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强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凤阳 233030)

一、 引言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与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并称“英国汉学三大家”,他以英译中国诗词与先秦典籍最为闻名,留下了《170首中国诗歌》(AHundredandSeventyChinesePoems, 1918)、《中国诗歌选译续篇》(MoreTranslationsfromtheChinese, 1919)、《道德经》(TheWayandItsPower:AStudyoftheTaoTêChingandItsPlaceinChineseThought,1934)、《论语》(TheAnalectsofConfucius, 1938)等经典译作。就其翻译的中国古代小说来说,学界目前主要聚焦于他的《西游记》英译本《猴》(Monkey),并有不少成果问世,如郝稷[1]、王文强、李彦[2]、骆雯雁[3]等。实际上,除该译本外,韦利在其漫长的汉学研究生涯中始终关注着中国古代小说。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①,韦利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肇始于1919年,而在1966年他发表了评论唐代小说家张鷟《游仙窟》英译本的论文(这也是韦利生平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在此期间,韦利的翻译涉及唐传奇、唐代笔记小说、明清白话小说、清代话本小说等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并且为《红楼梦》《金瓶梅》英译本撰写序言。然而,由于这些译文和序言发表时间较早,并且多数译文发表在英文期刊、杂志上,这一定程度上导致韦利的中国古代小说译介史在翻译史上近乎湮灭。鉴此,笔者拟借助一手资料,尝试整理韦利所译介的中国古代小说,并考察其译介与学界研究动态的关联,重点分析译者对译介作品的评价、观点及影响。希望能拓展学界对韦利的研究视域,并为推动中国古代小说“走出去”做出一定的贡献。

一、慧眼识珠:韦利对唐传奇名篇《莺莺传》《李娃传》的翻译

1919年韦利首次翻译中国古代小说,该年他将唐传奇《莺莺传》(TheStoryofTs’uiYing-ying)英译文刊登在《英语评论》(TheEnglishReview)第7期上,其后将其与《李娃传》(TheStoryofMissLi)英译文一并收录在其《中国诗歌选译续篇》上。《莺莺传》《李娃传》在唐代传奇乃至中国古代小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4]27而就《莺莺传》来说,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大,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故事不断地被人改编与移植在诗歌、小说、说唱、戏剧等文学样式中,其中以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最为家喻户晓,它们共同将崔、张的爱情故事推上顶峰。可以说,韦利对这两篇唐代传奇的选译可谓是慧眼独具。值得一提的是,韦利在《莺莺传》译文中还提出了张生原型即是作者元稹的观点[5]101,这个看法甚至早于鲁迅、陈寅恪②。在译介策略上,由于韦利的目标读者为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因此他对这两篇译文的注释极少,而且非常简短。以《李娃传》英译文为例,译者这篇长达18页的译文仅添加了8个注释,它们多是关于年代、地理位置的简要注解。如在处理“天宝年间”的英译时,译者标注此段时间为“公元742—756年”[5]117;在处理“剑门”这一地点时,译者则简要地将其注释为“掌控进入四川北部的关隘”[5]132。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韦利对这两篇唐传奇的翻译不仅掀起了英美汉学界对它们的讨论与翻译,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语学界对唐代传奇的关注与研究。比如其后不久,叶女士(Evangeline Edwards)的《唐代散文》(ChineseProseLiteratureoftheT’angPeriod, 1937)和王际真的《中国传统小说选集》(TraditionalChineseTales, 1944)先后出版,在他们的译文《李娃传》《莺莺传》中,两位译者均在译本中提到了韦利的《李娃传》《莺莺传》的英译文③。此外,在他们的译本中,包括《古镜记》《离魂记》《柳毅传》《聂隐娘》《昆仑奴》等唐传奇的经典之作得到译介。不唯如此,韦利的这两篇译文还被白之(Cyril Birch)编选的《中国文学选集:从早期至14世纪》(AnthologyofChineseLiterature:FromEarlyTimestotheFourteenthCentury)英译选集所收录④,该选集后来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文学系列译丛》(UNESCOCollectionofRepresentativeWorksChineseSeries)之中,最终确立了该文选作为译介范本在西方汉学界的权威地位,“高等教育的普及使文学经典化以最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出版机构与高等教育机构紧密而有力的合作时,经典化就是其最富有表现的典范”[6]22。该选集作为英美大学的文学教材,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最明显、也是最有效的经典建构形式,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到《莺莺传》《李娃传》,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唐传奇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

