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平

1957年4月6日，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与部分电影女演员合影

在新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通过评奖褒扬先进鼓励优秀，对促进电影艺术繁荣，起了引领和助力作用。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电影领导管理范式，得以生成并卓有成效运行，与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与指导，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留下了令人注目的实践。

运用奖励促进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各项建设百废待兴。政务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百忙之中十分关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对电影工作尤为重视。1950年3月17日，在主持政务院第24次政务会议讨论《关于文教工作计划要点的报告》时，他指出：电影片子不能太求精了，我们不提倡粗制滥造，但像现在那样，一个片子讨论来讨论去，花的时间很长，太不企业化。市场上坏片子很多，需要我们多制些片子把它挤出去。我们现在的片子比起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片子来，要好得多了。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文化部电影局采取多种举措，包括实行企业化管理，加大以“工农兵”为主的影片的摄制力度，尽快改变文化战线进步影片还处于劣势的状况。其中之一就是鉴于各电影制片厂各项核算制度与定额标准等尚未健全和统一，特于当年8月颁发专门制定的《1950年暂行生产奖励办法》，规定对各厂完成本年生产任务者，发给全厂荣誉奖，超额完成任何片种一部者，全厂员工发超额奖金。这对调动电影系统创作生产积极性，确保摄制发行任务完成发挥了作用。

以此为基础，电影奖励发展成为固定机制。经电影局拟定，文化部修改批准，并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审核备案，于1952年8月正式出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各种影片奖励暂行办法》，规定电影局所属各制片厂每年度摄制的各种影片，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有特殊成績，对广大群众有深刻教育意义者，均给以奖励。奖励分影片奖励与个人奖励，奖励方式分奖状与奖金两种。

与之相应，社会性电影评选活动兴起。首开先河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于上海的《大众电影》。该刊于创刊伊始举办“读者评选1950年中外影片”活动，1951年3月揭晓，获得前10名的国产新片为：《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赵一曼》《中华女儿》《思想问题》《腐蚀》《人民的巨掌》《卫国保家》《武训传》《我这一辈子》。之后，杂志因受批判《武训传》波及停刊整改，迁京与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所办的《新电影》合并，成立新的大众电影杂志社，这一评选活动未再延续。

1956年，在繁荣艺术和发展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带动下，社会评选电影活动重现。由党报《北京日报》牵头，与《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共同举办“1956年观众最喜欢的电影演员和影片”评选，演员白杨、张良、李景波、吴楚帆、郭振清，影片《董存瑞》《春·秋》《为了和平》《平原游击队》《祝福》分别当选。此后，该报又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推选“1957年最受欢迎的10部国产影片”，故事片《上甘岭》《母亲》《宋景诗》《平原游击队》《新寡》，戏曲片《宋士杰》《李二嫂改嫁》，纪录片《在长征的道路上》《五月的节日》，美术片《骄傲的将军》当选；与《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推选“1958年观众最喜爱的国产影片”，故事片《党的女儿》《永不消逝的电波》《铁窗烈火》《女篮5号》《海魂》，纪录片《英雄赞》《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领袖和我们同劳动》《严惩蒋贼军》，科教片《人造卫星上了天》，艺术性纪录片《黄宝妹》当选。

与此同时，根据政务院讨论的电影工作计划，周恩来提出的“电影对宣传政策、教育人民作用很大，电影是文化部门首要的工作，今后应给予很大的注意”，以及“解决剧本问题主要是靠编剧自己”的要求，陈云提出“编剧人员太少，只有十几个人是不行的”，“出路要靠外稿，出点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写出剧本，应该多多地给稿费，写得不成功，也要给点钱，这是一种鼓励意思”。针对最薄弱的电影编剧环节，文化部面向社会，与中国作家协会联手，广泛组织发动电影剧本创作。1956年3月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通过了《关于加强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决议》，文化部和中国作协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电影文学剧本征稿和评奖，鼓励和吸引广大作家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征求电影文学剧本启事》中，对应征电影文学剧本选材提出要求，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生活；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三、中国历史与民间传说；四、改编我国古典与现代文学名著，要求“能够创造出我国现代人的真实和鲜明的形象。以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为题材的电影剧本，亦要求能够符合历史的观点，创造中国人民真实的鲜明的形象”，“只限于故事片，但不拘任何体裁”。征稿日期为1956年3月至1957年3月。入选者分别给予奖金，一等奖每名奖金8000元，二等奖每名奖金5000元，三等奖每名奖金3000元，得奖名额不限。凡获奖的电影文学剧本，由各制片厂拍摄另付稿酬。未得奖剧本如基础较好，由各电影制片厂加以修改后可供拍摄者，付给稿费。

