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琳

贝西·埃默里·黑德（Bessie Emery Head，1937—1986）被誉为博茨瓦纳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她一生中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故事集、两部历史小说以及两部在黑德去世后整理出版的作品集。黑德将自身的特殊经历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因此她的小说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展现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父权社会影响下非洲女性的生活困境。在黑德逝世17周年时，她被追授南非总统设立的天堂鸟金勋章的最高奖——金牌勋章，以表彰她对文学的杰出贡献以及为社会变革、自由与和平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一、于困顿中挺进：流亡南非的创作之路

（一）黑白交织的身份：种族制度的背德弃婴

贝西·黑德于1937年7月在南非纳塔尔省彼得马里茨堡市的一所精神病院出生。她的母亲贝西·阿梅利亚·埃默里来自南非白人上流阶层，因与家中黑人马夫有染并怀孕，违背了当时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被家人以精神病为由送进精神病院。黑德在医院一出生便被送养，在成长过程中，她一直把养母内莉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在她6岁时， 养父去世，同年她的生母在精神病院自杀。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黑德家庭经济状况逐渐恶化，养母不得不以卖酒为生，因此13岁时黑德就被儿童福利机构送到了位于希拉里（Hilary）的圣莫妮卡之家（St.Monicas Home），并在次年的圣诞节被校方告知生母的真实情况。身份的真相带给了黑德巨大的冲击，困惑与罪恶的情绪在她心中交织，血液中流淌的黑白混血基因也因此引发了黑德后来创作中对种族制度的关注。

（二）生存环境的困顿：殖民政治的杂糅压迫

1957年，年轻的黑德先后在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担任记者，曾为《金色城市邮报》（The Golden City Post）、《新非洲人》（New African）和《鼓》（Drum Magazine）撰稿，记者这一职业不仅开阔她的视野，锻炼她的写作能力，也使她接触到当时很多有名的活动家，丰富了有关政治与社会的见解。当时，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奴隶制、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黑德也怀着对社会变革的不懈探索加入泛非大会，成为斗争的一份子。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过后，黑德因参加抗议“通行证法”实施行动而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获释。

（三）性别立场的隐现：婚姻生活的艰难多磨

1961年，黑德在创办《市民报》时与记者哈罗德·黑德（Harold Head）相识，他们彼此相爱并于同年9月结婚，后因哈罗德工作调动搬到了伊丽莎白港。儿子霍华德出生后，两人婚姻出现挫折，家庭没有成为爱的港湾，最终以离婚收场。在南非度过的六年动荡生活给她强烈的挫败感，造成困扰她一生的疏离感、孤独感和对被拒绝的恐惧感，她渴望彻底离开南非，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去。

（四）流亡之旅的新生：文学创作的发展成熟

1964年，黑德通过他人的帮助获得一张单程通行证，带着儿子离开了南非。1965年她开始认真写作，这时她的生活已穷困潦倒，仅靠朋友寄钱维持生活。1966年，黑德所写的短篇故事《来自美国的女人》（The Woman from America）在英国卖了30英镑，来自纽约的出版商西蒙和苏斯特读过《来自美国的女人》后，请黑德写一部小说，并预付给她80英镑。黑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乌云密布》（When Rain Clouds Gather），于1968年出版。此后，黑德比以往更加投入写作，1971年《玛鲁》（Maru）在伦敦出版。1973年黑德出版的第三部小说《权力问题》（A Question of Power）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获得英国布克奖提名。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黑德的文学成就逐渐得到国际社会关注。1976年她受邀参加位于哈博罗内的首届作家工作坊，并提交了她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后不断到世界各地参加学术研讨会，其作品在文坛上获得广泛认可和赞誉。黑德一直以难民身份生活在博茨瓦纳，每个星期一都要到警察局报备，直到1979年因为她的文學地位和声誉获得了博茨瓦纳政府的重视，被授予博茨瓦纳公民身份。黑德在博茨瓦纳迎来了新生。

二、于创作中发声：从“小我”到“大我”的书写转向

（一）“小我”：颠沛流离的个体重构

黑德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流亡期和安定期两个阶段，以1973年为界，自她1965年开始创作到1973年出版《权力问题》这是她创作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黑德创作了三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作品以个人与集体的经历反映时代大背景，总体上属于“小我”的创作。

