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伟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 300131）

一、引言：遗产景观化赋能古城文旅高质量发展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古往今来，从东到西，通过旅游感知、了解和体察各地文化与风土民情一直是人类行为活动的一种重要类型。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和民族符号，打造独特核心文化IP，成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及创意文旅品牌建设的重要目标。

作为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之一，古城遗产旅游方兴未艾。开发古城旅游，一方面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也使古城历史文化重新焕发生机，为其现代转型与活化再生增添了动力。在此过程中，通过景观化的方式延续古城文化特色，打造高质量的文化景观，在赋能文旅深度融合的同时，更被认为是对古城文化进行激活、传承与弘扬的过程，同时也是增强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信的一条有效途径。

河北省保定市是国务院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城范围内现有总督署——西大街、东大街——北大街以及淮军公所——清河道署三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其中，总督署——西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是面积最大、历史遗迹最丰富、知名度最高的区域（见下页图1），具备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1总督署——西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保定市历史城区中心地带,东至莲池南大街、南至兴华路、西至恒祥南大街、北至西大街北侧部分区域,街区面积约34.45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15.29公顷,建设控制地带19.16公顷；街区是彰显保定“千年燕赵”典范、百年直隶首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域,拥有多处全国重点、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多处历史建筑,以及具有清末民初“中西合璧”建筑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巷西大街。按照官方划定的街区范围,大慈阁和钟楼区域并不在总督署——西大街范围之内,但是考虑到总督署——西大街和东大街——北大街的连续性以及要建立古城中心的整体景观意象,所以本文将大慈阁和钟楼也列入讨论。。然而，由于近些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与快速的街区扩张，历史上接连不断的文化景观群被逐渐切分，成为孤立和散点式的存在，给文旅融合的深层次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

图1 总督署——西大街平面图及鸟瞰图

基于此，如何对总督署——西大街现有文旅景观进行优化提升，使之形成完整、统一的区域主题形象以及高品质的文旅景观群组，成为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如何通过旅游品牌宣传构建民众关于保定未来的城市想象，也将是有益的拓展。

二、古城中心的兴起与衰落：总督署 ——西大街的历史演进

保定地处华北平原中部偏西，毗邻太行山脉，自古便是“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通衢要地。其历史悠久，拥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传说是尧帝故乡。据史料记载，保定历史上修建的第一座城池是战国时期的广养城，相传燕昭王在此牧马，因此称为“广养”。又因其地处燕赵交界，故有“燕南赵北”之称。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清苑县设立。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8年），此地升为泰州，治所仍在清苑县。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朝为保边塞安宁，在此设置保塞军，修筑军城，后将其升为保州，改清苑县为保塞县。自此，保定的军事战略地位日渐突出，开始了由地方治所向核心城市的转变，保定古城的雏形即肇始于此。随着金代迁都燕京，保州改属中都路，开始发挥“京畿重地、都南屏障”的作用。金贞祐元年（公元1213年），保州毁于战火。元太祖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都元帅张柔主持重修保州。“柔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1]。此后，保州日渐繁荣，先升顺天路后改保定路，成为燕南第一大都会。“保定”之名也由此而来，寓意“保卫大都，安定天下”。此次重修历时八年，基本奠定了保定古城的风貌格局。之后的明、清直至民国，保定先后成为直隶首府和河北省省会，伴随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内建筑多次增建，但基本格局却并未改变。

通过城市史可以发现，由于保定建城之初以军事功能为主，之后才逐渐拓展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职能，所以古城格局（以清末民初时期为例）既具有中国古代城市的一般特点，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靴形的城垣轮廓。出于屯兵的考虑，西南角的西大寺被围入城中，从而使古城平面呈现为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规矩方正的独特靴形。二是错十字的干道布局。古城干道由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构成，四街连接四门，其中，东、西大街相互连通，贯穿全城，南、北大街则呈折线形交错分布，折角处以大慈阁为视觉制高点，辅之以钟鼓楼、穿行楼等高大建筑，利于军事瞭望和阻止敌军长驱直入（见下页图2）。

