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开荣

（云浮市博物馆，广东 云浮 527300）

中国传统特色古建筑，包括四合院、窑洞、吊脚楼、傣家竹楼、毡包……种类极其丰富。其中，客家传统民居异乎寻常，独具匠心，这类建筑堪称一绝，被誉为中国建筑史上的活化石。闽粤赣边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处于客家民系播迁、融合、发展的中心地带。自西晋五胡乱华之后，客家人迫于生计陆续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向南方各省迁徙，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大迁徙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之后，逐步形成了一种价值统一、内容多元的客家文化体系。在整个客家文化体系里，客家民居是客家人社会生活最深沉、最厚重的载体，也是观察探索客家文化面貌的重要路径。我国现存的客家传统民居数量多、分布广，其中，土楼是最神秘、最吸引人的一种民居类型。文章以考察当下闽粤赣客家传统民居的演变作为切入点，回顾和审视其走过的历程和所经历的变迁，进一步挖掘客家传统民居中蕴含的文化价值，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探索闽粤赣客家传统民居未来的保护传承之路。

一、客家传统民居的分类

客家传统民居的建筑风格极具多样性，根据其建造形状进行划分，主要包括土楼、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围龙屋、四合院式的“四点金”“大夫梯式”土楼、四周设有走廊方便通行的走马楼等。

（一）土楼

土楼主要集中分布于东南一带的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客家地区，自西晋以来就作为客家人的典型民居类型［1］。它利用未经过焙烧程序而仅作简单加工的原状土质材料夯实、建造，体现木架构的特色，根据建造形状土楼主要包括方楼和圆楼。

现存的圆形土楼中规模较大的是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高头镇高北村的承启楼，其直径72m，整个建筑群由3 圈直径不同的圆楼构成，最外圈的圆楼最高，最内圈的圆楼最低。直径最大的圆楼周长可达231m，楼高13.3m，楼层共有3 层，每层由69 个房间组成，共有房间207间。第二圈为单层圆楼，共有房间46 间。第三圈也是单层圆楼，共有房间39 间。土楼的中心建有宗祠供奉祖先，宗祠外围建有圆形护墙，内部为八角形建筑。祠堂前面有露天平台，两边建有长廊，布局紧凑，建筑艺术高。土楼内部凿有3 眼水井，满足客家人的日常生活用水需求。而位于永定区湖坑镇洪坑村的圆形土楼振成楼则是按照八卦图修建，建筑设计风格奇特。振成楼由2 圈圆楼构成，外圈圆楼楼层5 层，每层有房间52间，内圈楼层2 层，功能齐全，由讲学堂、藏书楼、花苑等组成。土楼还在祠堂的前边建有一座供演出的戏台，当有戏曲演出时，居住在楼内的客家人通常坐在戏台前边的露天空地上或站在内圈土楼二层的廊道上看戏。

20 世纪8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史蒂汉斯·安德烈先生在考察了土楼后赞美道：“这是世界上没有可以相比的，十分稀少、神话般存在的山村建筑模式。”［2］1985年11月，取自振成楼和天坛的建筑风格制作的中国南北圆形建筑模型在洛杉矶国际建筑模型展览会上展出，振成楼从此名闻天下。1987年我国发行的中国民居邮票（福建民居），民居的建筑风格就属于上述的圆形土楼。

（二）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

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主要集中出现于粤东北、闽西南一带以及其他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此种类型的客家民居在建筑风格上颇似中原汉族府第，布局严谨，轴线明确，外观均衡，格调典雅、庄重，主次分明，轮廓起伏。

