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莹　吕双伟

[关键词]崔瀣；《东人之文四六》；文体特征；意义

[中图分类号]131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23） 02-091-09

[收稿日期] 2022-06-22

[作者简介]1.丁莹，女，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韩古典文学比较：2.呂双伟，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研究方向为辞赋骈文与古代文论研究。（长沙410000）

崔瀣（1287—1340）编撰的《东人之文四六》成书于高丽朝忠肃王复位7年，即1338年，是朝鲜半岛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骈文选本，也是高丽朝时期唯一一部骈文选本，能够作为研究朝鲜半岛罗丽代骈文的重要文献。韩国学界很早就认可了该选本的价值，并从多个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早期研究偏重于文献学及书志学方面。尹炳泰对《东人之文》的先行记录、编者崔瀣的生平著作、《东人之文》的版本、编纂意识和四六文的编纂、内容和体裁等作了概述。千惠凤也侧重于书志学的考察，重在研究该选本《东文选》未收文的考察、新发掘资料的价值评价等。此后，研究《东人之文四六》的各类选文及其政治、外交内容成为焦点。如朴汉南对事大表状与陪臣表状、祝文与词疏等选文内容作了研究，指出《东人之文四六》是今人了解罗丽代外交与思想史以及国家统治制度规范的重要参考资料。沈永焕以《东人之文四六》卷六中收录的《奖谕征公元帅金富轼》《宣召元帅》等四篇教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唐代的论事勅书和宋代的诏书形式，考察了高丽朝教书文体的形成及发展变异过程。郑东勋以《东人之文四六》中收录的《谢回付逃背人表》为研究对象，探讨高丽朝与金边境城市对于处理越境者问题进行的外交文书沟通及当时高丽朝廷和金进行定期外交沟通与文书交换的体制。此外，学界对该选本的整体研究也有一些成果。朴禹勋对韩国现存的七部骈文选本作了考察，指出《东人之文四六》是韩国最早的骈文选本，且只以韩国本国的作品为对象；还指出了韩国古代骈文选本的编者通常都具有卓越的创作能力和对于文艺批评的与众不同的见识，以及其编撰意图是为文人士子熟练掌握骈文提供模板，同时也有保存作品和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目的。

通过上述关于《东人之文四六》研究论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中韩学界对于该选本的研究更侧重于文献学、史学、政治外交层面的考察，而对其选文的文体分类特征及编选特色、文学史、骈文史及编者的骈文观念等方面大都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可见，对于《东人之文四六》选本的诸多层面、角度的研究还有一定的空间。本文拟对《东人之文四六》中的四六文体分类特征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编撰者崔瀣的骈文观念。

一、《东人之文四六》的选文对象

崔瀣在《东人之文序》中提到了所编“文”的起止时间及类别：“起于新罗崔孤云，以至忠烈王（1275—1308）时，凡名家者，得诗若干首，题日《五七》；文若干首，题曰《千百》；骈俪之文若干首，题日《四六》。”高丽朝崔滋《补闲集》云：“世以四六、诗文为别，或云‘某工诗、某工文、某工四六，而不可兼得。”由此可知，当时高丽朝文人将“文”划分为诗、散体文、四六文的做法是一种共识，崔瀣认同这种共识，并将其运用到选本编撰中。《东人之文四六>所选诗文从新罗崔致远至高丽忠烈王时期，内容包括五七言诗歌、散体文和骈俪之文（即四六）三部分。三部分彼此独立又相辅相成。这里重点对《东人之文四六》展开研究。《东人之文四六》共十五卷，辑录的文章涉及统一新罗末期及高丽两个时期，且绝大多数选文来自高丽朝时期。选文目录按照事大表状、册文、麻制、教书、批答、祝文、道词、佛疏、乐语、上梁文、陪臣表状、表、笺、状、启、词疏、致语等十七个类别进行编选。如目录中所辑，十七个类别并未完全按照文体来分类，如“事大表状”“陪臣表状”“表”“状”这几个类别严格说来只能算作“表”和“状”两种文体，乐语和致语应归为一类，佛疏、词疏、道词亦存在交叉重合部分。

