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阳 军,李 童,乔 越

自然和文明之关系问题研究,乃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对这一课题都展开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探索,而且两者的探索之间呈现出某种互补性、互文性的复杂关联:弗洛伊德选择由自然检视文明之论述道路,而马尔库塞则在弗洛伊德基础上选择自然与文明双向互观、互动的论述道路。近年来学界对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之思想关系虽有不少关注,但对二者关于自然与文明关系问题的研究却并不多见。本文尝试以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原著为文献基础,将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关于自然和文明之关系问题的探索视为互文性整体而加以批判地透视和把握,同时论及其美学和美育意义,以进一步凸显这一整体——“自然-文明”共同体的指向性意义。

一、由自然审视文明:弗洛伊德与“文明缺憾”批判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概念应至少包含如下基本意涵,“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需的各种规章制度”(1)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7,140,23页。。然而遗憾的是,人类文明却陷入了痛苦困境,而其根源则在于“自然的强大力量,我们自己身体的虚弱,以及我们调节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人际关系时方式的不适当”(2)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7,140,23页。。对此,弗洛伊德由自然出发展开了揭橥和批判,提示了未来愿景走向。这里所谓的自然概念,囊括了自然界、本能、本性等意涵,本文着重就自然在文明变迁和演进中缺场和变形问题进行举隅性剖析。

首先,自然压抑与“文明缺憾”问题。防范和抵御“自然本性之害”,特别是防范和抵御欲望蔓延、本性满足而引致的自我(主体)衰落、解体危机。这必须而且应当成为文明创造的底线伦理,以保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捍卫“共同生活之可能”。弗洛伊德如是说:“在我们看来,自然本性可能是通过那些有时会使我们获得满足的东西而冷酷、残忍、无情地毁灭我们的。恰恰是因为自然本性借以威胁我们的这些危险,才使我们联合起来创造了文明,文明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旨在使我们共同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因为文明的主要任务,文明存在的真实理由(raison d’être),在于保护我们抵御自然本性之害。”(3)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7,140,23页。不过,这是否必然意味着弗洛伊德所忧虑的如下问题:文明必须建立在对自然本性及本能之强制基础上,若强制终止,大多数人是否就会为获得新财富所必须开展之工作做好筹备?这里势必遭遇“黄金时代”与“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之历史辩证法问题。(4)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9,143页。因为,文明具有复杂自然基础,既要抵御和遏制自然之消极潜能及效应,也是对自然之积极潜能及效应的启动、持存,以及实现。然而,弗洛伊德却试图向人们展示“文明缺憾”状况:自然本性、本能等遭遇压抑危机。弗洛伊德认为文明起源悖论式地与自然压抑相关,这意味着文明进步需要应对“自然本性之害”及付出必要的自然性代价。而文明根基处的自然压抑逻辑及其“现实原则”在变迁和演进中却被逐渐扭曲、放大。按照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严重失衡、分裂,理性主义之“现实原则”主宰了非理性主义之“快乐原则”。因此,一方面要历史地正视并揭示“文明缺憾”危机——自然本性、本能等被视为需要征服和铲除的异类、危险领域。另一方面需要充分意识到如此这般自然领域,构成了文明存续与败落的潜在基础或自然地基。进而,这就历史地要求批判和超克“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分裂和失衡危机,促成“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历史辩证及良性互动。

其次,自然压抑与幸福匮乏问题。人与自然之历史关系经历了几次标志性变更,即由依赖和崇拜自然,到与自然的脆弱平衡,再到征服和宰制自然等。这种演变状况凸显出两点关键信息:一是自然历史地构成人的条件、需要和限度等;二是与此迥然相悖的是,在如此变更过程中,自然沦为奴役对象和纯粹工具——不仅如此,像“人是人的上帝”“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之类的人类中心主义式离经叛道,却被思想家培根激进地称颂为“较为健全和较为高贵的”(5)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104页。。然而,人与自然的对抗、知识和技术与自然的分裂、文明物质性膨胀与自然有限性的鸿沟等,造成征服和主宰自然并未真正增加生命活力、快乐满足和幸福意义。西方现代世界的危机也暴露了这一点:既损坏和透支自然,也肢解和异化人自身。弗洛伊德指出:“所有这些新获得的控制空间和时间的能力,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对这些数千年来渴望已久的东西的满足,并没有增加人类期望从生活中所能获得的快乐满足的数量,也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幸福。”(6)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9,143页。这意味着文明既要求阻滞和防范对自然的肢解、宰制和拒斥,也本质地要求敬畏、保存和保卫自然,否则会滑向自然压抑或征服,即幸福匮乏的泥淖。这里的根因在于:“我们绝不可能完全掌控自然;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有机体,它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必将保存着一个短暂的结构,身体的适应能力和获得成就的能力是有限的。”(7)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140,212,202页。

