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婧涵， 郭昌文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350108）

在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政府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逐渐好转。从内部环境看，随着对地方实力派的吞并、联合以及国内建设的开展，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力量逐渐加强。从外部环境看，自《塘沽协定》签订至第五次“围剿”结束，这一时期日本在华北地区的活动相对沉寂，减轻了国民党政府在北方的压力。相对有利的环境使国民党政府得以集中全力“围剿”中央苏区。相较前四次反“围剿”而言，中共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借国民党内部纷争和外敌压迫寻求突破的机会空间更为狭小，加之受博古、李德等人“左”倾错误领导，最终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与此同时，中共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简称中央分局），领导留守军民继续斗争，策应主力红军转移，保存苏维埃革命果实。因敌我力量悬殊，留守军民不得不逐渐改变斗争方式，以游击战争为主，形成了15个游击区。各游击区党组织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根据所获得的报刊资料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分析中共中央抗日政策的转变，在国民党“清剿”力量和地方势力的夹缝中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还积极开展集主动性、独立性和灵活性于一体的统战工作。这既适应了其求生存、谋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共统战政策在基层的具体实践。研究中共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开展的统战工作，既是通过区域史研究论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内在规律，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凝聚的革命精神的赓续与弘扬。

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与利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以学术论文为例，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主题检索可得相关论文近200篇，或整体把握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斗争过程，或关注重点人物的斗争思想、斗争实践。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使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呈现出诸多研究面相。而对过往成果的归纳整理、分析研究，既为学术史梳理所必须，也是深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中共统战研究的重要一环。

一、中共中央分局开展统战工作的战略之变

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由于“左”倾关门主义思维的影响和敌我力量悬殊的关系，在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拉锯中劣势越发明显，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与部分红军队伍留守苏区坚持斗争成为不得不为的抉择。随着作战环境日趋恶化，审时度势地开展多角度的统一战线工作成为留守红军的迫切需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央分局的战略布局和中共中央的统战决策密不可分。

主力红军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提出调整统战方法和统战思维，以适应日本侵略加深后民族危机开始越过阶级矛盾而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局面。1935 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批判了福建事变及之前的“左”倾错误，提出要坚持上下层统战并举。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游击区也先后通过不同渠道获得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指示并贯彻执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中共中央上海联络站获得这一会议精神，于1936 年1 月在上杭召开会议并决定依据地方实际情况建立抗日讨蒋统一战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要领导闽西南全体红色武装及赤色群众，联合闽西南一切抗日反蒋部队及人民，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赣粤边特委从香港杂志上获得瓦窑堡会议精神并重新制定新的游击战争方针。油山干部会议上，赣粤边特委“指出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到了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抗日高潮正在形成。因此，必须积极准备力量，在城镇和农村开展广泛的抗日反蒋的宣传活动”[2]。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及时转变统战战略，推动“联蒋抗日”的最终实现。中共中央综合考虑民族危机愈见加深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热情持续高涨等多方因素，在权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后，重新确立联蒋抗日的方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通过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南临委）向闽西、闽粤边等党组织和红军游击区转达中央的政策指示。游击区党组织依据中共中央对统战政策的调整，判断出全国性的抗战即将到来，并作出积极应对，与党中央的政策保持高度一致。1937年春节前后中共南临委向闽粤边特委提出，在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等条件下，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军签订地方性协定。同年3月，中共南临委向闽粤边和闽西地区提出关于推动地方国共和谈、实行合作抗日的原则和指示。虽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北和南剿”方针导致各游击区党组织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斗争愈加艰苦，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为闽粤赣边区党组织推动地方国共和谈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3]。1937年初，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香港、汕头等地出版的报刊处获得了一些关于党中央统战政策的相关信息，并依据其中体现的基本原则于当年4月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4]。5月，赣粤边特委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及时认清革命形势，调整统战方针。赣粤边特委起草的《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不仅宣传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还促使干部战士完成了由反蒋到联蒋、由内战到抗战的思想转变[5]。1937年8月，叶飞从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中证实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已实现的消息，获悉中共中央“联蒋抗日”新政策后，闽东特委随即转入执行“联蒋抗日”政策阶段[1]。而后，中央分局积极推进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一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项英根据间接获得的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和《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基本精神，为促进赣粤边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共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仅直接领导了赣粤边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而且指导了南方其他一些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6]

