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经学具有浓重的科举色彩，科举考试对经学著述的刊刻和流传具有重要影响。以《尚书》著述为例，其中的举业之作居多，主要由坊间刊刻，部分由私人刊刻。部分著述受到科举考试的助力，经由官刻、私刻而至坊刻，实现了流通的扩大化，完成了文本性质从非举业之作向举业之作的转化。明代科举考试实行本经制度，使得某些家族和地域长期奉行单经以应试，造成家族专经著述的流传与续纂、地方专经著述的刊刻与传播以及引入他经以弱化地方专经等文化现象。明代科举考试引导出版和阅读活动的偏向，使得经学举业之作严重挤压了非举业之作的生存空间，造成部分非举业之作只能以抄本流传，其学术价值遭到长期湮没。

【关键词】科举考试 经学 《尚书》 刊刻 流传

明代以经义取士，科举考试对经学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明代经学著述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举业之作的比例大大增加，“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明〕李濂：《嵩渚文集》卷四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48页。）。

明代科举考试对经学著述刊刻与流传的影响是多面向的。在刊刻方式上，我们一般认为举业之作主要由书坊刊行，非举业之作主要由私人刊行。但是，具体情况并不如此绝对，仍要具体分析，而且，部分著述在一段时间内经历了由官刻或私刻到坊刻的过程。此外，明代科举以经义取士，基本制度为“四书”通考，“五经”之中选一种作为本经赴考。这种单经考试造成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家族和地域专经现象的出现。所谓专经，是指某个家族的大部分成员或某个地方的大部分士子长时间内选择同一种本经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地方专经和家族专经对经学著述的刊刻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就经学著述的流传而言，一方面科举考试推动了大量举业之作的流行，但另一方面，完全被科举考试支配的大多数举业之作又因为无法“与时俱进”而旋生旋灭。由此引发的另一现象是，某些非举业之作在当时被举业之作挤压了生存空间，或遭受亡佚的命运，或只能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然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它们中间的佼佼者因其本身的学术价值而最终流传更久。本文拟据明代《尚书》著述刊刻与流传情况对以上这些问题展开具体而微的论述（研究明代科举考试对经学著述的刊刻与流传，目前能够见到比较零星的学术成果，如沈俊平《举业津梁：明中叶以后坊刻制举用书的生产与流通》第六章《坊刻制举用书的流通与传布》，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版，第283—328页；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第七章《“毋自私”：传播视野下的地域专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2—316页；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第二章《晚明士人从事商业出版活动的背景》、第三章《官员与商业出版》、第四章《落第士人与商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71—266页。本文尽力发掘出更为新颖的材料，着重论述明代科举考试对经学著述生存状况的影响。）。

一、现存明代《尚书》著述刊刻情况调查

在中国书籍史上，有所谓的“写本时代”与“印本时代”之分，时间断限大致在五代时期。在印本时代，研究著述的流传，至少应当包括以刻本流传和以抄本流传两种方式。但是，从史料记载和实物考察的局限性来看，这种研究只能是窥斑见豹式的，因为我们可能永远不清楚在流传过程中有多少版本被历史所湮没。有鉴于此，在对明代《尚书》著述刊刻与流传情况的调查中，本文主要从现存版本着眼，而又更加注重明刻本，有刻本存世者则抄本从略。

现存明代《尚书》著述明代版本一览表（此表主要根据《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四库存目标注》编制而成。所收尽量囊括现存明代《尚书》著述，部分版本时代不明者径删。备注栏标注刊刻方式，分私刻、官刻、坊刻三种。私刻包括家刻、亲友助刻、乡塾刊刻、书院刊刻以及社群刊刻等，较一般意义上的家刻范围要广。其中私刻、官刻在官员刻书上不易区分，只能根据序跋来具体分析。又部分著述，笔者目前未及目验，刊刻方式不明者则直接空白，以俟来日。）

二、私刻与坊刻的内容选择

从上表来看，在所列的107种现存明代《尚书》著述中，笔者目前可确定刊刻方式的有82种，其中私刻36种、官刻7种、坊刻35种，先经官刻再经坊刻者1种，先经私刻再经坊刻者2种，先官刻后私刻再坊刻者1种。私刻和坊刻占比最高。

单纯属于坊刻的35种，如彭勖《书传通释》、游有常《新刊书经批注分旨白文便览》、雷梦麟与林鸿儒《新锲书经定衡讲意》、林澄源《新刊莆进士林二泉先生家传书经精说》、申时行《书经主意》、张崇仁与邓宗龄《新刻邓翰林订正张先生书经举业节解》、孙鑛《孙月峰先生批评书经》、胡承诏《新刻胡会魁纂辑书经讲意冠玉》、袁黄《尚书纂注》、袁宗道《新锲会元玉蟠袁先生真传书经翼衷演义》、吴亮《新锲吴先生精传书经万世法程注》、刘伸《书经大全疑问要解》、张鼐《张太史纂著书经主意金丹》《书经主意纲目》《新刻张侗初先生永思斋书经演》、陈台《精镌尚书笥中利试题旨秘诀》、林铭鼎《新锓林会魁书经逢源集注》、虞德隆《新刻虞会魁尚书便读标旨书经》、曾楚卿《新镌曾元赞书经发颖集注》、胡素酧《新刻金陵原板书经开心正解》、徐大仪《书经补注》、庄奇显《新镌尚书便览》、汪渐磐《尚书宗印》《新刻汪会魁书經删润要言》、杨肇芳《尚书副墨》、杨廷枢《杨维斗先生辑著书经宙合》、何瑞徵《新镌何榜眼汇辑诸名家书经主意宝珠》、李青《书经嫏嬛集注》、谢廷赞《便蒙删补书经翼》、夏允彝《刻夏先生书经》、许顺义《书经三注粹抄》、潘叔应《新校尚书减注》、黄景星《黄进士楒芝堂尚书脉望集注》、林有孚与林颖《新刊莆阳经学三订集解书经利达》、林颖等《新刊补订浅说书经心法》，基本上皆是科举制义之作。其中，大部分著述从书名来看，便具有明显的坊刻性质。而如彭勖《书传通释》，彭氏书前识语云“愚读是经传，叨中甲科。且尝推所得以淑诸人，而其中微辞奥义有弗能辩析者尤多。因伏睹颁降《书传大全》，然后积岁不决之疑一旦冰释。第《大全》藏于学校，闾巷未易得睹，是以忘其不韪之咎，摘取其切要者附载下方，名曰‘书传通释。缮写成编，归贻家塾，□□吾党之士共焉”（〔明〕彭勖：《书传通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以约简科举范本《书传大全》为宗旨，又“归贻家塾”，当然可视作科举之作。刘伸《书经大全疑问要解》因《书传大全》与姚舜牧《书经疑问》“两书虽备，而观者多苦浩繁，不便翻阅”（〔明〕刘伸：《书经大全疑问要解》，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武林翁氏刻本，“小引”第1页。），遂删繁就简，合为一书，性质与《书传通释》相似。又如汪渐磐《尚书宗印》序云“《尚书》自汉疏而下，说者不啻数百家矣。近如梁溪、檇李之间，谭经之席几半海内，足令寻行数墨者无处生活。然三家村塾固不可与于坛坫，未见西来大意，而徒欲拈花弄指，以愚听者之耳目，正所谓‘穷经而经亡者耳。古之时师以其经授之弟子，弟子又以其经转相授受，至于数传之后，犹必祖其所自受，而曰此某氏经也。盖虽愈传愈众，总以滴骨一点互相承接。故经有纷然百出而不改其传者，统于宗也”（〔明〕汪渐磐：《尚书宗印》，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天启年间魏氏仁实堂刻本，“尚书宗印序”第1、2页。），杨肇芳《尚书副墨》凡例云“迩来经义动以翻案，矜为绝识，不知真奇原不判正。历科程墨暨近科名公讲义、房社稿并其中评语，凡有绝去谿径、识破洪濛者，悉采而汇之，以与本经共作一大功臣”（〔明〕杨肇芳撰，杨胤奇删补：《尚书副墨》，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四年集虚斋刻本，“凡例”第2页。），前者以禅释之言入经解，后者搜集新见经解，皆为了适应明末科举经义追新逐奇之要求。

