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林,刘芊绵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乡土中国”走向“城市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城乡中国”转型期的城乡关系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存在和焦点问题。随着城市文明深切地浸入乡土世界,既引发了“完整乡土中国破解”的隐忧和“乡土文学终结”[1]的争议,同时也提供了乡土文学转型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动力。“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小说将叙事视阈与叙事空间向城市拓展”“颠覆了乡土文学既有的不延伸到城市空间的历史性阈定。”[2]由此,对城乡关系的文学书写,构成新世纪乡土小说转型的重要主题和鲜明特征。中原大地由于是农耕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和承载体,而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迅猛推进,它也成为城乡文明冲突与交融最为激烈的区域,这使中原作家群立足地域和现实的城乡叙事,在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中别具典型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中原是“城乡中国”的表征

“城乡中国”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并存的社会现状的概括表述。贺雪峰研究了21世纪前后“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的变化,农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在务农的同时也可以进城务工,乡与城的经济生活空间拓展,使“乡土中国”为“市场中国”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发展条件,并将这一新型城乡关系下的乡土形态命名为“新乡土中国”[3]。“城乡中国”概念的提出以周其仁最为著名。他在《城乡中国》一书中,借城乡之分野把脉中国经济,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城乡转型中,以城市化滞后、大量农民进城、城乡差距巨大为主要特征,形成了全球化时代十分独特的“城乡中国”社会形态[4]。在“城乡中国”转型期,城市与乡村虽然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其作为社会场域、文化场域则不再有鲜明的边界空间,因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冲突、交融,使乡土难以成为一个独立、封闭、自足的世界,作为“他者”的城市对乡土有着无所不在的影响,城乡之间的交往与交融致使我们无法抛开城市因素来谈论、理解乡土社会。

“城乡中国”构建了乡土文学城乡叙事的社会基础与学理依据,也使乡土作家产生了新的创作视野,拓展了新的书写边界,呈现了有别于传统的新乡土经验。丁帆首先明确了城市在当代乡土文学中的地位,认为从1990年代开始乡村向城市迁徙和漂移的现象决定了中国乡土小说创作视点的转移,反映走出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生活,已经成为作家关注社会生活不可忽视的创作资源[5]。他把反映这些进城农民(“流动农民”)肉体和灵魂“游走”状态的作品,归属于乡土小说,由此扩展了乡土文学的边界。雷达指出,当下中国正经历着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巨大裂变,文学的主题、空间必然随之发生改变,乡土文学写作不能抱守纯粹性的传统观念,仅将封闭的乡土空间作为叙事目的,而应感知传统“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中的人心的阵痛与撕裂,呼吁推出和研究“城乡中国”的经典性文本[6]。

中原大地是“城乡中国”生成演变的一个代表性场域。一方面,中原地处内陆,有着悠久、发达的农耕文明,长期以来是“国家粮仓”,在许多地方至今仍保持着不无纯粹的农业文明原型,一些乡村以化石般的凝固状态存留着乡土文化传统,这使中原以“土”的特色闻名,成为“乡”的“地方性知识”标本。另一方面,中原在新时期以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以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为导向,社会经济获得高质量的飞速发展,并随着国家规划战略“中原城市群”的有序推进、强劲崛起,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并不断向郊区扩张。古老的、传统的乡村与现代的、时尚的城市,二者共时、共生地并置和依存,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冲突、交流、融合,使中原的城乡关系显得尤其盘根错节、枝蔓横生,由此也使其成为“城乡中国”的一个颇为典型的社会缩影。

中原大地“城乡中国”的独特景观为中原作家群的城乡关系书写提供了文学资源和本土经验。他们扎根于“乡土中国”的中原腹地,感受着“中原城市群”的东风,李佩甫的《城的灯》《生命册》、刘庆邦的《到城里去》《黄泥地》、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阎连科的《炸裂志》、乔叶的《拆楼记》等为数众多的作品,描写了城市化进程中乡土社会“向城而生”的人生选择、农民工所遭遇的城乡冲突、通过高考与参军逃离乡村的城市者的“背负土地行走”,揭示了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乡民的生存挤压、身份焦虑和时代命运,透视了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消失与颓败、整合与抵抗。中原作家群的城乡叙事,呈现了“城乡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原乡土的现代性变迁,并为这一沧桑巨变绘制了文学影像、保留了精神典藏。

