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

□ 白人朴

毛泽东关于中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和推进作用，至今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代农机人重新学习和深刻领会毛泽东关于中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观点，对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早在1937 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哲学高度，用唯物辩证法中最根本的矛盾法则，在谈到“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时，举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又指出，“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这些观点论述，至今仍是指导和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毛泽东不仅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视社会实践，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人们“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是人类认识运动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总是站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将上述观点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应用和发展。

1954 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注：1954 年我国总人口6.0266 亿）。可见，农业机械化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目标的重要内容提出来的，农业机械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社会主义化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

1955 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只有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两种革命结合在一起，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的著名观点。他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还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相互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面，减弱另一面”。他进一步强调说，“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如今，社会发展已进入新时代，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不断以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的新方式结合进行，向着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把“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作为处理全局与局部关系的重要原则。他从来没有孤立地、片面地谈农业机械化问题，在谈到农业机械化时，总是与国家发展总目标、总任务联系起来。毛泽东还特别注意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包括各阶段的区别、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1957 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重要讲话。他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此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可以看出，这与1937 年在《矛盾论》中说的“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是思路相通、理论用于实践的。1957 年10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说，“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农业机械化正式列为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内容。在中共中央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并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拟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机械化方案。用现代新词汇来说，就是要加强农业机械化顶层设计。

1958 年8 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说，“公社化了，机械化要跟上”，再次明示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要结合在一起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系统思想，人们尊称为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系统地概括了农业增产措施的各个方面，使人们有一个全面的总体认识，因而能从农业生产总体及各种措施的相互联系上，综合运用农业技术措施、农业工程措施、农业管理措施相结合的方法，用系统思想来全面指导农业生产发展。这就摒弃了用孤立地、片面地、只从部门角度看问题，各管各的或只强调单一技术，而不注意全面地看问题或不注意各项措施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推进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去指导农业生产，意义是很大的。“八字宪法”中的“工”，狭义可以理解为是指农业生产工具。进一步联系1955 年毛泽东论述的“我们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要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的观点；广义可理解为“工”是指包括农业机械化在内的农业工程措施，由传统手工工具生产到机器生产的革命。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展和农业发展纲要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劳动力由剩余变为不足。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新情况新问题，对此作了深刻分析，他说，“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现在重温这些论述，联系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当今实际，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看问题多么透彻，多么深远，多么有预见性和指导性。当时在使用手工工具和畜力农具进行生产的情况下，由于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是有限的，手工生产愈来愈满足不了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发展的要求，农村劳动力不足问题越来越突出。1958 年7 至11 月，《人民日报》连续在5 篇社论中，都谈到农村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不足。根据北方9 省估算，一般都差一半左右的劳动力，有的甚至缺少2/3。在抢收抢种双抢农忙季节更为严重。社论指出，单靠加班加点和增加劳动强度，已经不能解决劳动力紧张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农具改革，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最重大最紧迫的任务。以上情况用经济学语言说，是农业在人力手工工具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扩大受到劳动力不足的严重制约，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进行技术革命，推进和实现农业机械化。

1958 年12 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在农业战线上，我们的远大目标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1959 年4 月，党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指出，“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根本途径，是技术革命，实行工具改革，半机械化和机械化”。1959 年4 月29 日，毛 泽 东 在《党内通讯》中作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重要指示。为加强对农业机械化领导，同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提议成立农业机械部。1959 年9 月，农业机械部正式成立。10 月，毛泽东在给新华社的一个批示中写道，“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从一年中毛泽东一系列的指示、提议和批示中，我们可以领会到毛泽东对农业机械化关切、重视的程度，大力推进的举措和深切期望的心情。把用机械装备农业作为农业综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这是农业机械化的起点，是农业大发展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指明用机器进行农业生产，实行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是目的，是方向，是过程；把成立农业机械部作为推进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组织保障，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可见重视程度之高，推进落实心情之迫切。

毛泽东看问题比我们认识的更深刻。1959 年11 月以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注：社会主义部分）中写道，“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在革命的新阶段中解决工农业矛盾，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方针，是在经济工作中，保证实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基本环节”。又写道，“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是建立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到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从1937 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的论述，到1959 年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写了“工农联盟要进到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的读书笔记，可以证明，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思想理论功底非常深厚，是前后贯通的，又不断在实践检验中丰富和发展。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作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不是一时激情的产物，是在深思熟虑后，把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后作出的科学论断；是我国进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重心转移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新时期，农村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新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发出的带有根本性、战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重要指示。1962 年，毛泽东主持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有这样一段话：“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使我国的集体农业在技术上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是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引路人。他的农业机械化思想观点、理论功底非常深厚，领导实践方向明确，决心坚定，举措有力，从不动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至今已有70多年历史。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国土辽阔、条件复杂、地区差异大、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推进实现农业机械化，任务非常艰巨，难度是很大的。尤其在开创初期，认识不一致，争议也很大。在毛泽东坚强领导下，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来之不易的巨大成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远见卓识和大力推进，对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将永垂史册。在新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已从初级阶段跨越到中级阶段后期，正努力向高级阶段过渡。据统计，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已超过10 亿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超过70%，在农业生产中机械化生产方式已超过传统手工工具生产方式而居于主导地位。