“罪疚感”与“幸福丧失”“恐惧增殖”问题也值得注意。弗洛伊德明确断言:“罪疚感代表的就是文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为文明进步付出的代价是通过提高罪疚感而丧失幸福。”(8)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140,212,202页。这种根深蒂固的罪疚感不仅与自然压抑相关,更重要的是,也与“对权威的恐惧”“对超我的恐惧”内在地纠缠在一起——因为如此这般恐惧,致使把自然压抑历史的内在化并且合理化了。弗洛伊德说:“罪疚感的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对权威的恐惧,二是来自对超我的恐惧(这是后来的事)。”(9)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140,212,202页。源自伦理、文化领域的“权威”所引起的罪疚感在西方现代世界发生了深刻衍变:由伦理和文化领域渗透到整体社会领域,变成一种内在固有属性及机制功能。譬如,以“自我惩罚-认同”和“自我破坏-建构”的同一化为核心的现代恐惧生成逻辑,便已然嵌入了现代世界机体。在弗洛伊德的视域中,具有破坏和建构双重潜能的“权威”“超我”,归根结底既是文明内生物,也是文明对立物。譬如,“超我是通过使自我与其本我对立,使部分破坏本能与部分人格对立,即通过破坏和分裂完整的人格统一性,来达到这些目的的;因此它为生命本能的敌对者服务。而且这种内向的破坏性构成了成熟人格的道德核心”(10)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9页。。特别地,“权威”“超我”与所谓“良心”等历史地勾连在一起,共同压抑和控制自然领域:一方面,通过内疚感和负罪感的累积和加剧而引致“超我的暴行”,以及“敌对本我的病态人格”等后果;另一方面,通过如此这般勾连而把外在强制性规训、规则以及制度等内化于心,而巩固具有压抑和惩罚效力的所谓现代性神话——启蒙理性神话。总之,弗洛伊德认为“罪疚感”以自然压抑为代价,换来的却是“幸福丧失”“恐惧增殖”,因而需要历史批判和极度警惕。

另外,自然压抑与文明幻觉问题亦不可忽视。在弗洛伊德视域中,文明演进一方面保存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和崇拜,另一方面也营造了人的自我独立、保护和抚慰之意义世界,而这同时又与自然压抑和支配密不可分。按照培根的话来说,要支配自然就要服从自然,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皆归于一。(11)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页。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人为了更好的存在,哪怕在愚昧无知、理智虚弱和知识贫乏的时代,本能克制(12)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72—73,37,58,182页。以及扮演抚慰和保护角色而避免陷入幼稚的孱弱无助的他者力量等,(13)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72—73,37,58,182页。毫无疑问对人类社会存在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到了西方现代世界,这套古老的“本能克制”模式与新的“幻觉”意识形态需要被整合起来,并变异地展开出来,哪怕我们给予高度赞许之文化财富,以及我们允许我们的生活受其制约和规范的那些文化财富,也具有“幻觉”的性质(14)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72—73,37,58,182页。——特别是经过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演变过程,而生成为忤逆于文明理想的文明幻觉或幻象。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由自然审视文明,批判地揭示了西方现代世界变迁和演进中本性、本能等自然领域遭到的压抑性危机;同时弗洛伊德鉴于此提出了一种理想性期望:“我们可能逐渐地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明将发生这样的变化,以致文明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且将避免受到我们的批评。”(15)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72—73,37,58,182页。

