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　杨明月

[关键词]领域化；理论范式；空间生产；权力；人类学；再域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23）02-009-08

[收稿日期]2020-01-29

[作者简介]1.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族群互动、艺术人类学研究；2.杨明月，女，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玉文化、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族群互动研究。（昆明 650091）

“territory”一词在英文中有领土、领地、领域、地盘、疆域、国土、版图等含义，是一个与社会空间紧密相关的概念。“-ization”在英文的构词法中是加在名词之后，使名词动词化的后缀，因此“territorialization”可理解为领域化、领土化、领地化、地盘化、疆域化、国土化、版图化等等含义。这组概念是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重要议题，早已广泛出现在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研究的文本中，并正在通过学者的使用和案例讨论不断发展、扩充、校准其理论范式的内容。但是，目前学界尚未对其形成一个较为统一和完善的概念阐释，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运用和讨论也比较分散，尤其欠缺中文语境的案例讨论。本文将梳理“领域化”理论范式的产生、发展，以及在人类学中的研究现状，进而讨论其未来理论发展的可能。

一、“领域化”理论范式产生的背景

territory和territorialization最早大约出现在生物学中，用于描述动物的竞争、维护自己主导空间的行为。它在人文社会学科中被关注、使用、论证，是在思想家们形成了“空间具有社会属性”的共识之后。

福柯的“权力与空间”理论主要讨论了空间与身体、权力、知识等的关系，以及空间是如何组织起来、如何进行空间分配的。他用“全景监狱”等实例分析并指出，空间是权力实践的重要手段和策略，既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控制和权力运作的工具和场所，又能够反映和影响社会权力和利益格局，个体在身体和心理上都会受到无处不在的空间规训。空间规训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压迫性，在空间环境下，微观的力量只是暂时性、局部性的微小胜利，并不能真正取代资本和制度的影响。

哲学家德勒兹继承并批判了福柯的理论，他和精神分析学家加塔里合著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从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的角度结合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发展分析了“欲望”问题，讨论了经济学、心理学、文學、精神病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思想联系，并提出了一系列哲学论题。文中直接使用了“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工具，但并没有进行清晰的界定。比如他们发现，弗洛伊德对“性欲”和“多态性倒错”的界定，改变了之前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也就是说，学界最初对这种心理现象的理解和阐释被de-territorialization，而弗洛伊德随之概念化的“俄狄浦斯情结”则实现了re-territorialization。同时，他们还类比论证，资本主义是持续不断的社会生产运动达到了其de-territorialization的极端，表现为新的大规模d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de-territorialization的合流，与之伴随的re-territorialization是新势力的设计，而de-territorialization和re-territorialization通过公理化的连续循环，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节奏之一。

从德勒兹和加塔里对territorialization -词的使用中可以发现，该概念的内涵延续了福柯的空间权力观，其核心构成要素至少包含“空间”和“权力”。但是，空间已经不仅指涉物理空间，还包括了心理空间，但是要素中是否包含“边界”或者清晰明确的“边界”，则十分模糊。这可能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思想家在使用该概念时是基于过去哲学家们对空间的不同认知。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方式，它是无限的、永恒的、空的区域。这个界定强调了空间的客观物质属性和特征，但并未提及社会属性，并且将空间置于“辅助”或者“配角”的客体性位置。笛卡尔认为，空间是一切存在和发生的场所，其中强调了空间的“域”的概念，即“背景”，并且笼统地将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涵盖在“一切”之下。康德把空间看作是与经验领域完全分离的一种主体的内在的、观念的、先验的、本质的结构，彻底地区隔了空间的社会属性，认为物质属性不止是第一性，而且是唯一性。可见，由于对空间的理解存在哲学上的差异，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可能包含诸种空间认知前提，但毫无疑问的是，territorialization体现的是主体的空间生产行动，或者说territory是一种社会化的空间。这在随后空间研究的社会转向中得以充分展现。

其中最主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着重关注资本对空间的作用和结构的力量，以卡斯特尔、哈维、列斐伏尔等学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卡斯特尔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他把社会系统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作用形成了经济空间、制度空间和象征符号空间三个空间结构类别。因此，城市的变迁可以理解为是城市中不同阶层对城市意义、空间形式的意义以及城市内容的冲突共同作用的结果，空间的生产与微观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城市社会运动是城市变化和革新的源泉。

