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冠东

关键词 “一帶一路” 外语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跨文化能力培养

〔中图分类号〕Ｇ０３；Ｈ３１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４５－０９

一、引言

共建“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语言相通和文化相融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在平等文化认同框架下，多民族、多宗教和多元文化得以交融，在此机遇之下，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发展原则，可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彰显国家文化自信的根源，文化自信是实现文明强国的基石。在文化“大熔炉”时代，世界多元文化在融合过程中，由西方主导的文化霸权主义占据强势地位，使文明交流和对话严重失衡。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①

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被动地位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的融合势在必行。当前，由于缺乏对中外文化差异的理性认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造成了一定冲击，部分大学生盲目崇拜外来文化，突出表现为政治立场淡化及价值观混乱。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强大的国际话语优势，有效传播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是关键一环。当代大学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主要践行者，高等学校外语教育则是中、西文化融合的重要平台。在高等学校外语教学中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在民族层面强化了国家意志在文化传播中的政治优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同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另一方面，在个体层面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与理解文化的多元性，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弘扬核心价值观。外语教育作为培养大学生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力的主要途径，不仅肩负着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使命，同时在抵制和修正国际社会中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对中国形象的恶意抹黑起着关键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所涉及民族与宗教历史错综复杂，相应的文化组成较为繁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华文化在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作用古而有之，其中有两次跨文化交流影响深远。第一次是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了本土儒道和外来佛教的文化融合。丝绸之路作为古代西域各族人民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要道，商品贸易输送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机会。佛教是中国接纳外来文化的典型代表，佛教的传播不仅是早期跨文化活动成果的展现，也显露了跨文化教育实践的雏形。佛教的融入经历了从认识到理解再到接受的过程，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中国思想文化基本格局，①它是中西文化在碰撞中新的融合。这一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等理念。第二次是西方传教过程中的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了外来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十六七世纪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入中国，传教士利玛窦受佛教因“中国化”而成功的启发，为了能融入中国儒家思想而达到传教的目的，苦心钻研中国语言和文化，使用了“合儒”“超儒”“补儒”“附儒”等策略，②成功将西方基督教融入中国儒家文化，基督教因此在中国受到了广泛接纳。在中国思想对外传播方面，西方传教士将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文献带回西方，中国的哲学思想影响了１８世纪欧洲众多的哲学家，中西文化交流盛极一时。这种双向交流的形式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典型，开启了以西方传教士为主要媒介的“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热潮，两次文化碰撞中的跨文化教育实践，使人类文明在交流中产生新的认知和理念，实现了人类文明在传播中的螺旋上升和推进。

跨文化交流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充分体现了外语教育在传播外国语言文化的同时肩负着弘扬我国语言文化的重要责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有助于让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不断加深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对持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互鉴有着重要意义。高等学校外语教育应该承担起历史使命，以语言教学为载体全面提升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充分释放出文化的育人价值，从跨文化的角度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话语权。

二、文献综述

教育承载着传播、传承优秀文化，培养国人素质和人格的历史使命。外语教育一方面以传播的形式打开不同国度、民族间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以“解构主义”姿态表达文化立场，进而消除文化霸权，建立文化自信。外语教育中的文化选择，是文化进步的重要内在机理，是基于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文化教学内容包含目的语文化及母语文化，需要将其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才能有助于学生形成文化意识，促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母语文化是文化教学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母语文化的精华所在，对文化自信的形成至关重要。外语教育本质上就是跨文化教育活动，其终极目的是培养受教育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受教育者能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进行有效、得体的交际。换言之，外语教育的落脚点应该在文化教学上，文化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受教育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受教育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是外语教学有效性的体现。因此，厘清跨文化能力培养研究领域的相关概念及理论成果，有助于构建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体系的理论框架。

最早的跨文化能力培养研究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Ｓｐｉｔｚｂｅｒｙ和Ｃｕｐａｃｈ基于跨文化知识、技能、态度的有效沟通能力提出了三维模型。① Ｓｐｉｔｚｂｅｒｇ和Ｃｈａｎｇｏｎ将跨文化能力模型分为构成型（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共同取向型（ｃ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发展型（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适应型（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ｌ）和因果过程型（ｃａｓｕａｌｐａｔｈｐｒｏｃｅｓｓ）五种类型。② 构成型模型定义了基本范围和关键要素；共同取向型模型强调交际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发展型模型以发展心理学为基础，关注交际个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适应型模型强调所有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联性及互相适应的过程；因果过程型模型是递进式的上下因素交互关系。