《乌云密布》是黑德流亡时期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年轻的祖鲁族青年马哈亚出狱后，为了逃避种族隔离政策的迫害逃离南非，来到了一个叫戈勒麻·米迪的村子，与农业家吉尔伯特合作经营一个农业项目。两人都知道要想完成他们想象中的农业奇迹离不开当地妇女的参与，于是，他们鼓动和帮助当地妇女从事经济作物烟草的种植。经过一番努力，他们获得了年轻寡妇波琳娜的认同，波琳娜帮助他们发动村庄里的妇女参与到烟草种植计划中来。然而，当地酋长马腾戈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乔斯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却百般阻扰。后来发生严重的旱灾，致使村里的牲畜接连死去。酋长马腾戈对村民们的遭遇无动于衷，反而将波琳娜叫到家里加以惩罚。村民被激怒了，他们聚集在酋长家的门外，公开反抗他的统治。马腾戈迫于压力，在家里上吊自尽。这部小说体现出黑德对女性以及集体力量的认识。

同时，《乌云密布》中对博茨瓦纳其他女性现实处境的描写同时体现出黑德对女性问题的深刻关注。起初，马哈亚越过边界进入博茨瓦纳，在夜间寻找庇护所时，曾遇到一位老妇人。她粗野、冷酷，利用为马哈亚提供的简陋的庇护所谋求索取更多的钱财。为了钱，她甚至将未成年的孙女送给马哈亚，让他享受一夜的性快感。马哈亚对老妇人的丑恶行径非常憎恶，给了女孩一些钱，把她打发走了。然而在老婦人看来马哈亚是疯狂、不正常的。老妇人将性与妇女的物质生存联系在一起，这说明男性对女性的性支配权被南部非洲土著妇女普遍接受，她们对自己身为女性的屈辱境遇麻木不仁。黑德在关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同时，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小说中，白人吉尔伯特娶了黑人女子玛丽亚为妻，并尊重她，在当时的南非，这种婚姻将构成对国家的犯罪。小说中他们的结合，可看作是黑德对白人至上神话的回击。

黑德对种族文化结构的解析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玛鲁》中更为明晰。主角玛格丽特·卡德摩尔是马萨瓦人，属于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族，这是一个饱受偏见和奴役的土著民族，被当作“贱民”对待。玛格丽特在通过教师培训后独自前往偏僻的内陆村庄迪莱普教学，她反对称她为有色人种。后来，玛格丽特的马萨瓦人身份还是被发现了，为此，学校掀起了一场抗议风暴。……在这里，她与帮助她协调课堂秩序的同校女老师迪凯尔迪成为朋友。迪凯尔迪是玛鲁的姐姐，玛鲁因此认识了玛格丽特，并对她一见钟情。玛鲁以令人钦佩的聪明才智和高尚品格，被村民推举为下一任酋长。但对于玛鲁来说这是一种负担，他一直找借口推迟接受酋长一职。在玛格丽特身上，玛鲁看到了理想型的伴侣和摆脱困境的希望。然而村民们绝不会接受他娶一名马萨瓦女子为妻，最后玛鲁带着玛格丽特离开了村庄。小说中玛鲁和玛格丽特的结合可谓是黑德向天下吹去的自由之风，力图唤醒被种族主义窒息的人们。

《权力问题》作为黑德自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不仅体现黑德创作技巧上的成熟，还彰显了她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小说情节在主角伊丽莎白精神崩溃中展开，叙事场景在她饱受折磨的“精神世界”与日常活动的“现实世界”之间来回切换。伊丽莎白崩溃、康复的可怕过程中蕴含了黑德最终肯定的价值观——谦逊、正派、慷慨以及投身博茨瓦纳人民情谊的温暖怀抱、创造“无中生有的新世界”。黑德把女性的“小我”融入历史的“大我”，展现女性在政治变革中的力量觉醒。最后，伊丽莎白从崩溃中恢复了活力：“从她生命的堕落和毁灭中，产生了一种平静的、崇高的灵魂宁静，没有什么能动摇。”

