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雨佳 李一 李育倩 柳铭心 蔡雪

关键词：《家庭教育促进法》 家庭教育 家长教育素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内容，从坚守中华文化、弘扬中国精神层面强调其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了家庭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中的基石作用。[1]“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2]，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承担主体责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22 年1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家庭教育法。该法明确规定父母及其监护人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同时强调父母应具备相应的家庭教育专业素养。

关于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现有研究从广义的范畴称之为“家长的素养”“家长自身素质”，强调父母自身的经历和素质对家庭教育的影响。比如，赵忠心认为，家长的素养指的是家长平时的修养，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即世界观和思想品德；二是理论、知识方面的水平，即文化素养。[3] 杨宝忠认为，家长自身素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家长的世界观和思想品德，即家长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二是家长的文化素养，即家长所具有的基本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水平；三是家长的教育素养，即家长所具有的教育科学知识以及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教育态度和教育期望。[4] 但在日常生活中，家庭教育问题愈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较为常见的有管教方式不当、亲子关系紧张、父母教育焦虑等；还有一些未成年人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产生罪错行为。这些现象凸显出家长仅凭其经验很难胜任子女教育的职责。

因此，有研究者聚焦于家庭教育过程中父母需要具备的特殊的知识和能力。比如，关颖认为，父母教育素养指作为父母特定角色的特殊素质，包括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育能力等，这些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父母教育素质的统一体。[5] 本次调查基于关颖的概念界定，将家长在教育子女过程中的相关认识与能力的总和称为“家长教育素养”，并强调家长教育素养的专业性、系统性与可塑性。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详细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需要具备、培养和提升的相关认知与能力，强调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仅需要遵循一系列科学的家庭教育内容和方法、进行父母自我能力的提升，还应当进行家庭建设、开展家校社合作和沟通，总结归纳为：亲职素养、角色素养、家庭建设素养、协同育人素养。本次调查从以上四个维度编制问卷，于2022 年11 ～ 12 月，面向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共13 个省（区、市）的0 ～ 18 岁儿童的父母，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113 921 份，剔除非父母填答的1 790 份及作答时间低于180 秒的481 份问卷，剩余有效问卷111 650 份。

一、家庭基本状况

（一）填答人及家庭基本信息

本次问卷填答人中，爸爸的比例为21.4%，妈妈的比例为78.6%。填答人年龄段集中在31 ～ 40岁（61.3%）、41 ～ 50 岁（33.0%）；家中儿童a 所处年龄段以小学（67.1%）和初中（18.8%）为主（见表1）。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在城镇生活，本次调查中，城镇家庭占比85.3%，农村家庭占比14.7%。

（二）家庭结构与社会经济地位

从家庭结构上看，核心家庭占比74.9%，与祖辈同住家庭占比15.4%，单亲家庭占比5.6%，重组家庭占比2.6%，其他结构家庭占比1.5%。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但单亲、重组家庭也占一定比例。从家庭中儿童数量上看，家中有1 个孩子的家庭占比56.4%，有2 个孩子的家庭占比40.1%，有3 个孩子的家庭占比3.2%，有4 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占比0.3%。

家庭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及职业水平构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科尔曼报告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儿童发展最重要的因素。[6]在本次调查中，家庭收入集中在5 万～ 10 万元（31.1%）和10 万～ 20 万元（22.8%）。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 883 元[7]，由于本次调查中，超过80% 的家庭来自城镇，按照一个家庭1 ～ 2 个收入人口计算，家庭收入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教育水平反映個人的知识水平及文化品位，影响个体的职业选择，从而影响其作为父母的教育信念、行为、生活方式。[8] 从受教育情况来看，填答人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比4.1%，初中学历占比29.9%，高中/ 中职学历占比24.5%，本科/ 大专学历占比38.3%，硕士占比2.9%，博士占比0.3%；本科/ 大专学历占比最多，这些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

父母的职业差别代表着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它关系到父母的工作条件、社会地位、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家庭的物质生活等。从职业性质分布来看（见图1），自由职业人员占比最高，为25.2%；其余占比较高的有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比18.4%），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占比12.3%），全职宝妈、宝爸（占比12.0%）。可以看出，本次调查中的父母就业形式比较多元和灵活。

