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新动向

2023-07-07杨宏雨张龙杰王晓冉

决策与信息 2023年7期

杨宏雨张龙杰王晓冉

[摘要] 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前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创建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1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在继承和汲取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呈现出的特点和动向主要有四点：一是学科研究的开放意识不断增强；二是与建党相关的人物研究全面铺开，表现为从核心人物向边缘人物扩展、从正面人物向非正面人物扩展、从党内人物向党外人物扩展等方面；三是从粗疏、宏大叙事走向精细化研究；四是从以政治学、历史学为主到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这些新特点和新动向使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学理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共创建史；开放意识；精细化；多学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07-0017-12

中共创建史是中共党史的开篇，也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926年，蔡和森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党史报告《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此为中共党史研究之嚆矢，同时也是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开端。此后学界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大致分为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前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中共创建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后这40多年，以2001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多年，是中共创建史研究最为活跃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共创建史研究在承接前20多年（1979—2000）1研究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突破，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在前一阶段初露端倪、若隐若现的特点，在进入21世纪以后更加凸显。在此，本文将宏观地展现21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动向，以飨读者。

一、学科研究的开放意识不断增强

开放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前提。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开放意味着知识的交流和互动，是学术的探讨与批判。开放意识在任何学科的发展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意义尤其重大。党史研究中如果缺乏开放意识，往往容易出现两个不正常的现象：一是向壁虚造，即根据一些未经考证的回忆录把党史研究演绎成故事，或以一鳞半爪的资料虚构历史；二是把党史研究变成领导人讲话和官方相关文件的注脚。以上两种情况与党史应是信史、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相抵牾。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党史研究的开放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海外研究成果被引入国内。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脚步的加快和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开放意识也越来越强。

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开放意识，首先表现在对海外相关资料的收集和翻译上。史料是党史研究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共创建史的史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就备受重视，并取得一定进展。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成立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并在其下设立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工作机构，具体负责党史资料的收集、研究与编纂。与此同时，地方党委也纷纷成立党史研究机构，收集整理地方党史材料。这对创建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解密了联共（布）、苏共、俄共等的大量档案资料，这些新史料的出现为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契机。199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翻译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为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史料。进入21世纪后，学界的开放意识不断增强，海外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进入新阶段。以中共一大纪念馆为例，从2015年起，该馆陆续派业务人员赴海外征集中共早期档案资料，联合国内外档案馆和相关专家、学者，整理、编译并出版“中共创建史系列丛书”。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丛书的《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2018年，又出版了《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的出版，打破了之前对海外相关资料的收集目光高度聚焦于俄罗斯的常规，意义尤其重大。

其次，表现在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大陆学界的关注。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出版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时期）》详细介绍了海外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让中共创建史研究有了可以参照的他山之石。从中国知网（CNKI）检索的数据中可以发现，2001年后，国外学者在中国大陆刊物上的发文数量大幅增多，并积极参加中国大陆举办的中共创建史研究会。进入21世纪，海外对中共创建史研究推动最大的当属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石川祯浩在该书日文版问世时直言，希望该书能给“中共党史研究以良好的刺激”[1] 416。2006年，在中共成立85周年之际，该书的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随即在大陆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史学界权威杂志《历史研究》在2006年第2期刊登了该书的出版消息，《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也先后刊文称赞该书为“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2]和“新视野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研究”[3]。近年来，国内不少研究机构也清晰地认识到海外研究成果在推動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作用。2016年，由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主办的《中共创建史研究》创刊，该刊每一辑都开设“海外研究”专栏，刊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推进中外学术交流。

二、与建党相关的人物研究全面铺开

相较以往，21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与建党相关的人物研究全面铺开。过去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南陈北李”和毛泽东等少数重量级人物身上，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对上述核心人物的研究热情不减，同时对其他人物的关注力度明显加大。与建党相关的人物研究呈现出三方面特征：从核心人物向边缘人物扩展；从正面人物向非正面人物扩展；从党内人物向党外人物扩展。

（一）从核心人物向边缘人物扩展

如果把与中共创建相关的人物进行分类，那么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毫无疑问是“南陈北李”；第二层级则是各地中共早期组织中的核心人物和活跃分子，包括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陳望道、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北京的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巴黎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东京的施存统、周佛海；第三层级是除第一、二层级所述人群外各地早期组织中的其他成员；第四层级则是建党时期未参加中共早期组织，但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探索新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杨闇公、谢觉哉等。