图2 靴形的城垣轮廓和错十字的干道布局

在这种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古城中心地带逐渐演变为政、商、文相融合的城市核心。以东、西大街为界，南部衙署林立，沿街商铺众多，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商业街。这种前衙后市的功能结构在保定成为省会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西大街也因为紧靠衙署而发展为官商云集的商贸中心。特别是卢汉铁路通车以后，保定城西建成了京南第一大火车站，南北物资交汇于此，进一步带动了西半城的发展，西门内外商铺、客栈汇聚，西大街因此更加繁华。在建筑样式方面，受当时西风东渐的影响，街内除了传统的青砖小瓦坡顶合院式民居之外，官邸、商行、祠堂等大型建筑多加入西方建筑风格元素，街区风貌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总之，在商品经济的浸润下，西大街老字号荟萃，形成了以“马号”3马号是古代传递公文的驿站,保定早有金台驿。因饲养所需,清代在府街(今望湖春饭店后身)西侧建有马号(今保定商场处),草场则在府衙北边(今天华市场南面)。因为铁路的修建和现代邮政的开办,保定驿站连同马号在清末一起被撤销。此后,在马号原址建成了济善商场,连同已存在的天华市场和之后建成的“同义”“两益”两个商场,形成了老百姓嘴里的“马号”。这里是集零售、餐饮、文娱、休闲为一体的大型商贸市场,商品应有尽有,物美价廉,是平民百姓日常休闲的好去处.1971年5月,济善商场被拆建为保定商场,至今仍是保定老城区的商业中心。为中心、中西合璧式的商业文化街区，有“北方名街”和“直隶第一街”的美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兴起，古城墙和四门四瓮被环城公路所取代。古城内部错十字的交通格局也被裕华路、莲池南大街和永华大街等新兴道路构建的干道系统所代替。受此影响，鼓楼、穿行楼被相继拆除，直隶总督署和古莲花池也部分被毁。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全国范围的旧城改造运动，大量历史街区和传统民居消失殆尽。至此，保定古城的传统风貌与街巷格局被彻底改变。另外，随着裕华路的开辟以及周边商业建筑的落成，沿路的商业地位和经济活力迅速提升，这使得曾经人潮涌动的东、西大街被严重分流。随着传统老字号的消失和迁出，其业态类型逐渐向低端发展，商业吸引力持续下降，古城商业中心也由此转向南部的裕华路沿线。同时，政治中心也随着城市的西扩逐渐向西迁移（见下页图3）。

三、古城遗产的碎片式分布：总督署 ——西大街文旅景观的现状及问题

虽然古城中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与历史上的最繁盛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因其拥有大量文物保护单位和众多独特的建筑人文景观，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变得日益凸显。据统计，总督署——西大街现有大小十二处文物保护单位和大量历史建筑与传统民居。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五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处，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和重点民居几十处（见下页表1）。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如此狭小的空间范围内分布着如此高规格的历史文化遗存不多见。自2011年该街区被划定为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以来，以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大慈阁、钟楼等景点为核心，配套周边较为成熟的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相关产业，文旅景观得到了初步的构建，该街区也成为了古城范围内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展现保定城市文化的重要窗口。

表1 总督署——西大街主要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基本信息及保存状况4

虽然街区旅游资源丰富、景点众多，但各景点之间联系性不强，这就使得旅游资源的集聚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始终处于低层次发展阶段，难以形成完整、统一、鲜明的旅游文化品牌，从而给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造成了困难。究其原因，除了政策、法规、管理、资金等主观因素之外，街区遗产的散点式分布与碎片化格局及其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是难以回避的客观不利条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见图4）。

图4 总督署——西大街文旅景观的现状及问题示意图

其一，景观连续性不强，街区整体意象不明确。街区原有风貌主要由官邸、园林、教堂和民居四类建筑组成，其本身就是多个历史片层叠加的混杂型景观，带有片段式和碎裂性的显著特征。加之前些年大范围拆迁对景观群落的切分以及新建建筑与街区文脉的剥离。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该特征的蔓延，给街区定位、文化主题、功能板块、对外营销等旅游发展目标的构建带来了巨大挑战，使游客难以形成完整而清晰的街区意象。

