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兼具作家和出版家于一身的屠绅，在清代文言小说的出版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他着力发掘文言小说的立言价值，在作品的命名、语言、思想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虽以炫学逞才为目的，但客观上提升了文言小说的文学品位；另一方面，他十分注重文言小说的商品价值，主动参与到《琐蛣杂记》《蟫史》的出版之中，并通过改换评点、增添插图等努力扩大作品的社会影响。屠绅对文言小说价值的肯定、版式的革新、读者心理和审美习惯的把握等都为文言小说的出版步入繁荣阶段助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文言小说的出版与传播。

【关键词】屠绅 文言小说 刊印 创作与流播

屠绅作为清代文言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家，乾嘉间相继撰有《鹗亭诗话》、《琐蛣杂记》（又名《六合内外琐言》）、《蟫史》（又名《新野叟曝言》）等文言小说。只是受制于学界整体上重白话轻文言的研究风气，20世纪60年代以来，屠绅及其作品在较长时间内并未受到研究者们过多重视。这一现象在近二十年出现了很大改观，比如王进驹、许隽超等对屠绅生平事迹加以考订王进驹师撰有《屠绅宦滇时期交游事迹考述》（萧相恺等选编《夏敬渠与屠绅研究论文选萃》，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41—573页），许隽超撰有《〈蟫史〉作者屠绅佚诗九首考释——兼辨其若干生平事迹》（《文献》2012年第1期）、《屠绅三运京铜行程考——兼辨其抵寻甸州任的日期》（《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1期）、《屠绅涉李侍尧案考释》（《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等，對沈燮元《屠绅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进行了部分修订和补充。），王琼玲、詹颂、侯忠义、王进驹、赵春辉等对《蟫史》流传版本、文体特征、艺术手法、人物原型、历史地位进行辨析（详见王琼玲《清代四大才学小说》，（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1—326页；詹颂《乾嘉文言小说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140页；侯忠义《〈蟫史〉的历史贡献》，《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1期；王进驹《屠绅文言长篇小说〈蟫史〉的自况性》，萧相恺等选编《夏敬渠与屠绅研究论文选萃》，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87—501页；赵春辉《清代才学小说考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91—266页；等等。）；高洪钧、程毅中、萧相恺、王进驹等围绕《六合内外琐言》的名称与版本递变展开辩论（详见高洪钧《清代笔记小说二题》，《文教资料》2001年第3期；程毅中《关于〈六合内外琐言〉的校读》，《文教资料》2001年第5期；萧相恺《〈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叙考》，（台湾）《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2007年第2期；萧相恺《从乾隆五十六年到六十年屠绅的行踪看二十卷增订本〈琐蛣杂记〉为后人伪托之刻》，《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1期；王进驹《〈筐蛣杂记〉〈琐蛣杂记〉和〈六合内外琐言〉版本演变及作者考——兼与萧相恺先生商榷》，《文学遗产》（网络版）2009年第3期；等等。）；施媛、董瓈、王众、刘美澳、尹慧蓉等将屠绅及其作品研究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施媛《清代作家屠绅生平、著作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董瓈《屠绅及其〈六合内外琐言〉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众《屠绅〈蟫史〉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刘美澳《〈蟫史〉中的才学探析》（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尹慧蓉《屠绅〈六合内外琐言〉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可以说，作为文学家的屠绅已经得到学界较普遍认可并在清代文言小说林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该忽略，即屠绅在小说出版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态度比一般小说家都强烈，甚至可以说他有时候也扮演着文人型书坊主的角色。本文即从屠绅的作品流传入手，对作为出版者的屠绅进行解读，并试图揭示他在清代文言小说出版史上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一、屠绅小说的成书、流播特征