整体来看，《东人之文四六》的选文对象主要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选文以所收录文体为准，每种文体的相关选文基本涵盖了该文体的各种功能，较为鲜明地突出了该文体的特征。选本具体编排如下：卷一至卷四所录为“事大表状”，选文内容主要涉及新罗末期对唐外交公文，高丽朝在与宋、辽、金、元的往来中所使用的事大外交文书等，较为全面地呈现出新罗与高丽朝外交文书的多种功能、格式与写法；卷五为“册文、制诰”，内容主要是对高丽朝王室的太后、王后、王行册封以及对于已经去世的王室成员的册封，涵盖了针对王室不同成员及不同场合下的册封；卷六为教书，内容主要是高丽朝国王对于王子及臣子等下达的关于册封、封爵、嘉礼、纳征、褒奖功臣、录勋、赐与、使命训谕、及第发榜、配享等，凸显了教书文体的功能及特点；卷七所录的文体有“教书、批答、祝文”，主要有高丽朝国王对臣下章奏的书面批示答复，基本假手于词臣，此外，该卷中还辑录了飨天地山川社稷宗庙的祭祝文等，最大限度地以文释体；卷八收录了“道词、佛疏、乐语、上梁文”等，主要是金富轼等臣子所写的禳灾、保佑平安的道词、道场疏、宴会乐语等，展现了高丽朝宗教祝文、各种仪式文的风貌；卷九所录“陪臣表状”是金富轼入宋后、金克己入金后，他们以使臣身份呈献的表状文，展示了较为真实的使节行状文学样式；卷十至卷十二收录了“表”，主要是高丽朝臣子因本国事务向高丽朝国王呈进的各种表文，以代作为主，凸显了表文在处理国家内部事务中的作用；卷十三到卷十五收录了笺、状、启、词疏、致语等文体，主要收录了金克己等四人进献王太子的笺文，崔致远与林椿的多篇启文，高丽朝臣子所写的词疏及宴会致语等，表现了四六文体在文人士子生活中的多种功能。

二是选文作者除崔致远外，皆为高丽朝人，且大多为高丽朝朝堂高官，甚至还有高丽朝太祖、睿宗两位君主，部分作者还曾主持科场，可谓高丽朝名贤的集合。崔滋在《补闲集序》中表露编撰意图的同时，也极力赞扬了高丽朝诗文方面的杰出人才：

我本朝以人文化成，贤俊间出，赞扬风化。光宗显德五年，始辟春闱，举贤良文学之士，玄鹤来仪。时则王融、赵翼、徐熙、金策，才之雄者也。越景显数代间，李梦游、柳邦宪以文显，郑倍杰、高凝以词赋进，崔文宪公冲命世兴儒，吾道大行。至于文庙时，声名文物，粲然大备。当时冢宰崔惟善，以王佐之才，著述精妙。平章事李精恭、崔爽，参政文正、李灵干、郑惟产，学士金行琼、卢坦，济济比肩，文王以宁。厥后朴寅亮、崔思齐、思谅、李（敖+頁）、金亮鉴、魏继廷、林元通、黄莹、郑文、金缘、金商祐、金富轼、权适、高唐愈、金富辙、富佾、洪璀、印份、崔允仪、刘羲、郑知常、蔡宝文、朴浩、朴椿龄、林宗庇、芮乐仝、崔諴、金精、文淑公父子、吴先生兄弟、李学士仁老、俞文安公升旦、金贞肃公仁镜、李文顺公奎报、李承制公老、金翰林克己、金谏议君绥、李史馆允甫、陈补阙洋、刘冲基、李百顺两司成，成淳、林椿、尹于一、孙得之、安淳之，金石间作，星月交辉。汉文唐诗，于斯为盛。）

崔滋认为高丽朝“人文化成，贤俊间出”，他特别列举了高丽朝文宗时诗文创作领域涌现出的杰出人物五十余位。这里的“文庙”指的就是高丽朝文宗在位时，施行以文治天下，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才济济，成就了高丽王朝所见不多的太平盛世局面。比对《东人之文四六》的选文作者，我们不难发现，崔瀣选取了崔惟善、李灵干、卢坦、朴寅亮、李？等二十余位此一时期的作者，这些人物多在当时朝堂占据重要位置。据笔者对《高丽史》相关记载的统计，在《东人之文四六》七十余位选文作者中，曾有二十七位作者主持过科举考试，做过知贡举或同知贡举，其中崔惟善、卢坦、魏继廷、李（敖+頁）、朴升中、金富轼、李奎报等人还担任过两次或以上的知贡举或同知贡举。他们大多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而后又负责国家高文大册的撰写，因而他们所写的文章毫无疑问可作为范文去效仿，可以看出崔瀣在选文对象的选取上独具匠心。

二、《东人之文四六》的文体特征

《东人之文四六》在四六文体选取与分类方面主要有三个特点，即单列“事大表状”和“陪臣表状”，重视“表笺”文体，强调四六文体的应用性。这些特点是崔瀣骈文观念的集中体现。