二、胡适的影响:韦利对《老残游记》的译介

1929年11月,韦利将晚清小说家刘鹗的《老残游记》第二回“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中的“明湖居听书”译为英语《歌女》(The Singing Girl),将其发表在《亚洲杂志》(Asia)上。《老残游记》是晚清小说家刘鹗的代表作品,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问世以来,受到国内文艺界的广泛赞誉。不仅如此,这部小说被翻译成英、法、日、德、捷等多国文字,在国内外均有很大的影响,而其首次英译便是经韦利之手。在韦利的译文中,译者首先用一页篇幅介绍了刘鹗的生平经历,为英语世界读者了解该书作者及其思想提供了重要帮助。在篇尾部分,韦利简要评价了这部小说:“尽管《老残游记》的结尾没有完成,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新文化运动前最卓尔不群的中国文学作品。”[7]876需要追问的是,韦利为何关注这部问世不久的小说?我们认为,韦利之所以关注这部小说,与译者的异域知音胡适有莫大关系。胡适与韦利有着密切的互动,他在日记中对二者的学术交流多有记载。据《胡适日记》记载,1926年12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记到:去看Waley(韦利),他说收到了我送他的《文存》《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他几天之内都看完了,毫不费力。《老残》有些地方竟使他下泪。[8]444-445从胡适的这条记述可以判断,韦利是通过胡适接触到了《老残游记》。那么韦利选译“明湖居听书”这一片段的原因又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仍然与胡适对《老残游记》的评价紧密相连。1925年,胡适专为亚东图书馆版《老残游记》撰写《〈老残游记〉叙》的序言,他对刘鹗在这部小说所展示的文学技艺十分推崇:“……《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9]28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对小说第二回明湖居听书中的“王小玉唱书”这一片段十分激赏,他认为“刘鹗先生在这一段里连用七八种不同的譬喻,用新鲜的文字,明了的印象,使读者从这些逼人的印象里感觉那无形音乐的妙处”[9]36。然而,韦利在这篇译文中只是翻译了黑妞说书的桥段,对后世所推崇的“王小玉唱书”,韦利仅仅翻译了描写开头的两个譬喻:“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10]11韦利译文如下:It was as if some one were applying a sort of sad-iron to his nerves, stroking out all the ruffles, till everything inside him was flat and smooth. It was as if he had sucked in the root of the mandrake through every one of the thirty-six thousand pores of his skin; from top to toe he felt the same agreeable feeling of stimulation. When she had sung twenty lines or more, her voice gradually began to rise. Higher and higher, like a thin filament of wire stretching up to the sky……[7]906

透过译文可以发现,韦利较为忠实地还原了原文中的修辞手法,非常形象地传达了在场听众享受白妞说书那种听觉饕餮盛宴的感受。尽管韦利没有将整部小说完整翻译出来,但他的译文作为《老残游记》走向英语世界的嚆矢,韦利的开拓之功值得铭记。