从核心人物向边缘人物扩展，大体上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一是指对第二层级人物研究的拓展，如从毛泽东、周恩来、李达、陈望道、董必武等中心人物向较为“边缘”的施存统、邵力子、陈潭秋、俞秀松等人的延伸。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拓展，并不是说在21世纪之前学界对这些较为边缘的人物没有研究，而是在21世纪相关人物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深化。以中共一大代表为例，过去学界重点研究的是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人在建党中的贡献，其他人物或因身份问题，或因资料短缺等原因，研究成果较少。201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一大纪念馆编的《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该书收集整理了全部13位代表从1917年11月到1923年7月的文献资料，为全面研究中共一大代表建党前后的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是指对第三层级即各地早期组织中声望、影响较低的一些人物的研究，如北京的范鸿劼、缪伯英、李梅羹、吴雨铭，武汉的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赵子俊、赵子健，湖南的贺民范、陈子博等。过去学界一般认为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0多名党员，但到底是多少人，学者们莫衷一是，至于哪些人是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则更是众说纷纭。2010年，嘉兴市社联和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课题组经过3年多的研究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共8个早期组织共有成员58人。课题组的结项成果《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还对这58人的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58名早期成员的确定，有力推动了中共创建史研究从少数关键人物研究走向全景式研究。

三是指对第四层级即建党时期尚未参加中共早期组织的活跃分子的研究。1930年，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说，五四时期“中国青年界发生许多文化团体组织，在全国不下十数，可是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的有几个：1、新青年社；2、星期评论社；3、新中国社；4、觉悟社；在湖南就有新民学会；在湖北就有共存社；还有少年中国学会”[4] 209。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成立，“南陈北李”等关键人物的作用固然重要，中共早期组织每个成员的价值也不容低估。除此之外，还必须看到当时众多重要文化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对中共的创建也有不小的影响。发掘这些人物在建党时期的活动，有助于理解历史是“时”与“势”变动之下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对58名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确认及其研究、挖掘，固然是中共创建史研究从核心人物向边缘人物扩展的关键，但这远远不够，还需要学界将研究视野进一步向外拓展，加强对这58名早期组织成员之外的诸多群体和人物的研究。进入21世纪，学界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譬如杨凯的《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小人物”——论建党前后的谢觉哉》一文，就是以谢觉哉为典型个案，揭示了建党时期那些以个人身份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的边缘人物在中共创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

（二）从正面人物向非正面人物扩展

中国共产党成长于艰难困苦中，无论是建党前还是建党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部环境都极为艰险恶劣。历经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有人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和锤炼，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和党的骨干分子，有人为了坚守信仰在革命事业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也有人在革命中途脱党、甚至叛党，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基于此，这个群体自然可划分为“正面人物”与“非正面人物”。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应承认存在荣辱、是非和“正面”“非正面”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一些“非正面人物”甚至“反面人物”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实际贡献。

以刘仁静为例，他虽然是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但在后来的历史活动中，他参加了托派组织并成为骨干分子，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此后又一度投向国民党，因此对刘仁静的研究一直被视为禁区。在中国知网（CNKI）上进行检索发现，篇名中包含“刘仁静”的文章，在2000年前仅3篇，分别发表于1987、1994、1995年，而在2001年以后则有56篇。2001年前关于刘仁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发表在《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上的《刘仁静的是非功过怎能说没有定论？——与〈我们知道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作者陆立之商榷》。作者对刘仁静“坎坷一生，蹉跎半世，有关他的是非功过，迄今尚无定论”的说法提出批评，强调刘仁静的是非功过绝不是“尚无定论”，而是清清楚楚，“反动与叛变”的历史应成为其定论中的重要部分[5]。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学界对刘仁静的评价还是以否定为主。进入21世纪后，学界关于刘仁静的研究不仅大量增加，对其评价也更加客观。2007年，徐云根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上发表《略论建党时期刘仁静对青年运动的贡献》，正面论述了刘仁静的历史贡献。2012年，周静、陈丽红发表《刘仁静与中共北京组织的创建》一文，系统探讨了刘仁静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贡献。2012年，中共一大纪念馆举办“刘仁静与中共创建”的学术研讨会，同年出版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2辑一次性刊发了该研讨会上23篇研究刘仁静的文章，其中肖甡的论文直接以《刘仁静在建党初期的贡献》为题。2015年和2018年，先后出现了题为《刘仁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贡献研究（1919-1927）》和《刘仁静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贡献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