单纯属于私刻的36种《尚书》著述中，既有为举业而服务的训蒙、制义之作，如朱升《尚书旁注》、蔡叆《书经便注》、马森《书经敷言》、王樵《书帷别记》、程弘宾《徽郡新刊书经讲义》、张治具《尚书会解》、胡廷忠《尚书奫》、韩邦奇《禹贡详略》、郑晓《禹贡说长笺》、沈鎜与黄继周《少坡先生佳制讲解字训注释书经新说》，计10种；又有与科举关系不甚紧密、追求学术自得的著述，如吕柟《泾野先生尚书说要》、袁仁《尚书蔡注考误》、邓元锡《书经绎》、孙继有《尚书集解》、陈第《尚书疏衍》、姚舜牧《书经疑问》、郝敬《尚书辨解》、陈际泰《书经读》、邹期桢《尚书揆一》、曹学佺《书传会衷》、汪康谣《尚书删补》、史维堡《尚书晚订》、潘士遴《尚书苇籥》、张溥《书经注疏大全合纂》、夏允彝《禹贡古今合注》、茅瑞徴《虞书笺》《禹贡汇疏》《禹贡考略》《神禹别录》、韩邦奇《洪范图解》、郑晓《禹贡图说》、何櫆《禹贡解》、许胥臣《虞书禹贡广览》、程宗舜《洪范浅解》、黄道周《洪范明义》、顾懋樊《桂林书响》，计26种。

一般来说，私刻的举业之作多用于家塾、乡里、书院教学，主要为族中子弟、同乡后辈以及学生训蒙或备考。如王樵《书帷别记》，从题名来看便是一部家塾或乡塾授学之作，而所以编撰此书，是由于他之前所著的《尚书日记》被认为“不近于举业”（〔明〕王樵：《书帷别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5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52页。）；韩邦奇《禹贡详略》，自云“略者，为吾家初学子弟也。复讲说者，举业也。详释之者，俟其进而有所考也”（〔明〕韩邦奇著，魏冬点校整理：《禹贡详略》，《韩邦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郑晓《禹贡说长笺》，徐胤锡尝亲受之，认为可广流传，因此加以刊刻，四库馆臣谓之“本为举业讲授而作”（〔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三，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9页。）；《书经便注》为蔡叆当时主讲洨滨书院所作。

私刻著述中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是那些非举业之作。所谓非举业之作，并不是说它们与科举考试完全绝缘。例如史维堡《尚书晚订》，原名《尚书集览》，乃早年以《尚书》为本经时为备考所作，晚年修订，遂改名为《尚书晚订》，但书中不免遗有符合科举考试要求的因素。再如随着时间和学术发展的推移，尤其在晚明时期，某些与科举范本不同的新颖经解也会逐渐被科举考试所容纳。如陈际泰，平生专攻制义，时人奉为大家，所作《书经读》多出意表。但是，从总体而言，非举业之作的著述宗旨更加追求学术自得，而并不仅仅是官方科举范本的演绎。它们在内容上能够突破科举范本的经解局限，在形式上能够突破科举制义的经解模式。如吕柟《泾野先生尚书说要》、袁仁《尚书蔡注考误》、邓元锡《书经绎》、姚舜牧《书经疑问》、汪康谣《尚书删补》、史维堡《尚书晚订》、何櫆《禹贡解》等皆对当时科举范本（《书传大全》、蔡沈《书集传》）多加订正。如陈第《尚书疏衍》、郝敬《尚书辨解》集矢于《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茅瑞徵《禹贡汇疏》、许胥臣《虞书禹贡广览》、夏允彝《禹贡古今合注》借训解经文以图经世致用，潘士遴《尚书苇籥》糅合诸子、释道百家之言以求学术融合，张溥《书经注疏大全合纂》合辑《尚书注疏》《书传大全》以补偏救弊，韩邦奇《洪范图解》、程宗舜《洪范浅解》、黄道周《洪范明义》以《易》解《书》，等等，皆超出了经书制义所要求的总结主意、提挈章节、锤炼字词的解经模式。

综言之，就明代《尚书》著述而言，坊刻多为举业之作，因其市场需求大，有明显的经济效益；私刻有举业之作，多用为特定群体内师生、长幼的授受，亦有非举业之作，用以记录、彰显作者的学术成就。反向来看，书坊很少刊刻学者的非举业之作，大概这些著述的接受群体比较狭窄，无法得到可靠的收益保障。

三、流通的扩大化：从官刻、私刻到坊刻

从书籍流通的角度来看，从写本时代到印本时代，可谓一大变革。因为雕版印刷技术的出现，一部著述身化千百的难度明显降低，大大加速了书籍流通。明代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兴盛，极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刻、私刻在流通范围上的限制。明代某些经学著述，或是因为官方权威的加持，或是因为作者名声的宣扬，或是著述自身的优势，在一段时间内历经官刻、私刻到坊刻的过程，实现了书籍流通的扩大化。