（二）“大我”：非洲民族的历史书写

在获得博茨瓦纳公民身份后，黑德对这片土地由一开始的抗拒疏离到为其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非洲历史感到自豪。她开始整理出版关于博茨瓦纳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直接描写非洲波澜壮阔的历史，构成其创作的第二阶段。《珍宝收藏家和博茨瓦纳其他村庄的故事》（The Collector of Treasures，and Other Bostswana Village Tales）、《塞罗韦：风雨村》（Serowe： Village of the Rain Wind）和其最后一部历史小说《令人迷醉的交叉口：非洲传奇》（A Bewitched Crossroad：An African Saga）分别于1977年、1981年、1984年相继问世，这些作品不仅展现黑德文学上的创作才华，还体现了她对非洲历史和传统的重要贡献。

1977年，黑德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珍宝收藏家和博茨瓦纳其他村庄的故事》。这部短篇小说集包含13个精心编织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有关于古代部落首领的《深河：一个古部落迁徙的故事》，有关于部落巫术具有神秘色彩的《寻找雨神》（ Looking for the Rain God ），还有继续探索部落女性生存状况的《珍宝收藏家》（The Collector of Treasures）。故事本身是小说化的，然而在叙述中，黑德捕捉了神话民间传说的叙述口吻和视野，她以传统的叙事风格在这些故事中渗透进一种强烈的文化整体性。这也就是说和第一阶段的创作不同，黑德不是以“小我”展现历史，而是将非洲社会宏大的历史特色作为创作基调，杂糅进习俗、神话、传说，在统一的文化背景下演绎村落的发展变迁。

《塞罗韦：风雨村》中记录博茨瓦纳塞罗村落及其历史的真实面目。该书没有采用连贯的、情节紧凑的记叙，而是围绕着三个杰出男人：卡马大帝、他的儿子提西可迪·卡马和帕特里克·凡·瑞斯伯格的生活和成就，展示出村落的历史发展，隐喻非洲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虽然围绕人物展开书写，但是人物已然不是黑德描绘的重点，因为就叙事来看，作品三个部分都通过村民的证词和作者的评论描述了各自的时期，可见黑德之意在于呈现出非洲社会的宏大图景。小说中，社会的重大变化始于卡马的改革，博茨瓦纳习俗的基督教化以及传统习俗的转变或废除都呈现其中。卡马使用无偿劳动力建造学校、医院和道路；瑞斯伯格尝试为村落提供自助计划与合作商店。《塞罗韦：风雨村》以附录《英国贝专纳保护国的建立》结束，也契合了博茨瓦纳为避免被南边邻国南非境内荷兰裔的布尔人吞并而求助于英国的历史。黑德昭示出殖民背景下博茨瓦纳领导者为民族发展所作的努力，他们抓住了非洲古老部落的灵魂。

1984年，黑德根据博茨瓦纳的历史，历时十年写成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令人迷醉的交叉口：非洲传奇》。这是一部结构松散的小说，描绘了19世纪塞比那部落移民的故事，展示出博茨瓦纳民族的生成过程。作品以时间为序，民族历史的起因背景、部落之间的纠纷、欧洲殖民战争、博茨瓦纳渐进独立与发展等重要历史事件均被一一交代。由此而打破了博茨瓦纳的历史全由西方人书写、杜撰的局面，体现出黑德作为非洲作家身份书写非洲的历史使命感。

三、于博弈中协商：双重边缘性身份下的写作策略

斯皮瓦克指出，“在父权制和帝国主义之间，主体建构和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被位移的形象。”这句话恰好是黑德作为第三世界女性作家拥有多重身份的体现。一方面，对于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而言，在女性身份與父权社会的颉颃下， 黑德是“他者”。另一方面，对于以英美为中心的主流文化而言，作为非洲文学代言人的黑德仍是“他者”，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使天平始终倾向主流文学，黑德因此成为具有双重边缘性的作家，于创作中亦博弈亦协商。具体而言，协商写作主要体现在作品中的独白体叙事、灵活自由的视角呈现、探究历史原点的“非虚构”写作这三方面，从对非洲女性描摹，到男女共同的命运书写，直至历史向度的深入刻画，渐进的笔触对应了黑德写作策略从“小我”到“大我”的过渡。以此，通过对双重边缘性身份下黑德创作中独特叙事策略的分析，有助于达成对第三世界女性创作范式的新理解。

