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晓光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合肥 230601)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1]。这意味着,从宏观层面,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国家对民众和市场的消费潜力抱有充分信心,这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往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转变”;“中国不断拓展的内需和消费市场,将释放巨大需求和消费动力”[2]。从微观层面,我国民众的消费行为早已不再满足于“一日三餐”的基本生存需求,对于美食、旅游、娱乐消费,线下和在线消费等消费方式的需求大大增加。然而,消费不仅成为满足人们自我需求的方式,也渐成民众间接参与政治表达的重要场域。

毫无疑问,消费社会的形成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是人们追求更好的物质水平的必然。然而,消费行为在人们生活中也逐渐受到政治意识的影响,或者说,消费一直拥有“政治属性”。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的行为,消费亦可理解为生活式政治,其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政治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通过媒体宣传和法律普及,进而对消费施加影响。相较监督、入党等一些直接政治参与行为,人们进行消费除体现其首要属性外,也是一种间接表达自身政治立场的参与行为。因此,消费作为特殊的政治表达方式逐渐受到政府和学者的关注。进入21世纪,随着消费政治的兴起,学界开始讨论消费是如何将民众团结在一起以支持或抵制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在现实中,尽管21世纪的消费政治确实对消费主义提出了广泛的挑战,但它在概念和意识形态上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深究的领域,这包括消费是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变化相联系的,抑或是在多大程度上拒绝或接受消费作为一种政治参与和表达中介的。

对我国现阶段而言,基于“双循环”的大背景,依靠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成为政府的主要战略部署。而消费介入政治场域并激发消费的政治属性,一直以来是学者们重点研究的领域。当前,我国社会消费治理面临着不少困境,一是包括炫耀性消费和公款消费在内的社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社会关系,二是消费不平等和非理性消费带来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三是消费者权益受损与一些过激维权现象并存引发社会焦点事件,四是消费民族主义与消费崇洋现象依旧并存等。在消费逐渐主导经济发展的时代,通过引介、析评西方消费政治思想并挖掘其本土化价值,发掘公民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政治动因,对推动国内消费政治研究以及消费治理具有重要现实作用。

一、消费政治的社会起因

中国古代的消费思想以“黜奢崇俭”为核心,体现古代社会消费观念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不论是孔子提倡的“节俭”还是老子主张的“反奢”,都是为维护政治统治而倡导的思想工具。孔子意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他认为个人的政治地位决定其消费水平才符合礼数。老子的“无为消费”,则以一种知足而安的方式来维护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社会秩序。因此,古代中国消费政治思想的目的,一是维持制度,二是维护秩序。消费从节戒奢的传统美德影响着政治统治。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同格劳孔在谈到城邦建立后的生活有这样一段对话:

苏:格劳孔,你还想要什么?

格:还要一些能使生活稍微舒服一点的东西。我想,他们要有让人斜靠的睡椅,免得太累,还要有几张餐桌几个碟子和甜食等等……

苏:哦,我明白了。看来我们正在考虑的不单是一个城邦的成长,而且是一个繁华城邦的成长。这倒不见得是个坏主意。我们观察这种城邦,也许就可以看到在一个国家里,正义和不正义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不少人看来对刚才这个菜单或者这个生活方式并不满意。睡椅毕竟是要添置的,还要桌子和其他的家具;还要调味品香料、香水、歌伎、蜜饯、糕饼诸如此类的东西。……房屋、衣服、鞋子,是不够了;我们还得花时间去绘画、刺绣,想方设法寻找金子、象牙以及种种诸如此类的装饰品,是不是?

格:是的。

苏:那么我们需要不需要再扩大这个城邦呢?因为那个健康的城邦还是不够,我们势必要使它再扩大一点,加进许多必要的人和物……

……

格:必然如此,苏格拉底。

苏:格劳孔呀!下一步,我们就要走向战争了,否则你说怎么办?[3]

