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薇

摘 要：在《羊的门》中，“屋”这一意象反复出现，本文以《羊的门》为中心文本，分析面对不同客体时“屋”意象的多层次内涵。本文第一节阐述了“屋”面向天地与自然时所具有的庇护与反抗之义；第二节分析“屋”意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象征的“家”的意味，与人的亲密关系和归属感紧密相连；第三节以《羊的门》为中心，讨论呼家堡建设“地上新村”和“地下新村”背后由私转公的隐性含义，即集成权力；第四节探讨呼天成住在果园深处的小茅屋与其“小中求活”的处世原则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其权力的构成。

关键词：《羊的门》；李佩甫；屋；意象

在《羊的门》第一章中，李佩甫在谈过土壤的气味、三千年留下的一句话、草的名讳之后，就谈到了“屋”的意识。李佩甫不是无意中接触到“屋”意象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对“屋”的描写以及在“屋”这个意象上寄寓文化的现象，在“平原三部曲”以及其他作品中都有出现。本文以《羊的门》为中心文本，分析面对不同客体，“屋”意象具有的多层次的内涵。

一、天与地

（一）庇护之所

屋”最本质的象征就是避难之所。“天是很大的，很大很大，大得没有依托；云又是很重的，很重很重，重得随时都会塌下来。那云，看着是白的，软的，高高的，一絮一絮的，可倏尔就会黑下来，整个天都会黑下来，黑成鏊子底，那黑气能贴着人头飞！更不用说风霜雨雪，雷鸣电闪，又是那样的无常无序。人，靠什么藏身呢？天就压在头上，一个细细的小脖颈是支不住天的。地呢，又是展展的一马平川，那平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无处躲藏。因此，人的恐惧是写在脖子上的，人首先要给自己找一个避难之所，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于是‘屋的概念就产生了。”人是大地上的流浪者，面对天的无令无常，面对广袤无边的平原大地，人只有在获得一个栖居之所时，才能获得一个根，栖居的房屋就是扎进大地的根，通过这个根，人才能够建立起自身的存在，建立起与大地万物的联系。可以说，脆弱渺小的人类只有栖居在一方坚固的屋中时，才能获得安全的生存环境，同时获得心理上的松弛与安宁。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李佩甫所言，“屋”是人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也是人的精神外壳。

（二）反抗

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屋是人类的庇护，是人类反抗天的一次成功尝试。有了屋，人在一定程度上就摆脱了看天脸色的无奈恐惧和颠沛流离的疲惫痛苦，屋因此也寄寓着反抗的意味，屋上的房脊则显示出了战斗的姿态。《生命册》中梁五方因塑麒麟脊成名，因一个人盖起一砖到顶的三间新瓦房引起同村人的嫉妒和仇恨。梁五方的新屋有着非假想的战斗姿态，代表梁五方在与村人的无形战争中大获全胜。村人对他的仇恨不仅仅有对屋的艳羡，更因为梁五方以一己之力在屋上赚足了脸面，挣够了尊严，他的胜利亵渎了其他所有人的脸面和尊严，将同村人的失败直白地晾晒出来。梁五方在运动中被揪出来批斗，被勒令从新房搬出去，他最后的反抗行动是将新房拆成原料，并就此走上了上访的道路。梁五方彻底放弃了屋的庇护，这种放弃反而成了反抗的标志，他耗尽了一生的年华，为自己的屋，更是为自己的反抗宣言而奔走。

二、人与家

在《生命册》中，梁五方最终的上访可以说是成功了的，县里分管信访的女书记林岚非常重视梁五方案，现场办公，不仅带领县乡干部为他捐款，还反复嘱咐同村人要照顾好他的生活。但下一个国庆节来临，梁五方还是去了北京上访，这一次，他是为了媳妇，而此后他仍常年上访，为了“安个家”。从梁五方的诉求可以看出，对人而言，屋不仅仅是个避难之所，更是家的外化形式。

《羊的门》第十一章中，呼国庆与谢丽娟久别重逢，谢丽娟问呼国庆想不想有一个小屋，一个屋外的屋。谢丽娟说：“尔后用赚来的钱，给你造一个小屋。一个金碧辉煌的小巢。你累了，就来歇一歇。你乏了，就来坐一坐。你想我了，就来躺一躺。当你不想做这个官的时候，或者当你不能做官的时候，你就来找我。”谢丽娟所言的屋，不是单纯物质形式上的一个房子，它象征着家，这不言而明。有了屋就有了家，一个个孤孤单单的人就有了温暖的依靠，有了停歇的港湾。

同样，在“平原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小说——《城的灯》《生命册》中，李佩甫也通过对不同角色人生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了“屋”所具有的“家”的内涵。