（一）独白体叙事的真实流露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独白体”即是作者意识统一文本构思，“将一切统辖于他自己的统一体之中”。贝西·黑德的创作几乎都取材于本人的经历，书中的角色多少都带有黑德自己的影子，人物所思所想也是黑德本人的思考。所以黑德的创作具有明显的“独白性”，写作的过程也是她叙述自我以及寻求主体身份建构的过程，而这一独白体叙事也产生了如下效果。

首先，作者和叙述者身份同一，创伤书写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乌云密布》取材于黑德流亡到博茨瓦纳的经历，《玛鲁》主角玛格丽特刚出生时便失去父母， 去村子教学却因“贱民”身份遭到驱逐，是流亡期黑德的化身。《权力问题》更是被看作一本“完全的自传小说”，伊丽莎白的精神崩溃和康复正是黑德努力融入博茨瓦纳的思想状态。黑德将个人无价值感、有色人种的流亡经历、对黑人意识和泛非主义团体的怀疑阐发进创作之中，以自身的主体性进行创造性书写。可以说，这种以自身真实创伤经历为题材的叙事架起了读者与作者的桥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透过文字感受来自文本叙述者与创作者的双重钝痛，追问创伤之源的形成与解决之法。进而，读者愈加领会现实中种族、性别、殖民给非洲人民带来的创伤之感，而黑德也在剖析因果缘由的过程中弥补生命缺憾与悲痛，通过交触自我抵达文本的深处，撷取创作之果。

其次，独白体叙事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张扬女性个性与价值。菲勒斯中心主义也即男权中心主义，女性被“客体化”，只能承载意义而不是创造意义。黑德在创作中对此进行颠覆，始终坚持女性的代表地位。《乌云密布》中《圣经》没有给予马哈亚精神的复苏，但是“爱一个女人让他意识到只有人才能给予爱和幸福”，《玛鲁》中的玛格丽特是彰明创作主旨的关键人物，她帮助玛鲁摆脱了困境，摆脱了钝化与愚昧的村落旧习。同时，黑德赋予了博茨瓦纳女性以力量去变革社会政治秩序，村落女性在波琳娜带领下走出家庭并联合起来反对酋长权威，可见女性的逐渐成长的过程对应了整个部落、整个种族走向完善与成熟。由是，女性打破无意识的性别偏见和刻板印象，更为坚定地表达自我。

最后，独白叙事中隐藏着“他者”话语，真实贴切了女性成长历程。以《乌云密布》为例，波琳娜和玛丽亚是作品中的女性发声者，也是黑德发声的“传话筒”，但是她们的话语权威背后是非洲大多数女性的沉默之声，女性表达成了非洲女性孤独的绝望与剥离感的另一种形式与呼应。因而黑德借助代表角色让她们代替边缘群体或受压制群体发声，更为真实地贴合了非洲女性受父权制、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压迫的历史。

（二）灵活自由的视角呈现

贝西·黑德的作品几乎都是从男性视角展开描写，这与女性作家创作相比显得格格不入与离经叛道，但女性主义批评不应该仅仅限于主角是女性的创作，而是更加强调以女性写作为中心，着重挖掘女性写作的独特性。由此，每位女性作家的写作观点也可以和而不同，毕竟提笔写作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抵抗。以《乌云密布》为例，这部作品是以马哈亚这一黑人男性的视角书写的，但马哈亚对女性并非审视而是讴歌，黑德借助男性视角去挖掘作品中女性的优点，就像她自己声称的那样，马哈亚“总的来说，就是我自己，多数时候说我想说、做我想做”，可见男性视角本质仍然是黑德女性主义的表达。

并且，黑德更为注重对非洲整体氛围的营造，在当时的南非社会环境下，父权制社会同时压迫男性和女性。它要求女性屏息敛声、温顺服从的同时，也要求男性高大坚强，不容得反驳与脆弱。马哈亚对非洲原始种族制度怀有憎恶。在马哈亚与米勒佩尔交谈以寻求疏导时， 他多次提及“黑狗”（“black dog”）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谓，因为肤色与人种的差异，他只能从后门走动、只能成为白人的仆人。即使走出南非，肤色和血缘仍旧困扰并侵蚀他的心灵。米勒佩尔所读的《圣经》也未感染其灵魂，在他看来，《圣经》是白色人种的金科玉律，他指出上帝造出“黑狗”的意义无非是让他们谦卑地穿上“黑狗”的皮。在南非社会环境下，马哈亚也成了被剥削的一份子，在南非的痛苦经历使得他把改变现实的梦想缩减为只关注个人的需求，其中夹带着无力更改的失落与迷茫感。黑德以此借助马哈亚的声音，达成对南非整个社会的俯瞰，并勾勒出改革非洲现实的画卷。可见，对于黑德而言，男性发声与女性发声并不冲突，父权、种族与殖民等制造仇恨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催生的倒退思想才是摧毁平权的障碍。

