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开拓创新及基本经验

2023-08-03扶小兰周雨

桂海论丛 2023年2期

扶小兰周雨

摘要：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定而富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高举抗日和民主两大旗帜，始终做到相忍为国、开拓创新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国民党当局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中间势力进行最大限度的团结和争取，从而维系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大局，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汇聚了全民族抗战的磅礴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作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拓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3）02-0038-08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抗战工程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研究”（2019ZDKZ07）。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构，对外以八路军（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名义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定而富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抗日和民主两大基本任务为根本目标，以实现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为本质要求，以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到底为首要任务，坚持政策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的根本原则，始终做到相忍为国、开拓创新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以此為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中央基于维护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抗日和民主两大基本任务的考量，基于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以下简称“国统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基于武汉沦陷后重庆成为国统区的中心，以及对日本诱降、英美劝降、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倾向日益严重致使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危机的时局洞察，1938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以下简称“长江局”），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1]，统战工作成为南方局的中心工作。

1939年1月16日，南方局正式在重庆秘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等六人为常委。南方局常委的分工也凸显了统战这个中心工作，书记周恩来亲自负责统战工作，董必武、叶剑英实际也参与这一工作，即二分之一的常委抓统战工作；凯丰负责宣传部和党报，吴克坚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即三分之一的常委抓与统战密切相关的宣传工作。南方局的内部机构也是紧紧围绕以统战为中心的工作任务来设置的，除领导机关必有的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和长江局时就设立的社会部、妇女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参谋处、国际宣传组、党报委员会、《新华日报》社、《群众》杂志社、香港统战委员会外，撤销了长江局所设民运部、军事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新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桂林办事处，并确定博古负责南洋工作（博古回延安后由周恩来兼管）。之后随着抗战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与发展，为更好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统区党的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指示精神，南方局于1940年10月4日专门开会调整内部机构。机构调整的最大特色是在宣传部、组织部、社会部、秘书处这些必设机构和国际问题研究室、华侨工作组之上，设立了专门的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统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统委分管统战工作及直属党员与非党干部，文委分管文化工作及直属党员与非党干部，国际问题研究室、华侨工作组等机构也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服务的。南方局内部机构的调整和设置清楚地表明要进一步加强统战和文化两大类工作，而文化工作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范围更大更特别的统战工作，明确了南方局以统战为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并确立了各方面与之有机配合的工作模式。

南方局是应抗战相持阶段统战工作面临重重危机的新形势而成立，由此决定了南方局必须根据变化的抗战形势和既有的国统区斗争实践及统战工作经验，不断创新统战工作，才可能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同时推进民主。面对日本侵略者加紧诱降和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妥协投降倾向严重的形势，南方局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后统战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民党当局以斗争求团结，对中间势力加大团结争取力度的统战工作新思路。遵此新思路，南方局将统战工作列为重中之重，从过去偏重“联蒋”开始转向着重团结争取包括中间党派在内的中间势力，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主要以“民主”相号召在中间党派中开展，从而在适合抗战新形势的实践基础上探索出统战工作新途径，开创了统战工作新局面。

（一）对国民党当局又团结又斗争，竭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以很大力量加强在国统区的工作。1937年12月长江局在武汉成立，长江局的使命就是领导党在南方各省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统战工作。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的抗战防御阶段，尽管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国民党也“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2]322，更没有放弃其反共的根本政策，其“联共抗日”也不乏策略成分，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3]1037，“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3]941。因此，这一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重在以国民党为主要对象，全力维护国共合作。“但这种较好关系是以国民党对于抗战和维护‘以党治国’的需要为前提的，当其需要如拉拢中共以促使苏联出兵打日本的企图得不到满足时，当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发展有违其‘以党治国’的利益时，这种关系就必然变坏，从而危及统一战线。”[4]53

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政府对国民党当局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加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的忧惧，国民党的政策重点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当其图谋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溶共”、“限共”等策略遭到严厉拒绝而未得逞时，便加紧反共步伐，掀起反共高潮，致使国共关系的磨擦与反磨擦基本态势完全形成并急剧尖锐，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重危机。由此决定了南方局统战工作最迫切的内容就是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交涉，也促使南方局探寻出在国共谈判中既要坚持斗争又要有所让步，才能团结国民党当局继续抗战的重要经验。因此，南方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战政策和策略，在以前为抗战而拥护蒋介石、帮助国民党的统战政策基础上，着重突出为避免投降危险而采取督促、批评、反磨擦的策略。为维护国共合作以坚持抗战，在坚持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对其反共言行进行坚决而又有分寸的斗争成为南方局统战工作的经常性内容，而且斗争成为主旋律。