三、中国版灰姑娘:韦利对《酉阳杂俎·叶限》的阐释

韦利还将目光转移到唐代文学家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上。该作品有前卷20卷,续集10卷。篇目包括忠志、礼异、喜兆、祸兆、怪术、器奇、乐、酒食、医、雷、梦、广动植、诺皋记、支诺皋等,内容涉及仙佛鬼怪、人事以至动物、植物、酒食、科技、民风、医药、矿产、生物、超自然现象,可谓包罗万象。清代纪昀等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11]1214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看,《酉阳杂俎》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记录志怪小说的《诺皋记》《支诺皋》。“如果抽去《诺皋记》和续集的《支诺皋》,这部经典性质的志异体文学杰作,便失去了灵魂。”[12]354而这一评论同样适用于《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志怪故事。1947年,韦利以《三则唐代故事》(Three T’ang Stories)为名,将《酉阳杂俎·诺皋记》中的《波斯王女》(The King of Persia’s Daughter)、《支诺皋》中的《义宁坊狂人》(The Two Lunatics)以及《太平广记》第10卷中的《萧氏乳母》(The Old Nurse’s Story)刊登在英国杂志《小人国》(Lilliput)上;1948年,韦利仍以《三则唐代故事》(Three T’ang Stories)为名,将《太平广记》第193卷的《车中女子》(The Lady in the Carriage)、第363卷中的《庐江民》(The Giants)、第401卷中的《水银》(Mrs Mercury)译为英语,刊登在《康希尔杂志》(TheCornhillMagazine)。此外,1946年,韦利将《太平广记》第435卷中的《舞马》(The Dancing Horses)译为英语,刊登在《芭蕾》(Ballet)1946年6月份第1期第2卷。1955年5月,韦利以“东方人的梦及其阐释”(Dream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为题,选译了《太平广记》第460卷《禽鸟一》中的《张华》、第278卷《梦三》中的《国子监明经》以及第471卷《水族八》中的《薛伟》以及白行简的《三梦记》。[13]931-932

在韦利的《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众多英译文中,他对《酉阳杂俎·支诺皋上》中《叶限》的译介最具价值。1947年,韦利在《民俗学》(Folklore)上面发表了题为《中国版灰姑娘》(A Chinese Cinderella)的重要论文,而他所译介的正是《叶限》。除了将这则故事全译为英文外,韦利的最重要贡献在于详细探讨了《叶限》的起源问题。荷兰汉学家田海(Barend J. ter Haar)在著作《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TellingStories:WitchcraftandScapegoatinginChineseHistory)中提到:“欧洲文化中另有一种广为人知的传说,而早在9世纪中国就有与之相似的文字记录了,这便是‘灰姑娘’的故事以及‘一只眼、两只眼和三只眼’的一种变体。”[14]317此处,田海所指的公元9世纪中国文字所记录的“灰姑娘”,即是《酉阳杂俎》所记载的《叶限》。他在注释中还特意提醒读者“阿瑟·韦利是第一个指出这个故事的存在的西方学者”[14]318。这一介绍确实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然而韦利并非第一个关注《叶限》的汉学家。韦利之所以关注这则故事,这与日本民俗学家南方熊楠⑤和时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的翟孟生⑥(Raymond De Loy Jameson)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至于重译这则故事的原因,韦利给出的理由如下:“迄今《叶限》仅有不完整的译文,南方熊楠和翟孟生对该故事的评论并不准确,因此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这篇小说,我决定重译《叶限》。”[15]226受南方熊楠和翟孟生的影响,韦利在其论文的开篇部分便直截了当地指出:“世上所知最早的‘灰姑娘故事’出现在《酉阳杂俎》中,该作品大约成书于公元850-860年。”[15]226接着,韦利从《新唐书》的记载中考察段成式的个人生活经历:其父段文昌曾被朝廷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因而有机会可以长期与西南少数民族打交道,而段成式“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畋猎自放……”[16]3764,在韦利看来,段成式的个人志趣与生活经历造就了《酉阳杂俎》这部奇书。韦利认为,尽管《叶限》由汉族官员段成式记载于《酉阳杂俎》,然而这则故事却与汉族人无关,而是位于中国最南端少数民族所流传的民间故事。他列出的主要依据如下:“叶限”这一名字、其制造陶瓷、所穿鞋子均明显不符合汉族女子的特征。[15]230-231至于其真正的起源,韦利认为原文出现“陀汗国”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该故事中,国王统治的“陀汗国”,学界一般认为就是新旧《唐书》所载的“陀洹国”,“陀洹国,在林邑西南大海中,东南与堕和罗接,去交趾三月余日行。宾服于堕和罗。”[17]5272最后,韦利得出以下结论:这则故事并非源自于广西,原因是广西南部沿岸并不与陀汗国相邻。《叶限》实际上源自历史上的陀罗钵地王国(Davarawati),该地区与海岛国——陀洹国毗邻。[15]237韦利主张的“源自陀罗钵地王国”之说,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较有可取之处,因此被认为是“叶限起源说”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18]13在译文的最后,韦利还特别指出,段成式对异域物品饶有兴趣,因此《酉阳杂俎》也收录了朝鲜、波斯、土耳其、印度以及中亚国家地区的故事,为论证自己的说法,韦利选译了《酉阳杂俎》三则关于外国故事的记述,分别是新罗故事《旁竾》、突厥故事《突厥女神》以及波斯故事《波斯女王》,将它们作为附录归在其文之后。与《酉阳杂俎》《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小说数量相比,韦利从中选译的作品屈指可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对这类题材小说的译介无疑扩大了英语读者对中国小说的认知范围,从这一角度来说,韦利的贡献不可磨灭。