在清代文言小说的作家队伍中，梁恭辰、纪昀、王韬、王士禛、俞樾、屠绅等都属于高产者。但就作品特色而言，如果说王韬、纪昀、梁恭辰等所编撰之作在文体和风格上还前后相似的话，那么屠绅之作则基本呈现出迥乎不同的面貌。《鹗亭诗话》虽名为诗话，却与传统的各类“诗话”大相径庭，实是带有杂记性质的志怪小说；《琐蛣杂记》虽是受“聊斋”影响的志怪传奇小说集，却又与其他仿作不同，而是含有很深的寄兴意味；《蟫史》更是中国文言小说中罕见的长篇，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由此可见，屠绅对文言小说的态度绝不仅是游戏为之，更多情况下则将其作为心灵的寄托，和蒲松龄一样倾注着自己的一腔热血。通过对这三部小说的比较阅读，可以发现它们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首先，从创作目的上看，虽然三者并非同时同地，但除了以文会友、逞才炫学，都蕴含有一种深沉的寄托；其次，从作品命名上看，三者都与鸟兽虫鱼有关，即便“鹗亭”二字是因时因地而造成的偶然，但“筐蛣”“蟫”却多少都体现出作者的刻意为之（值得注意的是，《鹗亭诗话》首篇即是《鹗论》（撰人题“谢三锡雪岩”），这种编排应该有作者的深意在内，毕竟“鹗”字背后包含荐贤之意。而关于屠绅以“蟫史”和“璅蛣杂记”作为书名的解读，参见王琼玲《清代四大才学小说》第224—226页、董瓈《屠绅及其〈六合内外琐言〉研究》第32页。）；再次，从作品语言上看，《琐蛣杂记》《蟫史》的文字都佶屈聱牙、古奥幽深，连《鹗亭诗话》也“用笔诡谲逋峭”（金武祥《鹗亭诗话序》），在文白合流的大趋势下，它们都逆势而行，体现出一种浓郁的复古倾向；最后，这三者的正文或评点文字虽然都部分或全部托名他人，但实际上应该是出于屠绅之手（关于《鹗亭诗话》36篇作品出现15位作者，系为屠绅假托，金武祥、汪瑔等早在《序》（“而用笔诡谲逋峭，与《琐蛣杂记》相似，皆刺史一手所为也”）和《题词》（“各条虽分署作者姓名，词气则如出一手，貌渊奥而实平易，与笏岩叟所作颇复相类”）中便已经指出；而《蟫史》中“殳父先生”“雨谷道人”“云梯山人”等全是屠绅的假托，也基本得到学界公认；至于《琐蛣杂记》的托名，王进驹师所撰《〈筐蛣杂记〉〈琐蛣杂记〉和〈六合内外琐言〉版本演变及作者考——兼与萧相恺先生商榷》一文也有相应说明。）。这些共同之处正是屠绅小说的特色所在，具有区分他者的重要意义。

屠绅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同时，也亲自参与了作品的编辑与出版，因此下面先对三部小说的不同清代版本进行总结：