选文最大特色是设立“事大表状”和“陪臣表状”，且把事大表状放在首位。《文心雕龙·章表》云：“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这段话阐明了章表的意义，“昭明心曲”对应的应是表文，用于臣子向君主表露内心，陈述情志，运用这种文体可达到“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的目的，也表明了章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而对于以“事大”为基本国策的高丽朝而言，表文更是发挥了“文章华国”的重要使命。朝鲜半岛古代的各个时期，在与中原王朝的“事大”交往中，表状文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前文所提，崔瀣将《东人之文四六》的前四卷列为“事大表状”，编者如此编排旨在突出强调“事大表状”的重要地位。在《东人之文四六》序文中，崔瀣开篇如此写道：“予集定东文四六讫成。窃审国祖已受册国朝，奕世相承。莫不畏天事大，尽忠逊之礼，是其章表得体也。”这里提到高丽朝受元朝册封，作为事大的媒介，在两国往来中，章表的写作尤为重要，因此，崔瀣将“事大表状”列在首位以示强调。同时崔瀣还特别提到“得体”的重要性，章表写的得体，才能尽显事大的礼仪，才能为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当然，这里也蕴含着选本中所录的章表文为“得体”之作，可以视作此类文体的“模板”之意。

在《东人之文四六》中，“事大表状”四卷，共123篇选文，“陪臣表状”一卷，共34篇选文。这些选文主要涉及统一新罗、高丽朝两个时期，统一新罗时期的选文主要来源于崔致远，皆为崔致远代笔之作，包括《新罗贺正表》《起居表》《让位表》《谢嗣位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奏请宿卫学生还蕃状》等12篇，涵盖了贺正、起居、让位、谢赐物、奏请等“事大”外交的多个方面。崔致远四六文创作深受晚唐骈文影响，在句式、辞采、用典等方面都表现出晚唐四六之风尚。如《新罗贺正表》一文，句式基本以四四、四六句式为主，四六隔句对“天鸡报晓，能首唱于遐陬；海燕逢春，得躬投于巨厦”；四四对“立国承家，开疆拓土”“久阻梯航，难逃斧钺”；六四对“近属雾暗鯷岑，波惊蜃壑”等多样的句式，使用了“天鸡报晓”“海燕逢春”等符合贺岁的喜庆之词。在用典方面，运用了“元正”“景福”“凫藻”等源自《詩经》《尚书》《后汉书》中的语典，以此来突出典雅的风格。高丽朝时期的选文较多，内容也更为丰富，以金富轼的《入宋谢差接伴表》为例，此表收录于“陪臣表状”。宋徽宗政和六年，高丽朝派李资谅、李永到宋朝谢赐大晟乐，金富轼随行。在此文中，金富轼表达了对于宋朝接伴人员的感谢。整篇句式工整，以四六句式为主，如四六隔句对“远介来朝，仰天威之咫尺；近臣逆劳，屈星节之光华”，“入周庭而永观，则臣岂敢；免涂山之后至，为幸实多”；也有使用虚词“之”来调节气韵的隔句对“乘木道之危，讫济风沈之险；望天忂之近，欣瞻日月之明”还有四四对和六六对的穿插使用，“祗对恩辉，不胜震越”“挟寡君之忠信，赖上国之威灵”。除此之外，本文还化用了很多古代典籍中的语句，显示出了该表文的雅致，如“信及豚鱼”化用了《易·中孚》中的成语；“柔远而能迩”化用了《尚书·舜典》中的成语“柔远能迩”；“一视而同仁”则出自于唐韩愈的《原人》“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这些句式及语言使用方面的特征都符合四六文书写技巧的要求，显示了《东人之文四六》中编者选文的严谨。

首先，崔瀣单列出“事大表状”“陪臣表状”的做法属独创，罗丽代现存的文集中没有雷同。就朝鲜朝之前较有代表性的几部文集而言，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前两卷为表文，三到六卷为状文，虽也有强调表状文的编撰意图，但并没有单列“事大表状”“陪臣表状”；李奎报的《东国李相国集》第二十八卷收录了四十余篇高丽朝与宋、辽、金、元等国家交涉的“事大表文”，却只以“书、状、表（邻国交通所制）”来进行分类；李谷的《稼亭集>目录中同样没有列“事大表状”一项，表笺文也仅在目录中以“表笺”来分类。丽末鲜初权近在其别集《阳村先生文集》第二十四卷设置了“事大表笺”与“本朝笺文”两类，在第三十五卷“东贤事略”门类下，权近为崔瀣写了题为《崔侍制讳瀣》的事迹文，文中除了对于崔瀣家系生平的介绍，还着重介绍了他编写《东人之文》的功绩。虽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权近别集中单列出“事大表笺”的做法极可能受到了崔瀣“事大表状”分类方式的启发。而《东人之文四六》“事大表状”门类下所辑选文，如崔致远的《新罗贺正表》，魏继廷的《贺天安节表》，尹瓘的《贺登极表》等作品，徐居正的《东文选》均有收录，但这些作品均收到了“表笺”类别之下。