四、开拓志怪小说新疆域:韦利对《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的译介

1956年3月,韦利在由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创立的周刊杂志《听众》(TheListener)上发表《中国鬼故事》(Stories of Chinese Ghosts)一文。在韦利看来,“中国的鬼故事与西方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西方人早已抛弃了鬼神思想。而中国人则不同,他们认为鬼生活在阴间,这在他们脑海中已是根深蒂固。”[19]288为展示中国独特的鬼故事,韦利从清代文学家袁枚所著的志怪小说集《子不语》中选译了3则故事,分别是《蝴蝶怪》《蒋文恪公说二事》《黑霜》⑦。同年,韦利的《袁枚:中国十八世纪的诗人》(YuanMei:EighteenthCenturyChinesePoet)由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该著第五章《随笔与〈子不语〉》(TheSui-piandtheGhostStories)中,译者用较大篇幅探讨了这部小说集,其选译篇目包括《蝴蝶怪》《蒋文恪公说二事》《黑霜》《蝴蝶怪》《成神不必贤人》《菩萨答拜》《观音作别》《偷靴》《红毛国人吐妓》《暹罗妻驴》《铜人演西厢》《万佛崖》《沙弥思老虎》《淫谄二罪冥责甚轻》《李香君荐卷》。但是需要指明的是,《子不语》并非本书的译介重点。我们认为,韦利的用意无疑在于凸显袁枚的诗人身份和诗歌创作成就,这一点可以从其所作的序言中洞见端倪,“袁枚是一位诗人……希望读者们能跟我一样看待袁枚”[20]7。总体来说,韦利对《子不语》评价并不高:“《子不语》中的许多故事源自袁枚朋友们的讲述,因此几乎没有展现袁枚富有创造力的特点,因此我不必用大量的篇幅叙述其中的故事了。”[20]138在本篇的最后部分,韦利比较了《子不语》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写作特点。“尽管它们讲述的都是鬼故事,但二者风格迥异。蒲松龄擅长引经据典,文笔如诗一般华丽;袁枚使用的语言朴实无华,最为平直简明。”[20]139

1957年2月,韦利在《听众》上发表《中国演员故事》(Chinese Stories about Actors)一文,他在开篇部分就说明了自己的翻译原因,“部分听众对中国鬼魂和鬼附身故事很是喜欢”[21]223。在韦利看来,中国18世纪的小说热衷于讲述演员的故事,而其中的很多故事便符合鬼魂与鬼附身的范畴。为满足他们的需求,韦利在该文中翻译了《子不语》中《吕城无关庙》(Yen Liang and the God of War)、清代文学家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中的“鬼附钱玉莲报大仇”(The Boy Who Was ‘Possessed’)以及清代焦循《剧说》中的“陈明智扮项王”(Borrowing the Villain)。韦利在译文之后也对纪昀做了一番简要的介绍,“很明显,他借助某些鬼怪故事有意攻击正统道学家们的虚伪矫作”[21]224。这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评价不谋而合:“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4]156