这是柏拉图对古希腊城邦中人们进行“消费”的另一种描述。他认为,在那里,消费不仅是生存需求,也是享受需要。人们为了享受更多,就会攫取更多,最后导致冲突甚至战争,消费一步步成为与政治产生关联的行为,成为隐藏在社会背后的政治问题。这既体现出苏格拉底的哲学审视,也成为了他的政治担忧。按照柏拉图学生亚里士多德之言,“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4],而自他之后的政治则是一个进行分析、比较并最终产生人类交往实践的问题[5],那么对于国家统治者而言,借助消费工具以达成政治目的则是一种实践手段,人们的消费实践应当可以被视为一项进行社会治理的政治实践。这不仅要求我们对维持生计和奢侈品的生产和分配所依据的角色和做法采取比较前瞻性的态度,还要求我们把政治经济学家过去所称的“生产模式”的功能机制,即人类社会通过一系列实践产生其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进行自我复制,并视为典型的政治[5]。事实上,对消费的自然状态最经典的描述是在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中。通过鲁滨逊的回忆录,无数读者间接地体会了霍布斯式的绝对自由困境,以及在缺乏社会契约的情况下社会生产的责任。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家喜欢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因为“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也只是他的私人产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6]。在富有想象力的“鲁滨逊世界”,笛福提供了一个抽象的“谎言”——在这里,政治实践暂时让位于新政治原则的产生,使政治经济学家能够更加清晰地揭示消费的具体真相。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是人们长期的奋斗目标。早在20世纪,西方国家凭借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而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生产的加快,人们物质需求的增长引发了消费行为的多样化,带动了生产的发展,生产和消费的互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劲驱动力。然而,随着消费建构逐渐取代生产建构,消费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21世纪“政治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如何去表现和适应。事实上,起初消费的确是被当作一项政治问题来研究,它不仅包括经济属性、文化属性、社会属性,也包括政治属性,甚至政治属性是消费行为的“第二本能”,消费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由于现代社会产品更加多元化,物质的丰富让消费成为一种政治实践的行动策略和社会控制的治理技术。只是因丰裕社会的人们更沉溺在纸醉金迷的浪漫和私人领域,使得消费开始逐渐远离政治,对消费的研究也仅停留在文化层面,通过消费来解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市场藉由大众的消费心理来间接引导生产使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

消费作为政治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即作为统治的工具,那时消费还并非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而是为了传达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贵族、官员通过一些仪式性的奢侈消费以彰显等级尊荣。在中世纪的欧洲,官方希冀通过颁布“禁奢法”对社会进行规制,从制度层面鼓励节制和反对奢侈。然而,不论是奢侈消费还是节制消费,“消费在政治规训和国家治理中都具有重要的份量”[7]。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消费作为政治问题的表现形式又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状况,消费观念渐成为国家拉动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和保持政治稳定的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在一定程度上步入丰裕社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物资短缺,到现在的全面小康,整体上我们已处于一个物质充裕、消费活跃的时代。进入新时代,随着消费社会向更高阶发展,消费的意识形态功能日益凸显,消费研究的政治转向已是大势所趋。

二、西方消费政治的多重向度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消费政治的研究渐趋增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社会的繁荣更凸显了消费的重要性。而消费社会的形成吸引了诸如鲍曼(Zygmunt Bauman)、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桑德斯(Peter Sanders)等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他们分别从自身理论立场出发,开启了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其中包含的消费政治思想虽隐而不显却贯穿始终。国外有关消费政治的隐性或显性研究主要基于三个视角,形成了三种研究方向。

(一)基于国家管理的宏观视角

从宏观层面阐释消费政治思想,以此反映国家、社会与消费者群体之间政治互动状况。桑德斯分析了国家消费配置的政治,事实上提出了“消费政治”的概念,并讨论“生产政治”和“消费政治”二者的矛盾关系。他认为,生产政治是由中央政府干预,而消费政治则由地方政府干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二元消费政治论”[8]。鲍德里亚认为,我们始终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客观上首先绝对是一个生产社会、一个生产范畴、一个政治经济战略的地点,而是说消费范畴混杂其中,即符号控制的范畴混杂其中[9]9。在物质丰裕的社会,政府和媒体服从于资本再生产的需要,控制着消费意识形态并训练人们的消费行为[9]9。马尔库塞指出,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正是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控制着消费需求,使人们一直服从社会分工,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消费文化让人们也失去了批判精神[10]。鲍曼则强调,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且不可阻挡的过程,即从一个“生产者社会”演变为一个“消费者社会”,消费社会消费伦理取代了生产伦理,消费者失去了有用的社会功能,变成“消费穷人”,而这种现象产生的背后则来自于国家的定向服务[11]。

(二)基于权力消费心理和文化消费实践的中观视角

探讨社会中存在消费权力互动的消费政治思想,以此反映炫耀性消费和攀比性消费背后的政治权力因素。凡勃伦通过讨论有闲阶级的形成过程及其地位和价值,将身份等级转移到“消费”上,认为藉由消费权力才能维持尊严和地位,以便提高声望,炫耀性行为正是财富权力等硬实力的体现[12]。布尔迪厄认为,趣味是某些(政治)斗争最重要赌注之一,统治阶级的场和文化生产场是这些斗争的地点,消费权力的趣味,消费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即软实力“品位”成为人们对对方阶级划分和社会分层的依据[13]。朔尔强调在现代城市社会,原来展示社会地位的方式已经失效,新生成的消费主义成了身份政治的需要,形成了在更大范围内消费攀比的新消费主义[14]。雅各布森则直言,消费不仅是展示权力的一种手段,其本身也是权力,是壮观与华丽政治的一部分[15]。而通过消费权力来显示社会政治状况,一定程度上的确满足了政治运行的需要。

