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层次分析法是在历史比较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汉语方言的语言事实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文章介绍了层次的定义，阐明了音变类型、音韵史观与层次分析的关系，并对闽方言语音层次研究成果做了综述式回顾。

关键词 层次分析法 音变类型 闽方言 语音层次

一、 引言

层次分析法是在历史比较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汉语方言的语言事实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经过几代学人不断地付诸实践与反复论证，层次分析法已成为汉语方言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这“是一种新的方言史观，它丰富了历史比较法的内涵，是中国的语言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谢留文 2019）147。

自罗杰瑞（Jerry Norman）发表了《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1979）一文之后，关于方言层次的讨论日益增多。何大安（1981，2004），杨秀芳（1982），郑张尚芳（1983，2000），刘勋宁（1983，2003），万波（2009），徐通锵（2008），王洪君（1992，2009，2014），潘悟云（1995，1999，2004），王福堂（1999，2003，2009），梅祖麟（2001），陈忠敏（2005，2012，2013a，2013b），丁邦新（2006），丁邦新主编（2007），秋谷裕幸（2002），陈忠敏、庄初升、陶寰（2017），陶寰（2018）等论著都曾就方言层次及其相关问题发表过独到的见解。以往研究奠定了层次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构建了日臻完善的研究范式，并建立了一套包括“文读层、白读层”等术语在内的汉语方言学术语体系。

层次分析法可用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层面，目前对词汇层次的探讨（如邓晓华，王士元 2003；姚荣松 2006等）和对语法层次的探讨（如梅祖麟，杨秀芳 2000；邢向东 2018；等）较为少见，讨论主要都聚焦在语音层面上。学界所发表的诸多揭示汉语方言语音层次面貌的研究成果，为方言祖语的构拟、语言接触研究和古音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与研究的根据，也为汉语方言音韵史乃至汉语史的构建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二、 层次的定义

（一） 层次、语音层次与语音历史层次

“层次”原为地质学术语（“地层”），早期历史比较法便已使用此概念来形容一个语言中成批借用另一个语言的词汇所形成的语音层次。（王洪君 2009）205但考古学中的层次是层层叠加而成的，处于不同的平面之中，而语音层次则杂糅在一个共时平面之中。（陈忠敏 2013a）93

历史层次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的历史层次。李如龙（1963）《厦门话的文白异读》談道：“这里所提的历史层次，就是方言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方言差异的总和。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方言语音差异是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方言词汇差异是方言词汇的历史层次。”推而广之，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方言语法差异也就是方言语法的历史层次。由于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由北至南的移民运动，历代中原官话对南方方言多次施加影响，南方方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语言面貌。因此，离析南方方言中的历史层次，成为汉语方言学的重要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语音层次和语音历史层次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一致，前者侧重于关注层次与层次间的先后顺序，后者侧重于关注每一个层次所对应的历史阶段。“语音层次具体表现为同一古音来源的字（一个字或一组字）在方言共时语音系统中有不同语音形式的若干音类。”（王福堂 2003）1离析出音类中的语音层次后，可以仅有时间先后的区别，不一定要将语音层次与具体的历史年代挂钩。语音历史层次则不然，确定每一个层次在历史上的绝对年代是历史层次分析法的最高目标之一。（戴黎刚 2007）21张光宇（1996）根据历代移民史、汉语音韵史和吴闽语音韵特征等将闽方言的形成分为包括地域来源和类型特点的四个历史层次［（1） 西晋：中原东部；（2） 西晋：中原西部；（3） 南朝：江东吴语；（4） 唐宋：长安文读］。梅祖麟（2001）11-13使用历史比较法比较闽语中鱼韵字的读音，并根据词汇的基本性质以及移民史材料推断闽语鱼韵字有两个历史层次：“鼠、锯”等字的绝对年代为秦汉，“苎、初”等字的绝对年代为南朝。这些都是考订语音历史层次的案例。而在更多的论著中，由于缺少确凿的证据，推断出来的语音层次仅有时间先后的区分，无法对应到某一绝对年代中去。例如，根据黄瑞玲（2022）对粤东闽南语揭阳方言的研究，泥来母读n-、l-存在异层同读的现象。泥母的n-有文白两层，泥母的l-归文读层；来母的l-有文白两层，早期由于阳声韵演变来的鼻化韵的影响发生了声母的口鼻转换，来母另有白读层n-。由于n-与l-的交替演变在汉语方言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泥来母的n-、l-仅能区分出文白层次，很难定位到具体的历史年代中去。