例如，位于蕉岭县蓝坊镇的钜美堂就是一座通称为“两堂两横”式的房屋，即有两个厅堂和两列“横屋”。进入大门后，整个建筑坐北向南，顺中轴线依次为下厅堂、方形天井、上厅堂、正房。天井两侧设有2 间侧厅，上厅堂与左右侧的天井与横屋用巷道连接起来。入大门前要经过一片空地，是为禾场，供居民夏夜乘凉，农忙时节亦用于晾晒稻谷等。同时辟有一口半圆形水池，用于收集整个建筑物天井所排出的雨水，亦可养鱼、浇灌菜苗，还可以作为消防贮水设备。屋后的小山普遍栽种果树，既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又调节了私家庭院的小气候［3］，良好的植被环境还有效避免了水土流失。主体建筑附近还建有杂屋，其功能一般是作为厕所、畜圈或堆放农业工具等杂物，体现出客家人对环境卫生十分重视。建筑内部的房间、巷道、天井、厅堂的布局体现出客家人的人居理想与建筑原则，因此整座建筑显得错落有致、布局紧凑。

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建筑面积可大可小，在人口规模比较大且地势比较开阔的地方，通常建造成“四堂四横”等体量更大的殿堂式围屋。

（三）围龙屋

围龙屋通常建造在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人口稠密的平原、丘陵或冲积台地，在滥觞期一般只建造宗祠以及两侧的横屋。随着子孙繁衍、人口数量急剧增多而需要增修扩建，如果围龙屋的后面地势平坦开阔，客家人便选择于左右横屋和祠堂后面的空地建造平面呈半圆形的围屋——宛如游动的蛟龙从背面围护宗祠，故曰围龙屋。值得注意的是，围龙屋一般以经线作为整座建筑的中轴线，中轴线的两侧互相对称。而大门前的地堂（禾场）、半圆形的水池，恰好与宗祠及其背面的围屋构成一幅太极图。

蕉岭广福镇石峰村粟坝罗氏围龙屋，属于“四堂五横三围”的大屋。根据当地罗氏族人的讲述，第一围大概建于180年前，1945年开始建第二围，1956年筹建第三围。根据当地客家民俗，新建的房屋不能逾越三围龙，因此近年来当地客家人往往在第三围的背面增建一字型的走马楼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俯瞰罗氏围龙屋，颇有光芒四射的恢弘气象。

罗氏围龙屋有房间326 间，整座建筑内部设有厨房、卧室、仓库、杂物间、畜棚、厕所等供62户人家日常使用。围龙屋内部开辟有多处天井，天井表面一般用鹅卵石铺砌而成，通常以几何图案的形式呈现。晴天可以用于晾晒稻谷等，下雨时又可用于收集全屋的雨水。天井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确保建筑物良好的采光通风效果，遇到火灾时还可以作为防火隔离通道。因此，许多游客在参观完后，往往赞美集居住、生产、防震、防火、防盗、防御于一体的围龙屋为“最具‘客味’的客家传统民居建筑”。

（四）四合院式的“四点金”

四合院式的“四点金”的建筑形状属于方形土楼。以明清时期建造的居多，通常布局为二堂或三堂三横，通常于横屋两端增建一间高于整座建筑的攒尖式四方楼，也即“炮楼”，围墙均有内宽外狭的瞭望台枪眼和监孔，用于抵御来犯之敌。“四点金”一般楼高三层，建筑内部栋、进、横较多，各个功能区之间由廊道串联，故曰“棋盘屋”。而方形土楼中体量最大的是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高陂镇上洋村的遗经楼。该建筑楼层有6 层，高度17m。土楼的中间开辟有方形天井，其功能是采光、通风、雨水收集及排出，并在天井的中心部位凿有水井1眼。

（五）“大夫梯式”土楼

“大夫梯式”土楼主要出现在客家人的聚居地，其建筑风格与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相近。为了适应复杂的山地斜坡环境，步入厅堂与横屋之后，随地势高起而逐渐升高。屋面用不同材质重新组合，斑驳错落，屋脊飞檐层层叠叠，气势相当恢宏，宛似一只欲展翅腾飞的凤凰，因此“大夫梯式”土楼又名“五凤楼”。其特点是中轴线贯穿中庭大厅，左右对称分布；有多个上下厅堂，主次分明，主体突出，房屋一层高过一层，房间正前面比后面略低；建筑物的正前方通常有大片的水田或一口池塘。