（三）教育分工与隔代抚育

受中国传统代际关系、社会流动、抚育人力资源与成本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隔代抚育现象在我国较为常见。本次调查中，祖辈帮忙带孩子的家庭占比40.4%，59.6% 的家庭没有祖辈帮忙带孩子。隔代抚育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不同儿童数量的家庭中，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的家庭比例显著高于家中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的比例（见图2）。

隔代抚育另一个关注的热点是祖辈对孙辈成长的影响，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家庭教育分工中，母亲教育为主的家庭占42.5%，父亲教育为主占4.8%，父母共同教育占41.9%，父母和祖辈共同教育占7.4%，家中老人教育为主仅占1.9%。这表明，虽然有一定比例的家庭选择祖辈帮忙带孩子，但在实际的教育分工中，绝大多数祖辈并没有参与到儿童的实际教育中，而是进行其他生活照料等工作。

（四）参加课外班情况

在学业压力不断向下传导的背景下，校外成为学龄儿童获取超越同龄人更多教育资本的竞技场，课外班已成为大多数家庭的选择，尤其是城市家庭。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相较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的儿童参加课外班的数量普遍高于农村家庭（见图3）。

二、亲职素养现状

（一）亲职观念

亲职素养是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观念和行为。亲职观念指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认知和理念，它直接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手段，与儿童的发展息息相关。[9] 本次调查分别从儿童观、发展观、人才观、家庭教育价值观四个方面，考察亲职观念。从儿童观和发展观来看，父母具备较为良好的现代育儿理念和知识。对于“儿童权利”的相关内容，非常了解和了解一些的家长合计占比77.5%；對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非常了解和了解一些的家长合计占比96.2%。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对子女严格管教、重视学习的传统教育观念仍是被大部分父母认可的教育观念。对于“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仍有24.7% 的家长表示赞同；有73.3% 的父母认为“孩子上学以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非常赞同和基本赞同“为了孩子有个幸福的未来，我认为在他/ 她小的时候就应该抓紧教育”的家长合计占比91.2%。

人才观指父母对人才价值的取向和对子女成长的价值取向[10]，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家长对社会普遍接受的人才观的评价，并由此衍生出家庭的教育方式和教育重点。[11] 本次调查发现（见图4），父母希望儿童“成为身心健康的人”的比例最高，为83.9%；其次是“为社会和祖国作贡献”，为56.4%；排名第三的是希望“成为事业有成的人”。父母人才观既注重儿童个体发展，也注重培养儿童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感。

在家庭教育价值观中，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注重的内容（见图5）排名前三的分别是道德品质（87.2%）、心理健康（50.7%）、文化知识（45.0%），可以看出，一方面父母具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对儿童的“思想品德”非常重视；另一方面，父母对心理健康的关注比例超过文化知识，反映出父母更加理性的家庭教育价值观。

关于在家庭教育中忽视的内容，调查显示（见图6），排名靠前的分别为：性教育（50.0%）、社会志愿活动（45.9%）、网络教育（38.0%）、生活实践（34.2%）、劳动教育（26.2%）、审美教育（25.4%）。这些被忽视的内容大多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衍生出的新知识、新内容，反映出家庭教育价值观具有时代性[12]；也反映出父母对儿童自我保护、社会价值的发挥以及全面发展的重视，具有明显的时代进步性和积极性。

（二）亲职行为

亲职行为是父母在教养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和特征，与儿童行为的养成密切相关。[13] 本次调查分别从四个维度（见表2）对父母的亲职行为进行测量。从得分情况来看，父母尊重与肯定、沟通与陪伴行为表现较好。随着科学育儿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家长能够做到尊重孩子、肯定孩子，不盲目比较，并能保持良好的亲职陪伴。具体来看（见图7），从来没有和偶尔“当着别人的面批评或指责孩子”的家长比例分别为27.3%和48.7%，总是和有时“能发现孩子的优点并表扬（奖励）孩子”的家长合计占比93.1%。总是和有时“会抽时间跟孩子聊天或陪孩子一起玩（学习）”的家长比例合计为87.3%。

但权威与控制式育儿方式仍占一定比例。总是和有时会“除了学习，不让孩子做其他事情”的家长合计占比41.1%；总是和有时“会用命令的方式教育孩子”的家长合计占比49.6%。家长在亲职行为中，存在让孩子遵从家长的意愿，简单粗暴对待孩子以及急功近利的状况。