（二） 文白异读与文白层次

罗常培（1956）41的《厦门音系》中已经有文白异读的基本概念：“各系方言的读书音跟说话音往往都有些不同，但是很少像厦门音系相差那么远的。”赵元任（2011）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开始使用“文言音”与“白话音”的概念，以小字“文，白”注明方言中一些字的念法。李荣（1957）22-23在《方言里的文白异读》中提出了“文白异读”的概念，并说明“文白异读”专指来历相同、意义相同的同一个字有文言音和白话音。后来的学者（如张盛裕 1979；郑张尚芳 1983；刘勋宁 1983等）基本上都是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展开文白异读研究工作的，“文读音”“白读音”逐渐成为了汉语方言学中必不可少的专用术语，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命名。（袁碧霞 2010）19

语音层次研究的基本单位是音类，一个音节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即为三个独立的音类。能够反映方言语音层次的文白异读，其最小对立元便是音类。（陈忠敏 2013a）94王洪君（2014）同样强调了语音层次的分析需将声韵调分项进行的重要性，并对罗杰瑞（1979）所分析的词汇层次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罗杰瑞（1979）在构拟共同闽语的过程中，以音节为最小对立单位，将在语音条件中具有互补关系的“最小对应组”归并为同一个原始音类，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忽视或否定了一个音节中的声韵调有发生文白组配的可能性，使所谓的“词汇层次”发生层次归属的偏误。在一个高度融合、多层次并存的共时语音系统中，音类常以各自不同的层次面貌纠缠在一起，在未对语音层次进行离析的情况下，原始语拟测容易产生“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的音类”。（王洪君 2006）

李蓝（2013）168认为文白异读的形成模式有以下几种：（1）方言间的相互借用；（2） 权威方言对其他方言的影响；（3） 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高端地位的外来移民语言覆盖在原住民语言之上；（4） “文教传习”的影响；（5） 方言混合。这几种形成模式并非是各不相干的，在方言中可以混合进行。比如说“文教传习”，通常是权威方言对非权威方言的“文教传习”，反之则不然。而“文教传习”的结果，有可能便是方言混合或权威方言对非权威方言的覆盖。多种影响的叠加导致语言（方言）中同一古音来源的字会出现文读和白读等不同的语音形式。这些具有区别性特征的语音形式可以仅由某一个音类引起，也可以由多個音类共同引起。闽方言语音系统存在典型的多层次并存的复杂关系，即声、韵、调常以不同层次的面目出现并相配在一起。当然，音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相对单纯的，从而使整个字音归属于某个层次（如“声文+韵文+调文”或“声白+韵白+调白”）。举以下两字的揭阳方言读音为例，详见表1：

“檐”为咸开三盐韵以母平声字，“让”为宕开三阳韵日母去声字，根据黄瑞玲（2019，2020）的层次分析结果，揭阳方言日母的dz-归文读层、n-归白读层，阳韵-ia?归文读层、-??归白读层，次浊去声字读阳去归白读层、读阳上归文读层。因而“让”的两个读音中的声韵调未产生杂配关系，读［dzia?4］时声韵调俱归文读层，用于“相让”中有书面色彩。读[n??6]时声韵调俱归白读层，用于“相让”中有口语色彩；揭阳方言以母读s-、ts-归白读层，盐韵-iam归文读层、-?归白读层，次浊平声字读阳平，无文白之分。“檐”读[siam]声白韵文，出现杂配关系，但用于书面词汇“屋檐”中。读[ts?]时声韵都属白读层，无杂配关系，用于口语词汇“檐龙壁虎”中。