（六）四周设有走廊方便通行的走马楼

在闽粤等客家人的聚居地经常见到的走马楼，是对方形土楼等包围式建筑结构上的简化与改良。走马楼在建筑形制上并非一成不变，建造者往往要考虑到山势、地形、方位以及需要承载的人口规模，一般为口字形、回字形、凹字形等。走马楼通常楼高三层，一层为堂屋、厨仓、厕所，二层为卧房、仓廪府库，其特点是二楼四周通常搭建悬空连廊。这样的建筑通风、防潮、防水，而且节省建筑材料，不需要太多的工时。位于梅城望杏坊的梅州著名教育家、书画家梁伯聪故居鹤和楼就属于九厅十八井的不规则形走马楼。客家人聚居地地形复杂，这类客家民居大多包含了山地建筑的形态特征，普遍以环境为依托，将民居与所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普遍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这也是走马楼在闽粤客家人密集地较为常见的原因。

如果客家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地势较为平坦，还习惯在纵向排列的民居外围增建一环圆楼。如果处于地势陡峭的山区，通常依山而建，独立成行并在左右两侧及正门前修筑封闭式围墙，并于边上增建一座牌楼门，其建筑形状颇似锁头，因而当地客家人又称之为“锁头屋”。

二、客家传统民居的主要特征

以土楼、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围龙屋、四合院式的“四点金”“大夫梯式”土楼等为代表的客家传统民居，均具有较为明显的建筑艺术风格与装饰，具有坚固性、整体性、安全性、封闭性、聚居性等特征。

（一）坚固性

闽粤赣地区现存的客家土楼，建筑历史大都在200年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600年。在经历了长期雨水洗涮、多次台风地震，依然未遭损害，屹立不倒，足以说明它们的坚固程度［4］。

这些坚固的客家民居，离不开客家人对基址及周边地质环境的细致考察，客家人注重木构架的科学性、实用性与耐用性，用料考究，工艺精细。下面就简要介绍一下客家传统民居的建筑用料与施工工艺。

以土楼为例，其墙体厚度随高度递减，墙底最厚可达1.7m。在建造房屋基础、墙和台基时，在墙基底下挖出足够深的墙沟，在墙沟中堆砌大石，辅以石块和石灰、石膏等胶凝材料注水搅拌。接着以木板作模，内填黏土、杉木、石头和竹片，层层用杵夯固修筑墙体。夯筑墙体的主要原料取自当地广泛存在的红黏土，配以少量“添加剂”，如一定的糯米、熟石灰、石灰，经过捣碎、搅拌形成当地人常说的“熟土”，经过分层压实和分层夯实，形成了“三合土”，具有一定强度，耐水性较好。经过上述一系列复杂工序，土楼建筑的强度和防潮、防老化等性能得到了明显提高。其次是用麻刀和熟石灰，按照一定比例调和之后，形成了土楼民居外部墙体的修缮材料，一般为薄层多次涂刷于土楼民居墙体表面，因此能历经风雨剥蚀，巍然屹立不倒。《永定县志》曾经记录1922年当地发生的一场地震，那场地震持续了十多分钟，大地剧烈颤抖，许多房屋已经成了废墟，但在经历了那场大地震后土楼等客家民居仍安然无恙，足以见其坚固。

（二）安全性

自西晋以来，客家人为躲避战乱自中原黄河流域一带迁徙至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定居后，为了避免当地人的骚扰，防御盗匪打劫，抵御山中猛兽袭击，因此通常将所建的民居与居住在其中的客家人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外墙加固和抵御土匪进入内部仅仅是客家人打造安全环境的第一步，而实现人与自然和建筑的共存与融合、将安全防护统一于客家传统民居的设计建造中则是更为重要的第二步。