周佛海的情况更为复杂。周佛海在五四前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了中共创建活动并参加了中共一大，但其于1924年脱党，并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抗战期间，周佛海又与汪精卫等人投靠日本成了汉奸。2001年以前，除倪兴祥在1991年發表过一篇《周佛海在中共一大上担任党的中央局代理书记》外，几乎没有文章讨论他和中共创建的关系。2013年，窦春芳、苗体君发表《周佛海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一文，从“以《解放与改造》为阵地，积极宣传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参与筹备了组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工作”“积极为《共产党》《新青年》撰稿，为中共‘一大的召开进行理论上的准备”“创建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出席中共‘一大”等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周佛海与中共创建的关系[6]。2001年以后，不仅有期刊文章介绍、讨论周佛海与中共创建的关系，华中师范大学的刘莎还在其硕士论文《周佛海的早期活动及思想》中，用专章探讨了周佛海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与中共创建的关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宣传，清晰地还原了周佛海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特别是其早年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共创建中的贡献[7]。进入21世纪以后，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中共党史上的一些负面人物在中共创建中的活动和贡献均得到了一定的发掘。

研究从正面人物向非正面人物的扩展，并不意味着为这些非正面人物“翻案”，而是本着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对这些非正面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出客观评价，对其为中共创建所作的贡献予以客观评价。

（三）从党内人物向党外人物扩展

中共的创建凝结着“南陈北李”的心血，是中共各地早期组织58名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是五四大潮影响下中国社会变动的结果。因此，考察中共创建史，要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精英人物对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和劳工运动的态度，换言之，就是要重视对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之外的相关人物的研究。这里特指那些从未加入中共甚至后来反共的人物，比如戴季陶、张东荪、黄凌霜等人。进入21世纪以后，这些人物与中共创建的关联陆续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和发掘。就戴季陶而言，研究成果有郭圣福《论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关系》（2011），刘俐丽《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015），信洪林《戴季陶与中共上海发起组》（2010）。就张东荪而言，有张家康《与中共若即若离的张东荪》（2012），周月峰《五四运动与张东荪“总解决”方案的形成》（2019）。就黄凌霜而言，研究成果有刘熙《从〈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看黄凌霜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推动》（2014）。此外，任武雄和黄金凤分别在《试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破解——兼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始末》（2007）、《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关系之研究——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与改组为中心》（2014）两篇文章中提及，中共创建时期其组织成员和无政府主义者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而非绝对的对立关系。2014年，邱东成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国民党人与中共创建研究》中提出，国民党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了介绍和宣传，国民党人的革命活动对于中共组织的创建，客观上也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

从外部看，中共的创建与十月革命后苏俄的东方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柏烈伟以及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俄共或共产国际人员在中国的活动，反映了中共创建过程中外部力量（主要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共创建过程中众多“被遗忘”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人物得到了研究。比如，对被人称为“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8]尼克尔斯基的研究。尼克尔斯基曾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来华指导中共创建工作并参加了中共一大。但尼克尔斯基的相关资料极少，以致对他的研究无从展开。2007年以后，在多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身份、生平、在华任务和个人贡献都得到了发掘，这是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重要收获。如果说尼克尔斯基还算比较重大的人物，那么对柏烈伟、李泽洛维奇、库兹涅佐娃、霍·多洛夫等更“小”人物在中共创建中作用的发掘和研究，则更显现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在人物研究上从中心向边缘展开的趋势[9-12]。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中共创建史研究中，与中共创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各类人物的作用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掘。

三、从粗疏、宏大叙事走向精细化研究

进入21世纪，中共创建史研究不仅内容得到极大丰富，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粗疏、宏大叙事走向精细化研究，研究主题趋向于局部、微观，研究更加注重史料与史实考证。