大卫·哈维和卡斯特尔一样以城市空间为批判对象，讨论了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过程，揭示了社会和环境变迁，以及阶级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空间关系。他提出的基于空间的资本三级循环（circuit） 理论指出，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是资本通过不断突破空间限制，重新占有、支配和控制空间来实现的，哈维认为这是资本的“初级循环”。资本的“次级循环”是城市空间的改造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即资本的城市化过程。与此同时，城市公共消费空间的投资、空间场所和场所内商品的消费是资本“三级循环”，它重构了劳动力的再生产、税收和储蓄等资本的形成，尤其是资本主义后期的城市消费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电影院、海滩、公园等城市公共场所的消费和场所中消费品的消费，因此，空间成为了消费对象，消费过程反过来也影响了空间的重塑。

列斐伏尔讨论了本体论的空间概念，即空间是由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构成。与卡斯特尔和哈维自上而下的批判不同，列斐伏尔从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讨论个体如何自下而上地通过空间手段抵抗商品化、官僚化的统治秩序。他的“空间生产”理论讨论了全球化、城市化和日常生活三个维度，提出“时间—空间—社会”三元辩证法。他指出“空间”作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创造的中介和手段，是被带有意图和目的地生产出来的，它既受抽象的交换价值的主导，也受具体的使用价值的改造。所以城市空间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统治和权力运作的工具.是利益角逐的场所和产物，是国家借以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政治工具。在这一背景下，空间成为阶级斗争的目标和场所，弱势群体会通过微观的社会运动来摆脱国家的控制和获取自身的利益，进而塑造空间。列斐伏尔认为，多元化的、异质性的日常生活实践正是人类得以解放的根本动力。

二、“领域（territory）”和“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概念界定

在上述研究社会化空间的代表性学者的启发下，与空间相关的理论工具逐渐被细化、精确化、表征化为place、locality、territory等关键概念，大多用于经济、文化、政治地理学当中，而territory尤其常用于与民族国家相关的研究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纳粹德国用“生存空间论”来制定国策而造成世界大战、种族屠杀等恶果，学者们反思，territory不能只是用来解释人类也具有和其他生物类似的抢夺领域空间的行为。实际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只是人类属性的一部分，而人类具有与其他生物截然不同的社会属性和特征，所以应将该理论工具的研究和发展着重放在社会意义的方向上，由此与生物学意义开始分离。

最早专门讨论territory是什么的学者是地理学界的戈特曼。他借鉴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需求研究，通过梳理国家territoriality的演变过程，尤其是大都市的聚集和形成，指出人类在“安全”层面可具体为一种二元平衡的心理需求，即寻求安全庇护（包括封闭、隔离）和准入（access）机会（包括开放、社会网络）或者跳板，二者相互协商、共同构建起实践意义上的“安全感”。由此他得出，territory是一种“人类心理调节装置”（psychosomatic device），表现为人类划界以及用于特定的目的，该行为其实从属于政治过程。戈特曼的研究从人的心理需求角度出发，一方面发现了territory概念中的封闭性和扩张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提示了概念可以使用在心理空间当中，并且心理空间和国家的物理空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建立的民族国家为背景，将微观和宏观的territory概念耦合在一起，对后续相关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有萨克、泰勒、考克斯，等等。

罗伯特·萨克认为，territory是社会空间的一部分，作为主动的、策略的、动态的空间工具，通过空间反映并塑造权力关系，因此，territory应被视为“被管制的有界空间”（a regulated-bounded space）。萨克的研究将注意力放在能动性问题上，因此“权力”与“空间”被明确为territory概念中的关键要素。吉登斯把现代民族国家视为有边界的权力容器（power container），具有发动战争或组织防御的权力容器功能、管理经济或推动资本积累的财富容器功能、激发民族身份认同的文化容器功能，以及分配福利的社会容器功能。泰勒在吉登斯对民族国家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民族国家的）是政治权力实现社会控制的政治战略工具，将理论工具在民族国家的研究分支中作了推进。考克斯则是在民族国家内部思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他通过讨论territory、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指出，territory是“通过territoriality来寻求控制或获得控制权的空间，是某一时间截面形成的由权力边界定义的地方”。他在论述中指出了territory的“边界”要素，但边界未必是物理边界（如国家疆界），而是权力所抵达的边缘，其圈定、占据和控制的空间就是territory。

以上学者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尺度来讨论如何认知territory，都强调了权力对空间赋值，于是生成了territory，而territory概念的根本问题是民族国家框架下人如何通过空间来配置和使用权力。然而在全球化语境下，主体权力对空间的建构不止于国家疆界的范围内外，还有可能是跨疆界的、嵌套的、多维复合的空间，包括国家的、地方的、区域的、社区的、个人的等等空间。因此，許多学者倡导应积极鼓励去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例如：阿格纽的定义就不局限于国家尺度的解释，他认为，territory是强调权力与空间辩证关系的空间概念，是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及其机制试图控制及主导竞争、冲突、合作等过程的空间产物。这个定义弱化了国家尺度的视角，也弱化了边界要素的份量。