《生命册》中副省长范家福与女记者夏小羽就有了一个“屋外的屋”。夏小羽接受了骆驼送来的一千万元钱，购置了位于半岛花园的一号别墅，作为和范家福的“幸福小巢”。夏小羽虽然没有名分，但还是与范家福成了“事实夫妻”，二人从此确定了关系。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本就对骆驼和范家福怀恨在心的房地产商宋心泰将骆驼、夏小羽、范家福和一号别墅串联起来并决定举报，范家福和夏小羽的不正当关系因此被揭发，本是幸福归属的一号别墅偏偏也成了结束幸福的利刃。

在《城的灯》中，经过八年的辛劳和付出，刘汉香终于为老姑夫家翻盖了新房。梁已放正，“龙脊”已坐稳，只剩一些零散的碎活，正当此时，刘汉香的父亲刘国豆带来了冯家昌娶了城里姑娘的消息。李佩甫的如此设置并不是随意而为。新房是刘汉香在冯家多年来的见证，她张罗起来的新房是她融入冯家的表征，新房即将落成之际传来冯家昌抛旧娶新的消息，无疑是在最后一刻阻断了刘汉香成为冯家人。刘汉香苦心经营的一个与冯家昌有关的家的梦就此破碎，而她和冯家昌的親密关系彻底结束了。

生活在豫中平原的百姓，世代以种地为生，安土重迁的思想十分牢固。在平原的村落，房屋建好时，就是娶妻成家之时，因此平原人民对“屋”有种特殊的渴求。李佩甫在对“屋”的重复书写中建构起了中原人民的这种品性与思想。人以一生一世的精力，将建造一所房子、一个屋作为终极目标，实质指向人对家、对人生归宿的无尽追求。

三、私与公

（一）乡土特性

屋对人而言意味着家，那么屋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私的性质。在《羊的门》中，李佩甫写道：“在‘屋的意识里仍然含有阴性的、单一的、小私小我的情结。”作为人类生存基本保障的“屋”尚且是私，可以推想，不仅是中原地区，整个中国的乡土社会，千百年来都是私的，都以一个“己”为核心。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以“差序格局”概括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并这样形容：“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费孝通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私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性。

由此，该结论可以反证呼家堡“斗私批修”运动的谬误。“强粮”女人于凤琴外号“窄过道儿”，事事占先，霸道蛮横，与德顺因翻盖房子占地问题引发矛盾，咬掉德顺的半个耳朵，哭喊被德顺“流氓”了。事情闹到呼天成那里，呼天成没有直接断是非，而是先“清仓”，先“斗私”。呼天成精通人性，他非常清楚私是乡土社会的基本特性：“在乡村里，‘斗私是最容易的。说起来，谁没有私心呢？人人都有私心，可都认为别人有私心，却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私心最大。”因此“斗私”运动是不可能不成功的。小说中的“斗私”运动也确实开展得如火如荼，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晾晒灵魂”的目的。但也正是因为私是乡土社会的基本特性，“斗私”运动具有先天性的畸形性质，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乡村正常生活秩序的破坏。“斗私”运动从于凤琴和德顺开始，渐次波及呼家堡的所有村民，无人能幸免。“‘斗私批修会成了一条锁链，它几乎给全村人都套上了绳索！”加之潜藏在人心中的暴虐欲在运动中获得了正当性的宣泄，“斗私”运动终于失控了。“它先是消解了人们的亲情，分化了族人之间的血脉关系，让彼此之间产生了嫌隙和仇恨。尔后又让人在激动中发疯！”“斗私”运动失控的结果是，被村中所有女性同声讨伐的于凤琴最终自缢身亡。于凤琴的死亡确证了“斗私”运动的谬误，“斗私”不仅晾晒灵魂，更像是对屋的暴力拆除，它使人失去生存之所，使人心摇摇欲坠，使人性被拆解分崩。

（二）权力

屋具有“私”的性质，与中国乡土社会的“私”的基本特性相联系。那么当屋不再是“私”的而是“公”的呢？在《羊的门》中，呼天成正是通过将屋的“私”性转变为“公”性，进一步确立了自身的权威。也就是说，当屋不再与“私”密不可分，而是进入了“公”的范畴的时候，它就具有了权力的意味。

