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妮， 孙畔畔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00）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伟大的长征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毛泽东曾对其历史地位与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说：“南方各游击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1]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是党领导军民创造的光辉历史，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传承红色基因、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2]。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党与叛徒的斗争是各游击区纯洁和巩固红军游击队内部，粉碎国民党意图分化、瓦解红军游击队的图谋，保存和发展壮大革命队伍的重要工作。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党的反叛徒斗争，总结各游击区反叛徒斗争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梳理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现有研究成果发现，目前学界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基本历程、基本经验、历史地位和作用、主要领导人物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3-8]。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党的反叛徒斗争有所涉及，但是尚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因此，分析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各游击区叛徒问题出现的原因及其对革命斗争带来的危害，研究当时各游击区为遏止叛徒问题对红军游击队进一步造成危害，增强红军游击队内部的信任和团结而采取的反叛徒斗争的具体措施，从中总结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提供借鉴启示，并拓展深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研究领域。

一、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中叛徒问题的出现及原因分析

1934 年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为使南方各苏区能继续坚持斗争，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共中央决定留下部分红军，并成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由项英、陈毅等人负责领导。奉命留下的部分红军和党政机关人员共约三四万人（其中包括2 万多伤病员）[9]，他们和南方各苏区人民群众一起，继续就地坚持革命斗争。留守南方各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必欲“彻底肃清”而后快。1935年春，蒋介石重新调整兵力部署，调集数十万军队对南方各苏区进行“清剿”。在国民党军疯狂的“清剿”下，又由于兵力悬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损失，并先后进入深山密林转为群众性游击战争。面对异常险恶的革命形势和极其艰苦的游击生活，绝大部分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员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坚持革命斗争，毫不动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但是各游击区仍有一些意志薄弱者，他们政治上不坚定，思想上动摇，在国民党的威胁诱骗下，没有经受住考验，相继背叛革命。有学者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各游击区出现的叛徒人数作了统计：团级以上军官至少有四五十人，中央机关的有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谢然之；军区一级的有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湘赣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振芳、莲安萍特委书记刘发云、下浙皖军分区司令员何英、浙南军分区司令员罗连生、湘赣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曾开福等[10]。甚至有些部队出现主要军官全都叛变的现象，如湘赣军区独立第4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16师两任师长方步舟、冯育云与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先后投降；还有新红10 军副军长倪宝树、红30 师师长颜文清等[10]。南方各游击区相继出现叛徒问题具有深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一） 国民党的“剿抚兼施”政策是出现叛徒问题的主要原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全面“清剿”中针对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依靠群众、分散活动的特点，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兼施”的方针，对红军游击队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清剿、经济上严密封锁、政治上分化瓦解的政策。在军事上，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对各游击区实行层层包围封锁，分区进行“驻剿”“搜剿”“清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游击队。在经济上，国民党展开严密封锁，断绝红军游击队物质来源，对居民实行“计口购粮”和配给日用品制度，控制圩场贸易，严禁群众给游击队供应任何物资，企图困死红军游击队。在政治上，国民党采取“隔离”“瓦解”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连坐法，以至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强迫群众与红军游击队脱离联系。同时，国民党制定《修正共产党人自首法》《招抚投诚赤匪办法》等法令，引诱游击队员自首自新，提出“共产党人于发觉前自首者，得免除其刑”“如检举其他共产党人犯罪事实，因而查获人犯或其他证据物品者，得免执行其所首余罪行之全部或一部，或缓刑”[11]。国民党以此动摇红军战士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妄图从内部瓦解游击队。此外，国民党在游击区附近设立“招抚”机关，张贴布告、标语，散布“红军被消灭了、干部投降了”[12]的谣言，污蔑红军游击队是“朱毛不要的土匪”[13]，引诱红军游击队中思想上动摇的人自首,重金悬赏辑拿项英、陈毅和特委负责人，以瓦解红军游击队的军心。在国民党残酷的“清剿”及“瓦解”诱降下，红军游击队中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经不起考验，相继背叛革命。因而国民党的“剿抚兼施”政策是威胁诱骗革命队伍中一些动摇分子叛变的主要原因。