永乐年间官方修撰的《五经四书大全》，重新为儒学教育和科举考试确立了官方范本。永乐十三年（1415），“《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成，命礼部刊刻，颁两国子监及天下儒学”（〔明〕雷礼等：《皇明大政纪》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3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4页。）。然而，内府刻本流通渠道毕竟受限，颁降书籍最低也只是达到县一级的官办学校，民间依旧很难看到各类《大全》，所以彭勖才会说“《大全》藏于学校，闾巷未易得睹”。鉴于这一现状，至少从正统年间开始，民间书坊已经开始重刻《五经四书大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正统五年（1440）余氏双桂堂刻《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据《中国古籍总目》所载，天顺八年（1464）书林龚氏明实书堂尝刻《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书林王氏善敬堂尝刻《书传大全》十卷。余氏双桂堂、龚氏明实书堂与王氏善敬堂皆为明代前期建阳书坊。这些书坊在正统至正德间不断重刻，如明成化七年（1471）王氏善敬堂又刻《五经大全》、弘治九年（1496）余氏双桂书堂又刻《周易传义大全》、正德年间王氏善敬堂又刻《五经大全》等，至嘉靖、万历年间，刘氏安正堂、杨氏清江书堂、赵氏德寿堂等书坊继续翻刻各经《大全》。在较早的书坊如余氏双桂堂、王氏善敬堂刻本中，《周易传义大全》书前有一段相近的牌记文字：

书林程、朱《易傳》《本义》等书行之久矣，我朝复旁搜诸家之说而详释焉，斯谓《大全》，颁降学校。惠虑山林之士艰于观览，乃誊原本，捐赀命公锓梓，庶山林士子皆得鉴焉。正统五年 月 日书林余惠识。（〔明〕胡广等编纂：《周易传义大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正统五年余氏双桂堂刻本，书前牌记。）

书林程、朱《易传》《本义》等书行之久矣，我朝复旁搜诸家之说而详释焉，斯谓《大全》，颁降学校。本堂虑山林之士艰于观览，乃誊原本，捐赀命公锓梓，庶山林士子皆得鉴焉。成化七年岁在辛卯书林王氏善敬堂识。（〔明〕胡广等编纂：《周易传义大全》，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成化七年王氏善敬堂刻本，书前牌记。）

从牌记内容来看，两种刻本几乎完全相同，很大可能存在承袭关系。这段说明同样提到了官刻《五经大全》流通受限的问题。为了便于山林之士观览，书坊开始翻刻官本，推动《五经大全》走向民间。至万历闽芝城书林余氏刻《五经大全》，又在各经题名上冠以当时名人充作修订者，如《周会魁校正易经大全》《申学士校正古本官板书经大全》《叶太史参补古今大方诗经大全》《张翰林校正礼记大全》、《春秋集传大全》（题“会魁金坛虞大复校”）。周士显，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易经》登科，会试第九名；申时行，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以《书经》登科，官至内阁首辅；叶向高，万历十一年（1583）以《诗经》登科，二甲第十二名，官至内阁首辅；张瑞图，万历三十五年（1607）探花，以《礼记》登科；虞大复，万历三十五年以《春秋》登科，会试第五名。书坊借重在各经考试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无疑是希望提高出版图书的权威性。

与《五经大全》刊刻和流传经历相似的还有万历前期修撰的经筵讲本《四书直解》《书经直解》《诗经直解》。这些《直解》，实际上应是诸多经筵讲官的集体成果，但是在出版发行时多冠以最初的主持者——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大名。从现存的版本来看，这些经筵讲本在晚明不断被翻刻，又被书坊主随意修订，并冠以长名以炫耳目，如《四书集注阐微直解》《重刻内府原板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指南》《新镌张阁老进呈经筵诗经直解》等（关于《四书直解》在明末的刊行与流通，可参见刘勇《变动不居的经典：明代〈大学〉改本研究》第六章第四节《〈四书直解〉：变经筵讲章为科举读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12—253页。关于《诗经直解》在明末的刊行与流通，目前的研究尚未见，仅有一篇侯美珍《北京师范大学藏〈新镌张阁老进呈经筵诗经直解〉辑著者与其书性质辨析》（《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2018年）。林相《张居正〈书经直解〉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初步讨论了《书经直解》的版本问题。），逐渐变成了科举读本的面貌。以《书经直解》为例，此书随着经筵御讲的进行而随增随刻，到万历十年（1582）前后由内府完整刊行，在之后的明末六十年间，至少又被重刻了三次，分别为万历十八年（1590）钱氏刻本、万历周氏大业堂刻本、崇祯九年（1636）马士奇澹宁居刻本。

万历十八年钱氏刻《书经直解》，钱与暎序云：“今上冲年嗣位，江陵公倡率儒术，辑为一编，既资日讲，且备睿览，融古人之传记，质近日之异同，存是去非，削繁增简，词富而备，义弘而雅。万历丙戌，不佞偕计，得之京邸，归授家庭，儿周刊行，传之通都大邑。”（据笔者所知，此版现存仅有残本，藏于吉林大學图书馆。笔者尚未能寓目。《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和杜泽逊先生《四库存目标注》皆著录作万历十八年钱世周刻本。然据《经义考》录钱与暎序，只云“儿周”，又查得嘉兴钱氏与暎，有子周。疑此本即嘉兴钱氏所刻，则两目著录“世周”，或误。本文所录钱与暎序，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参见〔清〕朱彝尊撰，林庆彰点校《经义考新校》卷八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7页。）则此书乃万历十四年（1586）钱与暎在京城获得，携至家中，万历十八年由儿子钱周翻刻而成。钱与暎，字德卿，号渊甫，浙江嘉兴人，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人。父钱薇，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以《书经》登科（龚延明主编，邱进春点校：《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中）》，宁波出版社2016年版，第503页。）。钱周，字元鼎，与暎三子。明代嘉兴士子多治《书经》，形成程度很高的地域专经。笔者推测，钱与暎之所以从京城带回《书经直解》，很可能与家族和地域专经有关。申时行尝提到，《书经直解》经内府刊刻后，只是“藏于禁中，惟阁臣讲僚乃蒙宣赐，学士大夫罕获睹焉”（〔明〕申时行：《书经讲义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5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89页。），钱氏加以重刻，“传之通都大邑”，无疑扩大了《书经直解》的流通范围。

继钱氏之后，万历末年金陵书坊周氏大业堂再刻《书经直解》。是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十三卷，半叶十一行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书前题“张阁老书经直解”“大业堂重梓”，版心下端题“万卷楼”，大业堂、万卷楼皆金陵周氏经营书坊。书前有吴道南序，实是一通奏议，而末题“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臣吴道南谨序”，不伦不类，应是书坊主借重吴道南之名，稍作篡改后径自附入。吴道南，字会甫，号曙谷，江西崇仁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万历四十一年（1613）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则是本当刻于万历四十一年之后。又考得万历四十三年（1615）周氏万卷楼尝刻《新镌删补易经直解》十二卷，疑两书刊刻时间相近。崇祯九年，翰林院编修马士奇因《书经直解》“历世已久，袭舛承讹，如读残碑断简，摩娑久之，卒莫得其意思所在”，遂“以意逆志，舛者更之，讹者正之”，再次予以重刻，认为“文忠公之《直讲》与文定公之《会编》，如日月双悬，千古不特可为后学司南”（此处转引自林相《张居正〈书经直解〉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5页。）。马士（世）奇，字君常，号素修，江苏无锡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以《书经》登科（〔明〕周延儒等纂：《明崇祯四年辛未科进士履历》，天一阁藏明崇祯刻本，第2页。），则他校订并刊刻《书经直解》这一晚明非常流行的科举备考书，自然并不奇怪。