二、自然与文明互动:马尔库塞与“非压抑性文明”

马尔库塞由自然与文明双向互动出发,在弗洛伊德基础上而展开历史性扬弃和批判,以及创造性地阐释和拓展。马尔库塞立足并直面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境域,特别是资本、技术、权力对自然界、欲望、感性、本性等的渗透、异化和宰制状况,而透视和反思压抑性文明危机。同时马尔库塞亦尝试重审并赋予自然以新的文明史角色和意义,期望重构基于“自然-文明”共同体逻辑的“非压抑性文明”。下文以技术、爱欲等问题为例,展开分析。

首先是技术与自然关系问题。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判定:“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16)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仁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2页。这表明,技术进步一方面推动着社会财富、物质力量剧增,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技术作为控制欲望、资本宰制和奴役本能等的狂飙蔓延。特别地,这也提示出“资本主义进步”通过“技术进步”,而掏空、褫夺以及征用自然之本质、意义和功能,从而加速生成另一种具有自明性的、可操控迭代的、生命力萎缩和匮乏的“技术-自然”状态:“技术拜物教”“单向度的人”“技术社会”等隐喻了变异的“自然-经验”状态。如此这般缺少了生命那种螺旋上升和回返往复之复杂性、鲜活性的“自然-经验”状况,被形象地刻画为商品化、技术化、齐一化、强迫化,以及享乐拜物教等所谓的“社会水泥”状态。(17)陈学明、吴松、远东编:《社会水泥: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前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页。因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乃是以现代形而上学和资本为基本支柱(18)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进而把理性逻辑、技术逻辑、自然逻辑,以及进步逻辑等整合为一体,深层地撬动并改变了自然的认知结构和存在秩序,同时亦刺激并展示了技术对自然的挪用潜能等。与此同时,技术本身蕴含着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且成为资本主义“统治-支配”综合体的一种隐性功能、文化效应等,而对个体、感性、爱欲等进行异化渗透和改造。正如马尔库塞所言:“这是一种由社会强加于个体,同时又由个体将其作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再生产出来的最隐蔽的异化形式。”(19)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1961年标准版序言》,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页。以爱欲、资本、理性、进步、政治等所熔铸的综合体为基础,通过隐喻的技术而编织出抽象化、魔幻化的“单向度的统治”,吞噬和消除包括解放主体、反抗意识和意志在内的一切“活的主体”“活的意识”“活的生命”。这折射出“技术神话”之谜——“活主体”转换成“死客体”的总体机器。

