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晓君，胡凯玲，刘德学

（1.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财经学院，广州 510665；2.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州 510632）

0 引言

1996年，美国学者泰普斯科特最早提出了数字经济，认为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此后学者们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大致经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新经济三个阶段[1,2]。2021 年我国发布《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数字经济界定为“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涵盖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五大类”。

近年来，关于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对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二是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关于数字经济对整体产业结构的影响，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陈晓东和杨晓霞（2021）[3]基于灰关联熵与耗散结构理论得出，数字经济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持续动力源泉。迟明园和石雅楠（2022）[4]分析了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制，指出数字经济可通过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形成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刘翠花（2022）[5]指出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深化社会分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外一些学者聚焦于制造业，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如焦勇（2020）[6]认为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从要素驱动到数据驱动、从产品导向到用户体验、从产业关联到企业群落、从竞争合作到互利共生，推动制造业转型。陈晓峰（2022）[7]利用2011—2019 年我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升级具有直接驱动作用且存在明显的区域与行业异质性。黄赜琳等（2022）[8]基于地级市数据和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制造业升级，并从中微观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的传导机制。

关于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曹小勇和李思儒（2021）[9]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转型的机遇、挑战与路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袁航和夏杰长（2022）[10]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政策冲击，得到了“宽带中国”战略有效推动了服务业转型升级。李丽等（2022）[11]分析了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服务业之谜”现象，指出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数字化升级的作用。

综上分析，囿于学者对于制造业的偏向性关注，大多数围绕数字经济的研究成果都聚焦于制造业。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甚少得到关注，少量学者只是从数字经济的某一维度进行研究，并且多以理论研究为主，鲜有学者从实证研究角度给出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有鉴于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解析数字经济如何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价值。

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石，核心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因此本文立足数字经济整体，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剖析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进一步剖析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异质性。

1.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是知识和信息，其实质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融合赋能，优化产业内部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与水平[12]。而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对产业升级的作用需建立在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即信息通信产业（ICT）的软硬件的建设上，如区块链、5G、大数据平台、高速宽带网络等相关设施的建造与应用。依托数字基础设施打破服务业全产业链的数据要素流通障碍，使服务业生产、交换的信息高效连接。对于消费者而言，依托宽带网络与信息技术平台，可快速定位、搜索、筛选所需的服务，有效降低其消费的搜寻成本与决策成本，满足服务需求并扩大潜在需求。对于服务业而言，数字基础设施可有效压缩信息时空距离，促进销售渠道扁平化，扩大其服务的范围，提高服务效率。总体而言，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对数据进行收集与应用，推动了现代服务业的扩张与发展，促进服务业的结构升级。

1.2 数字产业化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

数字产业化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技术、产品、解决方案等的各类经济活动。一方面，从数字产业化本身看，其包含了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服务业，因此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扩大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的经济规模，提升了高端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优化了服务业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推动了互联网等通信技术的发展，在服务业中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为第三方服务打造的各类互联网平台，打破了信息传输的时空界限，创新了服务的方式，如基于互联网的批发零售、互联网金融等，推动了现代服务业的不断转型升级。同时数字产业化亦包含了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展，而制造业与服务业存在强产业关联，制造业数字产业化发展会通过后向产业关联效应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而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

1.3 产业数字化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带来传统产业的效率提升、价值增值的过程。一方面，数字技术驱动服务业效率提升，实现智能化、网络化、高效化。数字技术以数据为要素，融合渗透服务业生产、消费的各个环节，服务业依托信息化平台收集、传输、分析相关数据，掌控信息流，从而快速定位目标市场与设计产品服务，达到供需精准对接，生产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服务产品，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利用数字技术亦可实现服务业产品生产的智能化管理与智能化监控[13]。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能实现产品的多样化、个性化生产，对仓储、流通环节进行可视化调控，使得服务产品生产更为高效。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也驱动了服务业创新升级，提高附加值。数字技术能在自我进化、自我成长中不断增强创新能力与迭代能力[14]。因此伴随着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不断渗透，在技术自身不断创新升级的同时也会不断推动服务产品的创新升级。同时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信息间的交流更为快速、便捷，也加快了“知识溢出”，推动服务业产业链间的产学研合作与交流，在吸收、学习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中，实现创新升级。基于以上理论，作出以下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整体会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

假设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均对服务业结构升级有正向推动作用。

1.4 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性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相应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应较为完善，数字技术的市场化应用较广，数字产业发达，数字规模较大。而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根据后发优势理论，后发的国家或地区相较于先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在一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后发展优势[15]。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可模仿性且存在一定的驱同趋势[16]。数字信息具有共享性、可复制性和低传输成本的特点，因此中西部地区可以充分借鉴、吸收东部地区数字技术与创新经验，降低了自主摸索的时间成本和资源成本，可以集中力量发展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可追赶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应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的空间则较为有限，根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当前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要承担起关键技术的攻关重任，加强技术创新，而中部地区是重点发展数字产业，西部地区则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夯实基础。这说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通过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产业化发展等能较大地释放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红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更大的边际效应。

2 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

2.1 模型设定

借鉴陈晓峰（2022）[7]的做法，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进行实证检验。

其中，Yit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指标，本文采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Pro_serit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High_endit来衡量，Digit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η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说明

2.2.1 服务业结构升级

本文借鉴袁航和夏杰长（2022）[10]的做法，分别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进行衡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采用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衡量。生产性服务业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的标准，包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采用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总人数比重衡量。高端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