二、中共中央分局开展统战工作的实践之举

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白色高压下，开展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目标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其得以保存和发展自身的众多因素中不可忽视的一项。统战工作的开展基于一定的方针指导，遵循一定的原则。有学者指出统战工作的开展原则是“以武装斗争为支柱, 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灵活运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为促进南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重大贡献”[7]。学界在分析中央分局的斗争背景、战略方针的基础上，多角度地展现了南方游击队的统战工作艺术，大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坚决依靠劳动者联盟，巩固扩大统治基础。中共统一战线以劳动者的联盟为基础，以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为辅助，其形成与发展涉及民心走向、力量对比等问题。在统战工作的实际开展中，中共提出要在开展上层统战的同时，注重对中下层进行统战。上下层统战工作的配合与互动，不仅有助于减少单一上层统战的形式化与空心化，而且有助于破除单一下层统战因缺少上层关系的屏障而易于失败的困境。正如瓦窑堡会议所提出的“不使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底层群众是支撑下层统战工作开展的最重要、最广泛的资源。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各游击区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下，更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因此坚持走好群众路线是在紧张局势下得以保存实力的秘诀。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融入群众、服务群众、践行群众路线，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根本所在[8]。游击战争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战争，必须发动人民群众，领导群众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敌人进行直接的斗争，粉碎敌人的“清剿”[9]。留守红军通过向群众宣传革命政策、与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结成生死同盟等方式，在游击区推进统战工作。中央分局在争取地方群众的过程中，总结出干部地方化这一有效途径。有学者分析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特点，提出在苏区丧失后，中央分局发挥二者相结合后的组合优势再次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使得游击队的革命工作得以坚持和发展[10]。在新四军组建上也可看出一二，新四军开辟新区的历史活动体现出对群众工作的重视，部队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首要任务，以求达成武装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的战略目标[11]。中共的统战举措将国内外抗战势力组织起来，改变了武装势力一盘散沙的局面。

其二，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内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内失败情绪滋长和游击主义习气严重的情况下，坚持并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党员的理想信念，是重中之重。有学者总结分析游击战争时期中共坚定理想信念的具体实践和历史经验认为，中共为发挥党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作用，及时进行党的组织重建工作，积极开展反叛逃斗争并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保持了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从政治上坚定了动摇分子[12]。政治宣传工作作为贯穿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程的统战举措，是打破“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带来的困局，以及有效而广泛地发动群众的有益之举。中央主力红军刚离开苏区时，苏区党组织开展了由正规战转入游击战的思想政治工作；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突围后，游击区党组织重点开展革命气节教育；西安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游击区党组织开展联合抗日的思想政治工作[13]。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内求巩固革命队伍内部战线，外求扩大统战工作影响、增大统战基础。在内，提升认知水平是筑牢游击队信仰的基础性举措。陈毅时常关心身边干部和战士学习马列理论的情况，为巩固部队的思想建设、培育红军的革命气节，他还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群众工作必读》《反对十大坏现象》等内部教材[14]。对于革命队伍中意志不坚定的“自首分子”，中央分局亦采取相应的对策。陈毅同志针对国民党军的“自首自新”方法，颁布中央政府办事处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镇压反革命叛徒[15]。在外，“利用标语口号进行宣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常用之法，也是经验之策”[16]。有学者通过分析红军游击队番号的变化，探析其政策转变的过程以及政治宣传手段的多样性，认为红军游击队在艰难的环境下，将番号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手段。在福建地区“抗日讨蒋”政策确立后，福建各红军游击队适时喊出抗日口号并改变番号进行宣传，以期获得群众及中间势力的支持，对抗国民党军的“清剿”[17]。也有学者分析中央分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认为，赣粤边、闽西、闽赣边游击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适时改变斗争策略，逐渐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并最终转变为抗日救亡运动[18]。

其三，利用改造中间力量，巩固扩大统战联盟。土匪、富农及商人等群体是革命的中间力量，游击队采取区别对待、收编武装等方式对其进行清洗、改造，以期趋利避害、严加防范，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闽粤边特委对赞成抗日反蒋的各阶级、各党派，包括地主、富农、国民党员在内，主动表示将对其化敌为友、既往不咎；对一般地主富农也保护其身家性命安全，不再没收财产，以示团结[3]。丧失苏区的红军需要开辟新的游击区，就必须与占山为王的土匪打交道，做好土匪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同时，闽西南的土匪在土地革命的影响、日本侵略下的民族危机以及国民政府对土匪的收编缴械屠杀政策的三重作用下，日益走上革命化的道路。于是福建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根据形势变化，开展了争取与联合土匪与会匪的工作[19]。对于富农及商人的统战工作，特委对过去的“打土豪”政策做了灵活改变，只打白区的土豪，对游击区内的土豪则采取“借款”的形式，使其既不易逃走又不会和红军死心对抗。对于基本群众和普通工商业者的政策，中共也做了适当和必要的调整，为赢得最广泛的支持，挫败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0]。