通过层次分析法，能够找到音类的基本层次归属，即某一音类属于文读层还是白读层或是跨层分布。作为一个由声韵调构成的音节，却未必能够找到明确的层次归属。以音节为单位的文读音与白读音的对立所引起的文白异读现象与文白层次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其所呈现的主要是词汇的语体色彩，可作为某一音类层次归属的辅证材料，不能直接将之对应到某个层次中去。

三、 音变类型、音韵史观与层次分析

（一） 音变类型与层次分析

陈忠敏（2013a）《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与历史层次分析法》对音变类型研究做了回顾，同时结合汉语方言演变模式对语音层次进行定义。王洪君（2014）《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对汉语方言中的音变类型及其辨析方法做了系统性介绍。由于语言系统的本质是有序异质的，音变的发生所牵扯到的因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音变类型往往难以判定。王文提倡使用析层拟测法（即层次分析法）和其他手段（如建立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对音变现象进行研究。以下仅对书中提到的连续式音变、扩散式音变和叠置式音变做简要介绍。

连续式音变：历史比较法的理论基础为：（1） 音义结合具有任意性；（2） 音变规律无例外（即音变具有规则性）；（3） 语音演变具有基本原则和基本机制；（4） 原始母语具有一致性，但分化后的语言演变速度具有不平衡性。新语法学派认为语音的演变是渐进而连续的，词汇的演变是突发而零散的。连续式音变即是音变规律无例外的体现，“如果用汉语的中古‘见母/k/在/i/、/y/前变成/t?/的事实为这段话作注解，那就是：凡是符合这一语音组合条件的所有语音的语音形式都毫无例外地同时发生变化”（徐通锵 1991/2008）126。扩散式音变：连续式音变的确是存在的，但新语法学派将非规则性的音变通通看作“例外”，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其中最为有力的反驳当属由王士元等人（Cheng & Wang 1972；Chen & Wang 1975）所提出的词汇扩散说。词汇扩散说认为音值是突变的，而词汇是渐变的。该学说能够对规则音变之外的所谓“例外音变”提供解释，成为由华人提出的、第一个在普通语言学领域产生影响的音变理论。（王洪君 2014）202叠置式音变：叠置式音变的概念由徐通锵、王洪君（1986）在研究山西祁县方言中的文白异读问题时提出，可将之视作独立于连续式音变和扩散式音变之外的一种音变类型。当“一个方言向另一个方言吸收结构要素，产生文读形式，这就在系统中出现了叠置”（徐通

锵 1991/2008）385。

连续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一般看作内源层次的音变类型，而叠置式音变是由语言（方言）接触产生的，属于外源层次的音变类型。在语音层次分析过程中，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往往是多种音变类型杂糅在一起的结果，如何将由不同音变类型造成的层次辨析清楚，是层次分析的难点。王洪君（2010）《层次与断阶——叠置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的交叉与区别》通过梳理吴语“咍/皆泰”类字的演变历程，提供了几种层次分析的线索：（1） 异读字音的文白色彩和语词的时间层次；（2） 音系中有平行关系的其他韵摄的情况；（3） 异读在不同来源音类中的比例关系；（4） 匹配音理和可能影响地方方言的权威方言的情况。这些线索或者说判断标准具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可用来区分方言中的叠置式音变与自发的扩散式音变。

（二） 音韵史观与层次分析

方言语音层次的辨析，与学者们的汉语音韵史观有密切的关系。潘悟云（2004）《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及其类型》提出汉语方言演变模式图，以说明南方方言受不同时期中原官话的渗透造成了层次累积，此演变模式体现了南方方言中积累了多个中原官话层次的音韵史观。陈忠敏（2008）《汉语演变的一中心多层次说及其历史层次比较法》提出了一中心多层次说，同样侧重于说明中原权威官话作为中心点不断影响其他方言的层次渗透模式。王洪君（2009）《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提出了描写汉语方言音韵与汉语方言历史关系分类的新模型，认为只有综合历史比较法与汉语音韵史研究成果，才能重建由不同音变模式建立的汉语方言分层模型。

