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宽宏

【摘要】大江书铺是陈望道、施复亮等人在上海北四川路创办的一家小型书局。它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一直十分稀少，有的语焉不详。尤其是大江书铺对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发展的意义和它在出版史领域的现代文化价值，学术界缺乏深入认识。本文详细考证了鲁迅同大江书铺的密切关系，厘清和论述其创办、发展和最后倒闭的大致过程，充分展示了它对推动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鲁迅 陈望道 大江书铺

1927年9月，陈望道出任复旦大学国文系主任和复旦附属江湾中学校长，住进了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东头的沿街房子里。这年年底至次年，来自海内外各地的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云集上海，纷纷结团创办新式书局，形成了文人创办书局的新风潮。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由《南洋日报》编辑汪馥泉提议，陈望道于1928年上半年多次同他通信，酝酿创办自己的书局。1928年8月下旬汪馥泉回国，9月出资800元，会同陈望道、施复亮、冯三昧等人合股创办大江书铺，最初的编辑部地点就在横浜路35弄的景云里4号（1929年6月迁移至狄思威路（今溧阳路）973号，1930年5月迁至五马路（今广东路）宝善里521号，1931年3月5日再迁北河南路（今河南北路）景兴里584号。），同鲁迅、周建人所住的景云里17、18号仅隔30余米。书店开办之初，虽然没有其最初设想的集资万元的雄厚实力，但相对于附近同时创办的第一线书店、乐群书店、春潮书店和复旦书局，运作资本已算是比较充裕。以陈望道在文化界的声望，他毫无疑问地成了大江书铺的领航人。

一

书铺创办初期陈望道有多种事务在身，1930年后施复亮又离开上海，汪馥泉实际承担了书铺的主要事务。大江书铺的主要创办人都是浙江人，在浙江一师时期就开始交往，大都曾留学日本，在国共合作时期的上海大学教过书，思想都比较进步。大江书铺集出版发行于一体，书铺创办之始，北四川路上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同新月社的论争正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刚刚揭开序幕，“国内学者文人新近分化甚烈，交战亦杂”（陈望道：《至汪馥泉信》，《陈望道全集》第十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所以创办者一开始就找准定位：“最好范围略宽，为科学、思想、文艺的传播机关”（《陈望道至汪馥泉信》，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计划把大江书铺办成一个传播先进科学、马列主义思想及新兴文艺的机关。此后五年，大江书铺很快以“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介绍先进的文艺理论等特点活跃在上海的出版业中，成为推动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邓明以：《陈望道与大江书铺》，《出版史料》1982年第1期。）。

大江书铺创办，主要的著作者群当然是依靠陈望道的关系，其中陈在立达学会中的朋友是骨干。为增加书铺的实力，陈望道特地邀请他在浙江一师的学生施复亮做编辑部主任。施复亮是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的《非孝》一文响彻文化界，这时他正欲从政治的旋涡中退出来，“决定永远做‘书呆子，希望从学术上有贡献于社会”（何民胜：《施复亮全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页。）。1928年书铺开张当月9日，大江书铺“假座爱多亚路都益处，宴请各文艺家到者，有郑振铎、王世颖、章锡琛、谢六逸、郭任远、赵景琛、刘侃元、李平凡、胡仲持、许德珩、施复亮等十人”（《申报》1928年9月10日，第16页。），显示了雄厚的学术支撑。大江书铺开张之初，随即开始编辑出版《大江月刊》，邀请钱君匋设计封面，得到鲁迅、丰子恺、谢六逸、汪静之、茅盾、叶鼎文、腾固和徐羽水等朋友的支持。在出书方面，大江书铺不像乐群书店出书以创作与学术并重，而是以出版学术著作为主，“据说也有很好的计划，今年大约要出版十部左右的名著名译”（《申报》1928年10月28日，第24页。）。但实际上，大江书铺开张之初十分谨慎，最初4个月出版的书籍十分有限，仅有陈望道的译著《艺术简论》《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和裘梦痕编的《中等学校唱歌》等几部书籍出版。