有“东方古城堡”美誉的土楼，通常二层以下不开设悬窗，或开设立式长方形状的条枳窗。客家传统民居一般都有完善的采光通风系统，譬如三楼以上的卧房一般开设有朝外的窗户，又方便观察敌情、指挥作战和自我防护。客家民居的门框、门槛通常选用较规则的六面体石块砌筑而成，门板的厚度可达15 厘米，有的门上留有一到两个直径约15厘米的孔，里面嵌上事先加工好的竹筒，其功能是如遇到土匪进犯等紧急情况，可作为射击孔或往土匪身上浇开水。有的土楼大门边还建有防火水槽，如土匪用火攻土楼，则防火水槽的水可以用于灭火。一些土楼民居自身已经十分坚固结实，具有高度防范意识的客家人还为土楼外墙提供了夹墙支撑，在外墙已经被土匪炸毁的情况下，夹墙依然可以满足客家人的防卫需求。土楼等民居内设施齐全，能满足客家人的生活需求。客家人在天井中挖好的水井是被周边的土匪与外来的敌人围困时的唯一水源。碓、碾、磨则是客家人粮食加工的重要设备。因而敌人来犯时，客家人往往可在土楼内鏖战多时，敌人久攻不克。当敌人攻打四角建有“敌楼”的四合院式的“四点金”时，客家人利用房屋优势，无需持续多久就能迫使盗匪不战而降。

（三）封闭性

以土楼、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围龙屋、四合院式的“四点金”为代表的客家民居，建筑物内部的卧房、堂屋、天井皆与廊道、踏步、楼梯连通。然而从建筑外围看它却呈现出封闭性的一面，以客家土楼为例，它通常只有大门、后门各一扇，或仅正门的两侧设立两扇侧门。另外，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围龙屋、四合院式的“四点金”的横屋、半圆形围屋，都增建有敌楼。遇到土匪来犯，只需关闭大门就令其望而却步。

（四）聚族而居

土楼、围龙屋、四合院式的“四点金”“大夫梯式”土楼等客家民居，其建筑体量通常比较大，如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高头镇的承启楼有卧房207 间，建筑面积达5461m2。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高陂镇的遗经楼楼高6 层，建筑面积达10297m2，堂屋的数量竟达49个。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位建筑学家茂木计一郎在参观完客家土楼后，不由赞叹道“闽西的风土、客家的生活、生土大墙的气息、古朽的回廊、昏暗的祖堂……是中国的天、地、人要求的一种缩影。”［4］304。

客家人建造体量巨大的民居，也从侧面体现出其聚族而居的社会生活习俗。以承启楼为例，最多可以容纳75 户，580 人。蕉岭广福镇粟坝罗氏围龙屋，房间数量达326间，建筑物内部居住着罗氏族人53户，人口数量可达380人。虽然住户多人口多，但由于整座建筑内部设置了足够多的卧房、堂屋和天井，容易形成宜居的小规模生活单元。客家民居内的每户人家都能得到恰当的位置与安排，显得精致、舒适而优雅。

此外，祖祠是客家人供奉祖先和举办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客家族长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讨宗族的重要事务，也一般选择在宗祠进行。每逢传统民俗节日，土楼内的各户人家都需要精心准备各类贡品带到宗祠上供。祠堂记录了客家人的光辉历史与优良传统，凝聚了族亲的力量，是宗族教化的圣殿，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底蕴。

三、客家传统民居的溯源

许多学者认为客家传统民居来源于中原黄河流域一带，早期客家人在山西、河南一带躲避战乱往南方大规模迁徙时，中原黄河流域一带的建筑文化也随之传播到客家人落脚的福建、江西和广东一带。这种学术观点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大多数学者往往浅尝辄止，未进行更多深入研究。本文将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现，从客家传统民居的选址、布局、结构、建筑形制等方面分析客家传统民居的发展演变与中原地区的古建筑文化的渊源与联系。