被马士奇视作可与《书经直解》并驾齐驱的申时行《书经讲义会编》，在晚明的流行程度，从一个简单的事例中便可感受到。自蔡沈《书集传》在元代被立为科举范本后，元人著述如陈栎《书集传纂疏》、董鼎《书传辑录纂注》，明初《书传大全》以及明代中后期大部分科举读本，在经解排布上皆顶格大字首列蔡《传》，以突出其核心地位。然而，崇祯年间张云鸾《尚书说统》在排列诸家经解时，却直接跳过蔡《传》，而将《书经讲义会编》置于首位。换言之，至少在晚明的部分士人眼中，《书经讲义会编》已经可以取代蔡《传》来充当科举范本了。

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长洲人。初姓徐，后归宗改姓。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官至内阁首辅。据申时行自述，他年少时即治《书经》，当地教授《书经》的名师很少，只能自行搜辑备考材料，积年成编。中式以后，这些材料随之被刊刻出来，流行四方。之后充当万历皇帝的经筵日讲官，负责删订《书经》讲章，形成《书经直解》一书。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后，在外甥李鸿和儿子用懋、用嘉的协助下，将《书经直解》和早年的备考材料合成一编，题名《书经讲义会编》，刊行于世（〔明〕申时行：《书经讲义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5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88—390页。）。现考得今世尚有《苏郡新刻壬戌状元瑶泉徐先生真传书经全主意》一种，存五卷，又天一阁亦藏万历五年海川董氏刻《状元申先生书经主意》残本，疑即申时行当年备考时纂辑之书的两种刻本。《书经讲义会编》依蔡沈《书集传》分节解经，每节下先训释经文大意，乃删略《书经直解》而来，后分析字词、提挈章节、标明主旨，疑抄撮《书经主意》而来。《书经讲义会编》家刻本问世后，受到热烈追捧，南京、浙江、福建多家书坊相继重刻，如金陵映旭斋、三衢书林王应俊、书林杨春荣（杨春荣之名在明代坊刻本中并不多见。方彦寿曾提到，书林杨氏同仁斋刻明袁学渊《秘传眼科七十二症全书》六卷，题“潭城书林同仁斋杨春荣绣梓”。两个杨春荣或是一人。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万历刻《镌汇附百名公帷中綮论书经讲义会编》，书前凡例后刻“云间后学蒋方馨顿首谨识三衢书林王应俊鸠工梓行”，书末又有荷盖莲座牌记题“书林杨春荣梓”，不知是两坊合刻还是书板辗转所致。参见方彦寿《增订建阳刻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84页。）、王振华三桂堂等。其中，后三家更是将原刻本增订为两节栏版，题名“镌汇附百名公帷中綮论书经讲义会编”，下栏刻“书经讲义会编”，上栏刻当朝《尚书》名家的讲义训解。而且，鉴于之前版本中名家讲义训解搜集未备，崇祯年间王应俊又延请张嘉和重新编辑万历刻《镌汇附百名公帷中綮论书经讲义会编》，在名公训解上补缺增新，再行付梓（该本凡例云“蒋氏采用一刻，鸡林少吾王氏已行宇内矣。缘百名说搜未及遍，兹刻余小子发先君濬溪枕中之秘……今因少吾王氏踵前盛举，阐先贤之幽思，发大方之微旨，合为孔壁之功臣，庶后学闻见益扩、耳目愈新云尔”，后题“云间后学蒋芳馨原辑长洲后学张嘉和重辑三衢书林王应俊梓行”。“蒋芳馨原辑”“张嘉和重辑”皆就书中上栏名家讲义而言。盖万历间刻本为蒋芳馨原辑本，至崇祯年间张嘉和在此基础上重辑名家讲义，再行付梓。参见〔明〕申时行《重订申文定公书经讲义会编》，台湾图书馆藏明崇祯三年书林王应俊刻本，凡例。）。

综合来看，《书传大全》作为官方规定的科举范本而大受推崇；《书经直解》既有经筵讲章的权威性，文本本身又精练浅易，容易被读者接受，拿来充作经书读本或训蒙之作；《书经讲义会编》不仅吸收了《书经直解》的优势，还特地收录了专门用于科举制义的内容，面向的读者群体更加广泛，再加上申时行本人科举和政治成就所引发的品牌效应，很难不流行开来。无论是从官刻到坊刻，还是从私刻到坊刻，显而易见的便是这些著述在科举考试的驱动下，经过私人、书坊的修订、编辑和出版，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更为广阔的书籍市场，最终流向更多读者的手中。这类流通的扩大化，在空间上延展了文本本身的社会影响力，在时间上则为文本的自身流传增加了更多可能性，具有不可忽略的社会史意义和文化史意义。

四、科举专经和《尚书》著述的刊刻与流传

家族专经和地域专经反映了科举考试的成功除了需要自身实力外，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群体经验和整体氛围。就经学著述的刊刻与流传而言，科举专经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某一家族专治某一经，则前人的相关著述势必会被承袭下来，成为指导后生治学的范本。再比如，某一地区盛行某一单经，则有关这种经书的著述势必将会大受欢迎。

（一）家族专经与《尚书》著述的修订

家族专经是家学传承在科舉考试上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家族内部某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就有可能确定整个家族几个世代的治学方向。以单经取士的明代科举考试，通过仕途和名誉的驱动，又将这个治学方向更加局限在某一经书的研习上。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科举考试这一外力的作用，家学在经书研习这一项的延续性上更加稳固。一个很明显的证据便是，家族中的后辈常常将先辈的经学著述重新修订、刊刻，以便于接续和彰扬先辈在博取功名上的成功经验。

南直隶金坛县的段氏、虞氏、于氏、王氏皆以专经《尚书》而闻名，其中尤以王氏专经程度最高。明代金坛王氏最为光辉的科举盛事便是王臬、王樵、王肯堂三代皆以《书经》中式。王臬，字汝陈，号迟庵，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王樵，字明逸，号方麓，谥恭简，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王肯堂，字宇泰，号损庵，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这样的辉煌自然对后辈的经书学习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王樵侄孙王锡琛云，“吾族自恭简而后，皆世宗一经，虽以他经获售者代不乏人，而其精研于《尚书》者为独多”（〔明〕王樵：《尚书日记》，重庆图书馆藏明万历王锡琛重修本，王锡琛识语。）。