（一）从宏大叙事到精细考证的转变

传统的创建史研究比较偏重于论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这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学术问题，其研究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但党史既是历史，就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能光凭理论或逻辑来说明问题。在党史研究中，加强史实研究不仅有利于解决许多尚未厘清和存在争议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讲清历史的必然性。党史要成为信史，需要党史工作者广泛收集资料，认真仔细地探寻历史真相。197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辑发行的《党史研究资料》创刊，该刊兼具研究性与资料性，发表了大量考证性文章，厘清了一部分创建史研究中模糊不清的问题。1980年，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考证了一大召开的时间和出席会议的人数，“回答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13]，是精细化考证的代表性文章。2000年，邵维正撰文回顾了该文的写作过程，指出党的创建史的研究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基础做起，用事实说话”“综合分析，力避孤证”[14]。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不少专家学者认识到了精细化考证在创建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考证类文章，但从总体情况来看，仍有大量研究中共创建史的文章和书籍偏重于使用回忆录等二手资料，导致研究偏离事实，“回忆录中难免有记忆错误或误解，甚至存在主观判断造成的偏颇……还有一些回忆录是在其他回忆录的基础上，或者是在看到有关党史研究著作的基础上润色而成的”[15]。

进入21世纪，伴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进行，在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实证化、精细化研究方法受到了重视，学界越来越重视“回归历史现场”，涌现了大量实证性研究成果。2001年以后，在史料、史实考证方面的研究主题有：（1）谁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2）上海革命局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关系；（3）陈炯明与中共关系；（4）中俄通讯社与华俄通讯社的异同；（5）社会共产党与上海早期组织关系；（6）1921年的三月会议问题；（7）谁是嘉兴南湖的租船人；（8）列宁是否接见过王尽美；（9）《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作者田诚是谁；（10）谁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1）建党时期中共经费来源问题；（12）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名称问题；（13）大同党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关系；（13）朝鲜共产主义者与中共创建关系；（14）共存社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关系；（15）建党初期的党团关系；（16）渔阳里与中共建党关系；（17）何叔衡是否参加了一大；（18）中共一大闭幕后是否召开过“9月中央局扩大会议”。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主编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和《中共创建史研究》2中，“史实考证”成为固定专栏，每期都会刊载数篇相关文章。

（二）各地早期组织的研究都得到了重视和加强

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共产国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上海、北京早期组织的建立和一大的召开上。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中国各地有哪些早期组织，它们的活动及其发展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无法完整了解中共的创建过程。进入21世纪后，学界非常重视中共各地早期组织的研究，摆脱了前期研究中简单、粗略的风格，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笔者将读秀和知网两个数据库相结合，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早期组织为主题进行检索和整理。可以看到，2001年以前，对中共各地早期组织的研究文章合计76篇，2001-2022年期间则多达137篇，是前者的1.8倍多。从研究的内容上来看，2001年以前，学界对中共早期组织研究偏重于巴黎、北京、济南、长沙的组织，21世纪以来，伴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眼光的转变，中共早期组织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以前研究较少的上海、广州、武汉、东京等地早期组织受到了重视。2010年和2020年，上海还组织了纪念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和100周年的学术研讨活动。此类学术活动的举办，对该方面研究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共各地早期组织研究不仅受到了重视，而且研究明显呈现出从粗疏向精细化转变的趋势。以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研究为例（见表1）。从1979年到2000年，22年间学界共发表以中共北京早期组织为主题的研究文章14篇；进入21世纪以后，从2001年到2022年，同样是22年的时间跨度，学界也发表了14篇相关主题的文章。在这两个阶段分别发表的14篇文章中，都有6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党史》上。但这两个阶段也有很多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从研究层次看，2001年以后有一篇以中共北京早期组织为研究主题的硕士论文，2001年之前没有。（2）从文章篇幅看，2001年以前的文章多为短文，篇幅超过3页的仅4篇，而2001年以后的14篇文章多为长文，篇幅较短的文章仅4篇（3篇3页以下的杂志文章和1篇报纸文章）。（3）从研究主题来看，2001年之前的研究文章，大致包括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概况、北京早期党组织特点、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名称和成员考证、李大钊等人对北京党组织创建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北京早期组织的原因、《曙光》杂志与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等6个方面，其中介绍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概况的文章有4篇；2001年之后的14篇文章涉及10个主题，其中介绍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概况的文章仅1篇。（4）从核心概念看，2001年以前的研究比较笼统、泛化，除了北京中共早期组织之外，只有“李大钊”“无政府主义”“宋介”“《曙光》”“李梅羹”等几个有限的概念，而在2001年以后的文章题目中，涉及“黄日葵”“邓中夏”“工人运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三月会议”“北大红楼”“长辛店”“北京渊源”“斗争精神”“政治品格”等10个概念，文章选题呈现出鲜明的精细化和个性化特点。