由此，可以看出黑德在写作过程中为消解以二元对立为核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做出的努力，她以一种灵活自由的视角呈现出非洲社会对当地男男女女的压迫，同时女性与男性在隐性书写中达成相互接纳与和谐统一。进一步结合黑德的女性观来看，“贝西·黑德对西方女性主义者倡导的性解放和同性恋持排斥态度”，可见在黑德看来不能以西方“性解放”作为非洲女性独立的准则，而要联系非洲社会现实谋求女性发展道路。所以黑德在文本中追求自身的创作风格，强调文本自身的自足性，为女性发声的同时展现了自己作为“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书写特点。而“女性主义作家”这样的标签无疑是与其观点相悖的，作品应是具有普遍性的，能够跨越性别、种族、阶级，写作和阅读本应是一场没有限制的自由交流。

（三）探究历史原点的“非虚构”写作

黑德在《塞罗韦：风雨村》序言中指出“非洲的历史已岌岌可危”，因而创作后期她将目光聚焦在历史上，但广阔的历史无法达成事无巨细地描写，非洲历史的原点问题此时便尤为重要。黑德在历史原点处寻找初心，探求非洲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具有哪些特性等问题，其对历史原点的探究主要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

就内部层面而言，黑德以叙述者“我”实时经历这种“在场”的方式，寻找并记录博茨瓦纳人所知的非洲故事，在限定的条件里塑造历史小说的真实感。博茨瓦纳婚姻和死亡仪式、巫术、哲学观等问题均被纳入创作之中，在文本中再现非洲的具体特征。以卡马时代为例，在卡马的个人监督下，传统的旧秩序和仪式渐消，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事物秩序。在“我”询问村落老人“卡马为什么要废除祈雨仪式”之后，老人回复仪式本身没有错，但是他同时生气地表示，谈论酋长是对他们的侮辱。由此黑德通过对时代下小人物入手，以他们较为客观的态度说明充当解放者的伟大统治者与原始非洲历史的矛盾，在描写过程中展现历史的复杂性。但有破方有立，命途多舛的非洲命运正是在诸多矛盾的交织之中艰难前进的。

影响非洲原点的外部因素则指的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英国的外部殖民与非洲原始部落历史传统产生碰撞。而具体联系黑德的身份而言，黑德是博茨瓦納文学史上第一位公开书写历史的创作者，因而这又是非洲文学作品和英美文学作品在文化上的碰撞。所以，黑德后期创作转向彰显出她对英美文学主流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反思，对非洲历史的书写显示出她作为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突破，对历史的真实书写也展现了非洲女性的创作力量。

总结而言，贝西·黑德创作后期将历史这一宏大的却被非洲文坛所忽视的边缘性问题作为创作的立足点，通过对历史原点的找寻道出非洲社会发展不容隐瞒的事实真相，让读者体验非洲生命的易碎与沉重。同时可见，作为非洲本土作家，黑德致力于洞察非洲世界的发展变化，建造一个有别于过去西方作家记述的历史，以填补非洲历史的书写空白，实现了用文学书写的方式来重塑非洲民族性的目的。

四、结语

简而言之，种族制度的背德弃婴的身份特征、流亡的生存处境造就了黑德独特的生命体验，这使得黑德在创作过程中格外关注女性命运，她的创作始终流露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父权社会影响下非洲女性生活困境的同情与思考。在博茨瓦纳生活安定之后，黑德将笔触由个体意识“小我”的觉醒引申至博茨瓦纳社会历史“大我”的书写，对历史的真实书写也折射出黑德作为非洲作家的身份认同以及书写非洲历史的强烈使命感。同时，黑德在带有自传性与协商性的书写策略中传达出对男性与女性、个人与集体的双向困顿关系及解决之道，以理智灵活的书写力度探求出后殖民背景下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新出路，达成对非洲女性作家话语权的有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