崔瀣将“事大表状”“陪臣表状”专门设置出来的做法可视为某种创新，在他之前的文集中并未有见，其后的文集中也比较罕见。他以此种方式向读者传递一个信号：在以四六文写就的各种程文中，“事大表状”“陪臣表状”是彰显国家礼仪的媒介，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和安危，因此这类文章的写作值得重视和认真研习。

其次，对于“表笺”类文体非常重视，也是该骈文选本的重要特征。崔瀣在《东人之文四六》中关于“表笺”类文体分目方法较为特别。如前文所述，崔瀣将所收录的表笺之作分为“事大表状”“陪臣表状”“表”“笺”四类，这种分类方法较为模糊，收录选文时极易造成混淆。其中，“事大表状”四卷，“陪臣表状”单列为一卷，“笺”类选文不多，与部分表文列为一卷，“表”类文体下没有再细设条目，但从所录作品来看，以贺表、谢表居多，也有若干篇乞辞表和陈情表。虽然层次稍欠清晰，但能看出编撰者将同一文体的选文按功能排序的意图。

对于表笺类文体的重视，是朝鲜半岛骈文创作的传统，崔瀣在选本的文体编排中继承了这一传统。《旧唐书》介绍百济时写道：“岁时伏腊，同于中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这里主要介绍了百济的风俗，但从“表疏并依中华之法”一句中可知，百济的表疏文按照中国表疏文体的写作规范行文，这里特别提到“表疏”文，表明百济当时已经以表疏文与中原王朝交流。此外，高丽朝史籍《三国史记》中也记载了新罗文人强首代新罗武烈王金春秋撰写表文上呈唐皇帝的条目：

太宗大王即位，唐使者至，传诏书，其中有难读处，王召问之，在王前，一见说释，无疑滞，王惊喜，恨相见之晚，问其姓名，对曰：“臣本任那加良人，名字头”，王曰：“见卿头骨，可称强首先生，使制回谢唐皇帝诏书袁，文工而意尽，王益奇之，不称名，言任生而已。”

强首是新罗武烈王至神文王时期的一位儒学大家，与崔致远、薛聪并称为新罗三大“文章家”。他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在儒家经典的解读方面造诣深厚，上文提到他为武烈王（太宗大王）代写《谢唐皇帝诏书表》，所写表文“文工而意尽”，深受武烈王的认可。

因为表笺文在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朝鲜半岛的各类文集中“表笺”类文体的辑录颇受重视，前文曾提到崔致远的《桂苑笔耕》中，前两卷以表文开始，卷一为贺表十篇，卷二为谢表、请让表十篇，层次分类极为清晰。朝鲜文人南龙翼（1628—1692）在《壶谷漫笔》中曾提道：“我东自罗迄丽，皆以事大为重，故表文词命皆循绳墨，多有可观。”可见，因表文有事大之责，维护国权之使命，故而罗丽代文人对此都很重视。不仅如此，中国的四六批评家也曾对高丽朝四六表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谢伋《四六谈麈》曾提道：“高丽笺奏比年颇工，建炎《乞入觐表》云：‘惟有春秋之事，可达意于明庭；愿踰朝夕之池，获升闻于行在。又《问候表>云：‘金风已趣于西成，方圆平秩；日脚蹔违于北所，适御行朝。”可见，谢伋对于高丽朝的表笺评价很高，认为其行文“颇工”，摘取的四六句立意清楚，遣词精切，彰显了高丽朝表文创作的较高水平。