在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外语教育的实际情况构建的模型大致可以分为理论型和实践型。理论型的如胡文仲和高一虹将外语教学目的划分为语言能力、交际能力、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分别对应微、中、宏观三个层次；③文秋芳兼顾英语教学中国际语的商务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构建了包含语言、文化、语用三个子系统的教学框架；④顾晓乐将语言、文化和交际分别与态度、知识、技能这三个宏观维度相融合提出了培养模型。⑤ 实践型的如孔德亮和栾述文基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了跨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模型；⑥顾晓乐结合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环节和教学活动提出了循序渐进式培养模型；⑦ 张红玲和姚春雨构建了中国学生跨文化发展一体化模型，并运用教学实验法进行了验证。⑧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身份愈加重要和突出，外语教育作为国家语言战略的支持力量之一，应从宏观战略高度重置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调整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我国外语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多以培养跨文化能力为总目标，只将母语文化知识掌握能力作为子目标之一，更是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针对性的目标和内容，大学生依旧出现不同程度上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无法为中国发声，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的现状

外语教育的改革一直与时代的发展保持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目前的外语教育内涵正在由形而下的语言本体向形而上的价值领域转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顶层设计，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①《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②作为大学英语的指导性文件，《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也明确提出教材内容选择应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③ 这些指导性文件充分显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宏观层面，从内涵、原则和举措上对新时代外语教育的发展路径、理念目标和价值取向指明了方向。

目前很多高校只是简单的在课程设置中穿插中国文化内容，对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缺乏深入挖掘，碎片化的文化内容将无法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引领作用。外语课程实施过程是达到教育目标的基本途径，也是教师和学生彼此达成理解和生成意义的过程。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在世界格局的不断变革和学生价值观呈多元化的双重压力下，教师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主导的作用愈发凸显，作为教学中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实施者，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人格品质影响着文化创生的走向。有学者研究指出，教材中主题内容呈现“西方化”“中西文化失衡”的特点。④ 具备文化敏锐性的教师能充分捕捉课程素材中西文化的异同，有效挖掘显性知识下的隐性文化内涵。而不具备文化敏锐性的教师因自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不足，拘泥于西方文化的传统范式，在教学过程中一味鼓励学生忘记中文思维，在教学策略上缺乏挖掘中国文化元素的能力，无意间成了西方文化的代言人，忽略了对学生民族身份、性格和精神的塑造；因对西方价值观批判性思维意识的匮乏，他们将教材中隐含的西方价值观未经过滤而向学生全面输入，忽略了对学生精神人格的塑造和人文素质的提升。部分学生由于缺乏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加上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以电影、游戏等文化产品强势入侵，导致其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而缺乏对母语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也使文化自信意识薄弱。

回顾我国百年教育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受教育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的理解是支离破碎的、对精神的感悟是一知半解的，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现实意义认识也不充分。外语教育的自然属性使教育对象的文化取向、文化立场更易受到动摇，在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强势影响下极有可能导致受教育者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使其无法对母语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无法通过学习异域文化的机会去丰富母语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动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是文化自信的来源，影响着国民的基本价值观，文化自信的建立需要立足于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历史根基，是对自身文化的肯定和自豪。在外语教育培养中应充分认识到只有保持母语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同时，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看待异域文化，才能融百家文化之精髓，结合时代的发展对中国思想进行诠释，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外语教育的必要条件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如若缺乏深厚的母語文化底蕴，怎能在世界舞台实现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的有效输出？外语教育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具有时代意义，正能量的价值观有助于消减跨文化冲突，同时也为民族文化生命的延续创造了有利条件。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应基于破除隐匿于特定文化思维下的束缚，从心理上弥补相互认知的缺乏，增强尊重彼此文化的心理认同。本文的论述将借鉴从心理层面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其包含认知、情感、能力三个层面，它们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认知是前提，也是情感产生的基础，行为是能力最终的落脚点。交际需要文化作为支撑，语言承载着文化，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人的情感系统和行为模式又受控于自身的文化系统。具备了适应能力的交际者，则可根据交际中实际情况临时搁置或者修改原有的文化习惯，处理文化差异。① 以基于心理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为基础，从受教育者角度出发，采用假设演绎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外语教育中的基本要素构成进行剖析，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的重要性和发展本质。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多元文化交际语境愈发繁杂，交际者可能同时拥有多个文化身份，他们的年龄、性别、种族、职业、社会地位、出身背景以及他们之间的角色关系都会影响文化交融的语境变化。② 同时，交际时间、地点、人物、任务的不断转换，使得跨文化交际中具有动态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能力的要求应该是动态的、多方位的。例如，在跨文化日常交际和跨文化博弈性交际中所处的交际语境不同，则使用的策略不同；使用英语与美国人和印度人交际时因所面对的交际对象不同，则使用的技巧也不同。跨文化交际本质上是信息传递的过程，语言是信息传递的介质，文化是信息所依托的环境，跨文化交际既依赖不同类型的语言，又促进了语言与文化的传播。如果在多元文化场景下无法及时调整知识系统并灵活运用符合交际场景的文化知识、策略和技巧，就无法在全球化环境中有效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跨文化敏感性是指个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正面理解、欣赏文化差异的情感能力，也是个体能否进行有效跨文化互动的先决条件。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异同性会对学习者产生冲击，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情绪会直接影响个体跨文化行为能力的有效性和适宜性。語言是一门多元交叉的学问，不同语言不只是语音、语法、文字上的差异，更涉及社会习俗、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的差异，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历史、哲学、法律、地理乃至自然科学、信息科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文化可以划分为“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狭义文化小到能见可闻的衣食住行、家庭起居、婚丧生礼、节日喜庆、禁忌讳语、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信息传媒等；广义文化大至抽象的行为规范、伦理标准、人生信仰、价值观念等。③ 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来袭，一些学生缺乏批判性和反思性思维，不具备跨文化敏感性，无法充分认识差异、尊重差异，完全沉寂在文化自卑之中，以洋为尊；抑或故步自封，盲目排外，这种“文化自卑”和“文化优越”都不可取。如若无法充分包容异质文化的同时深刻理解自身文化，无法敏锐辨别语言中的文化信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无从谈起。

