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史料纷繁芜杂，其中记载北宋赵昌言的史料就有很多种。本文依据主要的几类史料，进行对照比较，仔细甄别，对其中存在的讹误进行校正。对赵昌言的轶事进行仔细分析，以廓清迷雾，发掘深层含义。

【关键词】北宋；赵昌言；史料

【中圖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08—033—03

赵昌言（944—1009），字仲谟，谥号景肃，汾州孝义（今属山西）人，太平兴国三年（978），胡旦榜进士。赵昌言担任的最高官职是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其人做事有气魄，为官以威断立名，朝廷中许多官员对他评价很高，卒年六十五岁。笔者将对流传下来的主要史料加以辨析，排列先后、辨别真伪，以廓清迷雾。

一、主要史料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其资料来源大多以宋代国史为模本，记载了宋太祖至宋宁宗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其内容广泛丰富，史料保存较多，所以中所记载的人物传记基本可信，但也有讹误，需要具体分析。书中的《赵昌言传》《王嗣宗传》《宰辅年表》都有赵昌言的相关记载。

《宋宰辅编年录》编年体史书，二十卷，南宋徐自明撰。本书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宁宗八年（1215），记载了宰辅的生平、除罢及有关制词的专著。因赵昌言担任过参知政事，因而其相关事迹也被收入其中。

《隆平集》是传记类史料，主要记载宋太祖至宗英宗五朝事，立传二百八十四。此书虽名为曾巩所著，但《宋史》本传中并未见记载，后人亦多有怀疑。目前，根据学术界的研究，基本可以确定其作者是曾巩。由于本书是北宋时写就的旧集，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李焘编撰的断代编年史，主要记载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其史料丰富，价值极高。作者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是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长编》取材十分丰富，除宋代的实录、国史外，还大量采用其他笔记小说，家乘志状，所以保留了大量宋人史料。《长编》卷34、卷35都有赵昌言的相关记载。

《东都事略》是南宋王称编撰，该书是记载北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本书收录了大量宋代诏令，且主要依据北宋国史、实录，成书早于《宋史》，有些内容为《宋史》所无，可以纠正《宋史》的失误，可与《宋史》互相补充，为研究宋史不可缺少的资料。

《涑水记闻》宋代司马光所撰的笔记著作，其中《赵昌言》《赵昌言折頞》《王嗣宗》等篇目都记载了与赵昌言相关的事迹。《涑水记闻》因属野史杂说一类笔记小说，所录内容，很多来自传闻，书中记载亦有失实。南宋时已有人指出，如洪迈说：“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1]。

二、史料考异

笔者在翻阅史料时找到一则有趣的史料，即有关王嗣宗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事。王嗣宗与赵昌言以力搏的方式分出殿试的名次，以上有部分史籍中有载，现列举于下：

《宋史·王嗣宗传》记载：“ 初，嗣宗就试讲武殿，搏赵昌言帽，摧首科”。[2]

《涑水记闻》记载：“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时举进士，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与之。昌言发秃，嗣宗歐其幞头坠地，趋前谢曰：臣胜之！上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3]

还有其他史料如：《事类备要》《事文类聚》《群书通要》《广事类赋》都也有记载，且注文引自《涑水纪闻》，另外《记纂渊海》《宋诗记事补遗》也有同样的内容，虽未标明来源何处，但其表述与《涑水纪闻》的表述相似。

又根据以下史料可以发现上述史料可能有讹误，列举如下：

《宋史·太祖本纪三》记载；“戊辰，覆试进士于讲武殿，赐王嗣宗等三十一人、诸科纪自成等三十四人及第”。[2]

《宋史·王嗣宗传》记载王嗣宗：“开宝八年，登进士甲科，补秦州司寇参军”。[2]

《宋史·赵昌言传》记载赵昌言：“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文思甚敏，有声于场屋，为贡部首荐”。[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一载：“ 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以新及第进士胡旦、田锡、赵昌言、李甤并为将作监丞，崔策等七十人并为大理评事，通判诸州事及诸州监当”。[4]

从以上史料至少可以得出王宗嗣是开宝八年进士第一，赵昌言是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两者不是同一年考中的，所以《宋史·王嗣宗传》和《涑水记闻》中关于王嗣宗与赵昌言手搏之事就非常可疑。