此举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与踊跃参与，应征作者包括专业作家、机关干部、工人、农民、教员、学生、解放军与志愿军的指战员以及其他阶层人员。剧本题材极为广泛，创作态度也很严肃，很多作者在交出应征稿后，又不断寄来补充修改内容。评奖委员会对评选工作极为认真负责，抽调各电影制片厂专业编辑20余人协助工作，初步推荐出100余部应征稿参加复选。为慎重起见，又抽调一批人员对落选剧本进行大规模复查工作。中国作协主席茅盾任主任委员，聘请夏衍、田汉、老舍、曹禺、蔡楚生、陈荒煤等18人组成评奖委员会，认真评选后作出决定：一、为了更好地鼓励作家及业余文艺工作者参加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工作，电影专业编剧剧本不参与评奖；二、为了鼓励初次写作电影剧本的作者，特选出若干剧本，增设一项鼓励奖；三、评奖按应征文学剧本评选，而不根据影片，因有些剧本摄制成影片时经过修改，有修改较好的，也有修改不好的；四、得奖剧本无一、二等奖，三等奖7个：《林则徐》（吕宕、叶元）、《海魂》（沈默君、黄宗江）、《最后一个冬天》（陆柱国、毛烽）、《徐秋影案件》（丛深、李赤）、《五更寒》（史超）、《凤凰之歌》（鲁彦周）、《郑成功》（华而实），鼓励奖剧本：《神鬼人》（辛禾、木林）、《航海途中》（金世源）、《野营情歌》（李弘奎）、《兄妹行》（王敏）、《荒原狂想曲》（张时鲁）。

政府隆重表彰

内外结合电影的评奖活动蓬勃开展，极大促进了电影创作和生产的繁荣，新中国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电影评奖由是而至。文化部于1957年组织进行了“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选”。年初专门发出通知：凡在1949年10月1日（新闻纪录片自1946年起）至1955年12月底上映过的各种国产片，即各国营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公私合营厂、私营厂（包括香港在内）出品的影片，符合得奖条件者均可得奖。此次评奖除对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进行评奖外，还对译制片、“新闻简报”、“科学与技术”等片种的优秀翻译、编辑、导演、演员、摄影师、录音师、解说员等进行评奖，但对该影片不进行评奖。影片获奖后，将按获奖等级授予出品厂以不同的荣誉奖和奖状、奖品等，对影片质量确有显著贡献的主要创作人员（编剧、导演、主要演员、摄影师等）也將分别给以奖章、奖金。

评选工作于4月初结束，4月11日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举行隆重授奖大会。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相关人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电影工作者1500人出席。会上宣布了获奖影片和获奖的电影工作者名单。

《钢铁战士》《中华女儿》《新儿女英雄传》等16部电影分获故事片一、二、三等奖；《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秦香莲》3部电影分获舞台艺术片一、二、三等奖；由私营、公私合营制片公司摄制的故事片《乌鸦与麻雀》《我这一辈子》获得二等奖，《两家春》获得三等奖；香港摄制的故事片《珠江泪》《绝代佳人》《一板之隔》《一年之计》《春》获得荣誉奖。优秀影片获奖人员共364名。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将奖状、奖章分别发给获奖影片和获奖电影工作者的代表。优秀影片奖章按得奖影片等级，授予对该片质量有显著贡献的主要创作人员，一、二、三等奖奖章分别为金、银、古铜色，绶带均为红色。优秀影片奖荣誉奖章授予被评得奖的香港影片的主要创作人员，奖章为金色，绶带为红色。

优秀影片获奖者代表，连同其间出席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成立大会的代表，以及出席全国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于4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堪为此次盛大评奖插曲与余波的，是对《乌鸦与麻雀》获奖等级的修正。周恩来得知获奖结果后，对评为故事片一等奖的4部影片均出自国营制片厂，二等奖中方有私营制片公司摄制的《乌鸦与麻雀》《我这一辈子》，提出质疑：“为什么《乌鸦与麻雀》不能获得一等奖呢？”经过问询了解到，是有评委看不起出品该片的昆仑影业公司，说它是私营企业；还有人认为此片解放前就开拍了，不完全符合参评的时限。周恩来对此表态：“对任何事物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为什么不看到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的呢？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高压下，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拍出这么好的揭露蒋家王朝末日的电影，怎么只能是二等奖？我认为完全应该授予一等奖！”