1929年上半年，大江书铺出版事业进入了加速发展期。陈望道、施存统合译的《社会意识学大纲》（波格达诺夫著），施存统的译著《经济科学大纲》（波格达诺夫著），鲁迅的译著《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片上伸著）、《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著），刘大白的《白屋说诗》等译著和著作的出版，奠定了大江书铺最初的家底。同时，茅盾的著作《野蔷薇》以及谢六逸的《日本近代小品文选》、汪静之的《父与女》等译著，使大江书铺在上海新书业界慢慢站稳了脚跟。

1929年6月，大江书铺开张9个月之后，“颇负时誉”，原在景云里的“房屋，不敷应用”（《申报》1929年6月18日，第22页。），迁至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973号临街洋房营业。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是大江书铺业务最繁荣的一段时光，一方面通过扩股增资，书铺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因为1930年3月书铺设立批发所后搬到了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繁华的商业中心，营业更为方便。在此前后，大江书铺成立了大江书铺股份有限公司，媒体报道说，大江书铺“自迁入五马路棋盘街，地点既佳，营业蒸蒸日上”（《响报》1931年5月22日，第1页。）。在这段时间，大江书铺先后出版了陈雪帆（即陈望道）的《苏俄文学理论》《艺术社会学》、施复亮《社会进化论》《经济史纲》《资本论大纲》《新财政学》、冯雪峰的《现代欧州的艺术》《艺术社会学底任务与问题》、丰子恺的《生活与音乐》《音乐的听法》、夏衍的《母亲》、潘念之的《蟹工船》、周建人的《生物进化论》等译著，同时也出版了李达、丁玲、茅盾、陶希圣、傅东华、谢六逸、王任叔、董绍明、郭昭熙、王悠然等人的其他译著和著作，共三十多部作品，远超春潮书局的出书量，相比乐群书店和水沫书店也毫不逊色。

二

大江书铺同鲁迅的亲密关系，首先是因鲁迅与陈望道的交情产生的。陳望道早在五四时期就十分景仰鲁迅的战斗精神。1920年6月，陈望道把自己翻译出版不久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一书委托周作人赠给了鲁迅，开始了同鲁迅的交往。之后陈望道编《新青年》，他向鲁迅约稿，在9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鲁迅小说《风波》。1926年8月底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路过上海，郑振铎出面请他吃饭，陈望道出席了这次宴会。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1927年10月鲁迅住进景云里之后，因有前面交情作为基础，加上陈望道本人就住在窦乐安路东头出口处，陈近水楼台，得以经常访问鲁迅，两人的关于日益密切。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陈望道七次拜访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2页。），宴请鲁迅一次，两次邀请鲁迅到复旦大学和由他做校长的复旦附属实验中学演讲。

1928年9月大江书铺开张营业，10月开始正式出版图书。在书铺筹备与运作的过程中，陈望道、汪馥泉以及编辑部主任施复亮都曾拜访鲁迅，鲁迅旋即给予书店以积极支持。1928年10月，大江书铺创办《大江月刊》，尽管这个月刊仅出三期（均为汪馥泉编），鲁迅却在上面先后发表了译著《捕狮》《北欧文学的原理》《（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识》《关于粗人》等进步倾向鲜明的文艺译作，并于10月和12月两次共收到大江书铺稿费25元——尽管《大江月刊》对外声称稿子是不给稿费的。

1928年年底，陈望道着手编辑出版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艺理论小丛书》。这套丛书着重收辑了弗里契和日本左翼作家的文艺论著，共6册，鲁迅翻译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片上伸著）即为其中之一。1929年4月1日，《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出版，鲁迅特地为此书写了《〈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阐明翻译出版此书的目的，并对当时国内出版传播新兴社会科学理论的有关错误态度提出了批评。