（一）客家传统民居的创生发轫

由夯土墙与木构架构成的土楼、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围龙屋等，是客家传统民居的典型。然而，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两广地区、闽赣、江浙沪一带的土著，通常称之为“百越”，其民居一般称为“干栏式房屋”，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的干栏式建筑为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干栏”一词最早见于《魏书.僚传》：“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山洞间，所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无民族之别……，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5］44。

西晋博物学家张华所著的《博物志》曾说淮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气候潮湿多雨，先民为了防水、躲避野兽袭击，便习惯于树上搭房居住。之后由于人口数量增多，对居所的审美意味以及舒适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在早期“巢居”的基础上逐步发明了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属于一种古老的木结构地面建筑。南方许多地区地势低洼，闷热潮湿。当地人为了居住的地方能具备较好的隔热、通风与防潮性能，材料通常由一排排木桩、圆木、木板组成。以垂直的木柱为建筑基底，木桩的地上一端通过横梁连为一体，形成高于地面的木质底架，并在木质底架上铺一层木板，在此基础上构屋建房，抗震效果更好，稳定性更强。我国西南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包括云南的傣族、拉祜族、哈尼族，贵州的侗族、苗族、土家族，两广的壮族、瑶族，台湾地区的高山族、泰雅族还保留有此类风格的古老建筑。

古时的黄河流域，冬季气候寒冷干燥，因此居民在建造房子时通常选择建在平坦、干燥、向阳、背风的地带。生活在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房山区周口店的北京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山顶洞人都是长期居住在天然洞穴之中。由于农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进步，步入新石器时代后，黄河流域的先民逐步经历了由原始穴居到人工穴居、半穴居的的居住形式，以及后来房屋由巢居演变成的干栏式房屋。

生活在距今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陕西半坡村的半坡人，他们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并不断壮大聚落规模，其日常居所可以分为圆形或方形建筑两大类。方形房屋是半坡先民先挖好较浅的地沟作为房屋地基，采集附近的树干并于地基上紧密排列形成房屋墙壁，房屋中部选择较粗的木柱作为支撑整个建筑的骨干，因此半坡人建的方形房屋比较牢固。而圆形房屋则建于平坦地面，墙体也是由紧密排列的较细的树干组合而成，房屋中部一般有8 根左右的木柱支撑整个构架。屋顶一般呈圆锥体，倾斜度较大。墙体和屋顶通常涂抹覆盖草泥土，防水性能较好。以木柱为骨架的草泥墙，客观上推动了半坡人从半地穴式房屋到地上建筑的演变。直立式泥土墙、独特斜屋顶反映了半坡人的智慧，也奠定了我国古代建筑风格的基础。

引起专家学者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半坡人所生活的原始村落遗址发现，位于半坡人居所中心部位的是建筑规模较大的方形房屋，多数学者认为它为当时半坡氏族公众议事和举行宗教活动等提供了公共场所。考古工作者在其北面发现的近50 座房屋基址，总体朝向南边，大体呈现出围绕方形房屋的半月形生活文化区。考古工作者还在靠近西安半坡的临潼区城北姜寨遗址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的完整聚落布局，聚落中心为一个大型广场，通常为氏族首领组织全体氏族成员举行占卜等宗教仪式或举办其他大型的集体活动所用。在广场周边紧密分布着6 个原始村落，其居住者属于不同的部族，但所有住户的大门都采用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每个村落都建有一座规模稍大的方形房屋作为氏族部落议事、祭祀、宴饮、游戏的专用场所。此种原始聚落和住宅的分布特点与闽粤赣一带客家民居中的围龙屋极为相似。位于围龙屋中心的宗祠作为客家族人祭祖、尊贤、求神、娱乐、婚丧的场所，也和半坡遗址中心部位方形房屋的社会文化功能颇为相似。客家人聚族而居、相互守望的社会生活习俗与半坡原始村落房屋布局所蕴含的团结精神一脉相承，具有本质的一致性。