《涑水记闻》是北宋司马光所著，《事类备要》《事文类聚》都是宋代编撰的且这条记录多是抄自《涑水记闻》，《广事类赋》是清朝人编修的，且也注明来自《涑水记闻》，也是就说《涑水记闻》可能就是这一则错误信息的最早来源。《涑水记闻》是笔记小说类，书中所记很多来自传闻，作者并没有细致考证，史料的可靠性需要甄别。《宋史·王嗣宗传》记载的内容，本身前后对照就能看出错误，再根据《宋会要》等史料比较就可以看出端倪，所以不可信。

既然王嗣宗手搏对象不是赵昌言，那对象是谁？赵昌言在进士榜中又是排第几？笔者找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中的史料如下：

“开宝八年廷考，王嗣宗与陈识齐纳赋卷，艺祖命二人角力以争之，而嗣宗胜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识为第二人……已上宋录中云。而司马公《涑水记闻》乃云：嗣宗与赵昌言角力而胜。昌言乃太平兴国四年胡旦榜第二人，嗣宗廷试所争乃陈识，温公所记误。”[5]

从王明清的记载可以知道，王嗣宗手搏的对象是陈识。当然《玉照新志》作为史料本身其记载内容的真伪性也是需要仔细考证的，但从王嗣宗与赵昌言手搏状元一事而言应该是具有较高可信度的。作者王明清本人是南宋前期人，距离司马光时代不是很久远，所以其所记录的东西也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涑水记闻》这段的分析应该是可信的。

其又说赵昌言太平兴国四年进士，排名第二。据《宋会要辑稿·选举》记载，太平兴国四年没有开考，太平兴国二年三年都有开科，赵昌言是太平兴国三年进士，此处应该是刊刻之误。但根据上文的史料，该进士榜胡旦第一，田锡第二，赵昌言排第三，所以《玉照新志》中说赵昌言为第二名，这又出现了讹误。

宋人误将太平兴国三年进士赵昌言穿插到开宝八年状元王嗣宗的角力故事中，以致后人在写书时未能自己考异，因袭抄录，形成了一段错误的史料。同时，后人在撰写前人事迹时有的是仔细考证，也有的是未加仔细考证，所以像进士名次就出现前后不一致现象。这就要求我们阅读史料时就需要仔细甄别，而不能以讹传讹。

三、昌言折頞

圍绕赵昌言还有一则比较有趣的史料，在以上史籍中多有记载，是关于赵昌言入蜀平叛李顺起义的事件，各方记录虽有出入，但其内容实质大体相同，有关史料列举如下：

《涑水记闻》赵昌言一则记载：“李顺作乱于蜀，诏以参知政事赵昌言监护诸将讨之。至凤州，事时寇准知州事，密上言：‘赵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乃诏昌言行所至即止，专以军事付王昭宣，罢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凤翔府，召寇准参知政事”。[3]

《涑水记闻》还有一则记载；“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既行，时有峨眉山僧茂贞以术得幸，谓上曰：‘昌言折頞，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3]

《隆平集》记载：“蜀王小波、李顺之乱，命昌言为招安使。既行或言其无嗣，鼻折山根，恐握兵难制。即诏知凤翔府”。[6]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先是，有峨眉山僧茂贞者，以术得幸，尝言于上曰：‘赵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于是昌言行既旬余，或又奏言昌言素负重名，又无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后难制……昌言以至凤州，诏追及之，因留候馆”。[7]

《宋史》记载：“（太宗）召宰相于北苑门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贼小丑，昌言大臣，未易前进……诏书追及，昌言已至凤州，留候馆百余日。”[2]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赵昌言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前往蜀地平叛，但因太宗猜忌，遂被罢免。从注文来看，《涑水记闻》所记太宗罢赵昌言兵权事，有二者自相矛盾的说法：一说赵昌言为寇准所中伤，一说为僧茂贞所谮。与《涑水记闻》中直接写为寇准不同。关于是谁密奏这个问题，李焘在注文中进行了考证，其文如下：