其二，遗产保存情况不一，活化利用程度不足。街区内的文物单位和重点历史建筑普遍已得到较好的维护与修缮，但长期的静态保护使空间得不到有效活化，游客置身其中，难以获得深层次的文化体验，这种保护方式显然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需求。其他历史环境则往往因为关注的缺乏导致物质空间衰退明显，大部分空间并未得到合理地再利用。虽然前些年西大街的非机动车销售异常繁荣，但这种利用方式反而加速了对原有空间肌理和历史元素的破坏。随着历史信息的持续流失，遗产与周边的裂痕也变得愈加清晰。

其三，遗产资源挖掘深度不够，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滞后。由于景点之间普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旅游产品亦相对独立，不成体系。但更重要的是，因设计缺少对文化内涵的深入剖析与提炼演绎，致使产品种类稀少、样式单一且普遍缺乏创意，大部分产品的功能、形式和包装只是对景点标志性视觉形象的简单挪用或模仿，与目前市场上品类繁多的文创产品差距明显。更有甚者直接售卖现成的工艺品，同质化现象严重。这样的旅游产品很难激发游客的购买欲望，更不用说二次甚至多次消费。

其四，街区功能属性交错，社区共建意识不强。较之其他历史文化街区，总督署——西大街的遗产与周边商业和居住片区交叉分布，原住居民众多，生活气息浓厚，新旧环境之间亦无明显边界。这些因素本来有利于活态街区的构建与在地文化的传承，但由于缺乏系统而有效的民众参与，街区再生工作仍主要停留在政府和专业人士层面，其结果往往面貌精致但实际上却与民众意愿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不光阻碍了社区活力的充分发挥，遏制了街区的持续自生能力，同时也不利于旅游行业的发展壮大。

总而言之，总督署——西大街文旅景观的现状及问题可归结为缺乏明晰的整体发展定位、景观分散不连续、历史元素不断流失、遗产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以及民众参与程度不高五个方面。但即便如此，该街区依然是保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传承城市文脉与记忆的重要载体。因其彰显着“靴城四关错十字，市阁涟漪直隶署”的传统格局与空间特色，被官方定义为保定的城市原点与古城复兴的关键引擎。2021年，保定市宣布分步骤开展古城更新保护项目，作为其中的龙头，西大街的保护更新将为项目的推进起到示范作用。就此而论，总督署——西大街之于当代保定的城市建设与旅游事业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精神情感、经济社会及审美艺术等多维度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1一是历史文化维度,总督署——西大街见证了保定千百年的城市发展,记录着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和文化精髓,是体现古城特色与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二是精神情感维度,总督署——西大街不仅是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更是根植于保定人内心深处的集体记忆,肩负着凝聚人心、激发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三是经济社会维度,总督署——西大街作为城市遗产,具有文化资本的典型特征,将之转化为经济资源,对其进行活化利用并发展成优势文化产业,形成品牌效应,有利于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局面,对复兴古城意义重大;四是审美艺术维度,总督署——西大街中外建筑遗迹荟萃,具有极高的艺术属性和审美价值,透过中西合璧的建筑画廊,可以窥探当时的历史事件、生活百态、审美情趣和艺术造诣。。因此，对现有文旅景观进行优化提升也就具有了颇为必要的现实意义。

四、古城街区的神圣化再造：总督署 ——西大街文旅景观的优化策略

南京大学周宪教授认为现代性背景下的旅游其实是发明景观的过程，在这里，景观“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实在，更是一个需要不断地被‘发明’的符号，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旅游需要”[2]。也就是说，旅游中的景观不光是自然的物质客体，更是承载了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的符号系统，为了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需要不断发掘和塑造“潜藏于表皮之下的神话和记忆的脉络”[3]286。这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麦卡奈尔（Dean MacCannell）所说的“景色神圣化”（sight sacralization），这一过程包括命名（naming phrase）、装裱及推广（framing and elevation phrase）、奉祀（enshrinement）、机械复制（mechanical reproduction）和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五个阶段，大部分较为成熟的文旅景观都或多或少遵循了这样的生成模式。在此，不妨以该理论为切口，思考总督署——西大街文旅景观的优化提升策略。