考古工作者在离半坡遗址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3 处构造相对比较简陋的呈长方形状房屋基址，经过考证，这是当时的半坡人用于圈养牲畜的场地。说明当时的半坡人非常重视饮食卫生，人畜必须分开居住，这也与土楼等客家传统民居的布局理念是一致的，但却与云贵川一带的普遍分布的“干栏式房屋”上层为卧房等生活空间、下层作为畜圈使用的居住方式截然不同。

1931～1971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龙山文化层内发现了118 座（组）房屋基址［6］。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些距今3500年左右的房屋基址，对应的是直径在3.1m 至6.2m 外观独特的圆形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筑形制上客家传统民居中的圆形土楼与此类房屋相近，在营造技艺上也是一脉相承，同根同源。先搭建房屋的底座，即选用附近较为平整的砖石筑成明显高于周围地面的平台，再根据房屋的面积大小和布局预留相应的沟槽，最后使用预先配置好的草泥土在沟槽内筑起房屋的墙体，并在墙面上涂抹黄土或用石灰敷抹形成白灰面，拍打形成硬面。

综上所述，闽粤赣一带的客家人与史前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在房屋营造技巧、居住习惯等方面一脉相承，未曾中断。因此如今的客家传统民居仍体现着厚重的黄河流域建筑文化风格特征。

（二）客家传统民居的建筑材料、技术和艺术溯源

客家传统民居的墙体，绝大多数为板筑夯造而成。我国传统房屋的夯土建造技艺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古人在筑墙时，通常用两板相夹，选用黏性土填充于其中，用圆木棒弄均、填紧，称为板筑，之后逐渐发展成为板筑法。我国古代军事防御设施一般采用版筑夯土法，如长城、统万城遗址、平粮台遗址等。据史料记载，汉朝统治者在建造长安城时已经出现了类似客家人板筑墙体的建造方法。两汉时期河西走廊靠近沼泽一带的长城和烽火台质地较为坚固，这是由于当地树木匮乏，土壤粘结性较弱，只能就地取材，使用河滩中的芦苇作为“墙骨”，因而也增强了墙体的牢固性。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南匈奴贵族赫连勃勃在建“统万城”时，曾组织20 多万的劳力用蒸土夯筑城墙。所选的建筑材料包括黏土、石灰等都是经过蒸熟的。建成的城墙分段验收，统治者为了严格控制夯实质量，规定要是筑造完工的城墙能被锥子扎进一寸深，该段城墙的工匠就会被处死，其尸体会被混在黏土中当建筑材料用。考古工作者还在位于河南淮阳县大连乡大朱庄西南隅发现了一座距今四千九百多年前的平粮台遗址，作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该遗址顶部宽约10米，下部宽约12—14米，残高4米多，采用板筑法工艺建造。客家人在板筑墙体时，为了增强墙的强度通常在夯土中夹杂一些竹片或树枝，就是所谓的“墙骨”。作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建筑技艺，板筑法也常用于传统民居建筑，客家民居也不例外。因而不难理解许多客家传统民居虽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浸蚀和刀兵之灾，依然屹立，完好如初。

客家人在建造楼房时屋面用瓦通常选用筒瓦和板瓦，筒瓦、板瓦、半瓦、全瓦当等在春秋时期已被普遍使用［7］。出土的大量实物证明，西周时期，作为建筑用瓦的筒瓦、板瓦、瓦当就出现了。而到了春秋时期瓦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了，由于瓦片的防水性能较好，因而春秋以后的民居屋顶坡度逐渐降低。

以客家土楼为代表的的客家传统民居，其大门通常为双扇木门，门板非常坚固、厚实。古人认为一扇为户，两扇为门。《说文解字》解曰：“门，闻也。从二户。”［8］《事务原会》等史籍也有关于黄帝始造门户的记载。距今5000年前的半坡、姜寨等原始聚落已经开始设门，安阳后岗、陶寺等原始聚落均设有门槛。可见，客家民居的双扇木门，早在距今2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河南境内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兽足方鬲，该文物的下半部分以中原地区房屋的样式呈现，留有十字格的窗户，两个入口均设有双扇木门，并配置门环，可谓极为讲究。黄河流域汉代明器中常见的望楼以及岭南地区出土的楼阁式陶屋，都可见圆式窗户，黄河流域的先民把圆窗视作虎眼兽睛用于驱邪辟邪。客家地区的民居建筑和寺庙墙上也通常留有一扇左右对开的圆窗，也是受黄河流域一带宗教与民俗文化的影响。