《文艺理论小丛书》之后，大江书铺旋即开展《艺术理论丛书》的编辑工作。陈望道积极约请鲁迅据日译本翻译卢那卡尔斯基的美学著作《艺术论》。此译本由大江书铺作为甲等书籍出版。6月15日，大江书铺出版发行《艺术论》，鲁迅为此书写了序言，并对原作者的生平与著作做了简单的介绍，指出文艺要以现实为基础，而非空喊口号。1929年9月13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收大江书店版税泉三百，雪峰交来。”（《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这是大江书铺付给鲁迅《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和《艺术论》两书的第一笔版税。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加强了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10月中央文委成立之后，就着手在北四川路积极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郑伯奇担任社长的上海艺术剧社冒着寒冬在中华艺术大学内举办了两个月的戏剧培训班，此地的左翼文化运动异常活跃，周围的书店也深受这股左翼思潮影响，陈望道出任校长的中华艺术大学无形之中成为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中枢。在这附近营业的大江书铺自然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文化据点。

1929年鲁迅在大江书铺出版的两本书，次年就再版了两次，给书店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大江书铺倚重鲁迅，鲁迅也把它当作传播左翼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1930年2月1日晚上，为筹办《文艺研究》杂志，“大江书店招餐于新雅茶店”（《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鲁迅与冯雪峰欣然同往。这次招饮，陈望道目的很明确，就是请求鲁迅为大江书铺主编《文艺研究》季刊。这事鲁迅很快就应承了下来。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本研究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刊物，鲁迅十分重视。7天之后，鲁迅就完成《文艺研究》例言草稿八条并寄给陈望道。《〈文艺研究〉例言》发表于该刊创刊号上，强调本刊的倾向是“究明文艺与社会之关系”，所以“社会科学上的论文，有时亦在介绍之列”。该刊“专载关于研究文学，艺术的文字，不论译著，并且延及文艺作品及作者的绍介与批评。文字内容力求其较为充实，寿命力求其较为久长，凡泛论空谈及启蒙之文，倘是陈言，俱不选入”（《〈文艺研究〉例言》，《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文艺研究》不但涉及范围广泛，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绘画及雕刻，而且力避陈言，务求创新。可见鲁迅是打算将它办成介绍经典性文艺理论的刊物的。可惜的是，《文艺研究》季刊创刊号因为发表了鲁迅、冯雪峰、陈望道等人具有鲜明无产阶级立场的文艺理论译作，刚出一期就被查封了。

1930年2月15日出版的《文艺研究》（季刊）虽被查禁（实际出版时间应为5月左右，因为鲁迅编讫这期杂志的交稿时间是4月16日，5月3日收到预支的译文稿费30元。），但大江书铺一直在销售鲁迅的译著，1930年鲁迅4次收到了大江书铺的版税共324元。1930年5月12日夜，鲁迅为躲避国民党通缉，由景云里17号迁往拉摩斯公寓。由于交往不便，几年来经常拜访鲁迅寓所的陈望道，之后虽同鲁迅也多有交往，但《鲁迅日记》中再也没有他拜访鲁迅搬迁后新家的记载。5月3日，鲁迅“夜托望道转交复胡弦信”（《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是双方最后一次在窦乐安路的家里直接交往。