最后，对四六文体应用性的强调，也在该选本中得到最大的凸显。朝鲜朝文人李植（1584—1647）云：“四六之文亦有古有今，古四六学之难而无所用，欲学制诰之文，须以欧、王、苏、吕、真大家为主，精采汪藻、刘克庄、李刘、文山数子之作为准的。古四六徐庾为上，四杰次之，取其宏大绝妙者，人各二三篇，以助藻丽之气。虽学今文，不可废也。”很明显，李植对于四六文是区分来看的，他将徐庾及初唐四杰的四六文划分为古四六，而将宋四六划分为今四六，他认为古四六难学而无用处，今入学制诰之文，应向宋四六大家学习。不难看出，李植肯定四六文体的应用功能而否定六朝及后来初唐的徐庾体四六文。南龙翼在《壶谷漫笔·俪评》中将骈文分为徐庾体和馆阁体两类，他将六朝骈文和初唐四杰骈文及与此风格相似的骈文称为徐庾体，而将“以典重记实为宗、以恳到写情为主”的宋代四六文称之为馆阁体。他还指出了宋代四六文的名家，如苏轼、汪藻、刘克庄、李刘等，同时他还强调了他们各自所擅长的四六文体。这种对骈文加以区分对待的做法与李植无疑是一致的，这说明部分朝鲜朝文人当时对于骈文的态度较为务实，对待骈文并非完全否定，有肯定其应用功能的一面。正如韩国学者朴禹勋在《韩国的骈俪文研究与现况》一文中所总结的那样：“可以说中国对于骈俪文的否定认识和态度，从强度上而言，更胜韩国。而韩国，从程度上来说，与中国相比程度较弱。因为外交文书主要是用骈俪体写成，考虑到与中国外交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够无视骈俪体。反而应该提倡写作骈俪文。”由此可知，相较于骈文的抒情性，古代朝鲜文人更加重视的是骈文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功能，换言之，朝鲜古代文人更为关注的是作为应用文体的骈文，而崔瀣所在的高丽朝時代也是如此，四六文在高丽朝的内政外交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崔瀣四六选本中对于四六文体应用性的强调主要体现在所录文体皆为官场应用文体，即仅收录了馆阁体四六文，并未收录徐庾体四六文。《东人之文四六》实际所录四六文体有十四种，即表、状、册、制、教书、批答、祝文、青词（道词）、疏（佛疏，词疏）、乐语（致语）、上梁文、笺、启、别纸，所录文章皆为公牍文，显示出对于四六文实用功能的重视。在所收录的这些文体中，“册、制、教书、批答”四种文体为王言下达文体，运用骈四俪六行文是这些文体的共同特征，追求典重的风格同时，也可以彰显国家及官场的权威。以教书为例，教书一体在高丽朝使用比较广泛，《高丽史》中教书文也甚为多见，高丽朝一直奉行“事大主义”，历代高丽朝王以“王侯”自居，而“诸侯言为教”，因此教书这种文体在朝鲜半岛找到了适合的土壤，其创作一直延续到了朝鲜朝时代。“表、状、笺、启”四种文体为臣言上奏文体，这四种文体的写作也要彰显出应有的庄重与礼节，因内容诉求不同，风格也各异，“有理有据”“动之以情”一般是其基本的特征。“祝文、青词、疏（佛疏，词疏）、乐语（致语）、上梁文”等五种为应用于不同场合的仪式文体。《高丽史·礼志》开篇提道：“夫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于是，圣人制礼，以立人纪，节其骄淫，防其暴乱，所以使民迁善远罪而成美俗也。”古代国家注重礼仪，各种仪式的作用与江山社稷紧密相连，其重要性显而易见。

崔瀣对于四六文体应用性的强调是其对骈文在朝鲜半岛实用功能的深刻领悟，他的这种骈文观念也影响到了朝鲜朝时代的骈文选家们。朴禹勋《韩国骈文集研究》一文中对韩国现存几部骈文集所录文体种类及选文国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韩国）骈文集的编纂者对骈文的实用性有充分的认识，其编纂骈文集的主要意图在于为当时人提供典范性的作品，在这种意图之下，以馆阁为中心而写作的文章以诏、制、表、启等文章为主，另外收录宋人作品之多，也与韩国古代文人对宋人的骈文持肯定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如，李植的《俪文程选>收录了制诏、表、启、状、书、词、榜、露布、牒、檄、致语、上梁文、序、碑志、祭文、连珠等十六种文体，李植还指出其选本是作为“事大文书楷模”而发。其选本编撰意图与崔瀣有异曲同工之感，崔瀣虽未直言，但选文编排已将其意图显露出来。此外，朴禹勋上述论文还就韩国现存几部骈文集的特点进行了精辟总结，他认为：“《东人之文四六》是韩国最早的骈文集，其中仅收入古代韩国人的作品。《俪语编类》收录的作品是最多的，为后代骈文集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俪文程选》提供了选文的标准，《俪文注释》尝试在作品之后添加注释，值得高度肯定。另外《象艺荟萃》可看出编者一丝不苟的态度，《荟萃》继承了《东人之文四六》所开创的仅收录韩国人作品的精神，文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我们可知，韩国骈文集由高丽朝时代崔瀣的“录”而不“评”，到朝鲜朝时代骈文选本的“选”且“解”，由崔瀣的“只录东人”，到朝鲜朝时代的“多录宋人”，呈现出选文范围更大更广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朝鲜朝文人对于骈文的理解与运用更为熟稔，对于骈文的审美性的认识也在逐步提高。

