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心， 何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110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建党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的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支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源[2]。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众多社会思潮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随即投身于创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当中。从新民学会到北大红楼，从《湘江评论》到《新时代》，从驱张运动到湘区工人运动，毛泽东在建党过程中的每一步探索，都彰显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湖南党组织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塑造和探索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因此，从历史原点出发，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伟大建党精神的紧密关系，厘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过程，对于加强对伟大建党精神本质的理解与认同、深切感悟建党先驱的革命情怀、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理论探索中厚植“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中国共产党人信什么？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诸多社会发展理论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导思想，找到了以阶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在理论探索中建构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品质，厚植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品格，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思想优势。

（一） 在反思“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带来的国内政治形势深刻变化促使毛泽东对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3]。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何以突然醒悟起来？为什么从未引起人们重视的无产阶级能在五四运动中脱颖而出，并产生其他阶级、阶层无法企及的巨大变革？毛泽东在探索何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遇见了新的思想导师——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论战，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些争论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促使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条件；三是引导一些进步青年走上革命之路；四是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形成。在《新青年》等刊物的引导下，毛泽东逐渐认同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同其他各种社会思潮划清界限。特别是李大钊提出的“既要有主义又要实际行动”的观点,使毛泽东曾专注于精神革命与哲学革命的目光，转移到对社会实际物质的改造上来，进而使毛泽东在第二次抵京时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说，改变中国与世界的目标确定后，方法论的问题就出现了。究竟该实行何种方式呢？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毛泽东认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并且“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队，先锋队，作战部”[4]。正如后来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5]。“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真理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理想指的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成为毛泽东等革命先驱始终坚持的理论观点，并在理论与实践中活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

（二） 在思考革命道路与实践探索中“坚持真理”

十月革命胜利促使毛泽东在思想上进行了变革，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不健全和腐朽的，它并没有真正解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诚如张太雷所说，当中国的青年学生“抛弃了他们的先师孔子的时刻，他们正找着了列宁做他们思想上的指导者”[6]。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找到了新的认识社会问题的方法，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开始从关注精神改造变为更多地关注物质生活的改造，动摇了以精神革命为目标的社会改造理论。1918年4月，毛泽东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他认为组织的发展需要正确的理论作指引，感情的集合要成为主义的集合才好，就像旗子一样，“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7]。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进行爱国运动和扩大十月革命影响力，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周刊并亲自担任总编辑。为了管理好这个杂志，毛泽东不遗余力，亲自执笔，不仅每期都撰写文章，并且校对、编辑、排版工作都亲力亲为，甚至自己售卖。1920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着手筹划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高度赞成蔡和森所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8]的主张，并在陈独秀的指引下开始筹建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信仰的坚定来自理论的觉醒，毛泽东在后来与外国朋友回忆时说，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正确阐释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至1920年夏，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9]。1921 年7 月，毛泽东抵达上海，全程参与了中共一大，亲历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三） 在追求革命理想与阶级斗争中“坚守理想”

中共一大前后历史文件显示，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阐释了一名初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在经济上，他提出“吃饭问题是世界最大问题”[10]的命题，指出人民群众“经济的解放”[10]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另外，毛泽东指出经济的解放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改革，即政治解放。只有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才能实现劳动者对完全的、平等的分配的愿望[10]。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探索、研究与深入，毛泽东在首次阅读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英国出版的一本《社会主义史》的时候，就意识到了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原动力[11]。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剥削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其中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阶级分析的典型示范法使他找到了观察复杂社会现象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反动性质，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他指出要把阶级斗争作为解决中国革命任务的首要手段，并强调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他认为要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他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事业的发展方向。通过对以往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重新审视，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必须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凝聚力量，并探索出一条新的革命路线，即完全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强调群众的团结必须建立在以强大的工人团体为核心的基础之上。他把精力转向工人组织，同工农群众密切接触，坚定地站在了工农群众一边，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

1921年初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4]。这一论断表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观察中国社会问题、思考中国命运的艰辛探索中，终于取得了结果，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既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坚持与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救国救民指导思想的过程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主动向马克思主义寻求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支撑，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终身信仰，矢志不渝，厚植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理论品格。