需格外注意,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的心理结构、感受感觉等,且把主体之自主性让渡于资本主义“统治-支配”综合体:人被降格为自明性、依赖性、中性的客体。马尔库塞关于弗洛伊德学说的政治意涵之判断大体映射了如此这般信息:“先进工业社会里的根本变化伴随着基本的心理结构的同样根本的变化。在整个社会里,技术进步和敌对的社会制度的全球性共存,使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的作用和自主性过时了。结果是自我在大众中并通过大众形成了,它依赖于技术和政治管理的客观的和具体化的领导。”(20)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71页。特别地,技术不仅渗透进人的意识、无意识领域,以及本性和本能领域,而且凭靠这一“统治-支配”综合体以替代良心和判断、转嫁罪恶感和责任心及控制本能等。譬如,“个人责任,良心,过失感和内疚的削弱:我不是作为(道德上和体力上)行为的人干了这件事情的,而是机器干的。……人的本质的器械可以代替机械的器械……个别人的有罪感和责任心的减弱,以及有罪感和责任心被主宰一切的技术机器和政治机器所吸收,也削弱了能够阻止和升华攻击本能的其他价值”(21)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仁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14,15页。。再如,“社会对攻击性的操纵是本能控制的典型形式,其途径是把攻击性行为转给技术(工具),以减轻有罪感。工艺的攻击和满足,这就是新控制形式与传统控制形式的根本区别所在”(22)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就此而论,技术虽然旨在摆脱和超越自然状态,但同时也刺激并展示自然之诱惑,把人引诱回物化、抽象的自然状态或类自然状态——“单向度的人”。由此而生成异化、物化经验,相应地,也生成以“自然-文明”共同体为基础,而反思、防御和超越这一经验的文明性要求和使命。马尔库塞深刻指出:“文明并未一劳永逸地取消‘自然状态’。文明所欲控制和压抑的东西即快乐原则的要求,在文明本身中仍然继续存在。……快乐原则的完整力量,……却仍不仅幸存于无意识中,而且还这样那样地影响着替代了快乐原则的现实本身。被压抑物的这种回归构成了文明的禁忌史和隐蔽史。”(23)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技术蕴藏着推动爱欲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潜能。技术作为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力量,一方面反映出人的拜物性和欲望性——“物质的满足”或“自由的物化”,而这业已固化在资本主义“统治-支配”综合体内部。另一方面技术具有自性逻辑和乌托邦逻辑,因而蕴藏着刺破和解蔽拜物神话、资本神话,以及拓展“自由发展”之边界和激发“新感性”的进步潜能。(24)傅永军:《新感性、新理性与解放之途——马尔库塞“政治诗学”思想解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马尔库塞说:“但技术合理性的完善,在把意识形态转化为现实时,也将超越唯物主义同这种文化的对立。因为把价值转化为需求是一个双重过程:(1)物质的满足(自由的物质化),(2)在满足的基础上自由发展需求(非压抑的升华)。……思想和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在实现人和自然的安定生存中具有着一种合理的指导性功能。于是,正义、自由和人道的观念在它们能具有真理性和道德心的唯一基础上,获得了它们的真理性和道德心,即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合理地组织必然性王国。”(2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98页。这里需注意两点:一是马尔库塞呼唤作为“生活艺术”的“新技术”。技术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关系状态,因而克服和超越技术困境,就意味着技术真正指向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即扬弃和超越物化、异化,激发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之自由和幸福的双重潜能。马尔库塞说:“在工业文明的发达阶段,科学(引者注:包含技术,下同)合理性转化为政治权力……这种权力是否走向它自身的否定,即趋于推进‘生活的艺术’?……这一阶段也将是科学合理性在其现存结构和方向上的终结和界限。进一步的进步将意味着破坏,量转化为质。它将展现一个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即在实现了根本需要的基础上生活在自由时间里。在这些条件下,科学的设计将自由地趋于超功利的目的,将自由地趋于超越统治的必要性和奢侈性的‘生活艺术’。换言之,技术现实的完善将不仅是超越技术现实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其基本原理。”(26)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95页。由此,“新技术”引向并昭示一种主体和客体双向充分释放的“非压抑性生存”潜能:“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27)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1961年标准版序言》,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页。二是马尔库塞进而呼唤一种更广阔、更深远的“感性革命”,筹划、塑造并确立“新感性”,最终开启“非压抑性文明”。一方面马尔库塞认为“感性革命”与“自然革命”应是一体的。马尔库塞在《自然与革命》一书中判定:“新感性并非仅仅是在群体和个体中的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使社会变革成为个人需求的中介,是在‘改变世界’的政治实践与追求个人解放之间的调节者。……发现自然界的解放力量以及这一力量在重建自由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将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一种新型力量。”(28)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0,132页。马尔库塞进而指出:“感性奋力于成为‘实践的’感性,即成为彻底重建新的生活方式的工具。它成为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力量。这就意味着,个体的感官的解放也许是普遍解放的起点,甚至是基础。自由的社会必须植根于崭新的本能需求之中。……作为‘具体的普遍性’(而不是作为抽象价值)、作为现实力量、作为实践的人类团结及‘人性’,怎么才能在个体的感性中创造出来?”(29)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0,132页。这里所谓“实践的感性”“作为实践的人类团结及‘人性’”,乃指向旨在重塑人与自然及其协和关系的“感性解放”,指向超越心理力量的“自然-文明”共同体力量。“新感性是一种全新的对对象的感受性,包括感觉、需要、情欲等。……就新感性的对象和内容来看,它感受的是‘自然中的感性的美的质’,是‘自由的新的质’,它反映的是人的本真需要,是真正知识的来源。”(30)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90,191页。