三、《东人之文四六》的多层意义

《东人之文四六》作为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骈文选本，在建构朝鲜半岛罗丽代骈文发展史及弥补罗丽代史料不足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建构罗丽代骈文发展史。《东人之文四六》的编撰是朝鲜半岛骈文创作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骈文发展史的角度去看，此选本有利于我们建构罗丽代骈文发展史，确立罗丽代四六文的源头及经典作品。

首先，肯定崔致远四六文，并将其作为朝鲜半岛四六文的滥觞。中国学界已经广泛地研究了中国骈文发展的历史，而对古代朝鲜的骈文发展史鲜少提及。崔瀣对于《东人之文四六》的辑录，为我们了解朝鲜半岛骈文发展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而崔瀣对朝鲜半岛四六文典范作品的判定也为我们深入了解朝鲜半岛骈文创作提供了借鉴。《东人之文四六》所辑作品始于崔致远（虽然选本中也辑录了崔致远之前的作品两篇，但从崔瀣所作序文来看，其初衷应是以崔致远四六文为始），这意味着崔瀣对于崔致远四六文典范地位的肯定。这为构建朝鲜半岛骈文发展史确立了源头，也有助于我们对高丽朝骈文发展脉络的梳理。崔致远曾赴唐留学，受晚唐四六文风的影响颇深，归国后任文翰之职，为新罗王撰写与唐往来的高文大册，以这条线追溯上去，朝鲜半岛真正意义上的四六文写作应是受晚唐四六文的影响，崔致远等留唐回国文人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而高丽朝初期四六文创作亦承袭了新罗末期四六文创作的特征，初始就具有了晚唐四六的余韵。正如金乾坤在《高丽前期骈体文与古文的对立》中所述：“高丽前期，《文选》和遣唐留学生带回的晚唐文风影响还未散去，加之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历代好文之主的文学奖励政策，雕章琢句的文风盛行，骈文大行其道。”

崔瀣为何如此推崇崔致远四六文，原因何在？这种立论又是否恰当？以下通过对选本中所辑录的《百济遣使朝北魏表》和崔致远的《起居表》在句式、藻饰、用典等方面来进行比较，以此探究崔致远四六文的特征。《百济遣使朝北魏表》节选文如下：

臣立国东极，豺狼隔路，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瞻望云阙，驰情罔极，凉风微应。伏惟皇帝陛下，协和天休，不胜系仰之情。谨遗私署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使侯长史余礼，龙骧将军带方大守司马张茂等，投舫波阻，搜径玄津，托命自然之运，遣进万一之诚。冀神祗垂感，皇灵洪覆，克达天庭，宣畅臣志，虽旦闻夕殁，永无余恨。

此文收录于金富轼《三国史记》，作于百济盖卤王18年，《东人之文四六》中标记其作者为崔致远，时间错误明显，已被证明是误录。全文句式工整，骈散结合，以四字对句为主，兼有六字句穿插其中，但总体而言六字句的数量并不多。辞藻平实，只有“云阙”“驰情”“玄津”等几个词出自《文选》等典籍。

崔致远的《起居表》节选如下：

臣处蓬海之一隅，想沟池子万仞。中谢臣闻，龟爻演赜则象著者方，麟史扬蕤则言标展义。是故夏谚称吾何以助，商书关后来其苏。伏惟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陛下，三纲开仁，两阶敷德，用人惟旧，恕物自新。既俾黄巾，服七纵七擒之略：何妨翠辇，恣一游一豫之懂。莫不仙掌开途，华封祝寿。三峰大守，欣避舍以迎恩：万国行人，竞来庭而送款。即叶歌汾之乐，伫观封岱之仪。

以上选文句式四六隔句对两组，其他句式也极为整赡，有四四对，六六对，还有一组九九对句“龟爻演赜则象著者方，麟史扬蕤则言标展义”。此外，该文用词丰富，辞采华美，色彩词汇“黄”“翠”的巧妙运用，数量词“一”“万”“三”“二”“七七”“一一”的遥相呼应，共同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全文更是无一句不用典，既有出自于《三国志》的“七纵七擒”，又有出自《孟子》的“一游一豫”等成语的使用，还引用“夏谚”“商书”中的“吾何以助”“后来其苏”等语句，典雅之风迎面而来。