秋谷裕幸、韩哲夫（2012）认为，陈忠敏（2005，2008）与王洪君（2006，2009）等所使用的层次分析法均以《切韵》音系为参照系统，可理解为对高本汉“Koine”说［1］的发展与深化，应当称作“以北方通语为中心的层次分析法”，其缺点在于无法研究南方方言口语中数量较大但来源不详的词汇。陈忠敏（2013b）对此做了回应，他认为层次分析学派与高本汉的汉语语音史观存在重大差异。层次分析学派强调历代权威官话对方言的渗透作用以及方言分化后由于官话不断渗透所引起的多层现象，而高本汉的汉语史观采用印欧语的谱系树模型，强调分化而忽视接触。另外，层次分析学派承认有些方言中存在《切韵》前的语音层次，但这种层次并非方言的全部，只限于某个层次。还是应当运用层次分析法，将之与历史比较法进行有机结合，互为补充。韩哲夫（2015）回应了陈忠敏（2013b），主要从理论层面为汉语方言学中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做了辩护。总的来看，这些有益的讨论在丰富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内容的同时，对于科学建立方言语音层次的分析目标、分析步骤等工作也颇具指导意义。

四、 闽方言语音层次研究

闽方言历史悠久、成分复杂，地域来源涵盖了大江南北。对闽语方音的研究，自清嘉庆五年（1800）晋江人黄谦所著《汇音妙悟》始，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二百多年来，闽音研究拾级而上，积累日深。从马重奇（2011）的《20年来闽方言研究综述》来看，关于闽方言语音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前贤在对闽语的语音层次进行离析的同时，也对语音系统的结构与性质、语音层次的类型、语音演变的模式以及共同闽语的构拟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

（一） 文白异读与层次研究

美国学者罗杰瑞于19世纪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闽方言语音研究的论著（详参沈瑞清 2012），其中发表于1979年的《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一文以一组单字音在闽南各方言区的语音形式作為基础材料，运用历史比较法将闽语划分出汉代、南朝、晚唐三个层次，成为划分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的开山之作。与之同时期的《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张盛裕 1979），《澄迈方言的文白异读》（何大安 1982），《遂溪方言里的文白异读》（余霭芹1982），《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一）、（二）、（三）（张振兴 1989a，1989b，1990）以及更早的《厦门话的文白异读》（李如龙 1963）等文章虽未明确使用“层次”的概念，但都带有“层次”的眼光，通过文读音与白读音的对立体现了方言中的文读系统和白读系统。20世纪的论著如《闽语平和方言中属于以母白读层的几个本字》（庄初升 2002）、《闽语和其他南方方言的齐韵开口字》（秋谷裕幸 2002）、《论闽方言四等韵的三个层次》（吴瑞文 2002）、《[-m]尾字所反映的闽南方言的历史层次》（杜晓萍 2006）、《〈广韵〉中鱼韵在闽南方言里的读音层次》（朱媞媞 2011）、《论闽语鱼韵的读音层次——兼论层次分析法与层次比较的方法》（陈忠敏 2012）、《潮州方言的“正音”与新文读层次》（张坚 2018）、《吴闽语云、匣母的读音和闽语全浊声母的清化》（陶寰 2018）等都具有比较清晰的层次概念，除了以音类为基本单位分析语音层次之外，还注意到同源方言层次间的对应与互动关系，对闽方言语音层次的辨析多有助益。

