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永强,吕 娇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权威意识肇端于人类社会的形成,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得以观念化和系统化发展。而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权威的认识,是经历血与火的淬炼,在长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逐步形成的。其中,恩格斯的贡献尤巨。他在指导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完成其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必须对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权威并开始“一次真正的十字军东征”[1]274的反动行径予以坚决回击。恩格斯在揭露“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1]277反动本质的同时,呼吁广大无产阶级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为确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推进,从1872年10月至1873年3 月,恩格斯撰写并发表了《论权威》一文,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权威观进行了深入阐发,揭示了权威原则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必然性。恩格斯还重点结合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探讨了权威原则的决定性作用,即巴黎公社革命的组织与发动离不开权威,而革命的失败也正是因为“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1]277。他强调无产阶级唯有在极具权威的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指明方向。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恩格斯的科学权威观愈益散发出其真理的光芒。为此,我们必须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权威建设的必要性和时代性,坚决维护“两个确立”,坚持党中央的权威地位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一、恩格斯权威思想的生成逻辑

(一)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背景是恩格斯权威思想的生成土壤

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权威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从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统领制到奴隶社会的奴隶主管理制,再到封建社会的封建领主制,权威观念不断强化,并呈现出新的样态。而随着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这一新的生产方式促使人们不断地从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层面去探寻新的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科学权威观。

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1]339它表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离不开“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决定性因素”,而“生产和再生产”的组织与开展则需要强制性的意志——权威。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模式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6,而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性。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的贪婪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即发生“生产过剩的瘟疫”[2]37。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予以肯定,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2]33,但同时也科学地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无限扩张,并以“自由”的名义创造自己权威的永恒性和神圣性。“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37。为什么魔法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很显然,这与魔法师个人权威的丧失有关。同样,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无序状态,也正是整个社会生产组织缺乏统一意志的指导,即权威意志的缺失所致。于是,“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2]37。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它必须被炸毁”[2]36。这样,一种新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将应运而生。在这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社会革命力量正在组织发展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意识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开始孕育、发展。简言之,恩格斯正是在社会化“生产和再生产”的“联合活动”中发现了权威的核心密码。

(二)揭露反权威主义反动本质是恩格斯权威理论的生成动因

自第一国际成立伊始,欧美各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通过在对敌斗争中的一致行动和经验交换,逐步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抛弃各种宗派学说,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平和组织程度,有力推动了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第一国际在内部反对蒲鲁东主义与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系统深入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指导地位作了思想准备,为各国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奠定了基础。但由于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国际工人运动一度陷入低谷,于是宗派分子抬头,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论调,炮制了一系列反对权威原则的政治主张。其中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废除一切国家组织和任何权威,其核心主张就是个性的彻底解放与绝对自由,鼓吹“个人绝对自由”乃整个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他曾放言“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和极其有害的”[3],甚至公然宣称,“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1]339。这是对一切国家和权威的彻底否定!在巴枯宁(主义者)看来,国家统治与权威“专横”地组合在一起,是极其有害的。他们认为一旦有权威存在或承认权威,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人格、地位、政治身份等方面的不平等,并由此导致一部分人失去自由。他从“统治”权威的视角出发,否定任何形式的国家,包括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认为其在本质上都是对人的“奴役”——自由权的抹杀。同时,巴枯宁(主义者)还想当然地认为: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现实遭遇的祸根。显然,巴枯宁(主义者)在逻辑上本末倒置,以因为果,没有认识到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存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的产物。因为如果仅仅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而不首先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废除私有财产及其继承权将成为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巴枯宁(主义者)还错误地主张通过一种简单的“自下而上”无差别的方式来掌控共同利益,把大地产分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地产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并试图以密谋形成的结盟团体为组织方式对国家展开经济斗争、政治运动和制度破坏。