（1）《鹗亭诗话》一卷

嘉庆九年（1804）小停云馆刻师范辑《二余堂丛书》本

光绪十五年（1889）金武祥辑刻《粟香室丛书》本

光绪三十三年（1907）金武祥辑刻《江阴丛书》本

（2）《琐蛣杂记》

A.《筐蛣杂记》系统（十二卷本）

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

乾隆五十八年（1793）木活字排印本

清末维扬集贤堂刻本

B.《琐蛣杂记》系统（二十卷本）

乾隆六十年（1795）北京萃文堂刻本

C.《六合内外琐言》系统

嘉庆二年（1797）广州刻本

嘉庆初年无图本

嘉庆间《六合内外琐言图说》本

嘉庆间石渠阁刻本

光绪二年（1876）上海申报馆排印《申报馆丛书》本

宣统三年（1911）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3）《蟫史》二十卷

嘉庆间屠氏磊珂山房刊本

嘉庆间庭梅朱氏覆刻本

光绪中上海申报馆排印《申报馆丛书》本

宣统元年（1909）上海小说进步社石印本（题《新野叟曝言》）

就这三部小说的出版情况而言：首先，丛书在它们的传播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琐蛣杂记》和《蟫史》到了光绪间才有丛书本，但金武祥《粟香笔记》卷二（光绪七年刻本，第三叶b）有载“（屠绅）所著有《六合内外琐言》二十卷（署黍余裔孙编）、《蟫史》二十卷（署磊珂山人撰），近年上海以洋版印刷，流传颇广”。所谓洋版，即是指《申报馆丛书》本，由此可见，《琐蛣杂记》《蟫史》的晚清传播得力于《申报馆丛书》处不少。）（尤其是《鹗亭诗话》仅借丛书本而保存、流通），这与清代文言小说的流播方式是一致的；其次，它们在出版时间上主要集中在乾嘉和光宣（三部作品共存清代版本17种，其中乾嘉间10种，光宣间7种），而乾嘉和光宣正是清代文言小说刊印活动最为活跃的两个时期；再次，屠绅亲自参与了《琐蛣杂记》和《蟫史》的出版活动，尤其是《琐蛣杂记》，其不同系统间的递嬗都与屠绅的主观修订有关；最后，《琐蛣杂记》和《蟫史》的刊本都带有评点，早期刊本甚至附有插图，这在清代文言小说的出版中实不多见。屠绅积极主动的出版态度缩短了作品从创作到出版的时差，而他对作品内容、版刻形态的改动不仅体现出作者、编刻者“敝帚自珍”的态度，也进一步扩大了作品的流传范围。无论是文本特征还是版刻特征，屠绅小说都与其他清代文言小说不同，而这正得益于他兼具作者和编刻者的双重身份，正是在这双重身份的合力作用下，逐步实现小说的立言价值和商品价值。

二、屠绅小说出版的个人色彩

李渔在《十二楼·萃雅楼》的起首即写道：“市廛乃极俗之地，花卉有至雅之名，‘俗雅二字从来不得相兼，不想被卖花之人趁了这主肥钱，又享了这段清福，所以诗中的意思极赞羡他。生意之可羡者不止这一桩，还有两件贸易与他相似。那两件？书铺，香铺。这几种贸易合而言之，叫做‘俗中三雅。”（〔清〕李渔著，杜濬评，杜维沫校点：《十二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可见书商作为雅俗群体之间的折中，至少在部分文士那里获得了认可。褚人获、徐震、丁耀亢等清初才人都参与到作品的出版之中，与这种观念的变化便不无关系。文言小说作为一种面向小众的文化商品，比起白话小说来更容易在士林间获得认同，因此文人学者的参与度也就越高，屠绅对出版己作的热衷，本是时代发展的常态，但却以其鲜明的个人色彩在中国文言小说出版史上留下较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概言之，约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