斗争主要表现在抵制国民党当局“一个大党”谋略和击退、制止反共高潮。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鉴于全民族抗日的浪潮尚不能公开反共，于是策略地借国共合作之机提出国共合并成“一个大党”的“溶共”策略。在防御阶段已有这类意思表露的基础上，1938年12月蒋介石在桂林向周恩来正式提出“一个大党”的主张。从1938年12月到次年1月，南方局积极建议中共中央向国民党表明国共加强合作、反对合并的意愿。中共中央因此向国民党声明“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5]17断然表示“共產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决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5]17。经过不屈斗争，终于断了蒋介石吞并中国共产党的念头，从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由于日本的加紧诱降、相持阶段国民党战场战线的相对稳定和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的既定反共方针，蒋介石开始公开限共、反共，不断制造军事磨擦。从1939年3月至11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制造了袭击和残害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和战士及其家属的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一系列反共事件。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将过去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改变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政策。随即连续发起了自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以1940年10月中旬为起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陷入危局。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制造的反共磨擦，中国共产党及南方局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4]79的自卫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予以坚决反击。1939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电示南方局对于民主、国民党反共等政治上的原则问题，“不仅不能再作让步，而且必须积极说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等抗战对于中华民族全部解放事业的意义和作用，以击退顽固分子的造谣侮蔑。”[5]20同年12月，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已发展到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了……并用中央军直接对付八路军与新四军。”[5]232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5]233，“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5]233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南方局以在八路军、新四军及边区问题上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为主要形式，开始了长期的反磨擦斗争。如平江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五次致电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认为其“纯为阴谋惨杀”，要求严惩肇事者、抚恤死难者，指出制造惨案者的“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6]42。南方局在重庆举行追悼大会，面对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重庆警备司令部代表等各界人士，叶剑英痛斥平江惨案“系在日寇政治别动队托派汪派汉奸破坏团结活动的影响下所进行的事件”[6]50，《新华日报》发表了董必武起草的谴责反共分子的启示，将汪伪与反共相联系，意在遏制磨擦，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7]480的方针，指示南方局“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7]480。南方局制定了政治进攻、军事防守、组织严密、工作分散等对策，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猛烈的政治和舆论攻势。一面向国民党当局严重抗议，一面冲破封锁揭露事变真相，通过《新华日报》揭露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通过公开合法的活动，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南方局经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复较量，击退了国民党当局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南方局在反磨擦中始终严格把握斗争只是手段、团结才是目的这一基本点。在国共谈判中，尽量从团结抗战大局出发，作出必要的让步，达到了对国民党当局以斗争求团结，维系合作抗战大局的目的。

（二）以争取中间势力为核心，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极端紧迫性和重要性，中共中央倾全力于国共合作，对国共之外的广大中间势力则重视不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针对国民党当局日益严重的妥协投降倾向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转向，中国共产党将争取中间势力视为“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7]327。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说：“当前投降的危险是空前的，困难也是空前的。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可能争取的力量，扩大统一战线。”[8]581同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一期抗战各党派趋于团结，二期抗战各党派便趋分化，国民党便趋向于妥协，救国会、第三党更接近于我们，而国社党、国家主义派本身也起了分化。”[9]23-24“这个分化与变化，如果运用得好可以使团结更加巩固，抗战更能进步”[9]24，反之则危险。因此他认为“对各党派关系——基本上应扶持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9]37，指出“过去偏于联蒋，对中层阶级联络不够”[8]562。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周恩来的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才逐渐了解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8]582，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是中央今后的第一注意力，提出“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10]447的方针。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9]41由此表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统战工作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从之前对国民党当局统战为主转向对中间势力统战为主，这无疑提出了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新思路。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11]745同年7月30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时提出“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地位”[10]460等方针。毛泽东同志指示：“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12]323。這些精神进一步明确了南方局统战工作的重点和发展方向，由此，南方局开始以争取中间势力为核心全面开展统战工作。

广泛团结和争取中间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疑可以有效遏制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投降倾向，并改变一些中间党派的中右立场，使民主得到发展，将抗战推向胜利。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开始重视争取中间阶级，南方局加大了对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力度。随着国民党当局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南方局对中间势力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团结和争取他们参加反磨擦斗争。要争取中间势力参加反磨擦斗争，首要的就是向他们说明事实。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两次反共高潮期间，南方局人员都分头奔走于中间人士之间，说明各地磨擦的事实经过，揭露国民党当局制造磨擦、挑动内战并归罪于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表明只有反内战才能真正抗日反汪，因而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自卫反击，进而说明新四军要求免调的理由，使中间势力明确了内战责任者，倾向于同情中国共产党。为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南方局不仅及时向中间势力说明事实，还鉴于他们往往受形势影响而动摇不定的特性，在中共中央指导下进一步创造了“谈形势”的统战工作方式：在向中间人士宣传反磨擦时，着重阐明国内外局势，指出“剿共”有利于日寇诱降、破坏抗战的危险性，终将导致国民党的崩溃乃至亡党亡国，强调只要大家一致努力，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可能的。这样的谈话，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仅周恩来就在博古或叶剑英陪同下，至少对中间党派的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左舜生、邹韬奋、张申府、张君劢、梁漱溟、陶行知以及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6次[4]117-118。这些都使中间力量及广大群众不仅认清了形势，而且明确了方向，打破了蒋介石拉拢中间势力的企图。