此外，以艾登（Elden）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学者在研究territory和territorialization时聚焦于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论题，因而作出了另辟蹊径的阐释。艾登（Elden）跳出以往研究的视角，关注territory内部的异质属性和质量特征，指出territory不是“由边界合围成的均质区域”。毫无疑问，他的思想深受德勒兹和加塔里“根茎”理论的影响，即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差异而非同一。他认为territory中除了边境（frontier）维度外，还有一个受测量（几何、统计等）和控制技艺（法律、监控等）影响的质量（qualities）维度，因而territory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可计算空间（calculable space）的政治对应物。艾登（Elden）的贡献还在于他运用了福柯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理论和“权力—知识—身体”的谱系学方法。详细梳理了西方territory概念系谱，即清晰明了地呈现了概念的发展变化，又提出自己的创见，即territory是一种过程、实践、产物、策略和技术。艾登（Elden）的解释视角从“边界”上移开，反而提示全球化中多种空间尺度（scale，即规模大小）和维度（dimension，即内容的分布）的共同特征。那么，territorialization可视为权力通过territory策略，对异质的属性和质量的territory内容在复合空间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与艾登（Elden）观点类似的其他学者主要聚焦在认同、话语表达、象征符号和意义的形成等territory中与质量相关的问题上。比如米切尔（Mitchell）认为，territory是自上而下的话语、政策和倡议等与自下而上的实践相互作用产生的社会意义体系。

上述学者们对territory概念进行了充分讨论，但至今未达成一致的标准界定，说明这套理论范式还可以在实证中继续更新其内涵。不过可以看出的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集中于territory内涵的核心构成中除了“空间”要素和“权力”要素外是否还具有“边界”要素，如果具有的话其强度是否与前两者相当。与此同时，在上述学者著述的中文译本中，对应使用的中文有“领域”“领地”“领土”“地盘”“属地”“疆域”等词语，根据具体语境而异，包括同一著述中territory被翻译成同一词语，或者不同的几个词语，其中又以“领域”出现频率最多，这是因为，一方面，领域一词在中文当中和territory在英文当中的使用并不完全对应，“领域”一词还会用在一些软性的、抽象的、没有明显空间概念和边界的地方，往往指某种特定的范畴或者某种专门的活动或事业的范围；另一方面，当遇到具体上下文时，中文中可能会有更加贴切的词汇可供使用，作者便直接使用，以便与中文读者达成最大效率的意义传递。

笔者认为，在对territory的认知和解释中，“边界”要素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它会因研究对象和文本语境的不同而在强度和类型上存在差异。比如，物理边界除了国家疆界外，还有地方的边界、道路的边界；人的身体边界可能指皮肤，也可能指心理空间方面所能承受的没有物理形态的范围边界；数字虚拟世界和现实物质世界之间难以具体触摸但又确实存在的边界，等等。所以，在选定中文词汇时，“领土”“领地”“疆域”等带有明显民族国家空间和边界内涵的词语更适合用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文本中，“领域”“地盘”“属地”弱化了国家疆界的边界特指，作为理论范式的中文译文适用范围更广。此外，“地盘“属地”对实在空间的强调明显大于“领域”，倘若用于虚拟空间或心理空间的语境时也可以，但是需要调动其比喻、隐喻的功能，显得更加间接化，因此，“领域”一词最能通达不同空间和权力运作的类型，也最为直接。那么，可根据territory概念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和文本语境选择“领域”作为对应的中文，因为“领”强调权力要素，“域”强调空间要素和一定程度的边界要素，而“领域”一词并不具体指明边界的类型。由此，territorialization便对应“领域化”，指权力的社会空间性策略的行动过程；territoriality则对应“领域性”，指领域的本质属性。

基于以上对领域概念的辨析和界定，领域化是指将空间建构为领域的行为过程，这种过程可能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技术的，等等。具体过程又包括四个阶段，即领域形塑（territorial shape）、符号形塑（symbolic shape）、制度形塑（ institutional shape）和位置形塑（positionalshape），这四个阶段并不一定在时间顺序上固定排列。通过权力的领域化过程后，自然的物理空间便转化为领域。从领域化的类型可区分为de-territorialization和re-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可以根据前面的分析方法将二者翻译为“去域化”和“再域化”，而非“去地化”和“再地化”。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元来说，去域化多指全球化现象中民族国家领域性的消亡。“再域化”一般与“去域化”相伴而行，是基于“去域化”的空间再建构。讨论全球化中的领域化现象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布伦纳，他将全球化定义为不同尺度的重组，全球化是“去域化”和“再域化”的持续过程；其中“去域化”是对国家领域性的规避和破坏，而“再域化”是对国家领域的尺度转换（jumping scales）或称再尺度化（re-scaling）;全球化还可理解为权力的领域主义过程。

