。拿《帝京篇》来说,当时通过投献裴行俭而传遍京师,但让京城上流诗人们“以为绝唱”的绝不可能是因其铺写长安繁华、抨击豪门淫逸、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而只能是与当时宫廷审美相一致的繁复辞藻及由此体现的诗人才气。所以,以扬马大赋为代表的西汉长安文化对四杰的诗歌特别是七言歌行是有深远影响的。

实际上,除了四杰的七古,太宗以《帝京篇》为代表的都城诗、许敬宗等人的奉和应制诗也都打上了西汉苑囿大赋的烙印。汉赋所具有的开阔宏伟的气势与作者阔大的胸怀,与西汉壮阔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唐诗虽在主体心胸气魄上不及西汉宫廷文人,但其对日月星辰和宇宙乾坤等宏大意象的堆砌,也继承了汉赋歌咏描绘台榭金石、沟洫麟阁的传统,虽在结构上将汉赋的“曲终奏雅”改成了一味的歌功颂德,但总体是以壮丽雄伟为上。这同样说明了西汉长安文学对唐初诗歌的影响。

文学上的这种慕学西汉的风气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除了当时诗人所在地或向往之地长安同为西汉都城的原因外,也有隋末唐初以来政治界思想界推崇西汉的因素。时人在反思历史时认为魏、晋、周、隋皆为乱世偏国,不足为法。王勃曾著有《大唐千岁历》,书虽失传,但《旧唐书·文苑传》著录了该书要旨,认为“魏、晋至于周、隋,咸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不可承之”[3]5006,应该直承汉代,首倡“唐承汉统”说。武则天为了证明政权的正统性,第一次在政治上将继承汉统以官方礼仪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史载“武后时,李嗣真请以周、汉为二王后,而废周、隋”[2]5740。“天授元年……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2]89。“唐承汉统”的观念经过玄宗的加强为唐人普遍接受。但唐人对两汉的态度是不同的,唐人所继承的“汉统”主要是西汉,对东汉的政治体制、礼仪制度、取士制度乃至文化思想往往都是批评(7)参见汪文学《“唐承汉统”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比如柳宗元:“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已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韩愈《柳宗直〈西汉文类〉序》)[14]5831李汉亦云:“文者,贯道之器也……秦汉已前,其气浑然,迨乎司马迁、相如、董生、扬雄、刘向之徒,尤所谓杰然者也。至后汉、曹魏,气象萎尔,司马氏已来,规模荡尽。”(《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14]7697可见慕学西汉,贬斥东汉及魏、晋、周、隋是有唐一代的主流。但缘何陈子昂在武则天当政时期高举“汉魏风骨”大旗?在《感遇》诗中慕学阮籍?不仅如此,陈子昂还一改唐诗中以西汉长安“承明庐”作为入朝或在朝为官典故的习惯,改以东汉云台阁借指朝廷。如之前张大安“还见谒承明”(《奉和别越王》),刘祎之“匪厌承明庐”(《酬郑沁州》),徐彦伯“秉笔坐承明”(《拟古三首》其二),沈佺期“臣忝承明召”(《扈从出长安应制》),诗中所言之人入仕之时皆在长安,故均以“承明庐”借指朝廷,盛唐之后的诗人们也大量运用此典。而陈子昂入仕之始终,政治中心都在洛阳,故其诗中用以借指朝廷、功业的典故变成了东汉洛阳的云台阁。如“功业云台薄,平生玉佩捐”(《西还至散关答乔补阙知之》)“云台与碣馆天殊”(《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序》)[4]41“云台盛多士,待君丹墀侧”(《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始忆携手期,云台与峨眉”(《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等,陈子昂也成了唐代用云台典故最多的诗人。这再次说明,洛阳政治中心的地位促使诗人在慕学西汉的大环境中更多地关注洛阳的历史——东汉、魏、晋的历史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武则天对洛阳政权中心地位的确立,加速了东汉和魏晋文学的被发现、被认可和被效仿。诗学观念上从崇尚西汉辞赋家的雄博之美,演变为洛阳文士对魏晋才子流风遗韵特别是清雅秀逸的追慕、陈子昂对东汉和魏晋文学“风骨”和“兴寄”的追求。尽管不久后京都很快重返长安,西汉辞赋家被再次追捧,这种诗学新观念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其第一次提出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四、结语

武则天定都洛阳,不仅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也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特别是,它直接催生了“方外十友”这一群体,对初盛唐诗歌产生多方面影响。诗歌中心的转移也带来了创作上的直观变化,一方面,洛阳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得以大量展现,这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对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歌风格的演变,特别是山水诗已初步呈现出盛唐风貌;另一方面,关于洛阳的典故也被大量使用。最后,诗学观念也在洛阳得以发生较大的转变,诗人由慕学西汉辞赋家之雄博转向崇尚东汉和魏晋文学之美,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风骨”和“兴寄”的主张,这对唐诗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洛阳与唐诗之关系中,不仅是后者提升了前者的文化地位,前者的地域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后者面貌的形成;武则天对唐诗的影响亦不限改革科举、提升诗人地位一途,其移都洛阳亦是唐诗演进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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