三

1930年3月左联成立前后，陈望道领导的中华艺术大学几次邀请鲁迅去演讲，显示了左翼阵营的团结与合作。

1930年12月底，鲁迅翻译完成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这部译稿原计划是要按合同交由神州国光社印行的，但因為1930年下半年国民党对左翼文化的“围剿”日益严厉，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当时正被国民党通缉，神州国光社不敢出版，委婉拒绝。1931年2月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残害，鲁迅的处境日益危险。同年2月，因为支持进步学生活动，陈望道被当局迫害也离开复旦大学，蛰居北四川路窦乐安路的借居之所从事《修辞学发凡》的写作。到了下半年，鲁迅把5月13日重新整理的译本《毁灭》交大江书铺出版。考虑到国民党政府对左翼书刊的恶劣态度，书铺出版的沈端先翻译的《母亲》（高尔基著，1928年10月版）和潘念之翻译的《蟹工船》（小林多喜二著，1930年4月版）均已被查禁，如用鲁迅笔名，《毁灭》肯定无法正常销售。1931年9月30日《毁灭》正式出版时，大江书铺虽然采用了鲁迅的“隋洛文”笔名，但删除了原书附有的《作者自传》、《著作目录》、《关于〈毁灭〉》（日本藏原惟人作）和《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苏联V·弗里契作）四篇译文。对此鲁迅似乎颇感无奈，写信给曹靖华表达了这种情绪（鲁迅：《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到了11月，鲁迅用大江书铺的制版，不改译者名，加上原有的插画、三色版作者像和大江书铺版原删去的四篇序跋，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再版了五百册。但如大江书铺所预料，三闲书屋版鲁迅《毁灭》译本和曹靖华《铁流》译本，一出版就被查禁，只能在内山书店等极少数的地方销售，难以收回成本。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大江书铺出版鲁迅《毁灭》译本已尽了朋友之谊。

尽管国民党对于左翼文化的“围剿”日甚一日，但几年以来，大江书铺一直在销售鲁迅译著，同时也在暗里销售早已遭禁的沈端先译著《母亲》。直到1933年9月28日，鲁迅还收到了大江书铺的版税31元。不像春潮、北新、光华、天马等书店都有克扣鲁迅版税和稿费的现象，大江书铺是同鲁迅有业务往来的信誉最好的书局之一。从1928年10月大江书铺创办《大江月刊》伊始，5年间鲁迅收到了这家书铺的稿费和版税合计1010元，为鲁迅在上海定居提供了一些经济保障。

四

1931年3月15日，经过吴梓东、吴泽春（吴泽春1931年4月29号被免除大江书铺理事一职。）的一轮股东纠纷后，大江书铺总发行所迁移到北河南路的一处里弄里营业，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削减。“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替上升，上海的新书业整体经营环境变差。陈望道完成《修辞学发凡》的写作后，同汪馥泉、施复亮等常务理事在书铺的营运上花了很多精力，为适应上海出版界出版学生用书的形势制订了新的出书计划。大江书铺在1931年初原有出版大江百科文库（汪馥泉、周予同主编）的基础上，加强了出版大江少年文库的计划（出版大江少年文库和大江百科文库是大江书铺1931年初同时制定的出版计划，但实际上因为大江书铺后期经费不足，大江少年文库的出书量也十分有限。），不断开拓新的业务，书店营运有了一点新起色。

1932年下半年起，大江书铺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高峰。在此前后，先后出版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施复亮的译著《世界史纲》《经济史纲》、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诗史》、蔡慕晖和蔡希陶的译著《世界文化史》、丰子恺的《音乐概论》和潘念之的译著《社会制度发展史》等一大批著作和译作，还应景出版了《巴比塞短篇作品》等畅销书，其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压迫更加严厉。9月，陈望道应邀到安徽大学教书，大江书铺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加之另一重要骨干施复亮长年不在上海，书铺缺少有能力的专业经营人才，图书销售不畅，内部矛盾由此产生，再也没有前期创业的激情。1933年12月，陆侃如的译著《金钱问题》（小仲马著）出版，成了大江书铺出版事业最后的辉煌。