客家人建造民居通常设有天井用于收集雨水，并于天井与民居外的池塘之间设置暗渠，将天井内的雨水输送到池塘里。暗渠通常由鹅卵石铺砌或用陶水管。我国使用陶水管的年代很早，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最早使用排水管的是位于黄河流域的河南平粮台古城，埋于城门下的陶水管距今已有4000多年了。位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宫殿遗址和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的西周宫殿遗址均是利用陶制排水管导流庭院积水。无论南北皆然，一直被延用至今。

传统民居建造所忌讳的“五虚”之一是住宅没有水井和灶台。客家人一般在天井的合适位置设有若干眼水井以便获得生活用水。黄河流域一带的农家也习惯于大院内的露天位置凿深水井，而在气候寒冷的东北农村地区则习惯于厨房内挖井取水［9］。我国在庭院内挖井取水的历史十分久远，在成都平原一带出土的汉画像砖中，大宅院的天井都设有水井。而在黄河流域一带的郑韩故城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在其厨房位置发现了五眼水井和用于储存冰块以备夏天消暑用的冰窖。我国先民使用的水井可以追溯到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先民在凿水井的过程中已学会利用木头增加井壁的牢固性以避免井壁坍塌污染水质，同时在井口还设有井台和井亭。

（三）客家传统民居建筑形态特征溯源

客家人所建造的殿堂式围屋，也来源于中原地区的建筑。在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一带，基于史料记载和考古挖掘，该地区的殿堂式建筑遗存数量极多。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宫殿遗址是偃师二里头遗址，其台基东西长度达到110米，南北宽度将近100 米，位于台基上面的殿堂基址，东西长度35 米，南北宽度25 米。多数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面宽9间，深面的长度达4间，以竹条、木条为墙体的骨架，并抹草拌泥填充，屋顶有四个坡面并设有檐脊的木结构建筑。宫殿的大门则位于台基南部中央，基于柱穴的数量及其分布情况，其为牌坊式大门或穿堂式大门。显然这座3000 年前的王族宫殿，是由堂、庭、门等构成的排列布局严谨、结构紧凑、主次分明的古建筑。其建筑样式与格局也为后世所沿用，同时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宋人依据该书记载，总结出先秦时期士阶层的住宅是沿着中轴线布局的两边对称的殿堂式木构建筑。位于前部的门，建筑的横向有3 架梁的宽度，中央当心间为门，互为对称的两边次间为塾（也即堂屋）。门内通常设有庭院，穿过庭院后的功能区为厅堂，一般在此招待来宾和举办各种重大典礼。厅堂的两侧为东厢房和西厢房，其后面为用于寝卧的后室。后室与厢房的连接区域设置小门便于通行。整座建筑一般由堂、室、厢、庭院、廊道等功能区组成。无论是从空间的封闭性，还是基于建筑的布局、风格，都体现出中国民居的典型建筑形式，北京四合院和客家传统民居均为其发展衍变而来。显然，客家地区的传统民居和夏商周时期的宫殿、殿堂在建筑风格和建筑形制等诸多方面均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最早的楼是以城墙上的门楼出现的。有学者根据甲骨卜辞中的和推测，早在距今三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建造城楼了。公元前514 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开始营建吴王城，据袁康所撰《越绝书》记载：“丈七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10］可见当时吴国的阖闾都城内街道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的黄河流域一带诸都城的街道规模。而春秋时期的范蠡修筑城郭，建置都邑，观测天文和土地，利用不过百里的封地建千秋万代的帝王事业。他又选择卧龙山顶建造飞翼楼，作为象征天门的符号，用于压制吴国。然而，上述的城楼皆为深沟高垒的城墙，设置有悬眼、射口，可以居高临下、克敌制胜，因此，属于军事防御性建筑。