1.命名：保定府复兴的三足鼎计划

命名是通过赋予名称的方式使一个事物被标记和驯化的行为，它使未知变得易被掌握。就像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诗歌《罐子轶事》（Anecdote of Jar）所描述的那样：“我把一个罐子放在田纳西……荒野爬上山头来到罐子身边”2《 罐子轶事》:我把一个罐子放在田纳西,圆圆的,在一座山上。周遭杂乱的荒野,于是包围住了那座山,荒野爬上山头来到罐子身边,它展开四肢,不再荒凉。罐子圆圆地立在地上,而且也很高,像一个空中的港口。它四处占领土地。它呈灰色,空空如也。它没有给我们小鸟或者丛林,与田纳西的其他东西都不像。。在诗中，浑圆的灰色罐子通过放置行为与田纳西的荒野发生了动态联系，这一行为使“杂乱的荒野”有了秩序，变得“不再荒凉”。由此看来，放置罐子的行为引发了“空间的驯化”[3]385，改造了一片巨大的、难以驾驭的土地，使荒莽的土地变成可以理解的景观。换言之，景观并不是自然地出现的，而是“人类通过某种记号或者人类存在的符号创造出来的”[3]384。对于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来说，该过程可以通过主题化来实现。“设置主题，意指用一个中心主题来规划和统摄各个区域，使之形成整合性的空间，这也是意义赋予的过程。”[4]例如，天津五大道文旅景观的规划以“万国建筑博览苑”为主题，以体验异域高级居住区的上流社会生活为卖点，为了使方案便于记忆和宣传，规划单位根据街区核心保护范围与周边历史建筑的比例和位置关系，将其命名为“钻石策略”1五大道的整体性非常强,宛若一颗硕大的钻石,而周边的高层建筑之间散落着部分零星组群的历史建筑,就像大钻石周边镶嵌的小钻石。受此启发,规划部门将五大道保护更新命名为“钻石策略”,即保持核心保护范围的相对安静和稳定,保持其整体性和完整性,同时允许外围建设控制地带结合少量史料价值一般的历史建筑形成旅游聚客锚地。详见朱雪梅《:中国·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规划研究修订版》,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第347-348页。。再比如，北京白塔寺地区的城市更新以区域象征物——白塔寺为主题，取名“白塔寺再生计划”。

总之，这种通过命名来标记重点事物的方法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和规定了人们看待景观的态度与方式，为景色的神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避免了整体意象不明和发展定位不清的问题。基于此，依据总督署——西大街遗产资源的特点，其文旅景观的优化策略应以“燕赵风骨、直隶风韵、革命风华”为核心，着力营造“文商融合、中西合璧、古今共鸣”的街区氛围，打造文化休闲、旅游体验、创意产业和商业购物共生的文旅综合体，并以此带动街区业态的更新和古城中心的复兴。另外，根据“市阁涟漪直隶署”的格局关系，大慈阁、古莲花池和直隶总督署这三处最重要的锚固点在街区内呈现鼎足而立的三角形关系。因此，不妨将此优化方案称为“保定府复兴的三足鼎计划”（见图5）。

图5 保定府复兴的三足鼎立计划示意图

2.装裱及推广：两核心、三组团与五节点

在名称确定之后，接下来就要对街区内的重要景点进行装裱及推广。在这里，“装裱”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意指用保护或提升的方式标记重点事物。虽然总督署——西大街旅游景点众多，但都较为分散，缺乏局部统筹，更没有能够辐射全域的游客服务中心。因此，应充分利用总督署广场和大慈阁广场两处开放空间及周边较为成熟的配套产业，将其升级为游客锚地。其中，总督署广场因具有位于街区中心位置、临近直隶总督署和古莲花池、周边商业繁荣等优越条件，可优先改造为集文博展览、旅游服务、精品专卖、高档餐饮等于一体的游客集散场所，形成引领街区整体发展的新旗舰；大慈阁广场则可以改造为连通东大街——北大街片区的次要锚地和东部入口门户。在此基础上，根据景点的位置和相互联系，可以进一步将街区划分为东、中、西三大景观组团。东部组团以大慈阁和钟楼为核心，以“燕赵风骨”为主题，将保定上古历史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再现，并且通过对古城“错十字”历史主干道街巷体系的部分整饬，恢复古城中心以大慈阁为视觉焦点和制高点的空间意象，同时配合城市客厅的沉浸式展示，使游客深刻体验保定从军事重镇逐渐兴起的发展脉络和深厚文化底蕴。中部组团以直隶总督署和古莲花池为核心，以“直隶风韵”为主题，将两处景点捆绑销售，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使游客在一天之中既能体验清代军政要员繁杂忙碌的日常工作，又能感受他们作为文人雅客的闲适生活。加之天主教堂和光园作为副本情节的场景搭建与故事演绎，游客可以进一步体验清末民初中西碰撞的风云诡谲。西部组团以西大街为核心，以“革命风华”为主题，重点突出中西合璧的街巷环境与设施完备的休闲娱乐功能，通过主打设计独特的实时互动体验项目，实现历史建筑与沉浸产业的有机结合，如以名人轶事、老字号传奇、红色影视剧等经典IP为蓝本，打造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沉浸戏剧、剧本杀等活动，使游客在娱乐消费的同时加深对保定历史文化的理解。由此便形成了“两核心、三组团、五节点”的街区景观结构（见下页图6）。随着智慧化展陈方式及人机交互手段的大量介入，该结构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将极大增强。总之，“装裱”的过程就是凭借技术性语言将历史素材进行巧妙加工而形成的历史景观的符号化再现，目的是要塑造一个便于理解、易于宣传、既古朴又现代的景观形象，这一形象在推广过程中通过各种媒介的宣传塑造了游客的心理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他们自我认同的身份想象。