（二） 极其艰苦的游击生活是出现叛徒问题的客观因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的革命斗争异常残酷激烈，其生存环境极其艰辛恶劣。各游击区红军战士不仅要同兵力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和可耻的革命叛徒作殊死的斗争，还要同极其艰苦的游击生活作持久的抗争。各游击区红军战士的游击生活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描述的那样，“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日落西，集会议兵机。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居。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天放晴，对月设野营。拂拂清风催睡意，森森万树若云屯。梦中念敌情。休玩笑，耳语声放低。林外难免无敌探，前回咳嗽泄军机。纠偏要心虚。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满山抄，草木变枯焦。”[14]各游击区红军和游击队长年累月被国民党军围困在深山密林里，时常粮食断绝，只得摘野果、挖野菜和剥竹笋充饥，过着苦不堪言的“野人生活”。队伍中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忍受不了如此艰苦的游击生活，于是叛变逃跑。所以极其艰苦的游击生活是促使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叛变投降的客观因素。

（三） 南方红军内部的某些错误倾向①对叛徒问题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① 这里的错误倾向主要是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后叛变）就曾有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曾洪易自主力红军长征后，由对敌人进攻的恐慌而至动摇，对中国革命前途完全悲观失望。他认为“野战军（主力红军）出动必然被消灭，游击战争不能保卫苏区，也不能坚持斗争，而要失败下去，中国革命已失败而告结束，我们目前应该退却”，甚至提议部队应该逃跑。中央分局领导全党揭发了曾洪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倾向的实质，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倾向的斗争，对各地坚持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力红军长征后，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留在南方各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先后被迫转入深山密林进行群众性游击战争。在深山密林中开展游击战争，其艰辛残酷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这时的红军游击队比以往更需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固的内部团结。中央分局正确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制定出长期坚持，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15]。这种基于整个革命形势发展所作的政治分析和制定的方针政策并不是每个红军战士都能深刻领悟、贯彻执行的。这时，红军游击队内部一部分同志被兵力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吓倒了，害怕革命失败继而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失去了继续斗争下去的信心和决心。于是他们主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不开展群众工作、不进行革命活动、不坚持革命斗争，坐等革命形势好转。这部分同志渐渐地丧失了革命斗志，想着搞点吃的、搞点钱，变成土匪，或者脱离革命队伍、背叛革命。这些都是政治上不坚定的表现，是错误的倾向。为了使中央分局制定的正确方针得以贯彻，各游击区就要不断地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在队伍中开展关于革命形势和政策的政治工作，正确地分析革命形势，阐明正确的方针。经过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绝大部分红军战士接受认可了正确方针，积极投入革命。但是仍有一些人，起初是被裹挟进革命的，革命意志并不坚定，在困难面前容易退缩，有的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有的留下帖子离开了，有的干脆背叛革命、叛变投敌了。故而南方红军内部的某些错误倾向对叛徒问题的出现有一定的影响。

（四） 某些个人意志薄弱、丧失理想信念等是出现叛徒问题的主观因素

1937 年12 月项英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第六部分“党内教育和斗争”中指出，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在长期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敌人不断的进攻下，尤其是与各方失去联系孤立作战的状况下，加之干部成分几乎全是农民，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倾向和现象。其中，最严重且最主要的现象就是叛变、逃跑。几乎在每一斗争达到紧张关头，或是全国某一事变结束，都或多或少地会发生叛变、逃跑事件。这种叛变逃跑的发生不是一时的动摇，而是有长久的根源。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不坚定，思想上发生动摇，只看到眼前的暂时的困难，看不到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坚持革命没有前途和希望，悲观失望，于是叛变逃跑。另一个原因是个人主义的发展，吃不了苦，不能为革命作出牺牲，没有被敌人捉到时革命意志坚定，一旦被敌人捉到后就背叛革命。还有就是革命意志在生活腐化中被消磨殆尽，为了个人前途在斗争一紧张时就背叛革命。这两方面原因相互关联且不易区分，再加之长期艰苦的客观环境，干部以农民成分为主，党的政治教育差等，导致了叛变逃跑现象的发展[9]。虽然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坚持革命斗争，威武不屈，但仍有一些革命意志薄弱、丧失理想信念的人背叛革命。可见意志薄弱、丧失理想信念等是叛徒问题出现的主观因素。

