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2023-07-06苑泽明高寒琼李萌于翔

会计之友 2023年14期

苑泽明高寒琼李萌于翔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优化企业战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上述关系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机制检验结果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规模较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股价崩盘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14-0073-10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规模高达45.5万亿元，占GDP的39.8%，并以16.2%的速度高位增长。这表明数字技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公司风险防范、风险承担和应对外界不确定性的能力，已成为多数企业战略升级的重要选择。二十大报告还指出防范金融风险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股价崩盘风险作为资本市场上的重大风险，具有隐蔽性强、破坏性大等特点，会严重损害公司财富和投资者利益，不利于金融市场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此外，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不稳定及竞争加剧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了应对，国家不断出台和调整经济政策，在助益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势必会对微观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资本市场表现产生一定的冲击[ 1 ]。可见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加剧的环境下，研究数字化转型能否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是十分必要的。

股价崩盘本质是由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 2 ]。而数字化转型作为近年来企业战略转型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对信息的获取和应用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3 ]；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减少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缓解委托代理问题[ 4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股价崩盘发生的可能性。此外，在經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经营风险和生存压力会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企业会更积极地寻求突破创新，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求变的重要选择，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提高企业资本市场表现的作用。因此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很可能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渠道机制和异质性进行识别检验，并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边际贡献：第一，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市场影响的相关研究，为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二，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出发，分析其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调节作用，不仅拓宽了数字化转型、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相关研究，而且对企业防范金融风险和适应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三，从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两大主要因素出发，系统分析了内部控制和信息透明度在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中产生的机制传导作用，进一步打通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

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重要的战略选择，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绩效、生产运营效率和资本市场表现等角度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展开研究。从企业绩效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供应链集成程度[ 5 ]、财务绩效[ 6 ]等进而提升企业绩效。从生产运营效率来看，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提升了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 7 ]；另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8 ]，进而优化企业经营模式，提高生产运营效率。从资本市场表现来看，林川[ 9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信息质量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并且，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质效，强化市场正面预期，提高企业股票流动性。

（二）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两个方面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Chen（2001）以及Jin和Myers（2006）较早提出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引起股价崩盘风险，并提出了管理者“捂盘”假说。之后，学者围绕委托代理理论继续开展研究。首先，从“捂盘”行为来看，大股东掏空[ 10 ]、扩大期权激励价值[ 11 ]等行为会加剧管理者的盈余操纵行为，进而提高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其次，从委托代理问题的治理措施来看，企业聘用女性审计师[ 12 ]、会计稳健性[ 13 ]等均能够监督管理者捂盘行为，从而减少股价崩盘发生的可能性。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企业内部来看，信息披露质量、财务信息透明度（Hutton et al.，2009）等方面的提高有助于投资者了解企业基本面，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从企业外部来看，分析师关注[ 14 ]、媒体报道[ 15 ]等外部因素能够减弱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然而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和分析师乐观偏差（许年行等，2012）则会加大信息不对称，进而加剧股价崩盘风险。

（三）文献述评

第一，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已有文献主要体现在企业绩效、生产运营效率和资本市场表现方面，而有关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市场表现的文献较少，并且尽管有学者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但尚未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考察两者的关系。因此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纳入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中，研究其发挥的调节作用。第二，纵观股价崩盘风险已有文献，股价崩盘风险产生的根源为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两个维度，因此，本文从这两个维度出发，全面打开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路径，并对比企业不同特征下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差异。

三、理论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

在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多数企业战略升级的重要选择。数字化转型使得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融入企业生产和管理过程中，能够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和信息处理能力，缓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抑制股价崩盘风险。鉴此，本文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研究。

一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治理效应和监督效应，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首先，从治理效应视角来看，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数据获取、处理和应用的能力，使信息能够在企业内部高速流转，降低企业内部各部门的沟通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和组织绩效，改善治理环境[ 16 ]；另一方面，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在风险防范和生产决策中，有利于企业掌握市场动态，减少非理性决策，提高治理能力，从而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其次，从监督效应视角来看，就企业内部来说，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高速信息流转，有利于企业掌握采购、生产、销售等过程的实时动态，增加企业管理流程的透明度，使得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更大，有助于企业对经营管理各个流程进行监督；就企业外部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宽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渠道[ 17 ]，企业所受到的外部监督更多，内部控制缺陷被监管部门发现的可能性更高。迫于内外界监督压力，企业相关部门会注重修复这些缺陷，为公司构筑有效的控制环境，从而提升内部控制水平。进一步，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纠正三个方面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事前防范方面，通过建立制衡机制和行为约束机制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建设，抑制管理者的舞弊意图，从而防范管理层盈余信息操纵等行为；事中控制方面，通过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对可能导致企业股价崩盘的行为严格把关，包括建立财产保护、授权审批等控制措施；事后纠正方面，发挥内部控制在信息沟通和内部监督方面的作用，及时发现并纠正已经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二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信息效应和关注效应，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首先，从信息效应视角来看，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获取海量信息，并将这些原始的、非标准化、非结构化的信息通过数字化技术转变为能被企业利用的信息资源，且存储在数据中台供企业各部门使用，显著提升了企业对信息的处理和应用能力；另一方面信息处理和应用能力的提升，使得公司对外披露自身情况时基于更真实可靠的信息，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 18 ]，使投资者对公司绩效和风险做出更加可靠的评价，从而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其次，从关注效应视角来看，数字化转型企业由于顺应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潮流和建设“数字中国”的大政方针，在资本市场上会得到投资者更多的正面预期[ 16 ]，为了迎合投资者偏好，分析师会对数字化转型企业给予更多的关注，由此增加的分析师研究报告通过媒体等途径得到广泛传播，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从外部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缓解信息不对称。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使投资者更加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并挖掘出企业试图掩盖的坏消息，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股价崩盘风险。综上，本文提出假设1：