1.频繁改动作品名称。这种改动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品书名的改动，二是作品篇名的改动。首先，如果说“新野叟曝言”取代“蟫史”在晚清流行本是小说进步社骗人把戏而非作者初衷的话，那么“琐蛣杂记”代替“筐蛣杂记”，“六合内外琐言”代替“琐蛣杂记”则全都与屠绅自己有关。在十二卷本的《筐蛣杂记》刻印之前，它便已在汪如洋、师范等朋友间传阅，刻成之后又为赵怀玉、王复、徐书受、洪亮吉等所周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多称《筐蛣杂记》，后者才称《琐蛣杂记》（或《璅蛣杂记》），而将十二卷本和二十卷本的书影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在用字上的确有“筐”和“琐”之别。虽然就字义而言，“琐蛣”与“筐蛣”并无不同，但由“筐”向“琐”的改动仍然能体现出一种文人心态的细微差异。十二卷本中，屠绅选用“筐”字，固然是为了标新立异，但也与他典奥的语言追求有关。而“琐”字和“筐”字相比，除了在遣词上较为常见且具备“筐蛣”之意（表象故事背后蕴含着深远的寄托）外，“琐”亦有细碎、卑微之感，左迁广州之后，以“蟫史”（“蟫”即蠹虫、衣虫，多生活在衣箱、书箱深处。以“蟫史”二字作为书名，明代已经出现（穆希文撰有《蟫史》，以介绍、汇集鸟兽虫鱼为主），除此之外，李渔也将其和书商联系起来，他在《十二楼》之《萃雅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106页）中曾言“开这些铺面的人，前世都有些因果；只因是些飞虫走兽托生，所以如此，不是偶然学就的营业。是那些飞虫走兽？开花铺者，乃蜜蜂化身；开书铺者，乃蠹鱼转世”。屠绅对作品的编辑和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文人型书坊主的气息，不知道其“蟫史”之名是否受到明人和李渔的启示，或者干脆就是受李渔之论影响后的自嘲。）命名新作亦是这种心态的再现。同样是在广州任内，屠绅又将“琐蛣杂记”改成“六合内外璅言”（“六合内外璅言”是序言上的题署，版权页上题“志异绣像”）。“志异绣像”四字在点明文本特色的同时，也将作品和《聊斋志异》联系起来，这种题署固然有广告之嫌，但同时也意味着文本有对“孤愤”“寄托”精神的肯定与继承。“六合内外”语出《庄子·齐物论》，代指天地四方；而和此前的“琐”字相比，这里的“璅”字在语意上更为丰富。一方面，“璅”通“琐”，“璅言”即是对“琐蛣杂记”较为精准的概括；另一方面，“璅”之本义又为美玉，“璅言”未必没有自重作品之意。以“璅言”命名的作品在中國古代并非罕见，明有于慎行《璅言》、苏佑《逌旃璅言》、王兆云《白醉璅言》、董其昌《论画璅言》，清有祝垚之《涉猎璅言》、吴清瑞《赓鱼璅言》、易本烺《识字璅言》等，命名对象涵盖了各类书籍，屠绅的命名有没有本意之外的他意，似乎并不能轻易否定。屠绅作品的命名，在字词选择上从“筐”到“琐”再到“璅”，每一次更名虽然都沿袭了“筐”字之意，但同时也延伸出新意，“细碎之语”逐渐在命名上显露出来。“六合内外璅言”的命名体现出“丛残小语”的说部特征，更易为大众所接受，对于朋友圈层之外阅读群体的扩大大有裨益，屠绅的改名有明显的商业意图在内。其次，在《琐蛣杂记》向《六合内外琐言》递嬗的过程中，屠绅也对160余篇的篇名进行了重拟（同时伴随有篇目顺序的调整）。《琐蛣杂记》的篇名“清楚将故事高潮处点出，皆已直指故事之核心”，而《六合内外琐言》则“皆以书中已有之字句为题，而不另作新词”（董瓈：《屠绅及其〈六合内外琐言〉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9页。），这种变化或许可以看作屠绅对文言小说故事命名传统的回归，与“六合内外琐言”的书名相照应。不过，这种命名法还有一个我们不该忽略的益处，那就是向读者传递出了故事信息，“黑蚌中女子”“五色虬”“和尚妻”“盗渠文士服”等带有新奇色彩的篇名，更足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能否吸引读者的阅读，可能也是屠绅修订作品时所不得不考虑之事，毕竟在小说出版史上，一书多名现象的出现，往往伴有商业因素的刺激，屠绅对书名和篇名的修改，自然也绝不会与之完全无关。

2.大肆托名他人评点。《琐蛣杂记》《蟫史》都有评点，这在文言小说中本身便是少见之事。更值得注意的是，《蟫史》每卷后所附的“某某诠曰”甚至连同各卷回目直接出现在目录页中，打破了以往的刊印惯例，且二十卷的署名无一相同，体现出较为精心的编排和设计。而《琐蛣杂记》各系统本中，无论是《筐蛣杂记》（102篇）还是《增订琐蛣杂记》（164篇）、《六合内外琐言》（165篇），每篇正文之后亦都附有他人的评论。且这些评论的署名，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基本每篇作品之末所附的评点者都不相同，这与清代文言小说单部作品每每出现贯穿前后的评点者之常例不符；第二，虽然《增订琐蛣杂记》是对《筐蛣杂记》的增补，《六合内外琐言》是在《增订琐蛣杂记》基础上的修订，但除了新增篇目的评点者很少与旧有重复，即便是同一篇目，其评点者乃至部分评点内容也常常更新；第三，各篇作品篇末所署的评点者多为屠绅的亲朋好友，只是许多并非生活在一地。关于《蟫史》《琐蛣杂记》中的评点者多系屠绅假托这点，王琼玲、王进驹先生等早就指出过。只是仍有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屠绅何以不惮其烦地改换评点者的题署？又为何不效仿《聊斋志异》等多数文言小说，直接标以自己的名号？首先，我们要肯定这样一个事实，也即屠绅的个别好友的确评论了部分文本故事。这从作品流传前后屠绅经常会晤师友索序索跋、《琐蛣杂记》在朋友唱和中被多次提及似可推知。在《琐蛣杂记》和《六合内外琐言》中，那些没有被更换的评点者评点，便很有可能出自该友人之手。其次，评点者既是读者群体的一员，也成为广义“文本”概念下的作者。作为读者，他对其他读者的阅读具有引导和暗示作用，评点者的人数越多，这种作用就越明显，屠绅正是看到了这点才会在后来的增订篇目大肆假托；作为作者，他很好地解析了故事背后的寓意、传达出编创者的思想，对读者理解文本大有帮助，屠绅的假托评点实是借他人之口来实现“夫子自道”（这从评点内容重思想而轻艺术即可得知）。