广交朋友、团结多数是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方局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人经常利用聚会交谈、登门拜访、集会演讲等各种机会和方式团结争取各中间党派。据有关资料不完全记载，仅1941年，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与中间党派在重庆的聚会商谈就达二十多次[13]62。南方局对中间党派的建立、发展和联合也给予积极指导、支持和帮助。例如，促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在重庆的建立。南方局还尽力照顾中间党派的利益，始终遵循“照顾小党派利益”的重要原则，对中间党派及其领导人，从个人生活的冷暖安危到组织建设，直至政治利益，无不尽心尽力照顾。例如，针对国民党对包括中间党派的政治压迫，周恩来、董必武提出建议，经中共中央采纳形成了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8]612。南方局对待中间势力的真诚态度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民族工商界、文化知识界等广大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信赖，有力有效地争取了中间党派的真正中立并在以后进一步左转，开始形成促成中国民主政治最终实现所必须依靠的民主力量，为促进国共合作输入了新的制衡力量，有利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和发展民主力量，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联合政府”为新口号全面深入推进统战工作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可谓形势大好，胜利在望。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进程和形势走向一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度过最艰难阶段，开始走向抗日战争的局部反攻，到1944年下半年，局部反攻已成普遍态势，很快进入自1945年初开始的战略进攻阶段。而同时期的中国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国统区则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如此强烈的反差形势促使人民认清事实，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担负起争取抗战胜利的时代使命，不能完成维护中国独立、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只能成为中国进步的障碍。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凝聚和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已成为人们（包括许多中间派人士）的共识和普遍要求。国统区的民主运动由此走向新的高潮，民主人士、中间党派等纷纷集会，发表宣言，强烈呼吁国民党政府认清形势，改弦更张，实行民主，开放政策，以挽救危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指出：“归根结蒂，关键是在民主。只有民主是中国唯一的道路”[14]，国统区的进步舆论也是空前激昂，强烈要求民主。国统区的民族工商业者也联名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立即实行民主宪政，进行政治改革。国民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进一步觉醒，开始明确要求民主。民主运动已然成为国内各党派一致之要求。

由此，中国共产党顺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从1944年上半年国共谈判起，开始以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为重心，既满足应对国民党当局“政治解决”的策略需求，又推动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的民主诉求得以实现，从而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的提出做了必要准备。经过中共中央酝酿、策划及反复斟酌，在南方局的协助下，尤其是经过南方局与各中间势力的反复磋商，终于确定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大会报告中顺便提出的方式，正式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主张。1944年9月15日上午，林伯渠在向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报告国共四个多月谈判经过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强调指出，挽救目前抗战危局准备反攻所应采取的急救办法是“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4]263，正式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16日，南方局冲破国民党中宣部不准报道联合政府主张的禁令，将这一主张在《新华日报》作了摘要透露，第二天更是将它全部发表，以至这两天的《新华日报》销量大增。这些情况都反映了国统区中间政治力量和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这一主张的认同。正是南方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封锁，使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统区广为流传开来。

联合政府的主张之所以能提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经过南方局在统战工作方面的长期努力，已经形成了一批一定会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民主人士、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也在于南方局对形势的准确分析和认识。而这个主张的付诸实施，又需要南方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上的继续努力。因此，联合政府的主张成为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的新口号，用以指导对国民党当局的谈判斗争，尤其是以此新口号相号召，将一切不满于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中间势力争取并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积极响应，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都不同程度地投入这场斗争之中，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南方局坚持不懈、艰难开拓的统战工作实践，改变了过去中间党派总体倾向于国民党当局的力量布局，时至抗战结束，“开始形成了以中共为领导，中间力量特别是中间党派积极响应和参与，以实现中共的民主主张、中间力量的宪政要求为发展方向，以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为具体目标和程序的人民民主党派阵营的萌芽”[4]9，为其后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和新中国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综观南方局的历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其中心工作。南方局在统战工作中的开拓创新和不懈努力，维护、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其后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抗日和民主是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根本目标