H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股价崩盘风险。

H1a：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降低股價崩盘风险。

H1b：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二）外部环境影响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外部冲击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微观企业行为常常受到宏观外部环境的影响。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从委托代理与信息不对称两方面对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

从委托代理角度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企业潜在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不断加剧，管理者出于规避风险或自利目的很可能投资短期获利但损害公司长期利益的项目，且一旦决策失误，管理者可能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由推脱个人责任，从而加大了企业对管理者的监督难度，加剧委托代理问题。此时，数字化转型企业会更大力度地利用数字化技术发挥治理效应和监督效应，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引发的股价崩盘风险。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看，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信息环境质量，使得投资者判断公司经营状况的难度加大，企业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不断加深。此时，数字化转型企业会利用数字化技术更大程度地对企业内外部数据进行挖掘、处理和传递，有助于缓解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股价崩盘风险。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突出，企业会更大力度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作用，进而对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更大的边际作用。反之，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可能并不突出，即使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很高，其缓解这两大问题的动机和限度却很低，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可能较小。鉴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为了排除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效应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本文参考武常岐等[ 19 ]的做法，選取2010—2020年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剔除金融行业的企业样本；剔除缺失样本；借鉴许年行等的做法，剔除年交易周数小于30的企业样本，并在上下1%的水平上对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最终得到9 380个观测值。本文数字化转型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内部控制数据源于迪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于Baker et al.（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其余数据均源于CSMAR数据库。本文所有回归均采用稳健（robust）估计。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股价崩盘风险

参考Chen等（2001）的研究，本文采取负收益偏态系数（NCSKEW）与收益波动比率（DUVOL）来度量股价崩盘风险，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负收益偏度系数（NCSKEW）

（2）收益上下波动率（DUVOL）

鉴于NCSKEW和DUVOL的计算过程已有较多文献进行了阐释，本文不再赘述。

2.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T）

参考吴非等[ 3 ]的做法，通过文本挖掘的方式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第一步，确认数字化转型关键词，从数字化转型的四种“底层技术”与“数字技术应用”两个方面界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关键词。四种底层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第二步，计算关键词词频。基于A股上市公司年报与前述关键词，运用Python在年报中对关键词进行检索、匹配和词频统计。第三步，构造数字化转型指标。选取披露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并对词频加总求和得出数字化转型的总指标。基于数字化转型数据的右偏特征，本文以对数化方式对其定义。

3.调节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

本文借鉴李增福等[ 20 ]的做法，使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度量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由于本文使用年度数据，因此该年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月度指标算术平均值/100。

4.中介变量

内部控制（IC）：借鉴董小红和孙文祥[ 21 ]的做法，使用迪博公司内部控制指数/100来衡量企业内部控制水平。

信息透明度（Ta）：借鉴肖土盛等[ 2 ]的做法，本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考核结果衡量企业信息透明度。若公司考评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则信息透明度较低，将Ta赋值为0；若考评结果为优秀或良好，则信息透明度较高，将Ta赋值为1。

5.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肖土盛等[ 2 ]的研究，对可能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变量进行控制，各变量的具体度量方式见表1。

（三）模型设计

为验证H1，本文使用模型（1）检验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

其中，Crashi，t+1表示t+1期的股价崩盘风险NCSKEWi，t+1和DUVOLi，t+1，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Year和∑IND分别为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着i，t+1为随机扰动项。若H1成立，则？茁1<0。

为验证H2，本文构建模型（2）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若H2成立，则？茁3<0。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2所示，NCSKEW和DUVOL的均值分别为-0.3141和-0.2056，中位数分别为-0.2847和-0.2098，与既有研究无显著差异。数字化转型（DT）的标准差为1.1501，表明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的均值为3.9664，说明近年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并且标准差为2.3980，表明各年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较大。