四、从以政治学、历史学为主到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中共创建史是党史的一部分，在学科分类上将中共党史归属于政治学的二级学科，这可以凸突显党史的政治属性，有利于保证党史研究的严肃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党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1987年底，著名黨史专家张静如在《党史研究》上发表《党史学科建设断想》一文，明确提出党史学是历史学。此后1991年、2012年，张静如先后发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和《研究中共党史定要了解社会》，强调党史研究中要注意了解和研究社会，不能把党史变成纯粹的政治史，这突出了党史的历史学属性。

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党史研究应该首先符合历史学研究规范，而非仅仅为现实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做注解。党史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史料运用和史实考证，便是党史向史学靠拢的明证。除了考证、辨析史料，学者们还力图拓宽中共创建的历史背景，探讨中共创建与近现代重大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2001年，杨宏雨发表《1921年：历史的承接与推进》一文，把中共创建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放在160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指出：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思想印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先后形成了师夷、农民革命、洋务自强、维新立宪、共和革命、科学与民主六大思潮。1921年中共成立以后，继承了这六大思潮中爱国、学习西方、反帝反封建的特点，把中国现代化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16]。2004年，张小红在《中共创建溯源》中提出，“认识中共创建的历程和意义应该从80年前的那场鸦片战争开始”，文章详细地梳理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近代中国的重大社会变革和社会运动，探析了这些变革运动与中共创立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指出：“历史是一浪推进一浪，一步跟着一步，一环紧扣一环地发展的。”“‘五四运动为中国人走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选择空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契机，而辛亥革命又为‘五四运动创造了前提；戊戌维新为辛亥革命奠下了一块基石；而洋务运动则是戊戌维新的先声”。“这一切又都始于鸦片战争，始于那场野蛮的侵略与伴之而来的国门被撞开和先进的近代文明的传入，始于中国人饱含血泪受尽耻辱后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对实现近代化的求索”[17]。

学者们不仅宏观地考察了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与中共成立的关系，还重点研究了辛亥革命与中共创建的关系。较早探讨辛亥革命与中共创建关系的是毛磊，2005年，他发表《论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间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为中共创始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思想上的条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基础”“为中共创始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教训”三个方面，简述了这两个发生在20世纪初期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18]。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中共成立90周年，2011-2012年，至少有14篇文章讨论辛亥革命与中共创建的关系，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进入21世纪，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共成立的研究也有了突破性进展。过去学界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十月革命与中共创建的关系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共成立的关系这一主题基本上无人问津。进入21世纪后，先后有林志友《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003），凌文豪《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2005），赵丛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影响》（2021）等多篇文章讨论了这一问题。

多学科融合、协力推进是21世纪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除历史学外，中共创建史研究主要涉及的学科或领域还有：

1. 有关现代化的综合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因此，现代化问题受到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在20世纪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受多种因素影响，现代化视角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状况才发生了较大改观，上述杨宏雨、张小红的文章就明显地体现了现代化视角。此外，在篇名上把现代化与中共创建联系起来的文章有周玉萍《从现代化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001）、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2001）。

2. 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把这一原理应用到中共成立上，就需要研究者特别关注中共成立背后的经济因素。遗憾的是，在21世纪之前几乎没有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中共成立。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中共成立的生产力因素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代表性的文章有张静如、石国亮《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002），石国亮《再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002），石国亮《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生产力基础》（2005）。