巴枯宁(主义者)的设计似乎很全面、很精致,可是,通过梳理我们发现,无论这种设想听起来多么诱人,却始终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横在面前,即如何彻底地消灭国家、消灭权威?这是他们不可回避且必须解决的。对此,他们的答案却是“灾变”的发生,即希望通过某种巨大的灾变使国家在短期内被彻底消灭,人类随之进入“无政府状态”。于是,任何权威不复存在,人人都拥有绝对的自由与平等,“自由的人”自愿组成自治公社,不受任何社会约束。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其与早期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别无二致。如果单从他们“拼凑”的所谓主义出发,巴枯宁(主义者)敌视资本主义国家,要消灭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张确实具有一定的蛊惑性和“说服力”。但是,其“东一点西一点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4]333从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实际上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混乱,混淆视听,“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服务于其“为反动派效劳”的险恶用心。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历史。针对巴枯宁分子的反权威主义谬论及其破坏第一国际、“为反动派效劳”的险恶政治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9月的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上揭露了巴枯宁从内部分裂总委员会的阴谋,决定将巴枯宁及其集团骨干开除出第一国际,使第一国际在组织机体上保持了纯洁性和战斗性;同时,面对巴枯宁集团“反权威主义”国际组织错误的国家观及其对权威原则的各种歪曲与责难,恩格斯在《论权威》开篇就对无政府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权威原则”的无知态度进行了反驳:“有些什么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的东西。他们只要想给这种或那种行为定罪,只要把他们说成是权威的就行了。”[1]274恩格斯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权威和自由的辩证关系入手,科学地阐释了权威的本质与作用,对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在产生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就“废除国家”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第一国际内部肃清了巴枯宁反权威主义流毒。

(三)科学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恩格斯权威理论的价值追求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关系是整个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出发来探索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实现路径。在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因为劳动的异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劳动者无法控制其劳动成果——商品,资产阶级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绝对占有而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甚至成为资本的附着物,“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5]407。而这种独立性的缺失使得广大工人阶级一时间认识不到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更是歪曲历史,将自由社会的实现归之于某种“灾变”。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将把社会进步的动力归因于自然力的改变,广大无产者将会把命运交给不可预测的“灾变”,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惰性因素,很难发现自身历史创造者的价值。为唤起广大无产阶级“自觉的能动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现了真理,揭示出科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找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核心密码——资本,并进一步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6]287。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使广大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主体地位,从而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可见,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无产阶级为物质武器,二者有机结合,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把握历史主动,不断推动人类历史向共产主义迈进。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尤其重视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5]527,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5]595。就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无产阶级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解决资产阶级历史使命完成后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无阶级差别的社会,它因此是一个还在生成中的、使阶级走向消亡的过渡性阶级”[7]。尽管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还在生成中”,力量十分薄弱,但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具革命性的阶级,是担负人类解放这一历史使命的革命主体。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运动,为阐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他们创办了《新莱茵报》,并到革命地区活动。恩格斯甚至还参与了起义。革命失败后,他们流亡英国,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丰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1871年,巴黎工人起义与巴黎公社的建立,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光辉节点。但由于缺乏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富于革命权威的政党的正确领导,巴黎公社革命最终也以失败告终。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言论,恩格斯系统论证了权威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革命的必要性,并提出“革命是最权威的东西”,“问题是靠权威解决的”[1]275。为消灭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在打破旧的制度体系、旧的权威意志的同时,必须发挥权威的强制性组织力量,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并在马克思主义权威观指导下,使无产阶级逐步成为新的社会制度权威的创立者与维护者。恩格斯的权威思想,有力地维护了无产阶级政党权威,使广大无产阶级更加坚定了对革命权威的信仰,从而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努力奋斗。

二、恩格斯权威思想的核心要义

恩格斯的权威思想立场鲜明,思想深邃,犀利有力,既阐述了权威的本质、权威的客观必要性,又剖析了权威的革命功能以及权威与自治的辩证关系等,为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尊重权威的客观性原则与发展规律,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如前所述,权威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尽管权威的表现形式多样,但始终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者谈权威色变、并将权威简单化地限定在政治领域的错误认识,恩格斯坚持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01这一唯物史观出发,主张人类社会所进行的全部活动以及形成的一切关系,都始终受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制约。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他结合当时“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使得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1]274这一社会现实, 认为权威的存在是社会生产有序开展并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而且,在资本主义大生产背景下,“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1]276,以至于“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1]276。恩格斯在逻辑上先“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1]275,然后结合“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1]276,从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等诸多视角逐层展开论证,彰显了严密的理论逻辑。恩格斯将对权威的研究从政治学领域引入社会学领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权威观,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事实上,人是社会性的人,无数人的协作是绝对必要的。在实际的“联合活动”中,“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权威“都是我们所必需的”,尽管权威的“说法都不好听”,甚至“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1]274,但这些都无法否定权威存在的事实。可是,反权威主义者因为敌视权威,就罔顾权威产生、存在、发展与消亡的客观历史条件,叫嚣并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1]277,甚至使用偷换概念的伎俩,将权威置换为“某种委托”,以此达到否定权威的目的。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使权威成为必要的种种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1]277如此掩耳盗铃的幼稚做法,“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1]276。因此,针对反权威主义者的“糊涂观念”,恩格斯一再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6]。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必须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如同人类不能征服自然力一样,否则就会遭到自然力的报复,并“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1]276。在当时的社会生存条件下,人们同样不能征服权威,“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1]276。显然,这是公然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推历史倒车,其背后隐藏着无政府主义者“为反动派效劳”的险恶用心。作为工人阶级的精神领袖,恩格斯不得不对此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为工人阶级走出思想误区、不断创造历史、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扫除思想障碍。