二、中原乡土视野里的城市想象

中原作家群描写乡村乡民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情感,“城乡对照”叙事,是其普遍采用的一种表现方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治”,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加之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剪刀差”,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向城而生”成为乡民的价值判断与人生选择。他们虽然身处乡村田野,心里却向往着城市的生活,其对城市的想象充分反映出乡土的生存状况和精神诉求。

以“高楼”“街灯”为表征的城市物化景观,在乡民视野里充当着城市“文明的载体”。“以‘高楼’为代表的城市意象,它以超越乡村生活日常经验的庞然大物出现,让乡民不无震惊、紧张、压抑地仰望,以傲然矗立的外在物化的直观感性,制造着乡村与城市视觉上的建筑落差和心理上的壁垒。”[7]刘庆邦的小说《远方诗意》里,南京对于乡土而言“太好了”,“高楼一座连一座,每座高楼都是直上直下,都掉帽子高”“恐怕十棵杨树接起来,也比不上南京的高楼高”[8]29。这样的高楼无疑让乡下人心驰神往,想入非非,恨不得立刻到南京去看一看。城市的街道也不同于乡村的泥巴路,“雨下得越大,路面越干净,越明亮,一点泥巴都不用踏”,而且夜晚的城市不黑,“大白电灯把十字街口照得明堂朗路”[8]3。小说主人公对城市的向往是以街灯为起点的,因为有了街灯的照耀,城市的图景是“光明的,富丽堂皇的”[8]3。在河南农村,房屋是村民的生存要素,也是人们的精神外壳。李佩甫的小说《金屋》中,杨如意有钱后在村里盖了“洋楼”,一楼的廊柱和地面是用水磨石砌成的,二楼的走廊边上是白色的雕花栏杆,墙壁是用金黄色釉面砖贴成的,楼房间安装了最新式的壁灯,一切竣工后还运来了洋床、沙发、电视机等。城市建筑风格与装饰,成为乡村刻意模仿的对象。城市巍峨的高楼、宽阔的街道、闪烁的霓虹灯以及喧哗的车水马龙,对于习惯于农耕社会日常生活的乡民来说,无疑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以“裙子”“高跟鞋”为表征的城市女人,也是乡土社会充满欲望化的美丽风景。农村女人整日在田间劳作,与庄稼为伍,裙子与高跟鞋是不适合干农活的,这使裙子、高跟鞋在一个时期成为城乡区分的服饰标志。李佩甫《羊的门》里,谢丽娟像一个模特儿似的走出来,一会儿是粉紫色的步裙,一会儿是月白色的真丝长裙,变幻着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妖美。在耙耧小说世界里,无论是《行色匆忙》里“穿了红裙子,涂了红唇儿”的“她”,还是《最后一名女知青》中“散开的裙子”的娅梅,抑或《去服一次兵役吧》里“露着诱人的腿肚儿”的都市姑娘,她们的婀娜多姿令乡民愉悦陶醉,而裙子“露出大腿”的“开放”,也挑战其保守的传统观念。“城市女人”是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文学中一个突出意象,乡民渴望占有城市女人,以此获得对城市的征服,这既承载了一种性别的欲望表达,也赋予着一种身份的文化政治,其对城市女性的“动感凝视”,交织着乡村对城市既梦想又拒斥的矛盾心态。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肇始,城市化发展被认为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在城乡关系中,城市契合于现代性诉求,乡村对城市单向度的向往与憧憬,这使“中原作家群”在描写人物命运之时,“离乡—进城”成为一个重要的叙事模式。乔叶的《拆楼记》作为一部非虚构小说,讲述了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郊区村庄的拆迁事件,揭示了金钱利益面前的世道人心,农民们虽然世代生活在田野大地,但早已厌倦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无论是其物质追求还是精神欲望,都深深地打上了现代城市的烙印。因此,城市与乡村不再是严格独立的地域空间,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互通。传统意义上纯粹的乡土已经难以寻觅,“城市”已然成为乡土文学书写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原作家群”的城乡叙事,呈现乡土视野里的城市想象,将乡土文学的叙事视域与叙事空间向城市拓展,这既是对“城乡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勘察,同时也清晰表明了乡土文学的时代转型。