综上所述,由自然与文明双向互动出发,马尔库塞既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语境中自然与文明关系危机状况,并且进而基于“自然-文明”共同体逻辑而预示“非压抑性文明”。

三、以马克思为原则和尺度:关于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的一个评价

总体地看,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共同构成了既由自然审视文明,又由文明反观自然的论述链条和反思循环。作为一个整体,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在关于自然、文明关系问题反思和阐释史上具有指向性意义——凸显了“自然-文明”共同体,特别是生命共同体意义。下面尝试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为原则和尺度,而展开一个反思性评价。

首先,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作为一个整体,历史地拓展和深化了对自然、文明关系问题的辩证理解和总体把握。这里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注意:一是文明进步的自然基底与自然的文明潜能。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强化并凸显了文明的复杂自然基底,包括生命禀赋、生存本能以及自然界等。这一基底,他们认为不仅不可替代和消灭,而且需要辩证、无害、友好地处置与调和。同时他们指出,不得不承认的是文明演进过程隐藏着宰制自然界、压抑本能等历史面相。对此,马尔库塞进一步指出,基于确保人之生存及其理想状态的“基本压抑”是必要的,但基于单向度宰制和总体性支配的“额外压抑”则必须予以严厉批判和超克,并进而提示出自然与文明之间不仅应保持反思性关系,也应维系共生共荣关系。进言之,这涉及自然的文明潜能和限度问题。一方面,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反复提示一个信息:自然蕴藏着文明得以延续和更新的潜在要素、力量,并经过复杂实践转换而上升为进步和解放潜能。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都意识到自然的文明化限度问题,即自然向文明进阶和升华的同时,亦需要维持自然和文明之间的差异平衡,以及涵养自然自身的原生性、潜在性等。可以说,自然限度与文明化限度必须而且应当成为文明想象和筹划以及进步的本质要求。二是自然和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旨趣和意义。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大体上提示出“自然-文明”共同体取向,不妨以人道主义问题为例加以说明。譬如,弗洛伊德强调保卫自然欲望、自然本能,与自然欲望、自然本能之“升华理想”相统一,某种意义上拓展了人道主义思想传统。埃里希·弗洛姆说:“弗洛伊德反对社会的习惯势力,捍卫人的自然欲望的权力,他那有关理性控制这些欲望,并使这些欲望升华的理想,都是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一部分。”(31)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张燕译,赵鑫珊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页。而马尔库塞则进而把“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实现”视为超越“个人智思”之“人类文明整体的责任”,“真正人道主义的实现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的智思,它更应当是一种人类文明整体的责任,而传统人道主义却‘通过逃入与公共领域、社会领域相分离的个人的人道主义这个私人领域避开了可悲的生活条件’”(32)李义天、晏扩明:《马尔库塞的新人道主义历程及其启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均倾向于期望一种能够克服和超越“压抑性文明”“单向度文明”的“非压抑性文明”“全面发展之文明”。这种理想的意义在于,既竭力揭橥和映照压抑史、禁忌史和异化史等,同时保卫、激发以及构筑人与自然、自然和文明良性互动之差异性共同体潜能和理想。三是自然与文明辩证法的实体性基础。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反复强调其实体性基础,包括自然界、自然身体以及自然生命等,即强调自然作为实体-物质存在的不可代替性及其意义。但这需要克服和扬弃诸种阻碍性、遮蔽性因素。譬如以思想因素为例,像“以逻各斯为基础的存在观”,“以非逻辑的东西即以意志和快乐为根据的存在观”,或者说“统治逻辑”与“满足的逻辑”或“满足的意志”,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关系史,(33)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94—95页。均需予以历史辩证的清理和批判。如此这般,这种辩证法的实体性基础才能历史地昭示出来。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关于自然、文明关系问题之思考亦存在局限。一是关于自然的文明本源论、文明本体论之审思存在局限。弗洛伊德一方面严厉批判了文明缺憾、压抑危机,同时又指出文明本源和演进与本性克制、本能压抑等有关。由此,弗洛伊德在文明本源高度上反思本能压抑等,并对此予以历史的安顿和把握。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则在弗洛伊德的研究的基础上,把本性克制、本能压抑等旗帜鲜明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视域,揭橥并反思其资本主义根基、逻辑和表征状况,进而创造性地揭示出“爱欲解放”“自然解放”等,与“非压抑性文明”的本体性关联。但是,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践或感性活动”是本体论(存在论)的核心枢轴(34)吴晓明:《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由此奠定文明本源论及本体论的实践根基。而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对自然与文明关系的本源性、本体性审思,因激进地凸显自然之意义,恐怕会造成人学理想和文明理想之实践根基陷入晦暗不彰之困境。二是进一步看,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也存在局限——就像哲学家霍耐特《权力的批判》一书所提示出的,由自然推导、反思文明,以及由文明返回、还原为自然的做法具有内在缺陷性。(35)霍耐特:《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童建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50,51,52页。弗洛伊德基于自然状况,并设置“快乐原则”“现实原则”等,以解析和重审文明本源、文明演变,而且把自然压抑与文明危机、自然满足与文明进步关联在一起。马尔库塞则进一步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之异化危机,同时启动自然界、本性、本能等自然领域所蕴藏和积淀的异在性力量和升华性潜能,并把文明理想领会和把握为基于“自然-文明”共同体的“非压抑性文明”。(36)王凤才:《马尔库塞非压抑性文明论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就此而言,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隐藏着由自然推导和反思文明、由文明还原和返回自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冲动。其危险在于,文明虽然有其复杂自然基础,但人的领域与自然领域既具有亲和性、共通性,也有各自不可通约的独特性,因而由自然逻辑无法完全推演文明逻辑以及彻底反思文明危机,同时由文明状态也无法完全还原为自然状态。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客观上拓展和深化了关于自然与文明关系问题的理解和体悟,同时有待进一步展开历史性反思。