图6 两核心、三组团与五节点示意图

3.奉祀：一环路、三主干与多支线

奉祀犹如一场朝圣，讲究仪式感和相对固定的朝拜方式。在旅游景观规划中，最典型的朝圣方式就是让游客沿着设计好的最优路线“敬拜”那些被装裱及推广的知名景点。在总督署——西大街，以“两核心、三组团、五节点”的景观结构为蓝本，可以衍生出“一环路、三主干、多支线”的景观游线（见图7）。“一环路”指的是由裕华西路、穿行楼街、东大街、西大街、恒祥北大街五条道路组成的闭合路径，目的是将东、中、西三个景观组团串联成一个完整的街区景观。该路径有两种游览方式：一是以大慈阁广场为起点，从裕华西路一直向西，沿着保定古城历史脉络，顺次游览大慈阁——军城初兴历史展示区、总督署——直隶首府文化体验区以及西大街——近代商业休闲娱乐区，最后由东大街返回起点；二是以总督署广场为起点，向东溯源上古历史，经裕华西路、穿行楼街、东大街，再向西回望近代商业繁华，经西大街、恒祥北大街返回起点。在观光设施方面，可以选择马车、无轨电车等前现代社会的交通工具，它们就像连通过去与现在的“虫洞”一般，具有极强的历史代入感。随着一座座历史建筑从游客眼前飘然而过，配合着导游的系统讲解，整个街区变成了种种传奇故事的发生背景，广阔的历史画面也在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中渐次展开。可以说，“一环路”建构了游客关于街区景观的整体印象，游览结束后，人们可以按此顺序分别进入三个景观组团进行深度体验。东部组团连通大慈阁和钟楼，中部组团串联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天主教堂和光园，西部组团连结西大街诸历史遗迹，仍以推荐路线的方式引导观光，同时设置自行车、黄包车等交通工具以满足组团内部的区域可达性，这即是所谓的“三主干”。最后，每个景点可根据自身特点，丰富支线路径，增加观光的趣味性和体验性。通过此三级路线的设置，能够使游客快速深入街区的细枝末节，实现深层次体验，正如约翰·厄里（John Urry）所说，规划观光线路的目的就是要便于游客在异乡遇见“他者”，从而为旅游经验的获得搭建某种框架和结构[5]。