王锡琛在提到金坛王氏《尚书》专经局面的开创者时，之所以略过王樵之父王臬而直接定为王樵，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王樵留下了两部对家族影响很大的《尚书》著述。科考成功后，王樵利用在职和居家的闲暇时间，撰写了《尚书日记》十六卷，并在万历十年（1582）由姻家于明照刊于家塾，用以指导子辈治学、备考。考虑到《尚书日记》内容丰富、经解深沉，不便于初学和备考，他又编撰了《书帷别记》四卷，由儿子王启疆、王肯堂等负责刊行。正是在这样的家族熏陶下，王樵的侄子王尧封（字尔祝，号华冈，万历十一年进士）、儿子王肯堂先后登科，既提高了《尚书》在家学传承中的稳固性，又扩大了金坛王氏在科举《尚书》专经上的影响力。万历二十三年（1595），王樵将《尚书日记》与《书帷别记》合订一编，由王尧封同年、时任青阳知县的蔡立身（字师曾，号凤池，浙江平阳人。与王尧封同时参加万历元年应天府乡试，皆以《书经》中式）助资刊刻。可能是由于在出版发达的南京刊刻，再加上当时王樵声名在外，很快书坊主便开始进行翻版重刻。万历后期，王肯堂、王锡琛在重修《尚书日记》时称：

是书凡三付梨枣：于见素公刊存于家塾，家华冈公传梓于青阳，后贾人弋利，又翻刻于金陵。华冈公必欲搜灭其翻本，而贾人深藏，未能得也。岂知数传而后，华冈公刊本为祝融所妒，灰烬烟销，见素公刻本庋阁秘藏，虫蚀浥滥，独是金陵翻版，虽已残缺，犹存其半。余勉力购之，召工补刻，复成全书，容非壁经之厚幸欤！（〔明〕王樵：《尚书日记》，重庆图书馆藏明万历王锡琛重修本，王锡琛识语。）

南京书坊的翻刻本出现后，王尧封深恶痛绝，希望禁除坊本，终究无果。而王肯堂、王锡琛在后来的修版过程中，由于之前诸本或亡或残，反而需要借用金陵坊刻本。在王肯堂、王锡琛之后，崇祯年间王肯堂弟子、同邑后学庄继光又一次主持修订《尚书日记》。从万历到崇祯，王樵《尚书日记》屡经翻刻、重修，一方面说明是书在当时之流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金坛王氏《尚书》专经始终未有断绝。有迹象表明，金坛王氏在清初仍然保持着治《书》传统。康熙时期的书法家王澍，字蒻林，号虚舟，金坛人，其著《虚舟题跋》称王肯堂为“吾宗损庵先生”（〔清〕王澍：《虚舟题跋》卷八《宋米芾杂帖》，《续修四库全书》第10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页。），为王樵一族无疑。撰有《禹贡谱》二卷，序云“昔先曾祖王父退士先生作《尚书逆志》”，“澍之为此谱也”，“亦犹行先曾祖王父之志而已矣”（〔清〕王澍：《禹贡谱》，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館藏清刻本，王澍自序。）。退士先生即王纲振，《明史·艺文志》载有《禹贡逆志》一卷，当即此处所说的《尚书逆志》。

明清时期，桐城胡氏也是数世传治《尚书》。这一家族专经可能始于嘉靖、万历时期的胡效才。胡效才，字用甫，桐城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以《书经》中进士（龚延明主编，邱进春点校：《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下）》，宁波出版社2016年版，第389页。）。胡瓒《禹贡备遗题辞》云：“先大夫用《尚书》起家，春、秋两试皆以《禹贡》义中隽。不肖孤独抱遗编，有是书要略，辄不自揣，取乡贡士彭君灿《简备》参合如左……诵读之暇，妄议及此。伏惟蠡测，何当作者！顾芟繁补缺，积有年岁，凡九易稿。书有法，章有旨，疑有解，形有图，抑亦经义之捷径也。因缮写成帙，以便观览，名曰‘禹贡备遗，明合二书成之，非创也。”（〔明〕胡瓒：《禹贡备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初刻本，第1页。）考嘉靖四十四年会试录，该年《书经》试有“夹右碣石入于河”一题出自《禹贡》，故胡瓒说其父“以《禹贡》义中隽”。胡效才在备考之余，应该专门对《禹贡》进行了注解，去世后，其子胡瓒将父亲的遗作与乡贤彭灿的《禹贡简备》芟繁补缺，订为一书，题名“禹贡备遗”。

胡瓒，字伯玉，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同样以《书经》中式（胡瓒万历二十二年（1594）以《书经》中乡试。参见〔明〕张朝瑞等编《南国贤书》，台湾图书馆藏旧抄本。），并且在承续乃父之志、修订《禹贡备遗》之余，又编纂了《尚书过庭雅言》。胡宗绪《〈禹贡备遗增注〉书后》云：“予家故治《尚书》，七世不徙业。先大夫吏部参知及予不肖之身、予兄弟之子四世起家进士，皆以《禹贡》中隽，代有笺注。功令《尚书》遵蔡氏《集传》，《备遗》本之，芟其繁复，提其精要，纲举目张，语简义备……《过庭雅言》者，作于前万历丙辰之岁。书成，参知手授之冢子礽，曰：勉之，当令千秋百岁后知有大、小胡《尚书》之学。礽受之，不幸蚤世。予祖、予父递传之，及不肖之身也，不绝如线。予老矣，儿尚德不克世，盖惧斯文之将绝也……雍正乙未，宗绪备官国子司业。明年乾隆丙辰，奉敕重刊《御纂五经传说》，储之太学。其在《尚书》，先大夫名列卷首诸儒之次，引用多《雅言》中语，顾《备遗》或未之及也。予虽以老废学，而及予之存，犹得图而正之。诸生讲课之下，疑义与析，苟有一得，辄笔之简，积日累月，不觉成帙，爰僣附之卷末，名曰‘增注，犹先志也。”（〔明〕胡瓒撰，〔清〕胡宗绪增注：《禹贡备遗增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5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2、273页。）则《禹贡备遗》《尚书过庭雅言》在胡氏一族中传承不绝，族中子弟从中受教，再以《书经》赴考，学有所得，又附注前人著述之后，继续丰富家学资源，反哺家族的子弟教育和文化建树。