事实确是如此。昆仑影业公司是由联华影艺社和原昆仑影业公司于1947年5月合并成立的。前者乃抗战胜利后，根据周恩来、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和部署，搞一家“民营”电影公司作为党在国统区的文艺阵地，由阳翰笙、司徒慧敏、徐韬、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孟君谋等，以战前“联华影片公司”同人名义，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夺回被强占的原“联华”产业，并击败吞并破坏阴谋组织起来的；后者是由一直支持抗战爱国影剧、倾向进步的电影资本家夏云瑚、蔡叔厚、任宗德创办的，其中蔡叔厚是共产党员，二者合并后仍以昆仑影业公司为名，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电影基地。电影界进步精英会集于此，创作拍摄了一批优秀或比较优秀的影片，《乌鸦与麻雀》是其中一部代表作。面对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蒋家王朝行将崩溃，留守昆仑影业公司的沈浮、王林谷、徐韬、赵丹、陈白尘、郑君里等，作为目击者记下它“最后罪恶史，并以之迎接解放”而创作拍摄了该片。该片以敏锐观察和辛辣笔触，围绕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国民党国防部某科科长侯义伯强占民房又强迫房客搬家和住客们设法应对，用精心选择的生活细节和人情世态，经赵丹、吴茵、孙道临、上官云珠、黄宗英等精心演绎，真实地揭露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群众进行的疯狂掠夺、敲诈与迫害，也生动展示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与斗争。片中巧妙运用隐喻和象征手法，以“乌鸦”代表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以“麻雀”代表市民百姓，矛盾中心的“房子”代表江山，虽然一度被反动派霸占，但最终回到了人民手中。由于反动当局临近末路仍做垂死挣扎，创作人员采取送审剧本删掉一些场景和对话，而实际拍摄仍然按原本的办法对付，1949年4月下旬遭淞沪警备司令部强令禁拍，仍未放弃退让，坚定而机智地保存已搭好的布景，把剧本藏在摄影棚顶部架子上，一俟上海解放即继续拍摄。此影片成为唯一一部跨越新旧两个时代完成拍摄的电影。该片因思想意义深刻，艺术手法完美，编导演俱佳，不仅得到中国观众肯定，许多外国影评家也认为这是一部“值得和世界优秀影片一起展出的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

鉴于此，周恩来亲自给中央政治局打了报告，指出《乌鸦与麻雀》在“优秀影片评选”中所获奖级过低，涉及两个地区即过去在解放区工作和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发展各自长处，应予以纠正。文化部专门作了研究，认为“这次评奖对私营影片公司的出品不够公平合理，反映了缺乏全局观念的宗派主义思想”，决定补行授予《乌鸦与麻雀》一等奖，并郑重对外发布。后来，毛泽东在接见电影界人士时，当面向赵丹提起这件事：“听说他们不肯给一等奖，他们是有宗派，恩来同志打抱不平了啊！”在一边的周恩来接着说：“是啊，打了个抱不平。”毛泽东又说：“这抱不平打得好，应该打，打得对！”

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与出席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的文艺工作者亲切交谈

引入观众参评

文化部在主办首次优秀影片评奖工作时，曾称“1955年以后的优秀影片，准备逐年评奖”，但因政治运动频仍停止。随着形势发展再趋宽松活跃，新中国电影首创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国性观众评奖活动，这就是“《大众电影》百花奖”。

该奖项源于1961年6月。为贯彻党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方针，中宣部和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故事片创作进行总结。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强调“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受此启迪，与会代表提议设立一个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得到周恩来首肯。中国电影家协会受命筹办，并于当年9月12日经影协书记处讨论确定，交由全国电影刊物发行量最大的《大眾电影》编辑部负责实施，以“《大众电影》百花奖”名义组织票选颁授。命名“百花”，意在体现和象征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影坛繁花似锦、春色满园。新中国第一个由观众投票决定的电影奖就此诞生。