通过以上两篇节选文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崔致远的四六文在句式、辞采、用典等方面都更加成熟精炼，朝鲜古代新罗时期的骈文仅就句式特征而言，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四六文，直到统一新罗的崔致远，朝鲜半岛的四六文才正式形成，因而崔瀣对于崔致远四六文的认可是毋庸置疑的。如南龙翼《壶谷漫笔·俪评》所云：“崔孤云黄巢檄固子鸣于天下，而桂苑笔耕所载四六独有四杰余习。”

其次是肯定高丽朝四六文的成就，将元朝干涉高丽期之前的四六文视为典范。南龙翼《壺谷漫笔（三）》云：“本朝作者，亦非一二，而较其精工，颇让于胜国。”通过上下文可知此处的“胜国”即高丽朝。对南龙翼之言，朴禹勋认为：“朝鲜时代创作骈俪文的作家数量虽多，但是作品的精工却要让位于高丽时代，对于高丽时代的作家及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可谓必要。”由此可知，高丽朝时代可称之为朝鲜半岛骈文发展的重要时期。崔瀣活动于高丽朝时代，他没有机会将高丽朝与朝鲜朝的骈文做对比，但很显然，他对于高丽朝时代的四六文作品持肯定态度，选本中辑录的作家、作品，崔瀣明显偏重高丽朝，所选新罗作者仅崔致远一位，而其余皆为高丽朝文人。他在肯定高丽骈文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高丽朝四六文与新罗末期四六文的关联，只有确立了高丽朝四六文的出发点，才能更精确地梳理高丽四六文发展的脉络。崔瀣在《东人之文序》中指出其选文的时间范围，《东人之文四六序》又进一步作了说明：

然陪臣私谓王日圣上，日皇上，上引尧舜，下譬汉唐。而王或自称朕、予一人，命令日诏制，肆宥境内曰大赦天下，署置官属，皆仿天朝。若此等类，大涉僭瑜，实骇观听。其在中国，固待以度外，其何嫌之有也？逮附皇元，视同一家，如省、院、台、部等号早去，而俗安旧习，兹病尚在。大德间，朝廷遣平章阅里吉思厘正，然后焕然一革，无敢有蹈袭之者。今所集定，多取未臣服以前文字，恐始寓目者，不得不有惊疑，故题其端以引之。

崔瀣在序文中首先指出了当时高丽朝四六文在称谓、用词、文体选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四六文行文应遵循必要的写作规范。他还指出高丽朝成为元朝的附属国后，针对以上问题，元朝派专人进行了整治，四六文写作不规范的现象得以根治。接着崔瀣又提到该选本中他选取的多是高丽朝归附蒙古之前的四六文作品，在序中事先说明，以免读者疑惑。这段话读起来前后文自相矛盾。崔瀣序文的用意也并不简单，通常选家在辑录选文时，为了树立作品典型，当然要选最为规范的选文录入，而崔瀣却反其道而行，偏要收录并不规范的那些作品，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选家本着对选本负责的态度，收录的作品一定可以奉为经典，值得读者去学习效仿，这里或许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崔瀣在序文中说了“言不由衷”的话，可看成一种说辞而已，崔瀣对于元干涉期前的四六文是推崇的，而对于元朝干涉期的高丽朝四六文则采取了一篇不录的做法，这是他真实想法的外在表现。

元干涉期高丽朝四六文的变化在哪里？崔瀣不录元干涉期的作品是否合理？以李奎报的《蒙古行李赍去上皇帝表》的一段节选文为例来进行分析。

伏念臣猥将蕞品，僻在偏方。曾荷大邦之救危，完我社稷；切期永世以为好，至于子孙。宁有贰心，敢孤厚惠？忽承下诘，深疚中怀。事或可陈，情何有匿？其着古与杀了底事，实邻寇之攸作，想圣智之易明。彼所经由，亦堪证验。

在此文中，李奎报表达了高丽朝感谢元朝曾经的出手相救，愿意与元朝结世代友好之意。句式较为工整，行文中运用了两个疑问句，特别在叙述元朝使臣着古与被杀事件时，用到了“杀了底事”，明显带有口语化倾向，可以理解此举为迎合元朝统治者所作的表达方式上的调整。但不得不说，这样的文章并不能成为高丽朝四六文的典范而被文人学习模仿。正如崔滋所言：“文顺公以逸气豪才，驱文辞必弘长。至于笺表，必约辞短章，不愆帘律。比者蒙古帝，诏责我国，条条意曲。公为表，不可以一二章叙答，故间或散其辞，而帘律尚存。其后为蒙古表者，例散其辞，以至让谢官职者，渐效之，尤为不法。”这里“文顺公”就是李奎报，他代高丽王撰写了多篇对元外交文书，在此过程中，为了与对方能够有效地沟通，他不得不改变固有的四六文书写技巧，久而久之，他笔下的四六文便出现了散化及前面所提到的口语化的现象。这是高丽朝文人在新的国情下无可奈何的选择，却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所以崔瀣不选元朝干涉期时的四六文有理可依，但此道理却不可名言，当然这种选文方式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民族意识。