值得玩味的是，如胡宗绪所言，胡氏一族多治《尚书》，尤专《禹贡》。而从胡瓒、胡宗绪两人的生平、著述来看，他们明显不只是将研习《禹贡》当作追逐名利的手段。胡瓒入仕之初，便被授予工部都水主事，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闸，在当时洪水灾害严重的山东地区治理河道、建设水利，之后纂修《泉河史》十五卷，成为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水利专家。胡宗绪，字袭参，号环隅，清雍正八年（1730）进士，授编修，迁国子司业。博学多知，著述宏富，涉及天文、历法、地理、水利、刑律、经解、音韵诸门。宗绪深悉地理之学，在此基础上于河道、水利多有研究，不仅撰有《方舆考》《胶莱河考》《南河论》《北河论》，还专门写了《对河决问》一卷。诚然，我们不能将家族研习《禹贡》和胡瓒、胡宗绪深谙水利之道过分联系起来，但应该可以肯定的是，胡氏一族对《禹贡》的研习与传承，不仅使得子孙后代在科举考试中频频收获成功，而且逐渐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家学渊源。

（二）地域专经与《尚书》著述的刊刻

地域专经常常是当地某些家族专经影响扩大化的结果。一般认为，地域专经将会使得地域内部在科举考试的某一经上竞争过度激烈，从而造成考生资源的浪费，并造成地方文化的单薄。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地域专经又能产生集聚效应，提高地域之间竞争中的优势。因此，有些地方官员乐于看到自己的治所形成这样的专经现象，甚至还积极采取措施来维护和加强当地的专经程度，而有些地方官员则对辖区的专经现象并不满意，利用行政干预来引导士子转向对其他经书的研习。两者理念不同，但基本措施大致无二，比如延请著名的经师来当地官学充当教授，再比如刊刻具有影响力的举业之作来指导生员研习和备考。

万历六年（1578），金坛县知县刘美因为当地士子多治《尚书》，主持刊刻锺庚阳《尚书主意传心录》，并请王樵、王肯堂父子撰写序跋。王樵序云：“余家世业是经。少尝受读，粗得其文义。晚而味之，乃始有悟，时时为子弟说之。然其词不能不多，遂不适于观者。今观锺先生《书》说，则约而该，赡而核，盖举业之正途而明经之指南已……吾邑侯荣川刘公以金坛多治《尚书》者，遂梓而布之。”（〔明〕王樵：《锺先生尚书传心录序》，锺庚阳：《尚书主意传心录》，《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王肯堂跋云：“已而吾邑诸生得一编，则吾师之所趋庭而得者，俨然在焉。邑侯刘师见而悦之，以为金坛之治《尚书》者十户而九不啻也，而是书足为之指南。顾谓诸生盍校而传。诸诸生唯唯，四阅月而工成。”（〔明〕王肯堂：《跋〈锺先生尚书主意传心录〉》，锺庚阳：《尚书主意传心录》，《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83页。）锺庚阳，字长卿，浙江嘉兴人，隆庆二年（1568）以《书经》中进士，万历六年至十年（1578—1582）任镇江知府。《尚书主意传心录》一书，如王樵所言，经解较为简约，并不逐句分析，主要提挈章节脉络，对关键字词加以诠释、引申，是一部较为合适的举业之作。知县刘美将其刊刻出来，或许存在悦上之嫌，但无疑也有引导辖内士子研习《书经》的动机。

万历四十一年（1613），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的杨鹤在嘉兴刊刻秦继宗《书经汇解》四十六卷。杨鹤，字修龄，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以《书经》中进士。秦继宗，字敬伯，号西汀，湖广蕲水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礼记》中进士。二人份属同乡，又是乡试同年，交情深厚。秦继宗《书经题辞》论及是书的撰写和刊刻经过：自己举业本经尝从《诗经》转到《礼记》，但素来对《尚书》颇感兴趣，在登科之前，利用充任蒙师的闲暇时间，撰写了《书经汇解》，后来以《礼记》中进士，书稿遂一直置于箧中。万历四十一年前后，杨鹤千里遣人，向秦继宗索要书稿，附序加以刊刻（〔明〕秦继宗：《书经题辞》，秦继宗：《书经汇解》，《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195页。）。至于为何要刊刻《书经汇解》，贺灿然序云：“浙直直指使者武陵杨公，宏文博学，兼通六籍，而尤长于《书》，以《尚书》掇高第，乃甚有当于《汇解》。以吾郡十九治《尚书》，属浙西巡道晋江潘公檄嘉兴令太仓陆君寿之梓而广布之……海内《尚书》名家类谬推吾郡，其以《尚书》高掇制科者代不乏人。若别有师承见解也者，而著有成书，正未易得。秦公以《礼经》兼治《尚书》，实出专门名家者之上，宜杨公深有当于其书也。然二公之意，岂区区为经生帖括已耶？”（〔明〕贺灿然：《尚书会解序》，秦继宗：《书经汇解》，《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189页。）贺灿然，字伯闇，浙江嘉兴人。嘉兴是明代《尚书》专经程度最高的几个地区之一。贺灿然认为，嘉兴府素以专经《尚书》著称，其中名家辈出，然而往往专守一经，缺乏博通。如今杨鹤刊刻《书经汇解》，其作者秦继宗兼通《书》《礼》，必有超出专治《尚书》之学者的见解，势必能够打破科举专经带来的鄙陋，进而将本地的文化和学术发展推向更高的境地。

以上两例皆是地方官员在《尚书》专经程度较高的地区刊刻《尚书》著述的事迹。尽管在具体的动机上，两者有所差别，但是就结果而言，他们的行为无形中都强化了当地的地域专经状况。与之相反，万历二十一年（1593）南直隶巡按曹楷刊刻刘尔硕《书经讲意》，则是为了削弱当地《易》《诗》专经程度，调整当地士子无人研习《书经》的局面。曹楷，字正夫，山东临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以《书经》中进士。刘尔硕，字季子，山东临清清源驿人，与曹楷为学友，交情甚笃，尝任曲阜训导。曹楷《书经讲意序》云：“余偕季子治《尚书》于桂香馆中，盖称莫逆交云。季子为业最勤，而治《书》最精……余奉玺书按江淮，观风四郡。所至辄进青衿士品校之，其中业《诗》《易》者大半，而业《书》者十不能一。余既不忍季子惕沥之业终托之来世知己，而又慨于诸生师授之寡也，欲梓而布之。”（〔明〕曹楷：《书经讲意序》，刘尔硕：《刘季子书经讲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孤本秘笈丛刊》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刊刻《书经讲意》，一方面能够避免朋友的著述不致被湮没，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士子的治学方向，适当地缓解当地的教育偏科现象。

五、明代《尚书》著述抄本管窥

以抄本形式流传于世的现存明代《尚书》著述，如梅僰《尚书考异》《尚书谱》、丰坊《古书世学》、马明衡《尚书疑义》、陈泰交《尚书注考》，皆与当时的科举考试较为疏离，或者是对科举范本蔡沈《书集传》加以驳斥，或者直接怀疑科举考试内容的真实性。相反，与举业相关的《尚书》著述，以抄本形式传至当下的则十分稀少。