《大众电影》于当年10月号刊登评奖启事：“为了奖励工农兵方向下的优秀影片，促进电影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大众电影》将举办1960年至1961年国产影片群众性评选，并按照群众评选结果给予优秀影片以奖励，定名为‘百花奖”，“以后每年举办一次”。第11期又发表中国影协主席蔡楚生致电影观众、读者信《热烈欢迎广大观众评奖电影》，并公布了新修订的《关于举办读者影片评奖内容及办法的说明》，确定评奖将分不同片种举行，每个片种除设一个最佳影片奖外，根据读者选票情况，必要时还将设若干名荣誉奖，包括最佳故事片及分设的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音乐，最佳美工，最佳长、短纪录片及最佳摄影，最佳科教片，最佳美术片，最佳戏曲片等在内的15个奖项，以及评选范围、时间、选票发放等。

广大观众热烈响应，短短3个月时间，《大众电影》编辑部就收到117939张选票，请来北京女子三中300名学生帮忙，苦战几天几夜，最终统计出全部结果，于1962年第5、6期《大众电影》合刊上揭晓：

《红色娘子军》获最佳故事片奖，《革命家庭》编剧夏衍、水华获最佳编剧奖，《红色娘子军》导演谢晋获最佳导演奖，崔嵬（《红旗谱》中饰朱老忠）、祝希娟（《红色娘子军》中饰吴琼花）、陈强（《红色娘子军》中饰南霸天）分获最佳男、女演员奖和最佳配角奖，《红旗谱》摄影吴印咸、《洪湖赤卫队》作曲张敬安和欧阳谦叔、《马兰花》美工丁辰分获最佳摄影、音乐、美工奖，《两种命运的决战》《亚洲风暴》获最佳长、短纪录片奖，《征服世界最高峰》获摄影奖，王喜茂、牟森、屈银华、石竞、王富洲、刘启明获最佳纪录片摄影奖，《杨门女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小蝌蚪找妈妈》，分获最佳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奖。

1962年5月22日，颁奖典礼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举行，首都工人、农民、驻京部队、大中小学学生及电影观众代表共1000多人参加。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代表文化部致以热烈祝贺，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亲自颁奖。当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制作奖杯材料匮乏，以一纸证书和领导名流墨宝为奖品。祝希娟和崔嵬代表获奖者讲话。

当晚，在京电影工作者与获奖人员联欢，周恩来与分管科教文卫工作的陈毅副总理，特地在百忙之中赶来参加，向全体获奖者表示衷心祝贺，勉励他们珍惜观众给予的荣誉。周恩来对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祝希娟说：“希望你很好地学习和生活，表演艺术上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祝希娟表示：“周总理对我的希望，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希望，也是对所有青年演员的希望。”周恩来为影片《洪湖赤卫队》获得最佳音乐奖而高兴，赞赏说：“这是革命抒情歌曲，王玉珍同志唱得好，‘洪湖水浪打浪多么动听啊！”他还与《大众电影》编辑部同志交谈，详细询问了“百花奖”评选情况。当听到这届电影“百花奖”只是限于近两年出品的影片参加评选，他有点惋惜地说：“我以为影片《林则徐》不错，《青春之歌》不错，《五朵金花》也不错……却没有赶上这次电影‘百花奖的评选，总觉得有点‘不公平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他表示，通过群众性的评选活动，对电影工作者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要求，是一个好办法，有利于促进电影艺术的繁荣。

第二届“百花奖”评选引起了更大轰动。《大众电影》编辑部共收到18万多张选票，评选结果刊登在《大众电影》1963年第5、6期合刊上：

《李双双》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李凖）、最佳女演员（张瑞芳）、最佳配角（仲星火）4项大奖。《刘三姐》获得最佳摄影（郭镇铤、尹志）、最佳音乐（雷振邦）、最佳美工（童景文、张起旺）3项大奖。曾经出演《董存瑞》的张良，因在《哥俩好》中成功饰演了一对孪生兄弟而获最佳男演员奖。《中印边界问题真相》获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纪录片摄影奖（泽仁、计美登珠、田枫、扎西旺堆）。《人民公敌蒋介石》获最佳短纪录片奖。《知识老人》《大闹天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分别获最佳科教片、美术片、戏曲片奖。因执导被授予荣誉奖的《槐树庄》，女导演王苹获最佳导演奖。获荣誉奖的还有短纪录片《保卫古巴》《在激流中》，科教片《中国武术》《巧种多收》。