召寇准参知政事。按准自青州召入，即参政。方昌言出时，准盖不知凤翔，知凤翔乃薛惟吉也。则言昌言不可委以利柄者，必非准，且其言与谮诉何异，准亦必不为此态。昌言罢政事，复后此百余日，当时军事固已付王继恩，续令卫绍钦代昌言入蜀，此乃不书，盖记闻误矣，今不取……[7]

李涛在《长编》中采用僧茂贞诬蔑赵昌言之说，而以寇准进谮言不可信。同时在《宋史》记载：“昌言少有大志，赵逢、高锡、寇准皆称许之。”[2]可见寇准还是比较欣赏赵昌言的，在寇准当权时，还一直倚重赵昌言，二人并未见有其他相互倾轧的记载。再者寇准自己也是“无嗣”，倘若自己真这么密谮，那所言之事是否也涉及自身？所以李涛的考证和引用还是可信的。李焘所著《长编》，考异严谨，因而在引用时《长编》应优先于《宋史》，同时也优先于笔记《涑水记闻》。

此外，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赵宋朝廷对入蜀官员的选任也是极为谨慎和重视。蜀地是大藩，又极容易割据。从赵昌言入蜀，宋太宗置蜀中紧急军情之不顾，中途换人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北宋朝廷对巴蜀地域的猜忌和对入蜀官员的防范很深，也可以反映出北宋时期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

四、朋党之争

在翻阅史料过程中，笔者还发现赵昌言仕途中有结党的倾向，其与太平兴国初年进士胡旦等人关系密切，且因他人受到牵连贬官。赵昌言与胡旦等人都是太平兴国三年进士，都是“同年”。“同年”这种古代中国特别的社会关系，和“座主门生”关系一样，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所有的新科进士都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因而又是“天子门生”。有关疑似赵昌言结党的史料摘录如下：

《宋史·赵昌言传》有载：“四人者（陈象舆、胡旦、董俨、梁灏）日夕会昌言第。京师为之语曰：‘陈三更，董半夜。[2]

《宋史·赵普传》有载：“時枢密副使赵昌言与胡旦、陈象舆、董俨、梁顥厚善。会旦令翟马周上封事，排毀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马周，黜昌言等”。[2]

《宋史·赵昌言传》有载：“赵普以勋旧复入，恶昌言刚戾，乃相吕蒙正。裁数月，会有颖狱，普以昌言树党，再劝太宗诛之，太宗特宽焉”。[2]

《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载：“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上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楚王元佐，颇间上”。[7]

第一则史料中， 胡旦、董俨和赵昌言是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属于“同年”，他们和陈象舆、梁顥等人志趣相投，关系甚密，经常在赵昌言的家里聚会。因为常常相聚到很晚，也就形成了“三更半夜”这个成语。第二则史料反映出赵普对这一群人的行为有所排斥，有认为他们形成政治势力的意识，并予以打击，流放马周时又贬黜了赵昌言。第三则史料反映在赵普眼里赵昌言、胡旦这一群同年进士已经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了，所以“再劝太宗诛之”，言下之意赵普已经不是第一次指出赵昌言等人结党了，可见政治斗争白热化。

从上面例举的史料可以看出胡旦与赵昌言等这一群同年进士的官员关系密切，换言之，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们已有了能够结党的倾向。有关赵昌言结党的倾向这一推测，何冠环先生在其新作《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书中给出了具体答案。[8]

五、结语

笔者从《宋史》等相关史籍中选取了有关赵昌言的史料，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去考异史料的真伪和探析史料的价值。从史料的考异上看，一个人的生平会有很多的史籍记载，但记载的内容往往大相径庭，这就需要仔细辨别，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历史本来面目。从史料的价值上看，很多史料虽然是堆砌而成，且作史者往往采用春秋笔法，有所隐晦，这就需要读者细心考察，从而有所发现。从赵昌言折頞和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们交往甚密的史料中可以探索出有关宋代对蜀地的政策倾向，以及宋初朝中一些政治形势，这对相关的研究都有裨益。总之，合理熟练的应用史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必由之路，以一分史料说一份史实是我们的治史原则。

参考文献：

[1]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2017.

[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王明清.玉照新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曾巩.隆平集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2012.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8]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M].上海：中西书局，2018.

作者简介：万君（1990—），男，江苏常州人，硕士研究生，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教，研究方向为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