二、叛徒对红军游击队革命斗争的危害

由于国民党实行“剿抚兼施”政策，游击生活极其艰苦，加之南方红军内部某些错误倾向的影响，以及个别人意志薄弱、丧失理想信念等原因，各游击区相继出现叛徒问题。这些叛徒投敌以后，出卖、杀害各游击区负责人，带领国民党军队“搜剿”红军游击队，从内部分化、瓦解红军游击队，给红军游击队的革命斗争造成严重损失和危害。

（一） 出卖、杀害各游击区负责人

叛徒对革命斗争造成的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出卖、杀害各游击区负责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许多优秀的游击区领导干部都是死在叛徒手中，或因叛徒的出卖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如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彭林昌、中共乐河特委书记程伯谦、安南永德游击区红二支队政委李剑光，都是被叛徒直接杀害的。再如中共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和副主席叶秀蕃，都因叛徒的出卖惨遭国民党杀害。项英、陈毅也曾被叛徒出卖，只是刚好机智脱身才幸免于难。1937年5月，在国民党军第46 师中做兵运工作的陈宏（又名陈海）被捕叛变，供出了项英、陈毅的驻地和赣粤边特委的有关情况。陈宏与国民党共同密谋，设下阴险狡诈的圈套，企图诱捕项英、陈毅。陈宏到项英、陈毅的驻地梅岭，谎称中共中央派人来了，要找项英、陈毅谈话。当时陈毅与梅岭区委书记黄赞龙下山，前往大庾县城接头。项英、杨尚奎、陈丕显等则留在梅岭等候消息。陈宏久等不见项英下山，便带领国民党军把梅岭团团围住。哨兵发现敌情后随即鸣枪报警，项英等人闻声冲出棚子，钻入草丛中隐蔽。陈毅等进城接头时，发现情况有诈随即返回梅岭，又发现敌人搜山，便隐蔽在半山腰的石洞里。当天午夜，项英、陈毅等汇合后立即撤离梅岭，才转危为安，史称“梅岭事件”[9]。

（二） 带领国民党军队“搜剿”红军游击队

叛徒对革命斗争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危害是带领国民党军队“搜剿”红军游击队。红30师师长颜文清等在开枪打死指战员11 人后公开叛变投敌，还带领国民党军在三县岭将赣东北游击大队团团包围。游击大队与敌激战三昼夜，仅16 人在指导员周世忠带领下突围成功。1935 年2 月下旬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红二十四师第十一团大部向湖南转移，5 月2 日在湖南郴县黄茅率部向粤军余汉谋部叛变投敌，被封为“剿共游击司令”，余汉谋给他配备了三十多人的卫队，要他到北山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由于当时联络中断，项英和陈毅对龚楚叛变的情况毫无所知。10 月中旬，龚楚带着伪装为“红军游击队”的卫队，来到北山游击队后方的驻地天井洞。他们骗得红军游击队交通员的信任后，于13 日利用开联欢会的机会，攻击在那里的北山的一部分游击队，导致三十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兼政委贺敏学、小队长刘矮牯带伤冲出虎口，后方主任何长林被抓住后叛变。20 日，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遇侦察员吴少华，何长林声称：“龚参谋长是刚从湘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向周同志（即项英）和刘同志（即陈毅）汇报，请你给他带路。”吴少华途中识破阴谋后就设法对付，当接近指挥机关哨兵时，他指着身后的匪徒大喊“他们是反革命”，向指挥机关报警。项英、陈毅等人听见枪声，立即转移。吴少华和哨兵向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以便引开敌人。龚楚惧怕游击队实力雄厚，只好逃遁，阴谋遂告失败，史称“北山事件”[13]。1937 年1 月7 日，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江利发叛变后，带领国民党军第10 师56 团的一个连和金砂的民团二百余人，分3路包围袭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永定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古木督蓑坑窠，张鼎丞、范乐春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脱险，军政委员会警卫班全体战士壮烈牺牲，党务部部长郭义为、参谋长杜石公等人被俘，郭义为23 日在龙岩北山就义，造成严重的“古木督”事件[10]。