(二)深刻把握权威的本质:强制与服从的辩证统一

针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简单化”地粗暴“定罪”,恩格斯给权威下定义:“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1]274可见,权威本身具有两个面向:即权威主体的强制面以及权威客体的服从面。即便权威的实施表现为一种强加意志的过程,但绝非单向度的发号施令,因为它是以权威客体的自愿服从为必要前提的。换言之,只有权威客体自觉服从于权威主体的意志,才能使权威的作用得以发挥。恩格斯跳出了以往仅就政治权威而论权威的窠臼,强调权威在广义上应该是主客体双方的“强加与服从”,表现为权力强制性与自觉服从性的辩证统一。他指出,无论是棉纱厂中的工序、机器的运行,统一工作时间的执行,还是铁路员工与乘客安全的保证,无一不需要强制性的意志与另一方的服从来促成。权威的主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集团或是更大的社会组织,即能够带领大家实现统一行动的“意志”。假设没有一个强制服从的意志,我们无法想象工厂是否能够正常有序的运转,汪洋大海中航行的船只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大家的生命能不能得救,因为,“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1]275?因为“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1]276。既然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都需要相应的组织与管理,那么,组织管理就意味着一定的权威和集中。这种必要的权威不但不取消个人的自由,而且是这种自由的前提和保证。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哪怕只有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9]502

同时,在恩格斯看来,“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1]276-277。一方面,尊重权威并不意味着对自治的否定与排斥,因为权威本身就源于自治,源于自治组织构成人员在信任权威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权力让渡,如果没有组织内部人员对权威的信任与自愿服从,权威也将是空中楼阁。而没有自治的权威,权威将变成专制;另一方面,自治也并不排斥权威的存在,自治有赖于权威的正确规导,是促成自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证。否则,人人各行其是,自治将陷入混乱,一盘散沙。可见,二者是彼此关联、相辅相成的。因此,反权威主义者“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1]276。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权威与自治之间的界限和应用范围往往会“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1]277,并非一成不变。人们会根据其“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1]276,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而不是违反权威发展规律片面地否定“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1]277。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即使进入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权威也仅仅是“改变自己的形式”,“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1]277,而这种“维护社会利益”的“管理职能”正是自治的突出特征。可见,巴枯宁对自治的片面夸大,鼓吹什么绝对自由,明显有违于权威的发展规律,因为人们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1]274。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权威关系所彰显的同样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讲,今天人类的自由进步何尝不是建立在对权威的批判与反思之上呢?!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权威意志与自愿服从双方愈发追求一种建立在公平正义价值支点上的自治与自由,并为实现人类共同利益而通力合作。

(三)理论服务于革命实践: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

马克思曾经指出:“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10]这种具有“社会结合”形态的“直接生产过程”,由于对劳动的“监督和指挥”,必然会导致权威的产生,其与恩格斯“联合活动”是权威生成土壤的观点若合符节。二位思想巨人一致认为权威乃维护社会生产活动有序运行的前提和保障。由于“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5]179,所以权威的“监督和指挥”在这种分工组织内就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治理策略。