2.2.2 数字经济

本文借鉴王军等（2021）[17]的研究成果，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Dig_infra）、数字产业化（Dig_trans）和产业数字化（Dig_exp）三个维度综合评价数字经济的发展，并采用熵值法测算出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体见表1。

表1 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所采用的熵值法步骤如下：

（1）数据处理

设Xij(i=1,2,…,n;j=1,2,…,m)表示i省份的第j个指标的观测数据，Qij表示标准化后的数据，运用极差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因所选取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故标准化处理公式为式（2）：

（2）确定权重，计算i省份在第j个评价指标上的指标值比值：

（3）计算第j个评价指标的熵值：

其中，0 ≤ej≤1。

定义差异系数gj=1-ej，gj越大，说明该指标在综合评价指标中作用越大。

（4）确定权重系数：

（5）确定综合评分：

2.2.3 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①外贸依存度（Ftd），采用各省份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②政府参与程度（Goν），采用各省份财政支出与各省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③城镇化水平（Urb），采用各省份城镇人口数与各省份总人口数的比值衡量。④人力资本水平（Hum），采用各省份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衡量。

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鉴于2013年之前，《中国统计年鉴》没有统计“电子商务交易额”相关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2013—2020 年各省份的数据，由于西藏部分指标存在缺失，以及港澳台地区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最终共收集30个省份的数据。本文利用Stata 17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2.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2.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基准回归模型（1）来评估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回归，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下页表3中列（1）、列（3）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提升。列（2）、列（4）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拟合程度提高，且数字经济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说明数字经济有效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与假设1一致。

表3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在控制变量方面，外贸依存度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外贸依存度过高不利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在外贸中占比较高，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品出口无法有效推进服务业结构优化，同时进口产品过多可能会挤占本地高端服务业份额，影响服务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由此产生外贸依存度的负向效应。政府参与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政府通过对服务行业的投入、购买服务行业的服务以及规范服务业发展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效推动了服务业结构升级。城镇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亦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化水平越高，对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技术服务业等需求越高，越可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进而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对于人力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提供智力支持，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4.2 数字经济分指标估计结果

在上文中主要考察了数字经济总体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而数字经济包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三个维度，那么数字经济这三个维度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分别有何影响？对此做进一步分析。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结果（1）、（2）、（3）分别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

表4 数字经济不同维度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估计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三个维度都对服务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数字经济三个维度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来看，数字产业化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影响最大，然后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即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代表了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最新应用成果，是数字经济的核心[18]。数字技术的市场化应用，通过商业模式创新、管理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等，催生出新模式、新业态，推动了服务业数字化、高端化，同时也为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核心支撑，进而推动了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传感器、地下光缆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健全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服务业全产业链的数据要素流通障碍，使服务业生产、交换的信息高效连接，推动了传统服务业提高生产效率与服务效率，促进服务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数字化可以实现数字技术、数据要素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对传统服务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有效降低服务业企业经营成本，提高服务业内外部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

2.4.3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将我国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针对不同地区分析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考虑到中部地区省份较少，为了避免样本分组后数据过少的问题，将中部和西部地区合并，形成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分析。

下页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因区域的差异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区域的影响系数上看，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大，与假设3 一致，也与诸多学者对于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的分析一致[19]。原因可能在于中西部地区存在后发优势，通过对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模仿、学习、借鉴，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较为完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水平较高，且汇集了大批的高技术人才，服务业已趋向数字化，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红利可能已经提前释放，存在边际效应递减问题，因此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还是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无论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近年来，我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不断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同时中西部地区加大人才引进，推动了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进而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较大的边际影响。

表5 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2.5 稳健性检验

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情况、政策惠及程度等与其他省份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影响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结果。借鉴钱海章等（2020）[20]的做法，剔除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数据，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剔除直辖市的相关数据后，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各变量的显著性及符号与前文也基本一致，充分说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6 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稳健性检验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系统剖析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0 年我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检验数字经济三个维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差异性；本文还考察了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都能够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其中数字产业化的促进作用最大，然后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数字化。（3）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区域异质性，其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高于东部地区。基于上述分析及结论，我国未来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继续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筑牢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建设完备的5G 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关键基础设施，加强面向服务业应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相关平台建设，为服务业结构升级提供良好的环境，打破服务业产业内外的信息界限、知识界限，促进供需互动与精准匹配，推动服务业效率提升、创新升级与融合发展。同时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实现对传统服务业实现全方位、全链条、全角度的升级改造，并不断创新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服务业向数字化、高端化迈进，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

第二，统筹数字经济对不同区域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基础较好、服务业整体水平较高，因此要聚焦于深化数字经济在服务业的渗透，拓展数字经济在服务业各个领域的广度与深度，构建更为完备、高端化的服务业产业体系，发挥其示范、突破、带动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与服务业发展仍存在较大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巩固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红利，立足低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重点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做到“软件”与“硬件”兼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缩小“数字鸿沟”，协同推动东、中、西部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

第三，加大数字经济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数字经济的发展要靠创新引领，创新引领则需要高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支撑，因此要注重培养数字化人才，构筑人力资本优势。尤其对于中西部地区，仍存在数字人才总量不足、数字技术高端人才稀少等问题，人力资本的短板可能会制约数字经济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加大信息人力资本投入，加大对本地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培训与人才培养，吸引优秀数字型人才并提高优秀数字化人才的福利待遇。

第四，发挥好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要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发展基本政策体系，同时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在建立完善制度的同时加强监管，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效能，构建优良的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推进服务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渗透与融合，助力数字经济与服务业协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