（二）基准回归分析

基于模型（1），本文使用OLS模型对假设1进行检验，表3的列（1）和列（2）报告了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DT与NCSKEW和DUVOL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25和-0.0108，并分别在1%和5%的水平显著，表明从经济意义上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使股价崩盘风险平均减少2.25%和1.08%。这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股价崩盘风险，H1得以验证。

基于模型（2），本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的列（3）和列（4）所示。当被解释变量分别为NCSKEW和DUVOL时，DT×EPU的系数分别为-0.0053和-0.0037，均在5%的水平显著，表明从经济意义上看，相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数字化转型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分别多下降0.53%和0.37%。这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H2得以验证。

（三）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为了缓解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参考易露霞等[ 22 ]的做法，本文采用企业所在城市上市公司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列（1）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工具变量与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列（2）和列（3）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此外，本文对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研究结果均拒绝原假设。

（2）Heckman两阶段回归。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具体做法如下：参考王超恩和张瑞君[ 10 ]的研究，在Probit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的虚拟变量，当数字化转型程度大于样本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对第一阶段回归后得到逆米尔斯比率，将逆米尔斯比率imr作为控制变量引入第二阶段模型重新进行回归，表4列（4）和列（5）给出Heckman两阶段回归的内生性检验结果，D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2.稳健性检验

（1）剔除策略性信息披露的企业。参考袁淳等[ 7 ]的做法，鉴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多数为高新技术企业，且与数字化商业模式等有诸多联系，为了排除企业蹭数字化热度而在年报中夸大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次数的行为，本文剔除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后重新检验，检验结果表明H1和H2依然成立。

（2）排除城市级别差异的影响。参考林川[ 9 ]的做法，剔除四大直辖市的样本重新对H1和H2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差异。

（3）调整回归年份。自2013年大数据元年开始，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在我国逐渐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价值创造中[ 23 ]，因此本文将年份调整为2013—2020年对H1和H2重新检验，回归结果仍然显著。

（四）影响机制检验

上述回归充分验证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險的负相关关系，下面本文将依据理论分析部分的逻辑分别对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两种作用路径进行检验。参考温忠麟等（2004）的研究，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模型（3）和（4），以便清晰揭示数字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作用机制。其中Mediator代表中介变量。

首先，本文对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中介路径进行检验。由表5列（3）可知，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回归系数为0.0480并且在1%的水平显著。列（4）和列（5）分别显示当被解释变量为NCSKEW和DUVOL时，内部控制在数字化转型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发挥的机制传导作用，IC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负向显著。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水平→（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传递路径成立，H1a得以验证。其次，本文对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股价崩盘风险的中介路径进行检验。表5列（6）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列（7）和列（8）显示Ta的系数分别为-0.0824和-0.0473，并分别在1%和5%的水平显著。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传递路径成立，H1b得以验证。

六、进一步分析

前文从宏观层面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异质性影响，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继续从微观层面将企业规模纳入异质性分析，并从中观层面研究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差异带来的影响。

（一）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检验

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可能会受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按照企业规模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将样本以资产总额中位数为标准分为大型企业组和中小企业组，结果如表6所示。大型企业D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显著，而中小企业DT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企业规模扩张有助于加强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大范围地研发和应用数字技术，搭建现代化信息系统，这些举措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相对中小企业来说，大型企业不仅拥有支持数字化转型的资金优势，而且拥有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科研实力，有更充分的资源基础为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5 ]，这无疑有助于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

（二）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具有较强的技术外溢特性，因此本文按照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高和水平低两组，并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而DT的回归系数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并不显著，这表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强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原因可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需要一定的资金储备，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资金压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能够扩大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能够缓解传统信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减少借贷双方的信息搜集成本、处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24 ]，尽可能满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金需求，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

（三）基于地理区位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所处不同地域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有所差异，开展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可能会受到企业所在地域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按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分别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十分显著，而这一影响在中西部地区企业并不显著。这表明相对于中西部来说，东部的地域性质有助于企业发挥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创新能力、营商环境的优越性更有利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此外，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具有更强的主观意愿推进数字化转型，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并且，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数字化转型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程度越大。第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和信息透明度达到显著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效果。第三，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规模较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对于企业而言：首先，企业应紧跟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浪潮，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强对数字化技术的开发、分析和应用，将数字化技术渗透到生产经营的各个领域。其次，应当充分重视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尤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外部条件下，企业应当优先考虑数字化转型这一突破性举措，制定与企业战略深度结合的数字化转型政策，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积极作用。最后，打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机制。一方面，企业应当注重利用数字技术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减少内部控制缺陷，从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另一方面，企业应当借助数字化技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积极主动披露信息以提高信息披露数量，从而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股价崩盘发生的概率和实现加速。

对于政府而言：首先，政府应当做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工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税收补贴等方式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次，做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规范工作，深入落实对数字化技术的产权保护，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保障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出的科研成果，提高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这对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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