三、人类学研究中对“领域化”理论范式的讨论

在领域和“领域化”概念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从“小地方”的、微观的、具体的、行动的、族群、个案的视角，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民族志方法、个案启发和实证回应。

人类学研究一方面在民族国家的空间范围内讨论国家和地方、族群之间权力的领域化竞争。如，彼特·范德尔·黑斯特（Peter Vander Geest）和南希·李·佩鲁索（Nancy Lee Peluso）通过研究泰国的森林资源管理过程发现，泰国的国家权力通过建立领土民事行政单位和接管原本属于世居少数民族的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权力来实现国家重组。戴维·纽曼（DavidNewman）的研究证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领土内部分享权力，而后犹太复国主义关注领土实用主义的政治话语，而非领土从“国籍一公民”辩论中完全消失，这是政治和国家身份再域化和空间重构过程的一部分。玛希拉·维拉斯科·哈拉索尔（Marcela Velasco Jaramillo）研究的是南美洲的情况，他发现，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随着权力下放和国家重组的改革后，赋予地方民族政治自治的宪法保护，然而Choco部的黑人和土著却未能从新权利中受益，从而导致暴力抵抗的结果。泰克里黑曼诺特·维尔德米什（Teklehaymanot Weldemichel）和哈康林（Haakon Lein）通过梳理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和周边地区土地分割的历史、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引入历程，以及关于“畜牧业终结”的古老话语的材料分析发现，当局对“传统畜牧业的终结”话语的再建构推动了土地私有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以此实现国家权力的控制。凯文·伍德（Kevin Woods）关注的是缅甸的多维权力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他通过缅甸北部翡翠资源竞争的个案研究提出了“停火资本主义”理论。他指出，新扩张的“停火领土”现在至少在原则上和不同程度上处于国家军政府的控制之下。然而，这些不同的领土反映了一系列复杂的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军队和国家官员在有时与非国家当局重叠或冲突的安排中掌握权力。其中可能包括停火组织、仍然活跃的武装反叛团体和准军事组织等团体。结果是一个多层次的政治地理镶嵌，而不是可以被归类为“政府”或“反叛”的整齊分离的领土实体。通过这种方式，军事国家对土地、资源和人口的建立和控制应被视为这些停火区中一个竞争激烈的动态领域。它们是包括战场敌人和商业伙伴的过程，两者之间的区别有时可能不清楚。随后，他又研究了缅甸东南部森林资源的竞争，论证了缅甸当局是如何通过军事进攻、经济让步和保护活动之合力进行领域化，将国家机构、行政和管理部门带入东南部克伦人逃离战争但尚未返回的反叛森林。

另一方面，人类学还讨论超越国家疆界的，或者非物理边界的权力的领域化问题。如，哈里森·J（ Harrison J）认为欧洲大陆的权力关系是：欧盟追求整体联合，各个国家要求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但各国的居民更注重自己生活空间的权力。卡特琳娜·扎布罗茨卡（Katerina Zabrodska）和康斯坦丁·埃尔伍德（Constance Ellwood）借鉴了德勒兹和加塔里的欲望和领域化概念，探索研究者自身先后作为澳大利亚人和捷克共和国人的“想家”的情感反应和依恋，展示了“地方”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内在性区域，在该区域内，不断发生“去域化”和“再域化”的游戏，从而讨论通过外部场所的情感依恋产生和转化的人内部的主体性，即具身性的发生过程。鲁本·冈萨雷斯·文森特（Ruben Gonzalez-Vicente）发现，中国受企业家国家的基本原理影响正在经历一个分散的国际化过程，这个状况以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经营数量增加为特征，因而中国的国际化可视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再域化”的过程，它引发了权力重新分配和文化转型。迪波裘第·达斯（Debojyoti Das）通过考察19世纪后期全球经济转型（通过贸易建立世界市场和通过种植园耕作垄断）、领土划分及重新定义，以及民族分类或“民族起源”（山地人相对于平原人的分类），指出印度和缅甸之间的英属印度纳迦山边境并不是一个同质的“偏僻”地方，而是被“文化差异”政治的殖民领域化实践和“他者”建构的，因此这片区域不仅应被视为一种地理或政治建构的产物，由各少数民族邦的行政和政治实践进行领域化，而且应被视为文化和资源的空间，等等。