语言的运用能力不等同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有在多元文化交际历练中，坚守对本民族文化高度认同的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批判性地体验和甄别异域文化，才能有助于建立文明、平等对话的基础。文化教学虽然已得到我国外语教育的重视，但内容过于向目的语倾斜，忽略了母语文化在交际中的重要性，单向的文化输入无法在“全球化”时代传递和弘扬中国文化，导致“中国文化失语”现象。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养在外语教学中系统性的缺失，是高校外语人才培养中的通病，中国的文化生态教学严重倾斜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只具备“忠实的模仿者”特质，即在使用外语进行交际时几乎完全认同目的国文化和生活方式，而无法成为真正具备较强跨文化能力的“对话的交流者”。① 文化虽然可以以某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对行为和思维进行渗透，但要真正理解和把握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演进、精髓要义、价值理念和世界影响，就必须进行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和学习，并在实践当中加以运用和发展。

外语教育本身附带着多种文化价值观的更迭，如若不能从心理层面认同文化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具备跨文化的敏感性以及甄别异域文化的能力，母语文化势必会受制于强势的西方文化，进而会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语教育相融合的实现途径

外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是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果的关键一环。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我国全球化进程加快，对外交流已扩展至全社会，语言的文化承载功能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语言教育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认同，目前主要任务是解决“教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② 迪尔多夫采用德尔菲法建立了态度、知识与技能、内部结果和外部结果四个要素组成的跨文化金字塔模型，强调个体通过跨文化交际从内在结果转化为外部结果的动态变化过程。基础层是态度，包括好奇与发现、尊重和开朗；第二层为知识与理解、技能，两者之间是互动关系，对文化自知、文化知识、文化信息、社会语言理解越深，跨文化能力提高越快；第三层为理想的内在结果，即使得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同时具备民族文化相对观与移情能力；最顶层为理想的外在结果，最终提高个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如图１所示）。③

图１ 跨文化金字塔模型

迪尔多夫的跨文化金字塔模型解析了跨文化交际中知识与技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策略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和启示意义。本文以迪尔多夫的跨文化金字塔模型为基础，立足我国国情，聚焦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强调显性教学对态度、知识、技巧的培养，注重这三个因素之间独立作用的同时强调各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激发高阶思维能力和文化自觉的共同隐性内化作用，在“内”和“外”结果相互渗透的关系下，最终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模型

１．显性文化教学

外语教育的显性教学内容是文化交流的基础。通过显性的文化内容对三个影响有效沟通能力的因素，即态度、知识和技巧进行培养，态度决定知识和技巧的习得，在知识和技巧习得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强化态度，在这三个因素独立作用和相互作用之下，促进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

坚定的政治态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弘扬的重要基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当代的中国正接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主流的思想、价值观、思维方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思维活跃但缺乏社会实践，部分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在多元文化的浪潮中受到冲击，价值观产生偏离。坚定的中国立场、浓厚的家国情怀、宽广的国际视野是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政治素养。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要具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批判性分析能力，坚持以尊重、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的多元性。