至于为何对中国鬼怪故事感兴趣,韦利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的中国朋友感觉我沉溺于古代中国的这些故事不能自拔,他们建议我应该关注当代正在工业化的中国。我感觉这些故事展现了美感与真理,这正是它们吸引我的原因。它们与众不同,而中国朋友们让我关注的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并无不同。”[21]224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终生从事汉学的研究,但韦利从未到过中国。上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作家萧乾曾在韦利与英国作家福斯特(E.M.Forster)推荐下负笈剑桥大学求学,期间萧乾曾邀请韦利访问中国。而韦利的回答是:“我想在心目中永远保持着唐代中国的形象。”[22]12可以说,韦利在该文所表达的看法与他对萧乾的回复是完全一致的。

五、 韦利的中国古代小说英译序言

1.韦利1929年王际真《红楼梦》英译本序言

1929年,王际真的《红楼梦》英文节译本由纽约道布尔戴出版公司(Doubleday)和伦敦劳特莱基出版公司(G. Routledge)同时发行,该译本译名为DreamoftheRedChamber,由韦利作序,译者王际真撰写导言。在此之前,韦利已凭其英译《170首中国诗歌》《源氏物语》(TheTaleofGenji)在英语读者群中声名大噪。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由于英美出版商对普通读者关于英译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接受能力和欣赏趣味还处于摸索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邀请文化名人作序,就成为首要的市场促销手段……韦利为王际真1929年译本作序,对译本的推广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23]29。1929年6月2日《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刊登出约翰·卡特(John Carter)的译本书评,卡特开门见山指出:“该译本由紫式部《源氏物语》的天才译者阿瑟·韦利作序,由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其中的一位专家节译。”[24]2可以看到评论者首先列出序言作者,并称其为“天才译者”;但卡特对译者却是惜墨如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提及,由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韦利作序拥有强大的“市场效应”。他在序言里面这样评价《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类历代累积式的小说不同,曹雪芹并不去铺叙已有的传说和历史,而是去描写读者之前一无所知的人物。而《红楼梦》最为奇妙的革新之处,是小说中出现的这些人物正是作者本人和家庭的真实写照。(胡适博士已经证实)……《红楼梦》是一部更加完全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25]xi韦利所提的“胡适博士已经证实”,指的便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在该论文中,胡适对曹雪芹本人及其家族进行了系统的考证研究,明确提出《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是曹雪芹,小说是曹雪芹本人的“自叙传”,断定“《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9]232由此可见,韦利十分认可胡适认定《红楼梦》为曹雪芹“自叙传”的说法。另外,韦利对小说中所描写的梦境击节赞赏⑧,“正是通过对梦境的描写,使曹雪芹这位极富想象力的作家达到了最伟大的高度”[25]xi。不仅如此,韦利还亲自用长达两页的篇幅将原著第五十六回贾宝玉梦见甄宝玉的情形在序言中译出。[25]xi-xiii在序言的最后,韦利称赞了王际真译本的翻译质量,“请读者尽管放心,王际真先生的译文异常精确,删节改编工作也做得十分巧妙”[26]xiii。可以说,凭借其极高的声誉,韦利对译本翻译质量的高度评价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带动译本的销售。