正是在“斗私”运动以于凤琴的死收尾时，呼天成贡献出了自家的八棵大榆树，宣布要在呼家堡建新村。建新村不光是为了排场，更是为了推掉妨碍呼天成建立权威的血缘。“宅子是人的基础啊，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宅基，贯穿了多少人的血脉故事？又联络了多少亲情和纠葛？在平原的乡村，盖房是联络情感的最好时机，那时候，不管谁家盖房，凡是沾亲带故的，都是要去帮忙的。你搭把手，我撺个忙，这么丝丝连连的，就一代代永远扯不清了。那墙头上垒的并不只是黄土，那是时光，那是‘辈分，都是一姓一姓的粘连。在乡村里，那‘辈分，那扯不尽的粘连，足可以消解任何权威！那么，要真正树立起一种权威，就必须拆掉这些东西。宅基是藏人的，推掉一家一户的宅基，人就无处可藏了。到了那时候，房子是村里的，人赖以生活的基础就彻底发生变化了。”新村属于集体，建新村是呼天成所代表的集体的主张，垒在房屋中的血脉联络和亲情纠葛被集体组织的安排和明确分工所取代，宅基不再“藏人”，熔铸在宅基中的是集体的力量，作为集体的领导者，集体的力量最终汇总为呼天成的个人权威。

呼天成建立权威的进一步行动是“地下新村”，这是呼天成的又一“伟大创举”。死去的人仍归属于集体，死人的屋子也由集体建制并管理。同时墓碑上的刻字以数字代替姓名，导致姓名背后的一整个丰富而立体的人生被压缩至扁平，姓名之间复杂而庞阔的人际关系网络也被拆解殆尽，姓名背后代代传承的稠密浓重的血脉被冲淡。人被最大限度地符号化，这就极大地淡化了血脉的记忆，辈分和姓氏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削减得近于消失了。地上新村和地下新村的面貌在第一章第五节《平原上的一个传说》中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房屋和排列编号的坟墓，令人感到如坠冰窖般阴冷的惊悚，而惊悚的来源正是对权力所具有的压倒性力量的恐惧。

建立新村是转私为公的手段，打破血缘是目的，而确立权威就是最终的结果。地上新村和地下新村是呼天成权力的外化，这意味着整个呼家堡彻底成了一个公共领域，“呼家堡只能有一个字，那就是‘公字，呼家堡不允许有‘私字”，而呼天成作为这个公共领域的主导者，是领袖、权力的象征。呼家堡不再容许私人空间的存在，也就扼杀了与“集体”相悖的私人思想的诞生，人在精神上成了羊，只剩下归从驯顺。呼家堡是一个封闭而完整的屋，呼家堡的村民如羊般生活其中，呼天成是这个大屋的门，既庇佑，也限制着呼家堡的村民。

四、小与大

在呼家堡的新村之外，独有呼天成住在果园深处的小院中。这个静谧、隐蔽的小院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上为呼天成集成大权、呼家堡飞速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

在物质上，小院是呼天成经营“人场”的起点。呼天成偷偷救回老秋，安置在小院中，精心照顾老秋直至老秋出山。呼天成自此明白人是活“场”的，也从此开始了长远的“经营”方略——对“朋友”和“人才”在感情方面要长期种植，有时雪中送炭，有时锦上添花，有时甚至是不要求回报的付出。这种连续的“经营”使得呼天成的磁场越来越大。

在精神上，小院则代表了李佩甫塑造的平原世界的一种核心特性：小中求活。小院的院门“很旧了，是那种老式的双扇门，门板上黑污污的，带着雨水留下的陈年污迹，看上去，显然是从旧房上拆下来的”，院墙“有一人多高，旧砖砌的”。院中的三间茅屋是麦草苫的，茅屋中单扇的门、老式格子小窗、破旧的洗脸盆架、旧办公桌、简单的床铺、木椅、墙上糊的泛黄的过期旧报纸、草床、旧式的立柜、简易的木制躺椅，处处透出破旧与简陋，“很有些寒碜的样子”。破败的小木屋是呼天成有意为之，反映的是呼天成“小中求活”的处世原则。呼天成说：“在平原上，你知道人是活什么的？人是活小的！你越‘小，就越容易。你要是硬撑出一个‘大的架势，那风就招来了。”

五、结 语

“屋”意象与生活密切相关，对“屋”意象的一次次重复书写展现了平原地域以至中华民族的生存境遇、生命状态、民族历史和文化内涵。“屋”意象仅是李佩甫文学世界中的其中一个，他还重复使用了具有豫中平原典型特征的“牛屎饼花”“败节草”“小虫儿窝蛋”“狗”“蚂蚁”等动植物意象及“点心匣子”“坟墓”等文化意象，多重意象的排列组合和重复书写使李佩甫对平原乡土世界淳朴善良人性的挖掘，逐渐向关乎群体、关乎人类命运的深层主题开拓。

（郑州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佩甫．羊的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6，163，232，249.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9：44-45.

[3] 龐冰冰．李佩甫小说“重复”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9：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