二是改善罗丽代史料不足的现状。朝鲜半岛罗丽代因文献的散佚，现存的史料极为缺乏，《东人之文四六》的编撰却可以改善这种状况，因而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崔瀣在选本中虽只“录”不“评”，但他以小字细注的形式介绍了多篇选文的创作背景，这一做法增强了该选本的史料价值，为我们了解当时罗丽代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往来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同时该选本还向我们如实呈现了罗丽代时所使用的内政外交文书的样式，有助于我们了解高丽朝的统治秩序及各种仪式文的真实样态。《东人之文四六》提供了新罗末期到高丽朝中后期的四六文模板，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崔致远至忠烈王时期四六文创作的状况，为今人研究罗丽代骈文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以下以《新罗谢唐赐地表》《王太后玉册文》《进三国史记》等选文为例来对崔瀣的细注进行说明。

《东人之文四六》卷一辑录的《新罗谢唐赐地表》是新罗王为感谢唐玄宗赏赐新罗浿江（今大同江）以南土地而作。文中标题下面以小字形式注有“开元二十三年圣德王行”的字样，在小字细注下没有作者信息，而《东人之文四六》目录中显示作者为“崔瀣”，而通过对细注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此文的作者并非崔瀣。“开元二十三年”使用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按照公元纪年法应为735年，这个时间为统一新罗时期，此期创作的作品，作者不可能是崔瀣，这应属于误录。细注中还有“圣德王行”字样，这是由高丽朝圣德王所呈的意思。再如《东人之文四六》卷五中的《王太后玉册文》，在文章标题下面有“睿太后柳氏坤成殿崇明府”的字样以小字标出，再接下来就是该文的作者“李（敖+頁）”，这是对该篇册文的写作背景及作者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里的“睿”指的是高丽朝睿宗王俣，太后柳氏是他的母亲，睿宗即位后，尊其母为王太后，该文是册封其母为王太后的册文。短短的一串小字却将该文的创作背景交代得很清楚，便于今天人们查阅研究，也是研究高丽王室册封情况的珍贵史料。

崔瀣所用的细注在某些选文中简单交代作品创作背景，但也可以在个别选文中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如《东人之文四六》卷十中收录的《进三国史记》一文，为金富轼向仁宗进献《三国史记>的表文，在该文标题下方以小字形式印着“非四六”字样，四六选本却将“非四六”文选录其中，崔瀣此举与其编撰动机有关，是其民族自豪感的直接体现。崔瀣编撰《东人之文》的最大动力在于通过该选本，向世人展示东国的人才济济和他们卓越的文学成就。这一点从《东人之文序》中便可知晓，“东方远自箕子始受封于周，人知有中国之尊。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以隶业焉。故唐进士有宾贡科，榜无阙名。以逮神圣开国，三韩迫一，衣冠典礼，实袭新罗之旧，传之十六七王。世修仁义，益慕华风。西朝于宋，北事遼金。熏陶渐渍，人才日盛，粲然文章，咸有可观者焉”。《进三国史记》中“宜得三长之才，克成一家之史，贻之万世，炳若日星”所传达出来的意图与崔瀣的选文编撰宗旨极为契合，即要将朝鲜半岛悠久的历史文化保存下来。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即使该篇表文并非四六文，但依然被收录进来。

以上举例说明了《东人之文四六》中崔瀣所用细注的基本情况及所发挥的作用，正因为有这样的注释，该选本的文献价值才更加重要，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崔瀣只“选”不“评”的遗憾。

四、结语

本文以对高丽朝唯一一部骈文选本《东人之文四六》的四六文体的选取与分类特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崔瀣单设“事大表状”和“陪臣表状”的做法，对“表笺”文体的重视，对四六文体应用性的强调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探讨了崔瀣的骈文观念。崔瀣对统一新罗时期崔致远的四六文，进行辑录肯定了其在朝鲜半岛骈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还特别强调了元干预期之前的高丽朝四六文的典范作用，表现出了其对于高丽朝四六文发展过程的深刻把握，对建构罗丽代骈文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该选本对选文写作背景的以细注形式的简单交代也弥补了罗丽代史料不足的状况，显示出了其珍贵的文献价值。

[责任编辑 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