二、在建党活动中培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干什么？建党初始，党的第一个纲领作出了“必须支援工人阶级”[12]的重要指示，将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一大”闭幕后，毛泽东旋即回到湖南，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一明一暗两重职务，将湖南的建党活动融入到中国无产阶级联合的浪潮当中。毛泽东在开展工农运动的革命实践中塑成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责任意识，培植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政治品格，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政治优势。

（一） 在中国无产阶级联合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华投资的不断扩大，中国工人阶级逐渐发展起来，五四运动的大爆发也使得工人阶级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1917 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筹办工人夜校，并以教师的身份教授历史课，开始与工人阶级直接接触。第一次抵京期间，为筹办新民学会会员的留法费用，毛泽东深入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进行考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大型现代工业工厂进行详细考察，并与许多产业工人进行了深入接触。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加速了他对各种主义和学说的比较研究，最终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识到改造中国的事业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达到。他同意蔡和森的观点，即中国工人和农民一旦产生阶级觉悟，所爆发的力量将不逊于西欧和东欧[8]。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以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组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果断改组新民学会，鼓励会员信仰共产主义，并将其视为党的事业发展的基石和动力。他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量人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组织起来了”[9]，孕育了湖南党组织的雏形。自建党之日起，毛泽东便明确了“无产阶级”这一团结的对象、服务的对象，更在建党初期的实践活动中体现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这一精神。

（二） 在关切工农利益中“践行初心”

从建党前后的历史环境看，“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的主要内容就是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就是团结和领导人民推翻一切压迫和剥削的制度，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法律。为了达到改造湖南劳工会的目的，毛泽东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中指出工会的宗旨不仅是为了团结劳动者争取优厚的工资和缩短工时，而且是为了培养阶级意识，团结阶级，和谐阶级，为劳动组合的根本利益服务[13]。毛泽东试图利用劳动立法来改变湖南工人的困境，希望通过劳动立法来保护处于失业状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成为中国劳动立法运动的倡导者。他在《更宜注意的问题》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劳动者的三项基本权利：①劳动者的生存权，②劳动者的劳动权，③劳动者接受全部劳动的权利[13]。建党初期，毛泽东通过组织工会和倡议劳动立法来保障工人阶级的权利；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关注农民生产状况，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通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和工人夜校等方式大力推广平民教育，同时向湖南省政府积极争取选举、言论自由、出版、罢工等各项权利，大力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即使在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过程中，毛泽东仍以工农和贫苦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坚守初心，积极引导工农接受和参与民主统一战线，以谋得工农利益的最大化。

（三） 在争取和平、民主、独立中“担当使命”

建党初期，毛泽东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来探寻中华民族未来行进方向，坚持为实现国家的和平、独立和民主目标奋斗。在声援被捕的陈独秀时，毛泽东高擎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高声呼吁“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10]。针对巴黎和会上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力图号召国民奋起反抗这“妨害世界和平的新器（即巴黎和约）”[10]，为中国独立和世界和平而呐喊。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做了详细的分析论证。他把国内势力分为三派，即反动派、革命派和不革命民主派。他积极拥护中共二大纲领，声明“最激进的思想”暂时被放弃，共产党将与革命的民主派（以国民党为代表）合作，组建成一个“大的民主派”，共同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在文章最后预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13]其中的关键字眼“和平统一”“民主”“独立”等切实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建党前后，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作为团结和依靠的对象，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培育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精神，开辟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之路。这主要表现在：全心全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是其根本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勇于献身革命事业是其内在要求，坚持群众路线是基本方法。这些都体现出他对伟大建党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三、在革命斗争中锻造“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干？建党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权，舍生忘死，始终站在争取自由民主斗争的最前线。在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爱国运动中，毛泽东同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正面交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平等而斗争。毛泽东等建党先驱不畏牺牲的革命斗争，内化为推动党前进的精神动力，发展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意志，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品格，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意志优势。

（一） 在国内反帝反封建浪潮下“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专制与共和、封建与民主两大斗争在国内异常激烈。在那个旧的未逝、新的未起，布满矛盾的年代，毛泽东时刻关注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动态。他对五四运动的热情和支持也伴随着时代潮流而发展变化，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心和民主主义精神。在国内反帝反封建浪潮下，从1915 年毛泽东组织长沙学生开展反日、反袁斗争，到五四运动时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从出版《湘江评论》刊物传播革命思想、带领长沙市民举办焚烧日货活动，到与湖南省学联组织驱张运动、筹办湖南自修大学培训革命骨干、出版《新时代》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党的革命纲领等，这一系列活动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这些事件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矛盾及其解决路径。建党以后，毛泽东领导和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和水口山铅锌工人罢工，推动了湖南省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声援了全国的劳工运动。为了统一领导和发起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毛泽东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等工会组织，保障工人权益和协调罢工斗争。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员在国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平等毫不退缩，彰显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