随着建筑技术的日益成熟，秦汉后期出现了楼宇殿阁。秦始皇设计的阿房宫虽然年代久远而且没有完全建成，但据《阿房宫赋》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汉武帝则令人建造神明台和井干楼，据《汉书·郊祀志》卷下记载，汉武帝時“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11］到了东汉时期公孙述割据益州后，也曾经“造十层赤楼帛兰船”［12］。

东汉时期，开始盛行带民居功能的楼宇。汉代文人创作的一首五言诗《西北有高楼》，诗中说楼上飘下了弦歌之声不禁让楼外人感到悲伤。只是说楼与浮云齐高，采用了夸张的手法。汉乐府中的一首乐府诗《陌上桑》写道“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采桑女罗敷都住楼了，可以看出当时楼宇已经比较盛行了。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在位于今广州动物园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批陶质城堡型明器。这些明器是根据墓主人生前住宅的建筑风格和形制来烧制的。基本建筑布局为方形城堡，前后设有2 扇大门，其上面通常设有用于瞭望和防御的城堡。

东汉初年，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基于豪强地主的支持而成立的东汉政权赋予豪强诸多特权。这些豪强地主靠巧取豪夺占有了农民的土地，在中原地区的河南、河北等地开辟了规模巨大的田庄。除了抢占良田万亩，还控制着依附于这些田地的农民。为了保护掠夺来的财富，他们往往在自己的庄园筑造城堡，并在城堡内建造塔台望楼和外观颇似城堡的住宅。到了东汉末年，军阀董卓在距长安以西二百五十里处建的院邸郿坞周长640米，墙体厚度达6米，囤积于城堡内的粮食可供应20年以上，城堡里的财宝堪比国库，又称为“万岁坞”。

岭南一带出土了汉代明器陶城楼，这是当时的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交流的鉴证［13］。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任命屠睢为征伐岭南的主将、赵佗为副将，让他们率领50 万大军征伐岭南，由此也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岭南。公元前207 年，秦朝灭亡后，赵佗宣布脱离汉朝，自称“南越武帝”。此后，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统治者虽然也有过摩擦，但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却更加活跃，中原地区的建筑文化也随之传播到了岭南地区，广州博物馆收藏的陶城堡明器也见证着两地区的文化交流进程。

东汉陶城堡的形制、风格，与客家地区的方形土楼“四点金”甚为相似，它们均来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建筑。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客家人的南迁路线，东汉陶城堡的出现与客家土楼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起源上的依存关系。客家人从中原地区南迁至闽粤赣一带时，当地还属于尚未开发的蛮夷之地。他们利用当地随处可见的竹子、茅草、树皮等搭建简易的茅草屋栖身。为了保障居民的安定生活，他们又建起了泥墙瓦顶的土坯房屋。然而社会不安定，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盗匪问题，于是分散于闽粤赣一带的客家人聚族而居，抵御盗匪侵扰，以免遭灾难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客家人便采用了他们之前在中原地区的城堡、殿堂式的建筑风格，建造出数量庞大的巍峨土楼和殿堂式围屋等。这就是客家传统民居与中原地区民居的渊源关系。

四、结语

客家传统民居中，不仅是闽粤赣边区的大量土楼，其他的民居类型也都蕴含了中原一带的“世家大族式”的文化特性：血缘性、团体性、宗法性。虽然深受地域要素与人文因素的交叉影响，但是在住宅的基本结构、建筑形制、传统礼制、空间布局、风水内涵、对外关系上都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客家传统民居文化是客家社会文化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是客家人劳动智慧的反映，更是客家人勤劳节俭、纯朴踏实的真实写照。对客家传统民居文化特征的系统梳理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客家文化深蕴，也为我们溯源客家文化提供了另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