（三） 从内部分化和瓦解红军游击队

叛徒对革命斗争造成的又一个严重危害是从内部分化、瓦解红军游击队。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孔荷宠叛变后，被国民党委任为“参议”，他纠集大小叛徒及地痞流氓，在游击区周围设立“招抚”机关，用各种手段引诱红军游击队员变节投降。原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于1935 年6 月14 日带领省委秘书长龙承绪及其妻子等12 人，携带武器枪支、省委文件、公章、译电密码、军用地图和红军游击队筹集的一批钱款等，向国民党江西省第二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危宿钟投降叛变，被国民党委任为湘赣边区上校“招抚员”。他给蒋介石写效忠信，提供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后方各苏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有关情况，并就如何“追剿”主力红军和“清剿”红军游击队献计献策，还利用各种手段挑拨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内部关系，以及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937 年春，陈洪时经过精心策划派遣两名假起义人员，潜入湘赣红军游击队内部，通过挑拨是非、制造矛盾和诱以高官厚禄等手段，诱使湘赣边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曾开福叛变，使湘赣红军游击队遭到严重损失[16]。

由此可见，叛变事件的发生一方面直接削弱了红军游击队的革命力量，影响了红军游击队的革命斗争状况；另一方面影响了红军游击队内部的团结巩固和斗争信心，给各游击区的革命斗争造成严重危害。各游击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反叛徒斗争。

三、开展反叛徒斗争的措施

为了有效遏止叛徒问题造成的危害，重新在革命队伍内部建立信任和团结，粉碎敌人从内部分化、瓦解红军游击队的阴险图谋，增强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继续坚持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各游击区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开展反叛徒斗争。

（一） 惩办叛徒，进行反叛徒斗争教育

惩办叛徒，进行反叛徒斗争教育是各游击区为震慑广大官兵，防止出现叛徒问题而采取的首要措施。早在1934 年12 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中央政府办事处就发布了《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规定“在苏维埃机关、群众团体以及在党内团内、红色部队内担任干部及负责的工作人员叛变革命投降敌人的，或企图组织投敌，或勾结敌人进攻苏区查实有据的，这类分子名叫革命叛徒，概处以死刑”，“应以坚决的手段来击杀这些叛徒”[9]。为了捕杀这些革命叛徒，一些游击区专门挑选了枪法比较好的狙击手组成“反叛打狗”队，先后处决了一批叛徒。1935 年5 月闽赣省保卫局局长范式人就带人严惩了叛徒缨矮擂[10]。中央政府办事处从条文上明确叛徒的定义及处罚措施，对广大官兵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能够有效地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

同时，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内部积极开展了反叛徒斗争教育。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后，在部队造成一些不良影响，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认为必须对部队进行整顿。他立即召开闽北分区委会议，决定撤销李德胜职务，开除其党籍，在干部、战士和群众中公布其罪行。在会上，黄道作了《反叛徒，提高革命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的讲话。他说：“在革命顺利发展的时候，许多人跑来参加革命，支持革命。这里面，大多数是坚定的革命同志，但也会混进来少数投机分子。投机分子是一些想浑水摸鱼的人，遇到紧要关头就会现出原形……我们的同志在叛徒李德胜的无耻诱降面前，意志坚定，毫不动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这是革命的胜利，是党的胜利！只要我们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坚定的革命信念，坚持革命斗争，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16]会后黄道亲自写了《骂叛徒李德胜歌》，在部队中反复教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后，省级机关瘫痪、人员失散，红军游击队内部也出现思想混乱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省苏主席谭余保在棋盘山丝瓜塘召开了有40 余人参加的湘赣边党的干部紧急会议（即棋盘山会议），通报了陈洪时叛变的情况，严厉地斥责了陈洪时背叛革命、投降敌人的可耻行径，号召在红军游击队内部开展反动摇、反叛变斗争。他说：“湘赣苏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走了陈洪时，带不走老百姓的心，竖在这里的红旗绝不会倒。”[16]各游击区通过在内部积极开展反叛徒斗争教育，提高了广大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革命信心，减少了叛变事件在革命队伍内部造成的不良影响。