四、余论:作为自然-文明型的美学和美育

总体地看,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关于自然、文明关系问题的论述,不仅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演进史上一段具有某种互补性、互文性的论述链条,(37)丁国旗:《论马尔库塞与弗洛伊德的学术缘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年第2期。同时预示了自然和文明良性互动的差异性共同体潜能及前景。这些,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认知,乃至对我们所处时代及社会状况的认知(38)高建平:《我们今天怎样读马尔库塞?》,《读书》2011年第8期。;同时其引出的美学和美育意义也值得注意,由此进一步昭示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作为一个整体的指向性意义。一方面,必须且应当批判和克服艺术和审美与自然、文明之危机的共谋性困境。艺术和审美在自然危机、文明危机中——归根结底就是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所言“人的外化、生命的贬损、人的现实的歪曲和丧失”(39)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98页。——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认为它们并不总是天然地扮演光彩角色,也时常扮演压抑、异化等消极角色。由此,历史地要求彻底的自然和文明、艺术和审美之两重批判。另一方面,也必须且应当启动和塑造艺术和审美与“自然-文明”共同体之共生共荣关系。在这里最为紧要的是,既借助艺术和审美直面现实的记忆和介入潜能,以防御和对抗自然、文明之危机,同时凭靠艺术和审美指示未来的拯救和超越潜能,以启动并呈现自然和文明之进步潜能及理想前景。由此,这既意味着“艺术是大拒绝”或者说“大拒绝的拒绝”“对技术社会弥合的拒绝”(40)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55页。,艺术是“文化克制”,也意味着艺术是“个体调和”“文明调和”,乃至“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使人想起了文明社会的理想”(41)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20页。。总之,艺术和审美应当以一种“异在力量”方式揭橥和反思自然和文明之危机(42)丁国旗:《“异在”对“异化”的拯救——马尔库塞的艺术“异化”观解读》,《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以抵达其“根本性的、超越性的变革目标”(43)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即反哺“自然-文明”共同体之理想——“非压抑性文明”。

进言之,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还不约而同地凸显了亟待予以关注的再自然化和再文明化之历史课题,也提示了一种“自然-文明”共同体美学和美育之可能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