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智，干胜道，王清莹

（四川大学 商学院，成都 610065）

0 引言

近年来，以高估值、高商誉、高业绩承诺为特征的并购交易屡见不鲜。频繁的溢价并购使商誉总额加速积累，形成巨额“商誉泡沫”，引发商誉减值和连锁损失，巨额商誉泡沫的潜在风险令资本市场担忧，也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合理商誉体现为企业并购后可获得协同效应的预期，非理性并购往往会高估协同效应，支付过高的溢价，反映为高估商誉，即超额商誉。超额商誉本质上是对企业稀缺资源的损耗，既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也会加剧企业股价波动。商誉源于企业并购，企业并购决策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管理层可能因公司治理机制松散等做出非理性的并购决策，而高溢价的并购行为除了受到董事会治理或薪酬激励等特定方面的影响，还与企业整体监督与激励环境相关。可见，公司治理机制会影响管理层并购决策，进而影响超额商誉的形成。现有关于商誉的相关研究，更多是基于商誉整体进行讨论，超额商誉与适度合理商誉本就存在差异，将超额商誉独立出来进行研究的文献仍然有限。已有文献多从治理机制、内控制度等角度讨论抑制商誉泡沫的因素以及如何有效抑制超额商誉。至于抑制超额商誉的影响因素还有哪些，相关研究还不多。

伊藤邦雄（2014）[1]发现企业存在现金（等价物）持有量超过有息负债的“实质无借款”现象。国内学者干胜道等（2020）[2]基于此现象，引申提出了“财务宽裕”概念，即企业财务状况上现金（等价物）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大于有息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