以文白异读现象为研究窗口透视闽方言语音层次的硕博论文层出不穷，其中杨秀芳（1982）的博士论文《闽南语文白系统的研究》被视为早期汉语方言语音层次分析的代表作。该论文把文读系统看作“移借的系统”，以区别于作为本地系统的白话系统，并根据潮州方言中部分字具有知照合流、浊母清化有条件限制和浊上浊去同调三个特点推断：潮州方言中除了存在与厦门、泉州、漳州具有对应关系的白话层和文读层之外，还有一个新的文读层。徐馥琼（2010）《粤东闽语语音研究》、曾南逸（2013）《泉厦方言音韵比较研究》、陈筱琪（2013/2019）《闽南西片方言音韵研究》、徐宇航（2015）《潮州方言一百多年来的语音演变与层次变迁》、黄瑞玲（2019）《揭阳方言语音层次研究》等都是研究闽南方言语音层次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徐馥琼（2010）将粤东闽语多个方言点作为同源闽南方言组，揭示该方言片的基本语音面貌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出粤东闽语至少存在中古前（上古）、中古（魏晋至中唐）和近古（中唐之后）三个层次；曾南逸（2013）以泉州方言和厦门方言为研究对象进行内部层次的比较；陈筱琪（2013/2019）以“闽客接触”入手，探讨闽西片方言的语言特征及其层次特征；徐宇航（2015，2018）以历时的眼光探讨19世纪至今潮州方言的语音层次及其演变情况；黄瑞玲（2019）探讨了单点方言语音层次，对粤东闽南语揭阳方言中的语音层次做了深入的

剖析。

戴黎刚（2005）《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袁碧霞（2010）《闽东方言韵母的历史层次》和杜佳伦（2014）《闽语历史层次分析法语相关音变探讨》都以历史层次分析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并以中古韵摄为大类讨论语音层次问题。其中，戴黎刚（2005）以漳州（泉州）、仙游、福州（福清）、建瓯、永安五地方言为代表，讨论闽方言在各摄中的语音历史层次；袁碧霞（2010）侧重于勾勒闽东方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面貌，提出闽东方言有上古层、中古层、后中古层并且其主体层为中古到近古之间的观点；杜佳伦（2014）将闽语韵读分为不同的字群，通过字群中的文白异读探索历史层次，其结论为闽语的韵读系统可分为唐宋文读层、南朝江东层、晋代北方层和上古层。同时，杜文还讨论了历史层次与音变的相关问题。

（二） 闽语白读层特征与古音研究

早期有诸多论著将闽方言白读字音的特征与中古和上古音系中的特征相联系，反映了学者们对闽方言白读音与文读音所属时代层次的基本认识。陶燠民（1956）23的《闽音研究》是福州话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时已谈到闽音与古音之关系，如：“闽音舌上归舌头，言古音者莫不知，‘知‘彻‘澄（di tiek deirng）即是其例。‘日‘娘归‘泥，‘日‘娘二字（nik niuong）即是其例。”董同龢的（2009）《四个闽南方言》将厦门、晋江、龙溪、揭阳四个闽方言的音系与中古音系比较时，也已认识到“说话音”与“读书音”有别。其他论著如《闽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残余》（黄典诚 1982），《潮阳声母与广韵声母的比较》（一）、（二）、（三）（张盛裕 1982a，1982b，1982c），《论比较闽方言》（张琨 1985），《中古鼻音声母在闽音的反映——为第18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而作》（黄典诚 1986），《切韵与方言》（张光宇 1990），《再论比较闽方言》（张琨 1991），《潮音证古（声母部分）》（李新魁 1997a），《潮音证古（韵母部分）》（李新魁 1997b），《中古韵部在闽南话读书音里的分合：兼论陈元光唐诗诗作的真伪》（周长楫 1996），《闽南方言声母白读音的历史语音层次初探》（林宝卿 1998），《潮汕方言口语词保留古音摭拾》（林伦伦 2005），《闽语“舆、“浴”两字阳调h-声母的来源——比较方言中所见的* gl-复辅音》（梅祖麟 2007），《闽语、侗台语给予义“与”字的音韵层次及年代问题》（郑伟 2008）等以及大多数综合类闽语研究的著作（如林伦伦 1996；陈泽平 1998；张燕芬，林亦 2009；刘新中 2006等）都曾将闽方言的白读层特征与中古音、上古音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

徐芳敏（1991）《闽南厦漳泉次方言白话层韵母系统与上古音韵部关系之研究》是一部研究闽方言白读层韵母与上古音韵部关系的博士论文，其研究角度有二：一是从上古韵部来看闽南方言韵母系统结构上的现象；二是从闽南方言韵母出发，追溯韵母的上古音来源。