3.较早增加刻本插图。为小说文本配置插图本是元明清时期的常态，但在文言小说刻本中，插图却并不常见。有插图的清代文言小说多数都出现在晚清，此前仅有《女才子传》《虞初新志》《琐蛣杂记》《蟫史》等寥寥数种而已。且《虞初新志》的插图是为了形象说明文中器宇，而《女才子传》又非传统的文言小说体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嘉庆二年（1797）在广州刻印的《六合内外琐言》才是清代最早的插圖本文言小说，屠绅在为清代文言小说增添插图方面实开风气之先。《六合内外琐言》的插图本共有两种，一种是每卷插图分别放在各卷正文前、目录后（《志异绣像》），另一种则是将所有插图都集中放置在卷首序言后、目录前（《六合内外琐言图说》）。虽然两个版本的插图位置存有不同，但在编排上都是图文各自编页，可见插图和正文本是分别刊行，后来装订时才合在一起的。《蟫史》的插图位置与《六合内外琐言图说》相似，这不禁让人怀疑《六合内外琐言图说》对插图位置的调整与《蟫史》插图位置的设计是否有关，若果如此，那么它的刊印时间便应该在嘉庆五年（1800）前后。就两部作品的插图而言，具有一些明显的共性特征：第一，在插图版式的选择上，两者都采用双面连环式；第二，两部作品都插入了与正文无关的单页插图4幅，且分别置于图册上下卷的卷首、卷尾；第三，两部作品在单页插图上都留下了制图者的信息。这些共同之处，体现出屠绅的喜好，毕竟同一个出版者在插图的选择上往往都有自己钟情的版式。当然，由于文体的差异，两部作品分别选用了故事图和人物绣像，不过这并不妨碍两部作品插图的精美，它们已成了清代文言小说出版市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此外，如果我们追溯两部作品插图产生的源泉，《蟫史》固然还有可能是受到《西游记》《女仙外史》等类似题材的通俗小说影响，但《六合内外琐言》却完全出自屠绅自己的创见。将这种创见和“志异绣像”的书名联系起来，便不难发现屠绅创新背后的内在驱动力，在这点上他和李渔、烟水散人等革新插图版式并无二致。

4.刻本中附有作者和出版者小像。关于小说刻本所附的人物影像，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所附为文本作者的影像；第二，所附为出版者的影像；第三，所附为小说中心人物的影像。其中，小说人物的影像最早似可以追溯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清江堂刊本）卷前所附的岳飞画像，万历以后在《包龙图判百家公案》《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新镌批评出像韩湘子》等中才逐渐流行起来，及至清代，人物绣像更成了小说插图的主要内容。而在刻本中附有作者影像，至晚在明代已经出现，万历间余象斗所编的《海篇正宗》《诗林正宗》《万锦情林》等书前已经附有他本人的影图，清代以来此风渐长，如通俗小说《续金瓶梅》（顺治间“传藏本”）中附有丁耀亢的画像、《瑶华传》（嘉庆涛音书屋刊本）中附有丁秉仁的画像，日用类书《家宝全集》（乾隆四年本衙刊本）卷前有石成金小像，嘉庆二十四年（1545）欧阳衡编刻《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前有欧阳修画像等，各类体裁均有涉及。作为单纯的出版者而将自己的影像刻印在书前，据张秀民先生考证，最早似出现在弘治九年（1496）建阳余氏所刻的《周易传义大全》中（卷前有余氏双桂堂主人像）（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页。），而出版者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小像印在所刻图书上，既与书商地位的提升有关，也是一种版权意识的彰显。在这三类人物影像中，出版者和作者有时又合二为一，这种小说刊印中少见的情形，明有余象斗，清有屠绅。在《蟫史》插图中，首页即为题名“磊珂山房主人”的小像（图如下）：