1963年5月29日，颁奖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仍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亲自颁奖，奖品为奖状和文化名人亲笔题诗。周恩来和陈毅再次出席联欢晚会，向获奖人员表示祝贺。周恩来高兴地对抗战时就已认识的张瑞芳与王苹说：“这次你俩老战友又一起获奖，真是难得的盛会啊！”他还亲切地与杨小仲握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拍得好，有你导演的一份功劳！”他拍着张良的肩膀说：“祝贺你这次得奖，希望你继续努力！”合影留念时，大家请两位领导坐在中间。周恩来谦虚地说：“今天是你们的节日，你们才是主角。你们坐中间，我坐旁边。”他坚持让年纪最大的杨小仲坐在中间，自己与陈毅各坐在一边，留下一段佳话。

第三届“百花奖”评选如期于1964年初开始。周恩来专门作出指示，要求总结前两届“百花奖”的经验，继续办下去，要办得更好；要深入到工厂、公社和连队去组织工农兵和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评选。同时，群众性的评奖活动是电影工作者听取广大观众意见的一种良好方法；要防止锦标主义，防止个人比高低。据此进行改进，由文化部、中国影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电影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联合举办，中国影协领衔并总其成，评奖项目仍为各片种各行档共15项，但增加获奖名额，统称“百花奖”不分等级，以获选票多少列先后。截至6月初共收到有效选票90余万张，《大众电影》编辑部立即开始紧张有序的统计工作，并得到上海沪光职业学校学生帮忙，很快产生评选结果，但因政治形势变化，文艺界开始整风，迟迟未能公布并颁奖，对外称“延期举行”。至1965年2月，中国影协正式告知联办部门及相关单位，因“没有体现当前党所倡导的方向，积极鼓励和提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精神，也不符合当前文化革命的形势，因此，决定取消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活动，不再公布评选结果和发奖”。

此次评选计票结果显示，最佳故事片为《南海潮》《甲午风云》《停战之后》；最佳编剧为蔡楚生、陈残云、王为一（《南海潮》），乌·白辛（《冰山上的来客》），辛毅（《停战以后》）；最佳导演为蔡楚生、王为一（《南海潮》），崔嵬、欧阳红樱（《小兵张嘎》），林农（《甲午风云》）；最佳男演员为李默然（主演《甲午风云》）、张平（主演《停战之后》）、安吉斯（主演《小兵张嘎》）；最佳女演员为王晓棠（主演《野火春风斗古城》）、吴文华（主演《南海潮》）、王丹凤（主演《女理发师》）；最佳配角为石小满（参演《南海潮》）、王心刚（参演《野火春风斗古城》）、田华（参演《夺印》）；最佳摄影为王启民（《甲午风云》）、张翚（《冰山上的来客》）、李生伟（《南海潮》）；最佳音乐为雷振邦（《冰山上的来客》）、巩志伟（《怒潮》），吕其明、肖培珩（《红日》）；最佳美工为卢淦（《甲午风云》）、史维钧（《冰山上的来客》）、黄冲（《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另有《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不平静的夜》《穆桂英大战洪州》《孔雀公主》分获最佳纪录片奖、科教片奖、戏曲片奖、美术片奖。

1961年7月，周恩来与出席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同游香山

“明星”悄然归来

在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电影评奖活动隆重开展的同时，酝酿已久的电影“造星”悄然运作，这就是“新中国人民演员”评选，即遐迩闻名的“22大电影明星”。

此举源于1961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当时提交会上讨论并获通过的《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和《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即“电影三十二条”），都提出“实行优秀作品和优秀表演的奖励制度。文化部门、文学艺术团体和报刊，应该有计划地举办各种创作和表演的评奖，给予精神的或者物质的奖励。我们反对作家艺术家追求个人名利，但是，我们需要有一大批为人民服务的，并且为人民所承认的名作家、名演员、名艺术家”。强调“演员是电影艺术形象的主要体现者”，“同时建立必要的奖励制度”。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讲话中说，“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应该培养那些有强烈吸引力的演员”。