不过,受“消费者”概念的影响,沃德提出了“文化实践论”。他认为对消费的文化分析存在一套更深层次的理论弱点,这些弱点嵌入其一般行动理论中,而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多种多样的,但在消费研究领域,它们既挑战了个人主义解释,也挑战了文化过剩[16]。通过“实践转向”给予文化消费以更多社会自主性,但这依然离不开消费之于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除了“实践模型”,希尔伯特基于文化消费和社会关系模型指出,在网络社媒发达的时代,文化消费和社会关系间的相互作用会推动商业模式,通过个人文化偏好选择的转向来打破社会网络结构,进而影响社群联系以及社会融合[17]。这转而引起了网络消费主义和政治消费主义研究领域的关注。一直以来,学者们对政治消费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而产生了与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密切相关的理论解释。冈德拉克认为,在全球化和个人化的时代,政治消费主义被认为起源于政治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源于感知到的治理差距。近年来,政治消费主义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种更为频繁的政治参与形式,将“第三世界”国家纳入需要重新评估政治不信任作为政治消费主义的一般刺激因素,因为它在概念上与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背景紧密联系,并由此提出了政治不信任的比较分析,得出政治不信任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消费主义的重要推动力的结论[18]。

(三)基于消费者个人进行政治参与的微观视角

除了通过消费来表达或建构自己的公民身份和地位,人们也将消费作为一种表达政治立场的工具,以此反映建构的某种政治认同的行为。这也是当前消费政治思想研究的重点领域。消费发挥其政治属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民消费者这部分主体。在西方国家,消费者通常藉由抵制购买或刻意购买的消费行为来阐明自己的政治信仰,这被定义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即“政治消费主义”(Political Consumerism)。马丁·道顿曾指出,消费一直以来不仅是一种道德和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消费者通过消费政治把抽象理论和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使政治关心具体化物质化,而公民消费者对公共利益的诉求往往带有政治性,这就使得政府和机构不得不关注这些消费行为,来保证自己的选票不受干扰[19]。

米切莱蒂首次提出了“政治消费主义”概念,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的日常生活日益与国际关系产生了联系[20]52。他在集体主义集体行动的基础上将政治消费主义概括为一种个性化的集体行动,亦称后现代集体行动,基于自编个性化叙事进行消费政治参与[20]68。斯托勒认为政治消费主义是传统参与政治和公民行为之外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21]。麦克劳德认为,消费是比选举等更为常用的政治表达方式,消费政治是现代大多数政治运动的核心[22]。科普兰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增加了在美国参与政治消费主义的可能性。为了测试这种期望,他使用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的原始调查数据,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显著增加了参与政治消费主义的可能性,而物质主义价值观则不会[23]。博西则认为,政治消费主义虽是一个乌托邦,但可以通过乌托邦的视角来看待政治消费主义,能够帮助理解消费行动者如何真正看待消费,以及他们如何将自己的(非)消费行为与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理念与梦想联系起来[24]。张新志认为,消费者利用市场购买来表达政治和社会关切,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并且该现象在不同社会中存在较大差异,造成这种差异有两个社会层面的原因,即政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消费主义是个人特征和社会决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5]。奥勒凯尔姆指出,数字媒体的发展给政治消费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基于公民传播中介模型,在线传播在抵制和刻意购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而政治消费主义的强度则受到公民消费者在线活跃程度的影响[26]。阿克曼从心理根源角度解释公民的个性特征因不同形式的政治消费主义和更普遍的政治行动模式而存在差异[27]。公民的个人性格决定了其政治消费倾向,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相比,关注政治消费主义的心理基础同样重要。冈德拉克提出了一种实证研究策略,以分析政治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参与形式[28]。卡德纳斯基于全球新冠疫情大背景,采用描述性分析,强调使用定量方法将中国和美国作为研究背景的重要性,以“输入—过程—输出”消费者行为模型指导了系统回顾,涵盖了若干心理特征和消费者行为[29]。