坚定的政治态度可以通过批判性思维塑造。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我国外语教学积极引入西方语言、文学、文化理论并运用到人才培养中，从教师的教学理念到承载教学内容的教材都有所体现，致使学生在课堂上容易陷入西方的思考逻辑和文化背景中，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华文化话语能力的培养。面对海量的文化信息，外语教育者要批判性地利用西方理论视角和范畴，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角度去整合，谨记课堂是弘扬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发源地的准则，坚守政治底线；要充分挖掘现有教材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加强本土文化的教育，有机融入国家价值理念，从批判教学的角度，帮助学生明辨西方价值、西方文化，强化本民族文化认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将中国思想的传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母语文化知识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外语学习是一种基于语言知识学习的文化学习，是进行跨文化交流互鉴的工具，有效的跨文化交流互鉴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外语词汇、语法与发音，还需要深入母语和目的语国的文化特色。很多学生词汇量不少，对语法知识掌握也很全面，但是在跨文化沟通中却屡屡碰壁，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呈现“中国文化失语症”，究其原因主要是其受困于对母语文化知识支离破碎的了解。外语教学应充分分析蕴含在语言之中的文化内涵，深入认识与理解外语文化的价值取向、风俗习惯与交际规范，指导学生根据特定用词、语法和语气等挖掘其中所涵盖的文化特征，加强学生剖析母语文化内涵的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内容。立足新时代，母语文化的学习内容应该用辩证的思维去分析，不能简单地进行认同或疏离，需要结合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托，保持其现代性和先进性。“与时俱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明特质，又汲取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体现着世界文明体系的共同规范和普遍价值，如自由、平等、民主、公正、法治等。母语文化教学内容既要具有“通古识今”的传承性，还要具备“异同交织”的包容性。例如高校较广泛使用的教材之一《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一单元中的翻译练习是关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在教学中可以将古代的“天人合一”与当今的“绿色发展”进行联系比较，也可将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进行对比分析。

精准的国际表达技巧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既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涵盖了当代中国的价值，从历时和共时的维度全方位地展示立体、真实、全面的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应该从普世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多元性出发，以国外受众更容易接受的思维方式展开。将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喻理于事、喻理于情、喻理于史，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用西方的逻辑思维讲清楚、讲透彻，使国际社会产生思想的共鸣和情感的认同。

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外交往中，十分注重中国历史文化和相关国家历史文化中的共同价值，他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②在教学中也应充分挖掘中西方文化的特色，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宽容性，通过时事新闻导入的方式，在拓宽中西文化知识面的同时了解西方文化表达方式和思维逻辑，借鉴“中方的思想，国际化的元素；中方的灵魂，国际化的载体”模式，掌握精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技巧。

２．隐性文化渗透

人才培养中最重要的是对受教育者人格的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一种文化内容，更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種核心价值，这种隐性的文化内涵以润物细无声之势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思想人格。通过显性的文化内容进行隐性的思想渗透，实现高阶思维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最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情感上的认同和行为习惯，充分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功能的同时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生命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高阶思维能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展的保证。“一带一路”建设为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提供了全新的生长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文化交际场景，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相互交织产生了新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信仰。固化的文化知识已经无法负荷日新月异的交际环境，应该以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看待并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挑战。高阶思维能力的形成有助于将已知的文化知识根据不同的文化场景进行重新关联或者重新组合，使大学生在不同跨文化场景下灵活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有效的沟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和需求相结合，在传播内容、表达方式上不断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文化自觉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展的保障。文化自觉是个体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能够自我反省、自我觉醒，在审视文化差异时具备全面性、对于母语文化具备认可性的自我意识。增强文化自觉才能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理念看待世界文化的差异性、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当前，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的不断挑战，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的底气和骨气，对于激活文化自觉意识、提供正确的精神引领至关重要。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有助于加快对中华文明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认识，提炼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标识并赋予当代价值，让世界了解、理解并共享中国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六、结语

跨文化交流是贯穿古丝绸之路的主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在交流中实现共鉴，使异域佛教得以东传，儒家思想得以西渐。“一带一路”延续了丝绸之路的历史佳话，中国与友好邻邦持续沿着“一带一路”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兼容并包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进行平等对话的基础，这些理念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不谋而合，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胸襟和格局。“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也为中国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土壤。在与异质文化交流碰撞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来源，是消除我国融入世界面临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的良药。

外语教育所蕴含的人文、政治、跨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培养学生文化自信所承担的重要使命，提升学生外语应用能力，培养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能力，坚定文化自信，用外语讲述中国，成为新时代外语学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本文从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外语教育中的现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外语教育的必要条件出发，基于迪尔多夫的跨文化金字塔模型，构建学生的能力培养策略以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等外语教学中“教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通过显性的文化教学内容坚定大学生政治立场，树立正确价值观；加强剖析母语文化内涵的能力，分析母语文化特征；掌握精准的国际表达技巧，讲好中国故事。以显性文化内容进行隐性思想渗透，实现高阶思维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在“内”与“外”的相互作用下，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