（一）举业之作的旋生旋灭

明代《尚书》举业之作的现存抄本稀少，并不意味着这些抄本在当时就很少见。在商业出版相当发达的明代中后期，或许不会有很多人抄录科举材料用以售卖，但是当时的科举士子为了备考或者考试作弊，类似的抄录行为则不会很少（刘勇：《明代抄本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69、170页。）。例如申时行早年便由于当地《尚书》的专经教师和备考材料十分匮乏，只能四处搜辑坊本，转录删并，最后形成一部备考用书。举业之作现存抄本稀少，是因为这类著述在流传中大量亡佚。一个可以类比的证据便是，即使是刊刻出来的举业之作，现存的也只是凤毛麟角，那么，较之刻本更难以留存的抄本，被历史所湮没的自然不计其数。

举业之作旋生旋灭的根本原因，是它们的价值变化往往依附于科举考试的评价标准。随着考核标准的潜移默化和经义试题的不断重复，举业之作需要不断汰旧换新。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明代坊刻制举用书的题名出现“新镌”“新刊”“重刻”等字样。实则，此类制举用书的更新内容一般十分有限，而冠以“新”字，正是因为看到追新逐奇的市场需求。新的材料或著述不断出现，直接导致大多数的旧本不断被淘汰。在这一过程中，出版者考虑到当初制板的成本，或许还会想方设法地重新挖掘板片价值，如更改书名、增删内容等，进而延续刻本的寿命。但是，一般的抄本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以抄本传世的举业之作，或者最初尝以刻本行世，后来刻本亡佚，独以抄本流传，如明影抄明正统间汝州王氏刻陈雅言《新编书义卓跃》，或者是家族前辈之作迭经后辈珍藏，如胡瓒《禹贡备遗》《尚书过庭雅言》一直在家族中单线流传，《禹贡备遗》直至清初才刊行于世。而更多的抄本，纷纷散落为历史的尘埃，不见痕迹。

（二）非举业之作的“不合时宜”

明代《尚书》著述中以抄本流传后世的多是非举业之作，并且其中多数著述在后世受到较高的认可，如梅僰《尚书考异》、马明衡《尚书疑义》、陈泰交《尚书注考》皆被四库馆臣列为著录之书。这一现象值得玩味：一方面，这些著述在当时并未被刊刻出来，流通范围十分有限，对当时的影响十分微弱；另一方面，这些著述以抄本形式艰难地传至后世，反而被發掘出自身价值，逐渐产生影响。

联系上文所述，就当时的影响而言，明代经学著述中的非举业之作远远不及举业之作。部分非举业之作由作者自刻或家族、朋友刊刻，更多的则因为缺乏现实条件而只能以抄本行世，流通范围相当有限。与之相反，举业之作或出自私刻，更多的来自坊刻。从某种程度来说，书坊倾向于刊刻举业用书，大概就反映出了当时图书出版和大众阅读的总体偏向。而以科举用书为中心的图书出版与阅读状况，大大挤压了非举业之作的生存空间，使得非举业之作显得更为“不合时宜”。

明代非举业之作的抄本有两种产生形式：一是该著作从未被刊刻，只以抄本传世，如梅僰《尚书考异》《尚书谱》；二是该著作曾被刊刻，但传布不广，时人便假刻本以抄录，如吕柟《泾野先生尚书说要》、郝敬《尚书辨解》皆有抄本现存于世。总体而言，抄录较刊刻在操作上的简易和廉价，决定了即使在图书出版盛行的明代中后期，抄本在图书的流通过程中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兹以梅僰《尚书》著述在明清的流传与影响，来窥观明代非举业之作的生存困境及其学术价值被发现的过程。

梅僰，字鸣岐，号致斋，南直隶旌德人。正德八年（1513）举人，历任南京国子监助教、浙江常州通判、云南盐课司提举。著述丰富，其中《尚书考异》《尚书谱》两种（《尚书考异》《尚书谱》旧题梅僰著。姜广辉先生尝疑《考异》主要作于梅鹗，而由梅僰续成。本文仍依旧题。参见姜广辉《梅僰〈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明〕梅僰撰，姜广辉点校：《尚书考异 尚书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以辨《古文尚书》为伪而尤其著名。

在明代儒学教育和科举考试中，《尚书》皆包括今、古文，凡五十八篇。梅僰考证其中接近一半的篇章为伪作，自然显得“不合时宜”。明代学者论及梅僰之辨伪，斥者多而赞者少。据梅僰自述，他在当时便遭到时任南京户部右侍郎陈儒的质疑（〔明〕梅僰：《尚书谱》卷五《自叙》，〔明〕梅僰撰，姜广辉点校：《尚书考异 尚书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53页。）。

据笔者所见的现有记载，最早推介梅僰辨伪之说的著述，是李豫亨的《推篷寤语》。李豫亨，字元荐，号中条长公，南直隶华亭人。尝拜谒梅僰，亲闻梅氏辨伪之说：

予尝谒国子学正梅四，语予曰：《尚书》惟今文四十二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尚书》。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尽是汉儒伪作，大抵依约诸经、《论》《孟》中语，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其补《舜典》二十八字，则窃《易》中“文明”、《诗》中“温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谟》“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等句，则窃《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等句，则窃《论语》“允执厥中”等语成文。征苗、誓师、赞禹、还师等句，尤为无谓，大禹原无此事。舜“分北三苗”与“窜三苗于三危”，已无烦师旅。伪作者徒见《舜典》有此文，遂模仿为誓召、还兵、有苗格诸语。《益稷》赓歌亦窃《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窃《孟子》“忸怩”之语。《泰誓》三篇取《语》《孟》“百姓有过，在余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傅说》《武成》诸篇，文多浅陋，必非商周之作，相传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之，不知竹简漆书岂能支数百年之久？闻丝竹八音之声，壁间是何人作？俱为诞妄，乃献书者之饰辞也。梅作有成书，不知今尚流传否？其言殊有理，聊记于此，以俟知者辨焉。（〔明〕李豫亨：《推篷寤语》卷七《订文史之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76、577页。）