如今,市场上有更多的廉价商品出售,而不同种类的商品比过去想象得要多。消费已成为全球大多数公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构建个人身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并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享受各种自由的机会,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显然,我们不再可能避免考虑生产和消费如何影响国内外更广泛的社会事务[30]。而对于米凯莱蒂和其他学者来说,消费者在私人生活中越来越多地采取政治行为,因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相互关联的[31]。因此,消费和生活方式对于理解私人与公共、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动态非常重要。西方学者认为消费是“天生的孤独和私人的”[32],因为在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中,生活方式可以提供一种与那些在其他方面没有联系、几乎没有共同点的人建立联系的方式[33]。当代社会,出于政治动机的消费减少了关心自身利益的被动消费者与对公共福利负责的积极公民之间的对立。根据政治消费主义理论,社会的进步和个体化的兴起促进了新的创造性政治参与形式的形成。消费者不愿等待政府的回应,而是将市场作为恢复社会正义的平台。然而,通过历史研究,消费的政策内容反映了政府与消费者关系的性质。消费者观念的形成不仅与市场的发展有关,也取决于国家的利益,消费者对其利益的理解是可变的,消费者的身份认同与特定国家形成的公民规范也是一致的。

当前,西方消费政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消费政治已成为政治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有关消费社会思想的研究较为集中,但消费政治思想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则更为深刻,无论是从理论上或是实践上,消费政治思想多年来已经对西方国家消费政策议程和消费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消费政治的本土化探究

将消费置于政治研究中,是我国进行消费治理的一项学术尝试。在“集体化政治”的社会,“消费政治就会变得特别富有吸引力”[34],将自身的选择用来支持或抵制消费,或许可以进一步强化国家和社会认同。国内近些年针对消费政治思想的研究较少,起初国内学者一般是针对西方某种消费政治思想进行解读和批判,尤其是在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过程中,涉及消费的政治科学性及社会意义才会加以研究。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加速,国家、民族、公民与消费者的结合,激活了消费行为的政治属性,带动那些无法直接进行政治参与的普通民众参与政治,对国家与社会治理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将西方消费政治思想本土化,使其符合我国国情、社情和民情,从而使公众利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表达其身份政治认同,增强集体感和社会团结。

我国学界目前对消费政治的研究,重点是消费者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邓理峰基于“消费民族主义”概念认为,中国消费者尤其是青年消费者在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负面评价和中国青年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与选择之间存在着微弱关联,当中美关系发生摩擦时,一些美国品牌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反美情绪的影响。也就是说,尽管消费对象的品牌具有较大吸引力,然而自己置于一国公民的政治身份地位时,显然影响其消费行为[35]。李珮认为在网络信息时代,即便是严肃的政治话题也可以成为网民舆论消遣的对象并广泛传播,其背后是网络消费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公民热情参与现实政治的体现[36]。焦若水对新马克思主义从物质不平等到符号不平等的理论演化进行了进一步讨论,提出反抗符号霸权是山寨消费的核心,认为新的社会不平等需要从消费政治的角度出发来理解[37]。范广垠认为在丰裕社会,政治动因是消费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日常消费行为渗透着政治情感,消费行为不仅是一种政治表达,也包括刻意性的抵制策略性行为[38]。汪永平从中国诗歌文化中基于“国货歌”等文化形式构建起一个消费行为的公共象征符号,以此影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与政治实践[39]。林晓珊认为消费行为的研究需要重回到政治方向上,消费不平等是消费社会中最大的政治,让个人消费与政治再挂钩,是对全球化时代日趋扩大的消费不平等现象的一种理论回应[40]。武中哲认为消费政治就其内涵而言,是反映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以消费为中介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中内含的权利配置、统治关系和合作模式及与之相关的诸多方面构成与消费活动相关的权利关系。随着富裕社会的来临,由生产建构的政治也会转化为以消费主导的政治,而个体消费行为叠加形成公共性困境以及社会风险,是当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实着力点[41]。潘自勉指出消费政治既是全球化过程中的现代性现象,也是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的政治存在。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转化,消费者个人利益的合理化高度依赖于其政治价值观的被承认,特别是当政治本身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公共消费及其过程时,在日常消费中呈现出的诸多实际问题,既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化解政治难题的现实困境[42]。综上,在现代化社会,民众的认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府的内外政策,政府会因民众的消费态度而调整议程设置。即言之,消费者个人行为的政治倾向产生出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方式——政治消费主义,即出于政治或道德原因购买或抵制商品和服务,这种新型的消费政治参与形式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和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中得以生成,并且具有深刻内涵[43]。其中,消费是提升经济质量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主要领域。一方面,由于国内外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国货的支持率不断增加,提升了国产品牌的认可度,另一方面,消费者的认同也促进了国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分析对比,我国关于消费作为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方式的研究,无论是相较于国外消费者政治行为的理论,还是我国复杂的消费者政治行为现实,都显得较为欠缺。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应当深入挖掘消费领域的政治属性,这也是针对消费政治的研究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