家长自我行为约束力仍显不足。“我回到家常看手机”的家长占11.5%，有时看手机的家长占49.7%，偶尔看手机的家长占34.9%，仅有3.9%的家长回家从不看手机。在信息化时代，包括手机在内的各类电子设备已成为日常学习、生活、工作的“必备品”，它们为生活带来便捷和智能手段的同时，也为很多家长带来了儿童屏幕暴露a的困扰，想让孩子放下手机、iPad，家长需要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以身作则，才能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角色素养现状

（一）角色认知

角色素养指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应具备的角色认知和行为能力。角色认知是父母在扮演角色时的主观意识和感受，本次调查通过角色意识、角色认同、效能感、角色任务四个方面来考察（见表3）。在角色意识方面，非常赞同和基本赞同“我认为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应由父母担当”的比例合计为 94%；在角色认同方面，非常赞同和基本赞同“我认为做父母是人生特别重要和有意义的事”的比例合计为 97.3%；在角色任务方面，非常赞同和基本赞同“我认为家长也需要向孩子学习，同孩子一起成长”的比例合计为 98.9%，父母的角色认知状况普遍很好。

但进一步从父母效能感分析中发现，虽然父母的角色意识普遍较强，但对于“作为父母，我感到很有信心”这一题目，仅有12.8% 的父母选择“总是很有信心”，52.4% 的父母选择“有时很有信心”，21.9% 的父母选择“偶尔很有信心”，还有12.9% 的父母选择“从来没有”。

（二）角色行为

本次调查分别从反思行为、实践行为、学习能力、榜样行为四个方面对父母的角色行为进行考察。在反思行为方面，94.0% 的父母总是和有时“会反思自己对孩子的教育言行”，反思能力较强；但在实践行为方面，10.7% 的家长表示总是“很难调整或改变自己的教育言行”，44.6% 的家长表示有时很难改变。

在学习能力方面，家长们获取家庭教育知识和技能的渠道（见图8），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上网查询（58.4%）；向有经验的同事、朋友、亲戚请教（55.8%）；观看线上讲座和课程（41.5%）。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有助于提升家长教育素养[14]，但目前从获取家庭教育知识和技能途径来看，家长主要依靠非正式渠道，这对今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的发展提出了现实需求。在榜样行为方面，选择总是和有时“在孩子面前，我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的比例合计为93.4%；66.2% 的家长表示“对孩子讲过的话和承诺要做的事情，自己总是能兑現和做到”。从数据来看，家长们的榜样行为表现良好，但从上文对“玩手机”题目的回答中，我们不难看出，父母的榜样行为能力仍需加强。

四、家庭建设素养现状

家庭建设素养是父母在家风家训、维护家庭关系、营造家庭氛围方面表现出的认知和能力。在家风家训方面，仅有11.2% 的家长表示“有明确的家风家训，会用在教育孩子上”，大部分家长（61.0%）表示“没有明确的家风家训，但家中有做人做事的规矩和要求”，也有25.2% 的家长表示“都没有”。可以看出，父母在家风营造方面的能力仍显不足。

在家庭关系方面，有62.5% 的父母认为祖辈带孩子的负面影响更多。在亲子关系方面，父亲或母亲带孩子常做的事排名靠前的都是一起做家务、聊天、运动和出游（见图9），所不同的是，母亲和孩子一起做家务（61.4%）、聊天（68.0%）更多，父亲和孩子一起运动更多（64.3%）。

在家庭氛围方面，75.9% 的父母表示“自己或多或少都当着孩子的面与家人吵过架和发过脾气”；在“我们夫妻有一方会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放在为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上”一题中，选择“总是”和“有时”的父母占比分别为52.0%、38.2%，夫妻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不均衡的现象。但总体上，家庭氛围自评分较高，满分10分，均值为8.02 分。

五、协同育人素养现状

协同育人素养指父母对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认知和行为情况。在协同育人认知方面，调查发现，家长对于学校的支持度（93.1%）和配合度（94.5%）均较高，对于社会资源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认同度也很高（98.4%）。

在家校协同育人行为方面，目前学校提供的协同育人形式仍较为传统和单一， 以家长会、学校开放日（85.7%）的传统形式为主（见图10）。

家社协同方面，社区定期开展的亲子或家庭教育活动（56.3%）、建设儿童友好社区（45.6%）、免费或只收取成本的家庭教育咨询（35.9%）成为父母最希望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资源。