3. 区域地理学。中共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与社会变革的结果，但中共早期组织最早成立在上海，中共一大选择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扎在上海（1921-1933），这显然与上海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有关。21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人关注过这个问题。2007年，张静如发表的《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是历史必然》，首次提出了这一话题，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如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2011），廖胜平《近代上海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关系探源》（2011），叶福林、滕晓雪《近代上海的交通要素与红色基因的培育》（2020），瞿骏《在上海——江南互动中理解“建党时刻”》（2021）等。熊月之是近年来研究上海与中共创建最具影响力的作者，他在2011年发表了《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2021年发表了《上海城市的国际性与中共的创立及早期发展》和《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这三篇文章考察精细、思辨深刻，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4. 社会学。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群体和社会行为的科学。社会学在19世纪末进入我国，当时被译为群学。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认同俄国道路、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组建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群体行为、群体选择。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来解读中共创建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进入21世纪以后，从社会学角度来讨论中共创建史的文章有雷国珍、刘松茂《湘籍革命家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2002），赵朝峰《近代高校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2009），郑伟、张安《中共早期组织的生命系统——一种生态学的解读》（2010），张静如、王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群体特征考察》（2011），李伟《浙籍先进分子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2011），李伟、王连桥、黄化《中共创建时期浙籍先进分子群体的形成》（2014），高红霞《乡缘与建党：中共创立时期的另一种图景》（2018），刘宗灵《从“并行不悖”到“百川归海”——四川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聚合之途及群体特征分析》（2018），包晓峰《五四运动与浙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2021）。其中，张静如、王峰认为，中共早期组织群体具有“相似的出身”“相同的地理环境”“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受到陈独秀指导和帮助”等特点[19]；郑伟、张安从个体（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个体成员）、种群（各地组织群体）、群落（组织整体）三者的互动关系探讨中共创建与发展的条件；雷国珍、李伟、刘宗灵、包晓峰、高红霞等人力求把中共创建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和其背后隐含的人文、历史、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考察；赵朝峰关注到了近代高校这一特殊的、相对独立的小社会与中共创建的关系。凡此种种都表明，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中共创建史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5. 文化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欧诞生，半个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很快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这固然与十月革命后世界体系的裂变有关，但也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近代文化的选择与挫折有关。进入21世纪，不少学者从文化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共創建，代表性的论文有：何党生《近代中国文化选择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创立》（2010），宋镜明、韦绍福《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文化渊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2011），方雯《中共创建与传统文化》（2011），徐大同《中国人民拒绝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2012），郑林华《尊墨抑儒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传统学术流变看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2014），王刚、丁亚娟《正向与反向：大同思想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2016），邱华宇《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始阶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以《马藏》第1部第1-8卷为考察对象》（2022），吴增礼、胡鹏《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2023），臧峰宇《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23）。从上述文章的主题看，学界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关系的讨论已经走出了泛泛而谈的阶段，关注到了大同学说、阳明心学、尊墨抑儒等具体的文化因素。

6. 心理学。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被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广泛接受，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更与近代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密不可分。2019年，凡欣发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从心理学的角度讨论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传播问题。文章提出，20世纪初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内忧外患和世界的裂变中深刻觉醒，在社会心理上呈现出三个典型的特征：“面对屈辱产生强烈的社会情绪”、对下层劳动人民怀有“深厚情感”以及“以开放进取的心态关注社会改造问题”，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导致了他们认同和选择马克思主义[20]。

7. 传播学。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直是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重头戏。进入21世纪，学界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渠道、重要文献、特点、意义[21]，特别注重五四时期报纸杂志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关系。五四时期的一些重要报刊，如《新青年》《共产党》《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星期日》《晨报副刊》《改造》《新社会》《建设》《新潮》《少年中国》、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系都得到了研究与发掘。如果说2001年以前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特点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话，那么2001年以后的研究新趋势就是以报刊为中心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提出的传播学的七大要素——What Environment（传播环境）、Who（传播主体）、What Aim（传播动机）、Says What（传播内容）、In Which Channel（传播渠道）、To Whom（传播受众）、 With What Effect（传播效果）在研究中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重视。

进入21世纪以后，《马藏》《红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一九二〇—一九二七）》[22]等大型资料集的出版，也为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

综上，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共创建史研究，大大突破了过去研究中以政治学、历史学为主的局面，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协力推进的趋势越来越显著。

开放意识的增强、相关人物研究的全面铺开、精细化和多学科交叉融合，这四大特点大大提高了21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

[参考文献]

[1]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 占善钦.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J].中共党史研究，2006，（4）.

[3] 李丹阳，劉建一.新视野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研究——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评介[J].近代史研究，2006，（5）.

[4] 李立三.党史报告[A].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5] 洪焰.刘仁静的是非功过怎能说没有定论——与《我们知道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作者陆立之商榷[J].炎黄春秋，1995，（3）.

[6] 窦春芳，苗体君.周佛海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4）.

[7] 刘莎.周佛海的早期活动及思想[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8] АИ.卡尔图诺娃.一位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J].远东问题，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