图7 一环路，三主干与多支线示意图1

4.机械复制：新媒体时代的现场唯一

机械复制指的是“使用大众媒体大规模地复制那些被神圣化的物品，如照片等印刷品或是模型等”[6]144。在现今新媒体技术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复制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并且早已超越了传统的照片、印刷品、模型等的界限。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由于受到商业资本的过度侵袭和破坏性再利用而逐渐沦为了资本逐利的工具与象征符号，从而失去了原有的“光韵”（aura），变得单调、肤浅和缺乏意义。但是在旅游景观设计之中，这似乎恰恰是景色神圣化的最关键一步。例如，运用摄影、影像和再现技术建构游客的凝视2“ 游客凝视”(tourist gaze)是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或译为约翰·尤瑞)1990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游客凝视》(The Tourist Gaze)中的核心概念。他借鉴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医学凝视”的基本含义,认为游客凝视并不只是观看行为,而是社会组织化和系统化的产物。在这里“,游客凝视”其实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它不仅仅指凝视这一动作,而是将旅游欲求(needs)、旅游动机(motive)和旅游行为(tour或travel)融合并抽象化的结果。也就是说,看似游客自主发生的凝视行为,实际上受到了电影、电视、杂志、文学作品、旅游指南、网络信息等各种文化力量的操控。概念自提出以来,迅速成为了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析工具和跨学科的研究课题。。虽然这些技术被认为能够对全世界进行客观化的呈现，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制造了想象的地理，尤其是商业旅游摄影，为了挑起潜在游客的欲望，它们势必要展示出更加刺激与魅惑人眼的景象。

这种情形与当今的网红打卡颇为类似。游客到达目的地后，可以通过直播、视频、朋友圈等多种方式对目的地的景观进行即时复制，也可以在旅行结束后通过网络上传、分享旅行日志和评价目的地等方式进行后补复制，甚至连游客购买旅游纪念品的行为，其实也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复制。这些复制行为无疑会对潜在的旅游活动造成深远影响，成为后续旅行者参考的样本。由此看来，随着复制品的与日俱增，原物非但没有被复制品所取代，反而因为它的真实性和现场感变成了被膜拜的偶像。或者说，“恰恰是因为这些机械复制品的存在，才能凸显出原物作为‘唯一存在’的重要价值”[6]144。基于此，为了增强游客复制行为的效力，在总督署——西大街文旅景观的优化中，一方面要重点打造网红打卡地，充分发挥大慈阁作为古城制高点、直隶总督署作为古城原点以及大西门作为古城门户的景观特征，将其塑造为各自景观组团的标志物和引领者，通过设置最佳拍摄点位引导游客观赏，同时利用灯光秀增强夜晚景观效果，兼顾日夜全天候使用。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旅游纪念品的更新升级，通过植入文化产业，深入挖掘街区文化，打造成品类、系列化的文创产品。如将街区著名建筑、古城名人Q版萌化，设计成拼装玩具、盲盒、文具；或是将经典元素简化提炼，应用于服饰、日用品、交通工具（如图8）；亦或是将老字号产品整理荟萃，形成美食集锦或高端礼盒。由此形成特色鲜明的古城文化品牌，满足游客衣食住行用等全方位的需求。在销售网点的布置方面，以总督署广场游客服务中心为总店，每个景观组团至少设置一个分店，像西大街这种以休闲娱乐为主要功能的片区可设置多个分店和创意工坊，游客不仅可以参观文创产品的生产过程，还可为创意建言献策，并且通过DIY的方式实现私人定制。

5.社会再生产：居民共建与社区营造

社会再生产是“社会群体、城市或是地区以景区的名字命名，将其转变为一种社会化的符号”[6]144，并使之周而复始延续下去的过程。在旅游规划中，之所以强调社会再生产，是因为保持和强化地域特色是一个地方得以持续吸引游客的关键，这种特色不光是静态的物理空间，还包括在地居民的生活图景。换言之，旅游景观设计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塑造优美的环境，而是要以此带动区域的持续发展，并且在发展中使居民获益，从而受到居民支持，获得自主再生的能力。就总督署——西大街文旅景观的优化而言，其社会再生产的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在地居民，积极参与街区重塑，使他们在认同规划愿景的同时，提出诉求与合理化建议，从而使旅游规划能够兼顾环境改善、产业发展与居民生活等多方面需求，最终使自上而下产生的文旅景观优化成果，能够通过上下结合与自下而上的社区共建模式获得持续更新和自动运转的能力，并以此实现街区活力的不断提升。