另外，为了从思想认识上引起红军游击队员对反叛徒斗争的重视，使反叛徒斗争教育取得良好成效，项英亲自起草了《关于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指出叛徒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积极帮助反革命来摧残革命，所以工农群众最恨叛徒，也是坚决的要杀叛徒。叛徒的最后下场不是被反革命杀了，就是逃不了革命的制裁和群众的制裁。项英号召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学习许多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红色战士和工农群众，而且要踏着他们的血路坚决向前，为革命战斗到底[13]。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通过学习《关于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大大增强了对叛徒是革命最凶恶的敌人的认识，提高了开展反叛徒斗争的自觉性。

（二）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革命形势、革命气节和革命前途教育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各游击区重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革命形势、革命气节和革命前途教育，从政治上来坚定红军游击队员，稳定和巩固红军游击队内部，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项英、陈毅还凭着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几本马列主义书、一些残缺报纸加上他们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给红军战士们分析革命形势，指明前途，激励斗志。陈毅说：“红军的干部战士都应该是革命的英雄。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困难的时候更要当英雄。”[17]项英提出要在政治上坚决反对“革命前途渺茫”的悲观消极主义，指出虽然目前受到了损失，但革命仍然继续发展，绝对不会消灭，因为革命是中国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号召大家坚信中国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同时，项英、陈毅还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那些为革命奋不顾身、勇于牺牲的人，给予高度赞扬，号召大家学习和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对于那些错误缺点较多、思想动摇的人，则尽量避免简单粗暴的批评，而进行耐心说服，以增强其革命信念。即使出现讲怪话、开小差的现象，也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正确对待。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叛变投敌后，给革命带来了严重威胁，工农群众普遍产生了恐惧情绪，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为使红军战士能够经受住失败甚至是生死的考验，增强其坚持斗争的信心，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邓子恢经常给红军游击队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说：“古今中外不论要做什么事业，都要经历一番艰苦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推翻旧世界，建设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任务就更加艰巨。”[18]各游击区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积极进行革命教育，消除了工农群众的恐惧情绪，增强了游击区军民坚持革命的信心和斗志。

（三） 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

针对少数游击区负责人叛变给当地革命斗争造成极为严重危害的现实，坚持斗争的革命者没有气馁，他们立即高举起革命的旗帜，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后，省级机关瘫痪、人员失散。国民党军硬的、软的、明的、暗的不断袭来。省委常委只剩下谭余保、谭汤池和王用济三人。在红军游击队内部，也出现思想混乱，一些人在考虑往何处去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谭余保挺身而出，召开湘赣边的干部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把巩固内部和开展反叛徒斗争作为首要任务，揭穿叛徒阴谋，肃清负面影响；撤销原湘赣省委、省苏和湘赣军区，重新组建湘赣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等。临时省委首先以棋盘山为中心，成立了茶（陵）攸（县）莲（花）中心县委。随后，在安福泰山乡高峰村的大江（亦名高峰）建立了萍（乡）宜（春）安（福）中心县委，以大平山为中心，成立了攸（县）醴（陵）萍（乡）县委，还建立恢复了莲花县南村区委、攸县三区区委、宜南区委。同时，临时省委还派出工作组，到茶陵、永新、宁冈地区的九陇山一带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协助各县秘密恢复和建立了一部分共青团、妇女协会、农民协会[16]。闽中游击区的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和仙游县委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破坏，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原书记王于洁立即整顿和重建了中共莆田中心县委，使莆田地区的游击战争得以坚持下来[19]。各游击区通过及时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叛变事件造成的危害，使游击区军民重新团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四） 加强警戒防备工作，进行反叛徒制度建设

为了防止叛徒的破坏给革命斗争造成进一步的危害，各游击区加强了警戒防备工作，进行了反叛徒制度建设。在赣粤边游击区，北山事件后部队机关派人出去，不管是负责的同志还是其他同志，出去以前约定时间，走了以后其余人把衣物、粮食准备好，离开原地，蹲在山上面或洼地有水的地方，到了约定的时间还不见回来，马上搬家就走[20]。另外，红军游击队的指挥中心进一步分散，不断转换活动地点与活动方式，让叛徒和敌人无法确认游击队的位置[21]。1935年5月朱森叛变后，交通站曾受到破坏。为防止叛徒破坏，交通站规定了单线联系的办法和严格的革命纪律，不论总站、分区站、小站还是县、区站，一律不发生交叉关系[22]。陈洪时叛变后，湘赣边干部紧急会议在棋盘山召开，为加强联络工作，会议对联络的时间、地点、信号和方法作了严格的规定。大队与大队、省委、游击司令部的联络，应先同联络员、交通员、侦察员联系，省委住址如有变动，由联络员传达新的联络方法。如超过规定时间，就要接受严格审查。各地党委每半月向省委书面报告一次；游击队长或政治委员每月到省委汇报一次[16]。各游击区通过加强警戒防备工作，进行反叛徒制度建设,在红军游击队内部重新建立信任和团结，使革命队伍内部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叛徒的破坏。