（二） 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不怕牺牲”

建党前后，郭钦光、徐日哲、黄爱、庞人铨等许多与毛泽东并肩作战的革命同志与中国共产党人壮烈牺牲，但这并没有动摇毛泽东的革命信念，反而激发了他献身革命事业的热情，在领导民主革命运动中形成了“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在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抱病参加游行示威，他因痛恨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爱国民众忧愤而死，成为五四爱国运动中的首个烈士。不久后，清华大学学生徐日哲因疲于示威演讲，劳累过度而牺牲。1922 年1 月，湖南军阀赵恒惕抓捕并残害了湖南劳工会的领导者黄爱和庞人铨，紧接着武力解散该组织，并封锁《劳动周刊》。黄爱、庞人铨被军阀迫害之事一出，毛泽东悲愤交加，立即召开会议，安抚工人情绪并展开斗争。黄、庞被杀后，湖南工人运动遭受沉重打击，湖南工会的成员大部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员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困苦艰难的工作”[14]。1923 年，共产党员林祥谦、林向谦、施洋在领导京汉铁路总罢工时牺牲。毛泽东指出，施洋同志所作出的牺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坚定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党。在长沙，湖南自修大学学员陈子博在湖南第一次工人运动时，试图用两枚炸弹除掉军阀赵恒惕，但未成功并遭到通缉，为脱险在百姓家中的粪坑中躲避，后因中毒英勇牺牲。毛泽东深感悲痛，以杜甫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悼念。正如后来毛泽东所指出的，“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15]。这些与毛泽东一同作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员，为民主爱国运动和建党事业英勇牺牲，充分体现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不畏牺牲、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三） 在团结联合策略下“英勇斗争”

建党前后，毛泽东在建党、建团的具体斗争实践中，激发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意识，为争取工人权益和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而斗争，在团结联合策略下形成了“英勇斗争”的伟大精神。五四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了民众大小联合的观点。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无论哪种方式，历史运动都是由人民联合推动的。最伟大的运动必有最伟大的联合[10]。而民众大联合将怎样实现？他指出民众“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10]，小联合是以农民、工人、学生、教师、警察、车夫等各个阶层和阶级的切身利益为依据，按其自身的利益与需要而组织起来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工农力量的展现，使毛泽东总结出辛亥革命的根本失败原因在于“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10]。他在文章最后高呼：“刻不容缓的民主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0]发展新民学会时，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对联合同志问题进行重点陈述，他认为“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4]。建党后，面对湖南劳工会在组织工人方面不严不实的现状，他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中表明，劳动组合的宗旨是“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13]。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拥护中共二大提出的与其他民主党派联合的必要性，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主张共产党与“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合作，成功（即组建）一个大的民主派”[13]。在团结联合的实践中，毛泽东联合湖南社会各界力量，成立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随后又成立了湖南自修大学和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展了湖南党组织，团结带领一批具有革命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志为党的建设事业“英勇斗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舍生忘死，在腥风血雨的革命斗争中锻造出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伟大精神，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这种英雄式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品格，它凝聚着无数中华儿女的鲜血和智慧。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为了推翻旧世界、创建新社会，他们英勇战斗、死里逃生；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统一、主权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正是有这样一个英雄群体的存在，用生命诠释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

四、在党性修炼中铸就“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中国共产党人为谁干？建党初期，毛泽东一方面忠实地执行党的宗旨和思想路线，另一方面在革命道路中不图私利，不畏艰险，始终坚守党员本色和革命者的操守，践行群众路线。在建党初期错综复杂的国内环境下，个别党员在反动派的政治诱降下动摇了初心信仰，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还有个别党员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脱离党的组织。在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始终恪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誓言，在党性修炼中铸就伟大建党精神的道德品格，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道德优势。