图中人物神态自然，坐在修竹叶下的山石上纳凉，双目凹深，唇上和颌下留有浓密的胡须（说明是晚年状态）；左手持芭蕉扇（说明是夏季），右手搭放在右膝上；右腿蜷缩，右脚放在一块表面光滑的石头上，左脚自然前伸。《蟫史》本为屠绅晚年之作，图中所绘人物及其状态与《蟫史》的创作时间吻合，很有可能是出于刊刻时新绘。而刊印时有意将自己的画像附在文本之中，除了对著作权进行宣示外，也试图传递出一种人生态度（毕竟所附画像为生活场景），这与文本中桑蜎生功成身退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除了这幅插图以外，《蟫史》中还有三幅人物画像，画像左侧分别题有“虞山卫峻天制”“秦川恺仙氏写”和“姑苏遇清氏制”。由题署我们知道《蟫史》插图的制板者分别是江苏常熟和江苏南京人，与屠绅的家乡距离较近，由于屠绅嘉庆二年（1797）曾丁母忧，所以似乎可以确定《蟫史》是在江苏刻印的。但这三幅画像究竟是谁？是制板者和绘图者还是屠绅本人？从人物面相上来看，他们之间并无相似且与“磊珂山房主人”也不相像，因此可以排除画中人为屠绅的可能；但在有限的信息内，并无法判断画像左侧的题署与画中人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画像和题署一一对应的话，那么《蟫史》的插图将创造中国小说插图史上的“奇迹”，毕竟留下刻工名字的作品不少，但留下肖像的却绝无仅有。

屠绅小说在出版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与屠绅对出版的热衷密不可分，在创作上是追求逞学炫才的作者，化身出版者后也喜欢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的背后是小说文体意识的推尊和商品价值的凸显，这本是时代影响下的产物又反作用于时代，使文言小说在乾嘉之际绽放出新的生命力。

三、屠绅小说出版的独特意义

屠绅作为清代文言小说作者群体中的一员，诗文成就不如王士禛、袁枚，学术影响敌不过纪昀、俞樾，虽然创作了三部文言小说，但其评价却远远落后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琐蛣杂记》虽有谭献词笔高于《夜雨秋灯录》之论（谭献在《复堂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2页）中曾记有：“（光绪五年五月十三日）阅宣瘦梅《夜雨秋灯录》八卷。尚有《拾遗记》等遗意，词笔秾丽，在《琐蛣杂记》下、《里乘》之上矣。”），却又有鲁迅“故作奇崛奥衍之辞……而意浅薄”（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50页。）之讥；黄人虽赞扬《蟫史》为“小说界之富于特别思想者，除《西游补》外，无能逮者”，却又指出其失在“好用词藻，及侈陈五行僠祥，而乏真情逸志”（黄人：《小说小话》，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汇编》（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4页。），鲁迅更是以批评为主，谓其“虽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也”（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因此，无论是从作者所带来的影响还是从作品所带来的影响看，屠绅在清代文言小说作家中都不突出，唯其如是，他才具有较为普遍的代表性。不过屠绅与其他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时又以一个积极出版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视野，他对自己作品的编辑与修订，他在作品出版过程中所采用的具有广告意义的手段，又都使他成为清代文言小说作家中的佼佼者，具有独特意义。这种独特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作者，他积极地推动作品的出版与流播，使小说最大可能地发挥其社会影响。清代文言小说作家，本身又参与到作品出版之中的虽然并不少见，但却少有人努力打破创作与出版、流通之间的壁垒，为文言小说价值的最终实现创造条件。无论是前引师范“时出示琐蛣记”（《广通署谒笏岩师即席赋呈》）、王复“笏岩出示新刻《杂记》”（《笏岩自都门返滇，相遇大梁，邀集尚之寓斋，分韵得七阳二首》）、徐书受“时君以《琐蛣杂记》见贻”（《笏岩刺史自京还滇，偕秋塍癯仙留斋小饮，予分韵得六鱼二首》）等人的诗注，还是屠绅主动向王雨谷、吴锡麒等人索序，都体现出屠绅作品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不管作品刻印与否，屠绅都主动向师友推送它、宣传它，而不是束之高阁、藏之深山。这种态度本是建立在对文言小说立言价值的肯定之上，是文体推尊的一个表现，反过来也有助于文言小说作者借小说的广泛流通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其自身价值。