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开展反叛徒斗争对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的启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各游击区在政治方面开展的反叛徒斗争，与军事方面的反“清剿”斗争、经济方面的反封锁斗争交织在一起，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战胜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分化瓦解、军事包围清剿和经济严密封锁，从而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发展壮大了红军游击队，并最终成功改编为新四军。学史以明志，鉴往而知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叛徒斗争的有效开展对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坚定官兵理想信念，培养新时代革命军人

坚定官兵理想信念是培养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重要内容。2014 年“新古田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适应强军目标要求，把坚定官兵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把握新形势下铸魂育人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23]。2017 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24]。其中“有灵魂”的内涵就是要求在任何时候官兵都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留在南方和人民群众一起继续就地坚持革命斗争。红军游击队员中的一小部分人正是因为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政治上不坚定，思想上动摇，被暂时强大的敌人吓倒了，认为革命没有前途和希望，不愿为革命牺牲自己，革命斗争环境一紧张就为了个人的出路背叛革命，游击区才出现叛徒问题。与此相反，能够坚守下来的广大红军游击队员则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政治上思想上毫不动摇，始终坚信敌人的强大和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革命是有前途的，只要坚持斗争下去，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各游击区广大红军游击队员长期的坚守和不懈的斗争，才打击、消耗了进犯各苏区和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保存并发展壮大了自身力量，取得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当前，人民军队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军兴军要在得人，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关键是要有能够承担起这一艰巨任务的革命军人。而培养新时代革命军人首先就要坚定广大官兵理想信念，筑牢革命军人精神之基。

（二） 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增强军队向心力、凝聚力

军队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履行职能的根本保证，是军队的生命线，对军队的生存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2014年习近平在“新古田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指出“我军是人民军队，是革命的武装力量，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是我军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是我军同一切其他性质军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重要保障”[25]。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中央分局的坚强领导下，采取诸多有效措施，开展反叛徒斗争。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对红军游击队员进行革命形势、气节和前途的教育。各游击区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积极进行革命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坚定了动摇分子，增强了红军战士们坚持革命的信心和斗争的决心，重新建立了红军游击队内部的信任和团结，增强了部队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终取得反叛徒斗争的胜利。重视军队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优良传统和重要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我军的向心力、凝聚力，影响着我军的战斗力。军队政治工作做得好，军队向心力、凝聚力就强，军队战斗力就强；反之，军队向心力、凝聚力就弱，军队战斗力就弱。军队强不强，关键看打仗。军队战斗力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新时代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必须高度重视战斗力标准，不断提高军队战斗力，而要想不断提高军队战斗力，就要不断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增强军队向心力凝聚力。

（三） 传承军队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

传承军队红色基因对于汇聚强军力量，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人民军队厚重而辉煌的历史，是军队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我们考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叛徒斗争，是为了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当前的人民军队建设提供借鉴。正是看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革命队伍中一些人的叛变，看到他们的叛变给红军游击队革命斗争造成的重大损失和危害，才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其他游击区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员坚守的可贵可敬之处。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来就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面对强大敌人疯狂的“清剿”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在中央分局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发扬顽强的革命意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坚定信念、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不怕牺牲、依靠群众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传承军队红色基因的重要资源。习近平在参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主题展览时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军队砥砺奋进的九十年，凝结着坚定理想信念、优良革命传统、顽强战斗作风，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2]今天，在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发挥军史的积极作用，让广大官兵在回顾历史中，领悟伟大的人民军队特有的精神品格，自觉让红色基因进入灵魂、融入血脉，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积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