（三） 共同闽语构拟

罗杰瑞（1981，1983，1985，1986，2000等）是利用历史比较法拟测共同闽语的系列论文。在声母的构拟上，罗杰瑞将共同闽语的声母构拟为六套，包括清浊两类的送气、不送气与弱化音各一套（弱化音以前加“-”表示，即清的“-p、-t、-ts、-t?、-k”与浊的“-b、-d、-dz、-d?、-g”），这个系统比中古切韵系统的声母多了三套声母（浊送气、清弱化、浊弱化），成为罗杰瑞所构拟的共同闽语声母系统的重要特点。其中弱化音声母的构拟依据的是闽北地区的特殊的弱化声母，罗将之归作“第九调”。该构拟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主要观点有：李如龙（1985）《中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的分析》认为，闽语古浊声母今三分为送气、不送气和弱化是不同历史层次的反映，并非共同闽语特征；平田昌司（1988）《闽北方言“第九调”的性质》根据郑张尚芳（1985）对浦城方言端母字声母l-来自?d-的假设，推断闽北弱化声母可能与浙南吴语全清声母的紧喉作用有关，而“第九调”是吴闽方言间相互影响的结果；黄金文（2001）《方言接触与闽北方言演变》认为闽北石陂话中的浊音与吴方言无关，而是闽北方言中固有的，其中来自古清声母的浊音是“清浊交替”的产物；王福堂（1994，2004）认为闽北方言古浊平字中的弱化声母是由吴语借入的，其声母音值和调值都照搬自吴语，而来自清声母的浊音同样来自吴方言的影响。这些观点反映了使用历史比较法与历史层次分析法对原始语拟测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历史比较法重视祖语到今语的纵向演变，而历史层次分析法在考虑纵向演变的同时，还会考虑横向的接触演变。

吴瑞文（2002，2009，2014，2016等）是一系列拟测共同闽语的论文。吴文以中古《切韵》系统为基础框架，离析闽语代表点方言同源词字音的语音层次，再运用历史比较法拟测共同闽语，以之对罗杰瑞构拟的共同闽语体系进行补订、修正。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吴文严格遵照历史比较法的工作程序，同时结合了层次分析法的内容，使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工作更为科学、合理。例如，吴瑞文（2009）206对罗杰瑞（1981）根据“书鼠锯著”等同源词为共同闽语构拟的前高圆唇元音韵母*-y提出以下两点质疑：

第一，罗杰瑞所构拟的共同闽语的单元音韵母包括*i、*e、*o、*a、*y五个，其中有三个前元音*i、*y、*e，一个后元音*o，此元音系统内部存在前后元音数量不均衡的问题。

第二，梅祖麟（2001）认为共同闽语中的*y是归于秦汉层亦即上古晚期的读音，依照李方桂（1980）的上古音构拟，“书鼠锯著”等词的韵母拟音为*jag，与*y相去甚远。

吴瑞文（2009）首先分别比较了若干闽南次方言与若干闽东次方言，构拟出这批鱼韵同源词在共同闽南方言和共同闽东方言中的语音形式，再据此追溯共同闽语的语音形式，并将之与汉语上古音、中古音相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吴文充分吸收了梅祖麟（2001）和陈忠敏（2003）等语音层次研究成果，最终将这批词在共同闽语中的早期形式拟为*j?w。重新构拟之后，共同闽语的元音系统由*i、*e、*o、*a、*y变更为*i、*e、*o、*a、*?，此系统由三个前元音和两个后元音构成，其内部更为均衡，也更具解释力。

从历史比较法中发展出来的层次分析法，成为汉语方言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分析方法，在闽方言语音研究领域，前贤已利用层次分析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如何进一步推动层次分析法在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研究中的应用，仍是学界亟需探索的问题。

附 注

［1］ 秋谷裕幸、韩哲夫（2011）280提道：“高本汉认为《切韵》语言是受过教育的人所说的共同语，‘Koine就是共同语的意思。高氏指出《切韵》语言是除闽语以外现代所有方言的直接祖先，本文管这一观点称作‘Koine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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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