70 多年来，农业机械化发展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有挫折教训；有快速发展时期，也经历过停滞和倒退。一代又一代农机人不懈努力，克服困难，历经坎坷，顽强拼搏，在艰辛奋斗中不断推进农业机械化向前发展，为我国解决温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业机械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农机化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回顾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实践，重新学习领会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观点，可以得出“三个必须坚持”的宝贵启示。

一是必须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来分析社会经济矛盾运动，充分认识和肯定农业机械化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这是指导农业机械化健康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中，一贯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矛盾运动变化，找出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法。他多次从不同维度充分肯定农业机械化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农业机械化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工农矛盾的方法；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只有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结合，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用机器装备农业，是农业综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农业机械化是新阶段工农联盟的基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等方法论、大事论、结合论、条件论、基础论、出路论一系列论述，都是用唯物辩证法在不同时期有针对性地肯定了农业机械化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思想是一贯的，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其根本要义与马克思“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是一脉相承的。在生产中用机器代替人力手工工具，机械化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经验成规，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革命用机器代替手工工具，拉大了与农业的差距。要缩小工农差距，农业生产也必须进行用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农业机械化是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缩小工农差距、巩固工农联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方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就是大幅度提高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天。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生产出大大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粮食，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全面大发展（见附表1），证明了马克思的科学论断。据已公布的统计资料计算，20 世纪50—70 年代，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第一产业劳均生产粮食长期在1000 公斤以下，粮食总产量长期在2 亿吨以下，到70 年代末才达到3 亿吨以上，全国人均粮食长期在300 公斤以下，不得不实行粮票制来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供给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改革开放后，农民积极性提高，粮食生产有所增长，但以人力、手工工具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有限的。2004 年，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只有34.3%，第一产业劳均生产粮食1348 公斤，全国人均粮食361 公斤。《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公布施行后，农业机械化水平快速提高，农业机械化发展从初级阶段跃升到中级阶段，粮食总产量也快速增长到5 亿吨、6 亿吨、6.5 亿吨以上，第一产业劳均生产粮食连续跨过2000 公斤、3000 公斤、4000 公斤几大台阶。2008年后，全国人均粮食一直稳定提高到400 公斤以上，2012 年后稳定提高到450 公斤以上，如今已达480 多公斤。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粮食生产多了，就能保证和满足社会需求，粮票制取消了；生孩子也放开了，只准生一个的限制取消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了。大大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粮食生产能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支持和保障了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和整个国民经济大发展。从2004 年到2022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41.8%提升到65.2%，也就是说，发生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历史性巨变，中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演变；我国人均GDP 由1509 美元提升到12741美元，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前列。实践证明，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撑。

附表1 农业机械化、第一产业劳均生产粮食及相关资料

二是必须坚持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相结合，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决不可以只强调一面而减弱另一面的指导思想，在新时期深化改革与科技创新实践中，遵循规律，实事求是，探索和开拓出凝聚中国智慧、符合国情的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这是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健康发展的实践支撑。

农业机械化社会实践的正常运行有三个要素：需要（有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可能（具备发展条件）、合算（要讲求经济社会效益。有效益才有积极性，才有内生动力，才能激发市场活力）。我国几十年农业机械化发展实践证明，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业机械化有迫切巨大的需求；农民、企业、政府合力，基本具备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条件；关键是效益问题，只有注重效益、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发展就快就好；不注重效益、不尊重技术经济规律时，发展就受挫。农民有经营农机的自主权，政府加强服务、引导、扶持时，发展就快就好；农民无经营农机的自主权，政府作为不力时，发展就不顺。毛泽东曾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期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他在指导农业机械化的实践中，也曾有过对农业机械化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必须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认识不够，出现过急于求成、行政推行、提出一些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度和目标未能按期实现、欲速则不达的失误。在实事求是的路线下得到纠正，农业机械化又有了新发展。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很珍贵，我们必须铭记，引以为鉴。

进入新时代，迈上新征程，在农业机械化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进军，由种植业向养殖业、畜牧业进军，由平原向丘陵山区进军，农机产品由低端向中高端进军，整体向全面化、信息化、智能化进军中征程，面对更艰巨更复杂的历史任务，更要坚持深化改革和科技创新两种革命结合推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解决好农业机械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农业机械化的新需求，开创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强农兴农的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农业机械化的新贡献！

三是必须坚持加强法治建设，使农业机械化在有法可依、依法促进、依法行政的法治轨道上安全、有效、加速运行，这是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最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70 多年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的经验和教训发人深省。在《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施行前的54 年，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主要靠行政推动，54 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仅有34.3%，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年均增长只有0.6 个百分点，发展速度缓慢。2004 年公布施行《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以来，农业机械化发展走上了法治轨道，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至2022 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72.8%，18 年增幅比前54年翻了一翻多，年均提高2 个百分点以上，为前54 年年均增速的3.5 倍，2007 年已从农业机械化发展初级阶段跨入中级阶段，如今已处于中级阶段后期，正向高级阶段过渡。大家都知道，深化改革后农业机械部已撤销了。实践证明，法治推进比行政手段推动效果更好。这是由于法治推进规范性、引领性、权威性比行政手段推动更强、更有力。体现党的主张与人民意愿相统一的法律规定，目的性强，调整范围明确，行为规范，引导支持措施有力，强大的正能量深得民心，深受民众拥护，更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取得农民、企业、党政三满意的施行效果。因此，在新时期必须坚持加强法治建设，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取得更好的法治效果，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