此事引起周恩来的关注。会议期间，他邀请42位与会电影创作人员和有关领导到西花厅做客，并说出了自己的思索：“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东欧的一次电影节上，《翠岗红旗》得大奖，我们的电影已在世界上崭露头角。《革命家庭》参加第二次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饰演女主角的于蓝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这些年来，我们还拍摄了许多高质量的电影。我们的电影工作已经今非昔比。当下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里，为什么挂的是苏联影星的大幅照片，我们已建国12年了，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

几天后，“七一”建党纪念日，周恩来和与会代表同游香山。在双清别墅座谈时，他再次就评选中国自己的电影明星一事征询意见。他说：“苏联、朝鲜都有人民演员、功勋演员，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说说。”演员们一听笑了起来，都知道一旦评上“某某演员”待遇就不一样，国外这类演员访华都是按他们在国内享有的“高干”标准接待的，于是纷纷“谦虚”地表示：我们国家情况与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电影工作者。周恩来感叹道：“还是我们的电影演员觉悟高啊！”他仍叮嘱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要把我们自己的明星选出来！”

会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就此到基层调查，了解到观众很欢迎和喜欢在电影院里挂一些我国有成就的电影演员的照片，遂根据演员及其所演影片的影响力拟定初步名单。在征求各电影厂意见的基础上，于1962年4月向文化部电影局报告，提出22位电影演员名单并按北影、上影、长影、八一4个电影厂及男女顺序排列为：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赵丹、孙道临、白杨、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李亚林、庞学勤、张园、金迪、王心刚、田华、王晓棠。电影局呈报给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得到批准。中影公司遂印刷了22位电影演员的肖像，按当时的宣传发行办法，统一提供给各个电影院、俱乐部等放映机构，由他们自行悬挂。我国在国外举行博览会和电影活动时，也悬挂了这22位演员的照片。

当时处于强调国家和集体、批判个人名利思想的20世纪60年代，况且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过“清除好莱坞电影运动”，包括“三大法宝”之一的“明星制”，电影队伍经历了“去明星化”在内的思想改造，因而中影公司就此与各电影厂联系时，并没有具体说明原委，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经文化部暨电影局同意悬挂，亦是以“新中国人民演员”的名义。这对入选演员不啻为一种荣誉，但与工资待遇等没有关系。22位演员大都表示，在看到电影院和俱乐部悬挂的个人照片之前，并不知道自己被推选，即使通知去拍照片也不明用途，有的更是连自己照片被挂出都丝毫不知。

尽管如此，这一评选还是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它既是对入选演员出色演技的肯定，也是对他们参演影片的褒奖，成为电影表演艺术的表率，体现了新中国电影艺术的成就，受到广大电影观众的盛赞和拥戴，大家亲切地称之为“22大电影明星”，不仅到电影院里去看这些演员照片，而且还希望把这些照片带回家。北京市美术公司应市场要求印刷了75万张“22大电影明星”照片，仅在8个月内就卖掉了21万张。中国图片社也印制了大批“22大电影明星”照片，供各个照相馆出售。

因在文艺整风中受到指责，1964年9月27日，文化部电影局不得不下达《关于撤销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的通知》，新型电影明星制度建设探索之举戛然而止，但它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留下了短暂、炙热的“追星热”印记，成为电影艺术繁荣活跃的一大标识，“22大电影明星”的美好形象永驻观众心中。

“文革”结束后，电影事业重获新生，随着创作和生产的活跃，各种评奖开始复苏并获更大发展。始评于1957年的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在停止22年后率先重新启动。文化部相继颁布实行《优质影片生产奖励试行办法》《优秀电影创作奖暂行办法》，后衍变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电影局主办的“华表奖”。中国电影家协会恢复中断17年的观众评选“百花奖”，与随后创设的专家评选的“金鸡奖”联袂并列，连同“华表奖”，成为中央批准的常设全国性文艺大奖，号称中国影坛三大奖，反映了中国电影所处新时期复合型生存环境与生产条件的特点。与电影明星机制构建相关的评奖，同样有很大进展。1985年初组建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创办由从事电影表演创作的演员自己评自己的专业奖项“学会奖”，即“金凤凰奖”，在影坛具有极高权威性、专业性和广泛影响力。1994年2月，广电部电影局和中国影协在北京联合表彰当年“22大电影明星”，其中16位欢聚一堂，热泪盈眶接过镌刻有“人民不会忘记”大字的金质奖杯，深切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给予的关怀，不啻影界對一代伟人为繁荣中国电影艺术丰功伟绩的感念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