在中国知网的中文文献中搜寻和查阅“领域化”理论范式的讨论时发现，首先，只有极少数研究政治地理的学者对相关研究进行本学科应用目的的梳理。第二，“领域化”的理论范式似乎多应用于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中。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地方之间、城市变迁或国与国之间权力关系的讨论，除此之外的其他空间尺度、具体领域的内容属性维度、领域内容属性间的关系、领域如何生成等方面的研究存在大量空白。第三，运用人类学民族志为方法的研究屈指可数。目前可搜索到的国内人类学已有文献中，只有赵萱对东耶路撒冷领土观的政治人类学讨论，可以算用民族志的方法讨论领域和“领域化”相关问题的研究。他围绕作为实践过程的新领土观，提出重新理解巴以冲突的“领土／土地”框架，以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主张，在多空间层次上考察族群、家族之间以及家族内部等多主体的日常权力实践，将领土冲突理解为秩序之争而非简单的领土争夺。

四、“领域化”理论范式发展的可能

特定的权力运作于某种空间并控制其中的自然资源、人及其社会关系、财富资本、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内容属性的过程就是领域化，而“去域化”和“再域化”强调领域性过程的权力和竞争意义，并且后者不是对前者简单的覆盖或替代，或者二者的循环往复，而是种种内容属性的再生产和多尺度空间的互嵌，其中可能有交叉、疊加、迭代、再造等等，因具体情况而异。这些现象正是全球化视域下人类学研究所关切的重要内容，但国内相关研究和讨论却刚刚起步。因此，本文认为国内人类学学者将可以但不仅限于对这一理论范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进一步研究和贡献。

首先，“领域化”理论范式的中国国内适应度研究。目前在人类学相关文献中，领域和“领域化”针对欧洲已有广泛讨论，但对中国的讨论却极少，恐怕与这套理论范式的内涵中包括了权力对空间的“私有化”密切相关。欧洲从前殖民时期已降便有多支力量相当的权力主体（比如主教之下的各国皇室）在反复对地理空间进行领域化争夺，“再领域化”多是将领土纳入私有权属的控制之下。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状态占据大多数时间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民族国家，国家领土属于集体所有，不可能为某一集团或私人所有。因此，亟需对理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增加中国特殊性的部分，以补充理论范式的适用范围。

第二，“领域化”理论范式的中西概念汇流研究。territory（领域）和territorialization（领域化）是英文词汇和概念，来源于西方，反映了西方的空间哲学观和权力的空间观。中文里反映中国空间哲学和权力空间观的词汇众多，包括疆域、领土、领地、地域、地盘、封地，甚至还有天下等等，这些概念各有其特殊的指涉，反映的也是不同尺度的空间概念和不同权力类型作用的结果。此外，中国历史上的方舆学包括地理、地势、地产、珍宝、生计、民俗、动植物、名胜古迹、通道河流、互市贸易、军镇国藩乃至于气候变化等。人类学学者应当根据具体的案例来作比较研究，既可以进一步讨论在中文语境中选用哪一个词为中文译文更加贴切，又可以加强对东方空间哲学和权力空间观的深入探讨和理解，而这些极具启发性的东方空间学问与该理论范式相碰撞，必将会出现新的极具价值的知识生产。

第三，跨越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和超物理空间的其他空间概念之间，以及这些空间组对关系的交叉关系之间多尺度领域过程耦合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已有研究大多以民族国家为独立单元，以国家尺度为视角出发点，缺乏跨国家的、区域性的、全球化劳动力、资本流动和权力格局变动等为背景的分析研究。如果将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引入相关讨论会发现，领域化的状况已经十分丰富而复杂，权力的相关性早已不是一层一层地平行分割，而是如德勒兹和加塔里所提示的“根茎”那样，任意结点之间都有可能连接起来。这是跨空间、跨时间的链接，正不断体现在权力的种种领域化实践当中。

第四，领域内容和属性的研究。帕西的“再领域化”具体过程研究中划分了符号、制度和位置形塑，三者是伴随领域形塑同时出现的变化过程，其实可以视为秩序的再造或重构，同属于领域的内容和属性。艾登（Elden）和米切尔（Mitchell）等学者的研究正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人类学的研究将可以探讨更加丰富的领域内容个案，比如领域化中的认同建构，领域化中的文化变迁，领域化中物的意义再造，领域化中身体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虚拟空间中的领域内容重塑，等等。

[责任编辑 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