例如，基于街区老旧社区、原住民和老年人均较多的特点，可以在西大街开设一处居民共建、社区营造的公共场所，名为“老保定会客厅”。该空间一方面用于展示保定传统的生活样态，另一方面也承担了邻里聚会、社区议事、日常活动等实际功能。游客在这里不光可以直观感受老保定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还可以随时遇见老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体验真实的居民共建。因此，在空间的陈设和装饰方面，会客厅主打怀旧风格，用居民提供的老物件划分区域、布设功能，加上老视频和老照片的渲染，代入感被有效加强（如下页图9）。另外，还可以利用现有腾退空间，引入创意阶层，运用创意设计赋能街区活化，通过定期举行文化艺术节、设计市集、夜市等公众活动，激发街区活力，并且鼓励和引导在地居民参与其中，共同打造有生命的文旅景观，使其常给人以新意，从而渐进式地强化居民的社区感和凝聚力，构建街区持续更新的内生动力。

图9 居民共建示意图1

综上所述，总督署——西大街文旅景观的优化说到底就是通过特点鲜明的主题命名、重要节点的包装再造、最优线路的游览观瞻、新媒体技术的打卡复制以及当地居民参与的活力营造等多种方式，围绕遗产建构起一套“将过去带入现在并提供一种仍然能够体味得到的过去”的话语体系[7]。在这种语境下，旅游景观设计通过审美逻辑的引导，制定出相应的功能形象定位来强化文化的隐喻，进而通过空间中的各种感官符号建构起人们对于总督署——西大街过去的文化想象。

五、结语：在可参观的过去中形塑古城的未来

当下随着旅游活动的普及，以文化消费为特征的深度参与已成为旅游的主要模式，曾经被认为与文化体验毫无关联的购物、吃喝、住宿、交通等附属行为，也逐渐被看作是体验场所意义、接触当地文化的重要途径。换言之，在旅行中，文化已然成为了一个可以被观赏的去处。旅游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让游客通过观光各种当地的文化展示场所，参与多种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获得与众不同的文化体验，从而实现文化消费。于是越来越多的场所通过构造可欣赏、可参观的环境来增加游客数量，越来越多的人也发现自己居住的地方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文化展示，而且希望其他地方也提供文化展示[8]。这便是贝拉·迪克斯（Bell Dicks）所说的文化的“可参观性”（visitability）。在此背景下，人们对“回到过去”的兴趣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遗产旅游也成为了前所未有的大众活动。各遗产地想方设法地利用多种物质形式、非物质手段以及活态历史延续并创造“逝去的世界”（runaway world），从而将过去塑造为一个被展示和可供人们参观的存在。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宣称“原汁原味的历史”，遗产旅游景观也并不是要将游客拉回真正的过去，而是始终与过去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例如，在以总督署和天主教堂为背景、反映清末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沉浸项目中，虽然运用了很多先进技术和五感设计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场景，再现曾经的苦难，但显然不管场面如何凶险，游客都不会受到任何实际的伤害。再比如西大街上的休闲娱乐空间，虽然都极力营造历史氛围与怀旧格调，但现今生活中能使游客感到舒适的事物如无线上网、智慧导航、美食咖啡、按摩健身等，这里一样也不会缺少。

就此而论，过去的可参观性生产就是对过去进行解释的过程，其结果往往取决于观照者和阐释者对它的想象方式及表达样式，正如罗文索（David Lowenthal）所说：“过去就像是一个遥远的异域国家，不管我们对它了解多少，我们始终不能认识它的全貌，也不能完全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重要的不是过去到底是什么样子，而是要了解人们为什么需要过去，怎样理解过去，甚至怎样改变过去。”

从这种意义上说，对总督署——西大街的历史遗存进行重塑，打造优质的文化旅游景观，并不只是简单的为了过去而保留过去，而是在为参观者提供一个与当代视角相呼应的过去。在此过程中，文化旅游、历史记忆与城市形象及精神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用曾经作为直隶首府的繁盛姿态来勾画未来，隐含着对城市未来发展蓝图的积极宣扬。可以说，总督署——西大街的文旅景观呈现出多重时空交错的显著特点，它“在现在的时空里构建了一个关于过去的时空，这个时空既说明了过去的真实性，又验证了现在的必然性，更指向未来的合理性”[9]94。在这个混杂的空间里，“当年的美好片段都无言地向外界传达出这里的现在与未来都会像它的过去一样美好的观念。同时，这种城市意象的传达也并没有通过权威教化的方式，而是利用遗产旅游这种休闲的柔性手段，使得参观者以及身在其中的居民都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构筑起对这一城市想象的认同”[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