2.韦利1939年伯纳德·米奥尔《金瓶梅》英译本导言

1930年,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库恩(Franz Kuhn)将《金瓶梅》译为德语,之后英国学者伯纳德·米奥尔(Arthur Bernard Miall)将其转译为英译本《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六妻妾之情史》(ChinP’ingMei:TheAdventurousHistoryofHsiMenandHisSixWives),于1939年伦敦保德莱海德出版社(The Bodley Head)出版,由韦利撰写导言。韦利导言分为四部分:《金瓶梅》的创作传说(The Legend of ‘Chin P’ing Mei’)、《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情况(The Facts about the ‘Chin P’ing Mei’)、《金瓶梅的毁禁史》(The ‘Chin P’ing Mei’ and the Censorship)、《金瓶梅》创作的时代背景(The Milieu produced the Chin P’ing Mei),并且在导言之后添加了15条引文注释,这让导言学术性十足。韦利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王世贞借《金瓶梅》毒杀严世蕃”的传说,这则充满传奇色彩的复仇故事无疑可以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韦利用“Legend”看待王世贞作者说,可见他对这一说法并不赞同。在“《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情况”这一部分,韦利在开篇部分说明了自己试图考证《金瓶梅》作者的原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胡适等学者发起的古代小说考证研究方兴未艾,“然而不幸的是,《金瓶梅》却没有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重要的小说那样被引入科学考证”[26]x。韦利谦虚地表示,“我想借助所获得材料尽自己绵薄之力,以此来填补这项空白”[26]x。在从宏观上考察了《金瓶梅》早期流传情况、产生的时代氛围后,韦利最终提出了“徐渭作者论”的观点。虽说韦利掌握的材料有限,但其论述却有着较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首先,通过援引袁宏道、沈德符⑨在该小说问世之初的记载,指出徐渭符合“绍兴老儒”“嘉靖间大名士”的身份;其次,指出徐渭所隶属的文学学派符合《金瓶梅》世情小说的风格,“他与袁宏道、冯梦龙等人创造了一个反传统重写实、关注民生民俗的文学学派……这个学派把文学作为一种工具,他们从不轻视生动的民间平话,并且为了文学的目的,也从事写作民间传说和日常生活”[26]x。此外,韦利也对王世贞的创作风格作了点评:“而他们的对立面王世贞一派,却谴责他们的作品浅薄而不庄严。”[26]x韦利借助从性格审美爱好多角度将徐渭与《金瓶梅》勾连在一起,并否定《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可以说这种评价把握较为准确。最后,韦利点评了徐渭的个人创作特色。徐渭是著名戏剧家,著有《渔阳弄》《翠乡梦》《雌木兰》等作品,而《金瓶梅》中的词曲遍布整部小说,这说明该小说的作者同样精于戏曲。基于以上论述,韦利认为“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我个人认为徐渭是最有可能的”[25]xvi。最后,韦利还将具体的考证建议留给了中国学者,“把徐渭剧本里的抒情诗与分散在《金瓶梅》全书中的诗词来作比较,那肯定是很有意义的,值得看看两者是否有相同之处?”[26]xvi尽管韦利早在1939年就提出了考证的具体方法,但是应者寥寥。直到1999年,潘承玉《金瓶梅新证》从风俗、语言、文本相似性、佛道等方面系统精密地论证了“徐渭说”。潘承玉在该著作中单列“《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这一章节,通过对比《金瓶梅词话》与《徐渭集》,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情节各要素到语言各要素,二者都存在大量细微不觉、又无处不在的相同点和相似点;这些相同点和相似点,分别在两大文本(文字)内部织成一张庞大的网,网中等待人们捞上的,是几乎完全一样的作者的知识视野、思想情趣、写作癖好和操作话语……徐渭文字是徐渭写的,《词话》也是徐渭写的。”[27]196自此之后,韦利首倡的“徐渭说”与黄霖的“屠隆说”、卜键的“李开先说”、许建平的“王世贞说”,“在当今《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为四大说。”[28]115

六、 结语

韦利是欧美汉学界涉猎最广的汉学家之一,他的博学多才甚为《红楼梦》英译者霍克斯(David Hawkes)的佩服,“想要准确评价他是哪一领域的学者极其困难,原因是在他所涉猎的每个领域,他所取得成就与该领域的研究者都是并驾齐驱的”[29]146。具体到韦利的中国古代小说译介,霍克斯的评论同样适用。尽管他以众多堪称经典的中国古代诗歌、典籍英译本蜚声汉学界,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韦利对推动中国古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也贡献了重要的力量。他积极翻译中国古代小说,其译介涵盖唐传奇、唐代笔记小说、明清白话小说、清代笔记小说,不唯如此,韦利还借助其权威汉学家的身份,为《红楼梦》《金瓶梅》英译本撰写序言,他的译介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注释:

①1968年,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弗朗西斯·约翰斯(Francis A. Johns)编著的《阿瑟·韦利作品名录》(ABibliographyOfArthurWaley)由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Press)出版,作者将韦利平生著述分类为译作、论文、书评、杂论、原创诗文等八个方面,按照时间顺序整理编排,这为本文的撰写与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著者在序言中说明:“所有书目编著者都不可能详尽地评述原著者的作品,尽管详细描述会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但是这样会导致该书很难找到适合的出版社发行。” 参见本书第x页。举例来说,在编录韦利于1947年在《康希尔杂志》发表的Three T’ang Stories时,约翰斯将只是将译作名称、发表时间以及刊登期刊列出,至于韦利翻译的哪三则唐代故事,约翰斯并没有说明。文中所涉及篇目考证部分均由笔者完成,所涉及的英语、日语文献,也由笔者译出,文中不再说明。