其四，友好白军优待俘虏，巩固扩大统战影响。1934 年11 月，陈毅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21]，深度剖析了国民党军中士兵的生存状况，并宣传红军的优待政策，号召国民党军士兵掉转枪口。诚然，国民党军的兵力三四倍于游击队，但并非无坚不摧。敌强我弱的状态下，红军能否巧妙利用国民党势力中的缝隙来瓦解白军，与中央分局能否借机提高游击战争的胜算关联甚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正确贯彻抗日反蒋统战策略，作出《关于争取白军工作的决定》；同时提出争取白军为现成抗日讨蒋军，争取白色碉堡为隐蔽的赤色碉堡等口号、政策。广泛深入的宣传，以及行动上的实际转变，使得中共的统战政策在要求抗日救国的各阶层人民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一些国民党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觉悟后，往往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送情报，为游击队的安全转移或乘机伏击赢得一线机会[22]。同时，优待敌军俘虏的政策也是游击队化敌为友的重要统战措施。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积极宣传并实行中共优待俘虏的政策，极好地宣传了中共的主张[22]。此外，中共中央分局还利用各种机会在国民党军内部开展政治攻势，秘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为打破国民党军严密的保甲联防政策，中央分局对保、甲长进行统战。叶飞和闽东特委认为如果死打硬拼，地方群众损失太大，难以持久下去，于是创造性地提出“白皮红心”政策，争取一些保、甲长秘密为红军游击队服务[20]。也有学者分析“白皮红心”政策的推行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中共做事，另一种是把中共的党员秘密安排进去当保、甲长[23]。国民党与群众的利益对立，因而难以获取群众的支持，“白皮红心”得以存在。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着力点

本文主要考察了近二十年（2002—2022 年）有关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学术论文以及相关著作，兼有少量其他年份的文献。虽然仅以这些论文和著作为依据归纳分析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分局的统战工作是存在不足的，但因本文所选论文基本上来自学科相关的代表性刊物，所选学者也较长时间关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研究，总体上能反映学术研究在该方向的基本面貌、学术水准与研究趋势。这些研究较为集中地分析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分局统战工作开展的战略转变以及实践举措，既为了解战争全貌奠定了基础，也为进一步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拓展了空间。

经过上述梳理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分局统战工作的开展已初步理清。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中央分局统战策略的转变及其与中共中央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游击区依据统战策略对不同群体采取的统战举措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游击战争得以坚持三年之久的原因及其与中共统战工作之间的关联，中央分局与各游击区如何依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推动统战思想和策略转变，并因地制宜地开展统战工作等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第一，需要揭示游击战争得以坚持的原因及其与中共统战政策之间的关联。目前学界对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战争过程或重点人物的成就及其影响。对于中共中央分局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游击区的战略转变这一问题上。但是，关于游击战争能在恶劣的局势下坚持发展的原因与这一时期统战工作的开展之间的联系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对各游击区党组织抵制和消除“左”倾错误的作用，以及“左”倾错误的破除对游击战争能够在紧张严峻的局势中坚持三年之久的积极意义。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一问题，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共统战工作对抗战局势演变的重要意义。

第二，需要挖掘中共中央分局与各游击区是如何依据中央的指示推动统战思想和策略转变的。目前学界对于游击区统战策略转变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分局以及各游击区的党组织如何依据所获取的指示或会议精神，积极转变统战思想、调整统战举措。但对中共中央分局与其他游击区如何抵制和消除党内仍旧存在“左”倾错误，并在党组织以及留守红军中推动统战策略的转变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探讨，有利于正确认识“左”倾错误的负面影响，以及破除“左”倾错误对各游击区发展的积极意义。

第三，需要比较分析研究各游击区如何依据中央的指示因地制宜地开展统战工作。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涉及南方八省，包括15个游击区，每个游击区既有相同的特点，又独具特色。利用比较分析法，更有利于挖掘各游击区如何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地推进统战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