1934年开春之后，大江书铺虽有召开股东大会，搬迁至福州路85号开明书店上海总店营业，但仍然经营乏力，大量的外地书款收不回来（这是一个所有上海小书店共同碰到的棘手问题，因为规模小，书店在上海之外各省没有自己的分店和销售渠道，不得不接受外地书商赊账购书的盘剥，日积月累，账底越积越厚，最终造成书店资金难以为继，不得不停业。乐群、水沫、明日、大江和新月等书店停业的一个直接原因均在于此。），资金运转困难，再也没有能力出版新的书籍。1934年2月，国民党实行新的图书审查制度，大江书铺出版的鲁迅译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艺术论》《毁灭》、陈望道译著《文学及艺术之技术革命》《艺术简论》、丁玲的《韦护》、冯雪峰译著《现代欧洲的艺术》《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等一批左翼作家的作品被禁，书铺营运更加困难。1934年5月20日，大江书铺召开了最后一次股东临时大会，标志着大江书铺正式停业。但实际上，此前一个月大江书铺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就已歇业。表面上看，大江书铺停业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陈在安徽大学教书，无暇兼顾店务，主持乏人。根本原因，则在陈与其他股东意见不合，而经济上又无办法”（《社会新闻》第7卷第4期，1934年4月12日，第52页。）。实际上，大江书铺真正运营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优秀的专业企业经营人才，尽管出版了很多优秀著作，但“白纸黑字是一件事；销行开去又是一件事；能把客户的书账收回来又是一件事”（曹聚仁：《大江书铺》，《曹聚仁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最终，书铺流动资金告罄，出版事业无法维持下去，不得不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及存书，包括外埠账款，折价3000元，盘给了开明书店，书铺原股东以减半持股的形式转持开明书店股份，大江书铺就此不復存在。

大江书铺是陈望道和施复亮等人以万丈雄心，“全力经营的一家出版社……他们准备编刊第一流著作，和开明、北新鼎足而三”（曹聚仁：《法学士陈望道》，《文坛三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1页。）。五年半时间以来，大江书铺“以切实服务文化事业为宗旨，出版各书在学术方面教育方面具有相当价值”（《申报》1934年2月20日，第4页。）。一方面，大江书铺虽然存在的时间有限，但大量出版鲁迅、茅盾、陈望道、施存统、冯雪峰、沈端先、丁玲、潘念之、王任叔、董绍明、卢森堡、方光焘等左联盟员和左翼进步文化学者的译作和著作，尤其是其前期的出版事业，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1931年2月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因左联“五烈士”事件遭受重大损失的时候，这家书铺为鲁迅出版左翼书籍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渠道。同样，1931年2月陈望道因国民党打压失去复旦教职之后，很长时间只能蛰居家中从事《修辞学发凡》的写作，也主要得力于这家书铺的经济支撑。另一方面，大江书铺在陈望道的精心策划下，所出版的《白屋说诗》《修辞学发凡》《中国诗史》《文字学概论》等著作和《社会意识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经济史纲》《资本论大纲》《世界史纲》等译著，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这些著作和译著经书铺多次再版，在当时和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展示了很好的文化教育价值。较之北四川路附近文人同时创办的春潮、水沫、乐群等先行倒闭的小型书店，大江书铺五年间出版著作近90部，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形势日渐衰败的环境下，有的学术著作再版6次，它的文化业绩可谓熠熠生辉。

“文人开‘书店，三年不成。”（曹聚仁：《大江书铺》，《曹聚仁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大江书铺虽然停业了，但鲁迅与陈望道之间的友情，在书铺停业的当年9月陈望道创办《太白》杂志的时候，再度得到增强。

〔作者俞寬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 Chen Wangdao and Dajiang Bookstore

Yu Kuanhong

Abstract：Dajiang bookstore was a small bookstore founded by Chen Wangdao， Shi Fuliang and others on North Sichuan Road in Shanghai. It was an important stronghold of the left－wing cultural movement in Shanghai. Nevertheless， there has been few academic researches on this bookstore. Some of them are lack of clarity. In particular， there is little recogni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booksto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ft－wing cultural movement in China， or its modern cultural value in the publishing history.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 Chen Wangdao and Dajiang bookstore， clarifies and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the bookstores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closing， and fully demonstrates it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ft－wing cultural movement in China.

Keywords：Lu Xun，Chen Wangdao， Dajiang bookst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