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 参见本书1927年版第84页。陈寅恪在其《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1948年)也认为“《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参见本书第181页。

③叶女士是英语世界第一个全面研究唐代传奇的汉学家,1937年她以清嘉庆十一年(1806)出版的《唐代丛书》为底本,以《唐代散文》为标题,翻译了大量的唐传奇。其中《李娃传》英译文 Li Wa chuan见第二卷,第154-169页;《莺莺传》英译文 Hui chen chi同样见第二卷,第190-201页。在《莺莺传》译文中,叶女士引用了韦利所提“自寓说”的观点。具体可参见本书第191页。王际真的《中国传统小说选集》于194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译本中同样翻译了《李娃传》《莺莺传》,并在后记中写道:“我怀着惴惴不安之心在《中国传统小说》中选译这两篇唐代传奇,原因是阿瑟·韦利在《中国诗歌选译续篇》已用优雅精致的语言翻译了《李娃传》《莺莺传》。之所以重译,一是将这两篇最具代表性的唐代传奇收录在一册,这样会给那些研究中国小说的学生提供便利;二是如果将我与韦利先生的译文相较,这对那些对中译英感兴趣的学者较有帮助。”参见该译本第221页。

④《莺莺传》英译文见《中国文学选集:从早期至14世纪》第一卷,第290-299页;《李娃传》英译文同样见该选集第一卷,第300-313页。

⑤日本民俗学家南方熊楠是首个关注这则故事的学者,他于1911年《东京人类学会杂志》第26卷发表《西歷九世紀の支那書に載せたるシンダレラ物語》(《公元九世纪中国典籍中所记载的灰姑娘故事》)一文,他在该文援引葡萄牙民俗学家康西格里埃瑞·佩德罗苏 (Consiglieri Pedroso)所编《葡萄牙民间故事》(PortugueseFolk-Tales)中的《少女与鱼》(The Maiden and the Fish),对这两篇故事做了初步的探索,他认为二者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对那些认为灰姑娘故事是欧洲所特有的人来说,段成式的《叶限》将让大家耳目一新。”具体请参见本杂志第22页。但是,南方熊楠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更多的学者关注《叶限》,因此并没有对故事本身做详细的分析与考察。

⑥1932年,翟孟生出版《中国民俗传承三讲》(ThreeLecturesonChineseFolklore)一书,他对《叶限》中的许多细节做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围绕对情节至关重要的鱼、丢失的鞋子,他介绍了流传在安南、印度、丹麦、立陶宛、苏格兰等地的类似传说。通过比较,翟孟生认为《叶限》属于灰姑娘故事的一种变型,“至于讲是叶限传到了欧洲,还是我们的灰姑娘在9世纪传到中国,或者她们最初都起源于埃及或印度,都还是些难以确定的问题”。参见本书第83页。尽管翟孟生没能对起源问题做出最终判定,但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韦利继续探索的兴趣。

⑦韦利翻译的具体故事由笔者考证得出。在本期《听众》中,译者只是含混地指出“这几篇鬼故事选自一部中国18世纪的小说集”,参见第286页。并没有提到袁枚及其《子不语》。

⑧值得注意的是,译者王际真对待原著梦境的态度与韦利迥然不同。在王际真看来,这些梦境冗长无趣,不过是文字游戏,因此不必翻译。

⑨袁宏道在其《游居杮录》中最早透露徐渭为《金瓶梅》作者的消息。“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此处,袁宏道暗指《金瓶梅》作者是给贵人(胡宗宪)当过门客的“绍兴老儒”,而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篇》中也提到《金瓶梅》“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同上:80),徐渭因此顺理成章被推理为小说作者候选人。具体可参见:朱一玄编纂的《金瓶梅研究资料》,2019年,第79-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