《推篷寤语》所记梅僰之说，多存今本《尚书考异》中。李豫亨言梅作已有成书，不知是否尚有传本，可见当时梅僰对《古文尚书》的辨伪之说并未流行开来。在李豫亨的推介下，焦竑逐渐认识到梅僰辨伪的学术价值（在称引梅僰之说的文字上，《推篷寤语》与焦竑《焦氏笔乘》基本相同，可知是后者直接转录了前者。参见〔明〕焦竑《焦氏笔乘》卷一《尚书古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3、364页。），并予以充分肯定。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是明代后期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在《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上，他频繁称引赵孟暴、归有光、梅僰之说（参见〔明〕焦竑《焦氏笔乘》卷一《尚书古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3、364页；《焦氏笔乘续集》卷三《尚书序录》《尚书古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10、511、518页。），并在《国史经籍志》中直接提出了《古文尚书》为伪的观点（〔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3页。）。可以说，他对梅僰的推崇，源自两人学术观点的一致。而且，据焦竑自述，他当时便藏有梅僰《尚书》辨伪之作的抄本，并且计划刊刻出来。从现存材料来看，焦竑并未将刊刻梅氏之作的计划付诸实践。不过，随着《焦氏笔乘》在明末清初的流行，梅僰辨伪《古文尚书》的工作逐渐被学者所了解，继而造成了一系列的争议。

万历年间，陈第与焦竑交往密切。或许正是在经《焦氏笔乘》提示，又或直接借阅了焦氏家藏梅僰著述的情况下，陈第对梅僰的辨伪工作大加申斥。在《尚书疏衍》中，陈第特别强调道，“近世旌川梅僰拾吴、朱三子之绪余，而诪张立论，直断谓古文，晋皇甫谧伪作也，集合诸传记所引而补缀为之似矣……是故宋人之疑，尚在两可之间。至僰作《尚书谱》，丑乎骂矣。是非君子之言，逹人所屏弃也”（〔明〕陈第：《尚书疏衍》卷一，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刻清印本，第4—8页。）。时人董应举在回复陈第的信中，称“以《古文》为伪书，不出于梅某，然不足辨也。兄不闻假如来之谈乎？骗至佛地，假亦成真。对佛细诘，真亦害教”（〔明〕董应举：《崇相集》卷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58页。），认为强行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其实并无多大意义。明末清初的朱朝瑛对梅僰也尚有微词。在《读尚书略记》中，朱氏指出，“至嘉靖初荆川梅僰著《尚书谱》一编，取诸传记之语与二十五篇相近者类列之，以证其剽窃，称引极博，卒无损于此书，适足以明此书之见取于古人，非后人之伪为也”（〔明〕朱朝瑛：《读尚书略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七经略记》抄本，第4页。），在辨伪方法上对梅僰提出了质疑。

从明代科举考试始终坚持《尚书》五十八篇为考核范围的事实来看（侯美珍教授以明代乡、会试《尚书》题为考察对象，发现当时的出题并未受到辨伪的影响。龙硕对明、清乡试《尚书》试题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明、清学者认为的“伪古文”在科举出题中的占比，清代较明代降低了很多。参见侯美珍《明代乡会试〈尚书〉义出题考察——以考官出题偏重为主的讨论》，（臺湾）《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15年第47期，第150—152页；龙朔《明清乡试〈尚书〉义出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33—36页。），包括归有光、梅僰、焦竑、郝敬等人在内的辨伪成果一直未被当时的统治阶层和学术群体所接受。焦竑意欲刊刻梅作而不果，恰好可以视作《古文尚书》辨伪工作在明代的惨淡遭遇。

所幸梅僰的《尚书》辨伪之作在持续的争议中仍以抄本形式流传下来，而经过焦竑《焦氏笔乘》，清初阎若璩最终发现并肯定了梅僰的辨伪成就，极大推动了梅氏辨伪之作在清代的流行，基本确立了梅僰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云：“余读《焦氏笔乘》，称‘家有梅僰《尚书谱》五卷，专攻古文《书》之伪，将版行之，不果……求其《谱》凡十载，得于友人黄虞稷家。急缮写以来，读之，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9页。）一般认为，《古文尚书》辨伪工作至清阎若璩而定谳，清代学者虽偶有争议者，但基本信从《古文尚书》为伪的观点。在这一学术观点的引导下，先行的梅僰及其辨伪之作大受欢迎。如其《尚书考异》，四库馆臣列入著录，嘉庆间经顾广圻校勘，孙星衍将其刻入《平津馆丛书》中，之后道光、光绪年间迭有重刻之本问世。今人研究《尚书》学史，那些当时便有刻本的举业之作，更多的只是一笔带过，而于梅僰及其著述，则不能不着重突出，盖其对学术史之发展有关键性的作用。学术环境之于著述生存之影响，竟一至于斯！

六、结 论

本文主要以明代《尚书》著述在本朝的刊刻和流传情况为考察对象，首先指出了坊刻更倾向于经学举业之作，私刻则兼备经学举业之作与非举业之作，受到科举考试的推动，部分经学著述经由官刻、私刻而至坊刻，日益流通开来；其次举例说明了明代科举考试中家族专经和地域专经对经学著述刊刻和流传的影响；最后以梅僰《尚书》著述为个案，着重论述了经学非举业之作在明代科举考试环境下的惨淡遭遇。

科举考试作为明代最为重要的文化指挥棒，对隶属于文化领域的图书出版和学术研究不可能不产生重要影响。坊刻主出于营利目的，私刻者出于求仕目的，都不得不很大程度地受制于科举考试来出版图书。相较于多数坊刻主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完全围绕科举考试来制造、出版举业书籍，部分私刻者可能因为已经中式或者放弃举业，出现了不同于中式求仕的心理诉求，从而出版一些非举业之作，如颇能体现个人自得之见的学术著述。对于学术，尤其是经学研究而言，明代科举考试一方面以其稳定的政策托住了经学发展的基本盘，即保证了经学基本典籍在全社会的流行，另一方面又以其专制的权威限制了经学发展的方向，即确定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这种于扶持中又加以抑制的文化政策，势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助长经学的畸形发展，使得“不合时宜”的经学著述被排斥在主流视野的边缘。

〔作者王篤堃，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Publishing and Academics：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the Engraving and Circulation of Writings on Shangshu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Dukun

Abstract：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strongly shaped b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writings on the classics. Taking the writings on Shangshu as an example， most of them were written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y were mainly published by bookshops， and some were engraved privately. Benefited from the demand created b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ome of the writings once engraved officially or privatedly were later engraved by bookshops. As a result， their circulation expanded， and they transformed from works unrelated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o those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under the system of the single Confucian classics， which made some families and regions relied on a single Confucian classic for a long time， resulting in some cultural phenomena， such as the circul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familial works on a single Confucian classic， the engrav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local works on a single Confucian classic，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lternative Confucian classics to weaken the local single Confucian classic.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significantly orientated publishing and reading activities， making the work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eriously squeeze the living space of works unrelated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onsequently， the latter were only circulated in the form of transcripts， and their academic value had been underestimated for a long time.

Keywords：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lassics， Shangshu， engraving， dissemination

（ 本文系國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尚书》经义文整理与研究”（22CZS03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