三、城市视域里的中原乡村景观

乡土的主体性确立有赖于城市“他者”的存在。从黑格尔、萨特、拉康到后殖民理论,都强调“他者”对于主体“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的本体论意义。如果说“他者”的显现对于“自我意识”构成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城市对于乡村就扮演着对比对照的镜像角色。由此来考察以王磊光《博士返乡笔记》、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为代表的“返乡书写”,其乡土文本就内蕴着城市者的外来阅读。“‘返乡书写’既重新认识乡村,也力图反观都市,其中交错着‘从乡村看城市’的审视以及‘自城市回望乡村’的焦虑、纠结与自省。”[9]这样“返乡书写”呈现出一个突出特点:返乡者也即叙述者有着城乡双重背景,是站在城市的立场来打量和发现乡村。“中原作家群”在描写乡土时,也常采取“返乡书写”的写作姿态,以城市视域叙述中原乡土的社会变迁与精神风貌。

城市视域里的中原乡村景观,李佩甫有出色的艺术表现。李佩甫的城乡叙事挣脱了“二元论”和“等级观”,“作品一方面扎根于中原文化深厚的传统和民间土壤中,另一方面对‘城市化’浪潮中的城乡巨变和进城乡村人的精神症候给予了全面焦聚。”[10]《生命册》的叙事空间由省城、京城、深圳等城市空间和“无梁村”乡村空间组成,叙事内容在章节结构上呈现为城乡生活场景的交错出现,叙事者吴志鹏设定为一个身兼城市和乡村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作家让一个城市漂泊的归乡者讲述老姑夫、杜秋月、梁五方、吴春才、虫嫂的乡间故事,描绘乡土风物与道德伦理,以“把人物当植物来写”表现城乡环境对人物的塑造作用,以对城乡文化的了然于心,审视与解析乡村的人情世故、价值判断,并试图搭建古老的乡村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的桥梁。

城市视域里的乡村景观,在“中原作家群”那里大体可分为“荒野图景”与“田园风光”两类。“荒野图景”是对乡村古旧、衰落、荒凉及生存悲剧的象征性表达。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为代表,作家从京城归来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进行乡村调查,为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故乡、故乡的亲人立传,重新感受大地和“地之子”的生活处境、精神心灵。作家发现梁庄的内部早已坍塌,村庄已变为蓬勃的“废墟”。自家老房屋的前方是大片的残垣断壁,坑塘里没有鸭子、游鱼、莲藕,代替的是水中黑色的藻类植物、漂浮的易拉罐、塑料瓶及各种生活垃圾。村外的河流“湍水”被化工厂的废水污染,散发出刺鼻的又带着血腥的怪味。农村女性遭受着流言、歧视、家暴,在父权体制下苦苦挣扎。年轻人出外打工,留守儿童在沉默中长大,独居老人在“意外”中离世。除了“梁庄系列”作品,还有《日光流年》《丁庄梦》《风雅颂》《炸裂志》等小说,它们以乡土“失乐园”的悲叹,直观地抒写乡村传统风景的逐渐消失和乡土伦理陷入歧境,呈现出乡土的荒野图景。

与“荒野图景”两极悖反的是乡土的“田园风光”。“中原作家群”以乡土视角批判和审视城市,以对城市抵抗的决绝姿态发出对野性大地的悲怆召唤,弹奏出千年流转的乌托邦田园恋曲。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表达了新时期乡民对城市的渴求与迷茫,但作为一个在城市捡垃圾的乡下人,其背井离乡的进城之路可谓是布满荆棘甚或充满血泪。其《家园何处》里的农家女,不得不从“卖力”转向“卖身”的生存之路。作家叙述农民在城市生活经历的作品总是满含心酸、悲苦、同情,也许正是对城市的失望,才更能显现出刘庆邦乡土书写的“柔美”。刘庆邦在《遍地白花》《梅妞放羊》等小说里,“借着画家与牧羊女的眼光,写出田地里的灵魂,万物在风中获得了一种爱意的沐浴。他回望没有被都市污染的乡民,有着纯然目光的流盼,在河水、树木和天空间,甜美之味飘出。”[11]刘庆邦的豫东乡土世界,有着农村诗情画意般的自然风光,乡村恬适安逸、温情和谐的人文环境,女性纯朴天真、美丽灵秀的形象特征,他以细腻和柔婉的语言敞开了乡土世界温润的一隅,以不无理想化的乡土审美传达出城市对乡村的怀旧记忆与文化乡愁。