六、家长教育素养提升策略

（一）加强现代家庭教育知识与理念的普及，引导父母采用合理有效的教养方式

一是加强现代家庭教育知识与理念的普及，同时要研究新时代儿童学习和成长的新规律、新特点和家庭教育的新需求。本次研究发现，父母普遍形成了现代育儿理念，树立了“立德树人”的教育观，注重儿童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以及儿童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但诸如重视学习、为了学习对孩子的其他选择妥协等问题依然存在；并且，随着生活空间、养育环境的转变，家庭教育的需求在不断动态调整，社会志愿活动、性教育、网络教育等与儿童健康成长息息相关的新需求不断凸显，这就要求当下及今后家庭教育指导的侧重点不断调整，在夯实家庭教育基本理念与方法的基础上，更加贴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不断在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回应时代的需要、父母的需求。

二是将重点放在帮助父母意识到自身教育理念与教养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上，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变。本次调查中，大部分父母都存在知行不一的问题，虽然父母在观念上了解儿童权利的内容，提倡尊重、理解儿童，但在实际教养行为中，依然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说到底，这缘于父母所掌握的家庭教育方式方法较为单一。因此，应注重引导父母将《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所示的科学教养方式应用于家庭教育实践中，及时调整和改变不恰当的教养言行，在尊重和爱孩子的同时，给予孩子更多自主发展的空间与权利，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二）加强父母角色意识与实践能力，增强父母胜任力

一是强化家长的认知、学习、反思意识，注重实践能力的提升。本次調查中，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父母人数占比最多，绝大多数父母在认识、学习和反思意识上表现积极，但是，由于缺乏持续的、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资源，父母在遇到家庭教育问题时，往往无法及时选择合适的方式解决，从而影响了父母家庭教育实践能力的提升。学校、社区等部门应逐步完善资源链接机制，帮助和引导父母甄别、筛选高质量家庭教育服务资源，在父母需要时，及时提供专业服务和学习资源，调动父母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家长教育素养。

二是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了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总要求。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对教育领域也提出了相关目标，“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15] 但目前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还比较零散[16]，本次调查发现，无论是覆盖面还是家长接受的指导服务的内容和质量均有待提高，需要通过国家支持、社会协同，增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普惠性质，同时分级分类为家长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精准化的学习与指导，探索家庭教育制度化、科学化路径，增强父母的角色信心与胜任力。

（三）强化父母家庭建设意识，提升家风营造能力

一是强化家庭建设意识，推动父母形成新时代家庭建设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17]家庭作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轴心，其自身建设能力和水平不仅关系到家庭的正常运转，更关系到社会和国家繁荣发展。本次研究发现，父母对家庭建设的意识还存在不到位的现象，未充分意识到家庭场域中良好的人际互动、亲情交往与家庭氛围的重要性，引导父母注重保持好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代际关系的平衡，提升父母以身作则的能力。

二是注重家风建设，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良家风。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气神，对儿童健康成长发挥的作用比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更大，相关部门要深入挖掘现代家风建设的好模式、好方法，建立家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激活“家文化”，落实“家责任”，引导父母形成以好家庭、好家风打下家庭教育的坚实基础的意识和能力，以好家庭好家风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文明新风尚。

（四）优化学校、社会家庭教育资源整合机制，切实发挥协同育人效能

一是发挥学校对家庭教育的支持和协同育人桥梁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对于学校发挥协同育人作用的支持度普遍较高，但学校提供的协同资源形式依旧单一。学校仍需深入挖掘和拓展家校协同新理念、新模式，优化和升级资源协同能力，将父母的积极性转化为协同育人的推动力，助力家校育人资源链接机制的建构。

二是发挥社区教育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整合各种资源，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18] 社区作为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地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中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重要阵地。但目前，社区在协同育人中存在保障机制不健全、协同机制不畅通、实施机制不理想的状况。[19] 本次调查发现，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儿童友好服务成为父母最想获得但实际缺失的公共服务。发挥社区育人的独特优势需要政府支持，牵头建立根植社区的家庭教育支持保障网络，在注重农村和城镇地区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建立健全社区家庭教育支持网络，打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切实为家庭提供推门可见、社区可感、家家参与的家庭教育服务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