第二，作为出版者，他以阅读对象的审美趣味为导向，对作品的版本形态进行了革新。无论是改头换面的编辑旧本，还是不遗余力地推出新作，屠绅小说都在短期内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这从乾嘉三十年间三种作品至少刊印九次即可得知）。从活字本到木刻本，从初刻本到增订本，从无图本到有图本，这其中固然不乏标新立异的因素在内，但至少他已经将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追求考虑在内，从作者本位逐步过渡到读者本位，这是实现作品价值最大化的必经之路。

第三，他把文言小说及其传播当作名山事业来经营，实现了小说立言价值和商品价值的统一。屠绅继承了蒲松龄在小说中有所寄托的思想，对汤显祖也频频致意，小说在他那里不再是九流之绪的闲笔，而成了才情和志趣的体现。三部文言小说虽然体式不同，但背后的精神却一脉贯注，既有沉沦抑郁的不甘、建功立业的渴慕，也有自由精神的向往、超越物我的追求；小说成了屠绅表情达意的载体，取得了正统文学的地位。此外，他也看到了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在保持文本特色的同时积极迎合阅读市场，所出刊本版刻精美、质量上乘，通过小说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士林学子进行交流，以期达到“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屠绅身兼文言小说作者与出版者于一身，他对文言小说创作、出版所体现出来的热衷，使其作品在文本特征和版刻特征上都显得与众不同。作为乾嘉之际的文言小说作者，他以文言小说的创作为手段，把炫才的目的发挥到极致，无论是佶屈聱牙的语言风格还是对文言小说体式的创新，他都成功跻身特色作家的行列。而他在文言小说出版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有益尝试，比如频繁修订作品、增加文本插图、刻印个人小像等，对其他作家都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可惜未能得到他人呼应，使得屠绅的小说出版活动在當时仅是昙花一现。这种昙花一现，说明了乾嘉之际虽然迎来了小说出版的热潮，但在创作理念和情感态度上时人并未曾有更多进步，对小说地位的重新审视仍然要到晚清才得以实现。但不管怎样，他对文言小说价值的肯定、对读者阅读心理和审美习惯的把握等都为文言小说的出版步入繁荣阶段助力，也对后世文言小说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杜治伟，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

The Publishing Activities and Significance of Tu Shens Novels

Du Zhiwei

Abstract：As both a writer and a publisher， Tu Sh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ublish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in the Qing Dynasty. On one hand， he made great efforts to realize the cultural value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His works were highly distinctive in personal features， regarding the title， the writing style， and the messages conveyed. Although it was for the purpose of showing off his talent， it did result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terary taste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On the other hand， h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classical novels. H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ublication of Suo Jie Miscellanies and Yin Shi， and tried to increase their social influence by modifying the commentaries and adding illustrations. Tu Shens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his innovation of the layout， and his capture of the readers mindset and aesthetic habits helped the publish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step into prosperity， and also influenced the publish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in later gener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Tu Shen，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publishing，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清代书坊与文言小说研究”（SK2021A0051）系列成果之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文言小说的出版与传播研究”（22CZW03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