四、走向城乡和谐的乡土叙事

“城乡中国”社会转型期,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使许多作家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或站在乡土立场批判城市,或从城市视野批判乡村,二者的对立、冲突使乡土要么是“田园风光”,要么是“荒野图景”。其实,城市与乡村不应放置在文化哲学的两个端点,要将城乡视为一己,建立城乡和谐的“第三空间”。“城市和乡村不再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也不再是‘虚伪’与‘单纯’的冲突,而是走向了‘融合’和‘对话’并最终走到一起,‘衍生’出一种共通的历史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形式。”[12]

探索超越城乡二元冲突的新的叙事美学,“中原作家群”作出了不懈努力与贡献。在此,李佩甫最为执着于城乡关系的书写与思考。《羊的门》里,弯店村通过香烟造假而成为亿元村,成为中南五省都来这里的交易场所。弯店村依靠制假贩假,很快富裕了,村街的两旁有了路灯,水泥路也铺上了,村子中央有了大水塔,住房也都是新盖的,墙上贴着漂亮的“马赛克”,但这一城镇化发展是扭曲的、违法的。与此相对照的是有着现实原型的呼家堡,他们的发家靠的是经营人脉关系,“呼家面”从省城一路打入京城市场,给呼家堡带来滚滚财源,进而助推其农业产品深加工产业的大发展。呼家堡办起了面粉厂、奶牛厂、羊厂等,以集体经济为主导走上了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家致富道路,有效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城的灯》中,刘汉香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军官太太,进而逃离乡村,但在经历了与冯家昌的爱情挫折与打击之后,她作为上梁村的支书兼村长,决心“让日子开出花来”,带领村民种“红富士”果树,培育号称“花驿之冠”的“月亮花”,并以技术专利、承包的土地为股份与香港公司进行合作开发,建立“南花北迁”的花卉基地,最终使上梁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花镇”,走出了一条乡村特色发展的城镇化路子。

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里依托当地资源发展旅游业,也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文学样本。小说的叙事地点“楚王庄”在风景如画的“丹湖”岸边,处于“南水北调”的渠首源头,也是历史上楚国首都的所在地。面对优美的“湖光山色”与悠久的文化积淀,曾经在北京打工而今返乡创业的暖暖进行了旅游开发,建起了“楚地居”家庭宾馆,挣前来参观楚长城、南水北调水源地游客的食宿费。接着是拉长旅游链条,延长旅游时间。她开发凌岩寺,带游客穿行于参天古木、千亩修竹、百座塔林之间,观看寺院里的恢弘建筑和精美壁画,体验做佛事的肃穆仪式。她讲述“丹湖”的传奇故事,引领游客来到湖心的“三角迷魂区”,满足游客好奇、探险的心理愿望。此外,夏季她还在后山的山顶搭了些小帐篷,摆放了一些睡袋,供愿意夜晚露宿乘凉的游客用;在湖边设置了一些座椅,安放了一些钓鱼的用具,供喜爱垂钓的游客过瘾。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繁盛,最后在楚王庄建起了楚国一条街,中外游客可以观赏那些具有原始意味的建筑、器物、服饰等楚地景观。暖暖作为一个新时代女性,既生活在乡村又有着城市打工经历,城乡双重视野与思想格局,使她善于利用当地的文化优势,并依托农村、农业资源进行旅游开发,让楚王庄实现了乡村振兴,也让我们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前景充满期待。

无论李佩甫《城的灯》的建设花卉基地,还是周大新《湖光山色》的发展当地旅游业,代表着“中原作家群”对城乡融合发展、城乡文化共生的艺术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中,迫切需要乡土文学塑造农民新形象、反映农村新变化、描写农业新发展,思考中国农业现代转型的方向与出路。“中原作家群”对“城乡中国”进行深入勘探,努力建构新型城乡“命运共同体”,这是回应着“我们的当代”对“中国问题”的文学思考与现实发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牢记‘国之大者’,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壮阔史诗。”[13]这是历史赋予当代文学的崇高追求与使命担当。当下我国正经历着“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乡村与城市之间变动不居的时代裂变与复杂关联,既铸造了当今广袤大地崭新恢弘的“山乡巨变”,也吁求乡土文学建构新的文学地理标志。河南是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重镇,“中原作家群”的城乡叙事,呈现了“城乡中国”艰难复杂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基于乡土的独特城市想象与文化乡愁。它们记录着乡土文学自身的演进轨迹,承载着城乡关系的文化符码,昭示着民族发展的前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