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屡次向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2]74。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不懈努力，基于民族大义国共两党最终求同存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以此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证。维护、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成为统战工作的首要任务，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和保障。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族抗战，即表明了全面抗战路线的主张。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会议分析研究了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2]321，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2]321。“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和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2]321，从而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抗日和争取民主，即明确了抗日和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根本政策目标，而且强调“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15]274，两者“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11]731，“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11]732“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15]274“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15]256，“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15]256。

而实现抗日、争取民主的基本任务需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组织形式去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高举抗日和民主两面旗帜，团结全民族争取抗战胜利、实现民主政治。南方局是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前途面临重重危机之时成立的，由此决定了南方局统战工作的第一要义就是为着抗日和民主这两大基本任务全力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决定了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必须另辟蹊径有所开拓创新，才能维护、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抗日与民主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综观南方局统战工作历程，其统战工作思路、方式方法和内容的开拓创新，始终根据抗战形势的新变化，立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抗日与民主的根本政策目标。

（二）基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大团结大联合是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

统一战线是不同力量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力量组合与共同行动，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就是大团结大联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阶级属性和政治理念根本不同的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无疑有着合作的内在基因和基本点。在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反复强调“抗日救国”即“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16]11的目标，与国民党当局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其指挥下“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16]11的要求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抗日救国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个共同目标，使两党本着中华民族至上的最高原则和爱国情怀，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由此极大地激励和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目标下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党派和阶级，形成规模空前、基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汇聚成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洪流，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11]364“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11]364而南方局的使命和任务就是为着实现抗日救国的大目标，开展对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统战工作，以维护、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各方抗日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成了中华儿女空前的大团结，汇聚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熔铸成全民族抗战的坚固长城，为夺取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其成功实践证明，民族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任何政党、政治势力绝不能把党派利益凌驾于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周恩来同志曾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仍会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但当整个民族需要合力御侮的时候，这种国家便成为整个民族对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以求自己民族独立解放的统一机关了，而且这种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在民族的人民的统一战线及其建立的联合政权领导之下，才能得到彻底胜利。”[17]“所以在这些国家中民族解放的利益是各阶级所共有的”[17]，“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便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保护祖国’的口号”[17]。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具有一致性，“任何阶级欲维护其整个阶级利益只有从民族解放的利益中取得。日寇不打走，民族解放达不到。尤其是对于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民族解放达不到，阶级解放也无出路。”[18]正是基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最高原则和实现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大联合的根本要求，南方局在开展统战工作中，对国民党当局始终以斗争求团结，竭力维持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即使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磨擦，掀起反共高潮，甚至制造了皖南事变这样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激烈磨擦，南方局始终坚持“相忍为国”的大局意识、“求同存异”的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使国共合作始终维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内“磨而不裂”。由此，国共两党在对立中合作，在合作中并存，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11]538，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

（三）坚持政策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是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根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性质、任务和统一战线的特点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牢牢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本质上就是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他指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11]538-539并由此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1]540的错误主张，强调正确的方针是“既统一，又独立”[11]540。针对国民党日益加劇的反共磨擦，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19]“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磨擦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磨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磨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磨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磨擦减少。”[12]151-152“有人硬要磨擦一下……对无理的磨擦我们是决不容忍姑息的，我们要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12]152“他要磨擦，我们就反磨擦。”[12]152“现在磨擦增加了……我们是一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12]152，“要亲爱，要团结，但要站起来，否则就会有‘亡党之痛’……亲爱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原则，然而更要反磨擦这一条，没有这一条就不行，只有坚持这一条原则，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152要做到“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5]98。

为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进行必要的反击。同时，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了维护抗战大局，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中，又必须把握适度分寸不致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毛泽东同志逐步总结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即总策略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国民党尚能抗日和不敢完全破裂的一面，采取联合的政策，争取他们能够较久地留在抗日阵营里；对于其动摇、妥协、投降和积极反共反人民的一面，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11]763的两个极端，都使党和革命遭到极大损失；“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1]745。南方局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将政策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根本指导原则，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11]745的策略。对国民党当局以斗争求团结，对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坚决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予以反击，并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广泛开展群众统战工作，从而维护、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系了国共团结抗战的大局，汇聚了全民族抗战的磅礴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作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综上可见，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按照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实现抗日、争取民主的根本政策目标，根据国统区及部分沦陷区的实际情况，将抗日和民主两大基本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在极其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艰难环境中，坚定而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对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统战工作，取得了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坚持团结抗战至胜利的重大成绩，尤其是促成了中间党派转化并形成民主党派阵营，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和新中国的政治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

[1]周勇.周恩来与红岩精神[J].重庆社会科学，2016（7）：102.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胡大牛.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6]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重庆市委.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工作文献选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9]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