（一） 在执行党的宗旨和路线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忠实执行党的宗旨和路线是检验党员对党忠诚的重点指标。建党初期，毛泽东作为湖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忠实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中共一大明确了建党后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党应在工会中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警惕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12]。鉴于此，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中，毛泽东首先争取将湖南劳工会纳入党的旗帜下。他高度赞扬劳工会抗争资本家和军阀的斗争精神，也批评了他们忽于政治斗争和松散的组织状态。1921 年12 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省劳工会组织了一万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反对华盛顿会议的集会和游行示威。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活动时说道，除上海外，以“长沙工人最猛烈”[16]。与此同时，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作为吸收、培养工人运动骨干的场所。1922年7月，中共二大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指出目前与其他民主党派相联合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目前的任务是“联络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12]。毛泽东积极拥护与其他民主派联合斗争的路线，参与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事业上。面对党内对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思想”和“右倾思想”，毛泽东主张不仅要与国民党等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建立起广泛的民族革命统战工作，而且还要重视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为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理论与舆论支持。在建党初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将贯彻党的宗旨和路线作为行动指南，在躬身力行中铸就“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二） 在党性坚守中保证“对党忠诚”

“对党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德和党性要求。习近平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17]对党忠诚，一方面是一种主观心态，即“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另一方面是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的实践准则：既包括了对自己、对组织的绝对忠诚，也包含了对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与尊重，以及对自身错误认知的自觉纠正和自我净化。在建党前，毛泽东对唯心主义的宇宙真理观进行了自我清算，对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等众多思潮进行了批判，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并成为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绝不动摇的理想信仰。1921 年7 月，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全程参与党的一大。13名参与该会议的代表中，有6名在革命道路上脱党或叛变革命，有5名在革命道路上牺牲，最终走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①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为12人还是13人的说法，主要是关于陈独秀私人代表包惠僧的争论。此处采用13人的说法。。代表陈公博公然破坏党纪，通过写文章的形式力挺陈炯明，后来公开表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分子，随后倒向了汪精卫。代表周佛海受到国民党右派的影响后间接脱离了组织，随后就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代表张国焘在与中央意见不合后投靠国民党，叛变革命。还有其他代表因为个人原因或对革命的悲观情绪选择脱离党组织。这些背叛或脱离党组织的代表，归根到底，是因为没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或根本就没有信仰。1927 年，毛泽东在酃县水口村主持新党员入党时，其宣誓的誓词为：“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18]“永不叛党”是誓言的根本落脚点。毛泽东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在革命道路中数次起起落落，无论是担任党的中央局成员还是在井冈山时期遭受排挤，从不怨天尤人，也不为外物所动，不因革命艰难而退缩，更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在初心坚守中保证“对党忠诚”。

（三） 在密切联系群众中“不负人民”

列宁指出：“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19]党的二大指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便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20]。因此，毛泽东将党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人民利益来进行，在密切联系群众中“不负人民”。第一，同工农群众直接联系。五四运动后经过两年的实践，毛泽东从失败的教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的腐朽和国家的衰败并不是少数官僚、武人和政客的责任，也不是少数革命者能够确保挽救社会的腐朽。在他看来，一个民族要想站起来，既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因此，为了密切联系革命群众，毛泽东创办了工人夜校，亲自教导工人，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了解工人的疾苦，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招收贫苦的工人和农民，为工农利益而斗争。第二，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以身作则”。毛泽东不仅向工农阶级普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而且始终站在领导工农群众反抗压迫的最前沿。第三，通过决议和文件使人民利益得到保障。1922年8月，毛泽东在接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指示后，积极参加并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同总部主任邓中夏等一起向众议院递呈“请愿书”及《劳动法纲要十九条》。同时，他还负责起草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长沙泥木工会章程十八条》等规章制度，规范工会活动，更好地团结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建党初始，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局势下始终坚守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充分贯彻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革命纲领，以崇高的政治品德铸就了“对党忠诚”的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建党先驱中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始终坚持为人民而生、由人民而立、因人民而兴的根本立场，在革命实践中始终把维护工农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毛泽东强烈的人民情怀和“不负人民”的道德品格。

五、结 语

毛泽东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奠基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哲学基础、优良作风和红色基因，并在革命实践中将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等，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党的发展历程中的传承和延续。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建党先驱的革命事迹为榜样，认真总结毛泽东对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历史贡献，可以从人物刻画层面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认识，将伟大建党精神活化为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