人类的生产协作离不开权威,而现实的变革力量——革命更离不开权威,恩格斯明确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1]277他进一步补充说:“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就是在行使权威。”[9]500针对“反权威主义者……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1]277的错误言论,恩格斯进行了正面回击。他一面批评无政府主义的先生们没有见过革命,一面明确指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1]277从正面来看,巴黎公社革命的发动与维系正是在权威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1]277无产阶级需要通过“枪杆,刺刀,大炮”等“非常权威的手段”来构建权威,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实现自己的意志。从反面来看,巴黎公社的失败正是因为权威的贯彻不力而导致,完全“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1]277。由于受蒲鲁东主义的错误引导,公社在很多重大决策问题上,往往是议而不决,缺乏集中统一的强制性意志和最终执行者,没有对旧的国家机器实行专政打击,最终在反动派的反扑下失败了。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恰恰证明了反权威主义者攻击权威、弱化领导核心而主张实现所谓的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愿望终究是乌托邦式的幻想。面对血的教训,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11]376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社会革命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革命是一部分以暴力即权威手段强迫相对的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而且获得胜利的政党还必须更多地利用革命来维持自己的统治。”[1]277即“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1]277,这些论述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打破资产阶级权威并建立无产阶级权威的必要性。

三、持续加强党的权威建设,自觉捍卫“两个确立”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依然面临着各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他们鼓吹价值多元化,主张西式民主与自由,其核心思想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奉西方现代化为圭臬。在此背景下,重温恩格斯的权威思想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在政治上、思想上加强党的权威建设,为“两个确立”筑牢政治根基

“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最重大政治成果。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2]26深刻把握“两个确立”,为新时代思想建党指明了方向,即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始终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同时,“两个确立”为政治建党提出了新要求。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就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决议体现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领袖权威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

万山磅礴看主峰,大海航行看灯塔。不断加强党的权威地位和思想引领,才能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与战斗力。新时代确立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核心内容[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引领,是夯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政治保障,是巩固党的权威持久不衰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永葆理论的先进性,在全社会凝聚成共同的思想基础,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党的权威认同持续提升,党中央权威的恒久维系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在党的权威建设中,有思想上的高度认同,才有政治上的绝对忠诚、行动上的坚决维护,才能在实践中敢于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潮进行彻底斗争。实践证明,维护党的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是方向性、原则性大问题,关系党、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必须一以贯之。

(二)在组织上加强党的执政权威,为“两个确立”提供制度保障

民主集中制正确“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14]358,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其严密而系统的组织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制度优势。民主集中制遵循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习近平对此有明确的阐述:“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15]586这段话可以从三个向度加以把握:首先,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权威是以服从为前提的”。离开民主这一前提讲集中,集中就意味着独断,民主将失去方向;其次,集中是通过各种民主渠道与形式自下而上地汇聚基层的诉求、呼声与智慧,最终走向意志的统一。集中是大脑和中枢,发挥着组织、引导、协调的功能。脱离集中讲民主,将失于权威的决断,议而不决;最后,民主与集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民主是形成全党意志、作出重大决策的智慧来源和民意体现;集中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科学制定和贯彻执行的权威保证。习近平指出:“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绝对不是!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16]因此,只有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与发扬党内民主同向发力,才能既保障党中央权威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能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激发基层党员活力,成为我党战胜困难和抵御风险的重要法宝。

同时,坚持民主集中制,就要坚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实现,将“人民至上”植入党的血脉中,不断优化党与人民的关系样态,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自然形成的认同性权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17]19,习近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等内容的继承和发展,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7]46,形成了科学的“人民至上”的理论体系。可见,无产阶级政党权威、领袖权威的确立与人民群众的拥护密不可分,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支持、拥护是党中央领导权威确立的保证。同时,人民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础,只有坚持正确的权威观,才能聚拢民心,拧成一股绳。实践证明:“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17]11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重才能获得执政基础,才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价值支撑。

(三)以“自我革命”永葆党的权威,为“两个确立”赋予精神动力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的烈火中淬炼而成的。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18]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也曾因自身原因饱经沧桑,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勇,由弱变强,引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15]590。打铁必须自身硬,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成功密码,是我们党历经百年依然风华正茂的奥秘所在。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自我革命”被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权威建设的总要求,是党找到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17]9。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自我革命,还在于它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伟大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确立”的指引下,发扬钉钉子精神,以“零容忍”的坚定态度,以刀刃向内的革命勇气,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使“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7]9。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党依然要经受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始终坚持自我革命这一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为基本内容,为“两个确立”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动力,不断赢得历史主动,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持久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