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青霞

在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的展厅里存放着这样一幅特殊的画，这就是徐悲鸿为鲁迅和瞿秋白所创作的油画草稿。

《鲁迅与瞿秋白》是徐悲鸿1950年就开始着手创作的一幅油画，出于对鲁迅与瞿秋白的敬重，徐悲鸿非常想画这幅画。为了完成这幅构思多年的大作，徐悲鸿还专门向瞿秋白夫人杨之华、鲁迅夫人许广平和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小心求证，对鲁迅和瞿秋白的衣着、性格、表情及生活习惯动作等做详细了解，画了多幅素描草稿。可是当时徐悲鸿的身体一直非常不好，外加担任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工作也十分繁重，作画的时间和精力难以跟上。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突发脑溢血离世，随着他的英年早逝，《鲁迅与瞿秋白》这幅他整整画了3年的油画竟然成了未竟之作，再也没人能为他添上一笔，这也成为了一个遗憾。

这幅油画上，依旧能看到明快的线条粗粗地勾勒出鲁迅与瞿秋白的基本轮廓，两位身穿长衫、一根烟、一枝笔，瘦弱而坚强的身躯扛起了拯救中华民族的重任，坚毅的眼神透露着革命胜利的决心，似乎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

鲁迅与瞿秋白的相识很特别，1931年开始两人一直通过书信交流，虽素未谋面，但友谊已在相互欣赏中逐渐升华。当时，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刚出版，就赠给了瞿秋白一本。瞿秋白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对照俄文原著仔细校读后，写了一封长达6000字的长信《论翻译》给鲁迅。在信中，瞿秋白称赞《毁灭》的出版“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并说：“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鲁迅在回信中，也以“敬爱的同志”相称，他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他们没有见面以前，在信中就以“敬爱的同志”相称，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这是一种亲密无间和绝对信任的称呼。

1932年的一天，瞿秋白在冯雪峰的陪同下和鲁迅在北川公寓第一次见面了。鲁迅对这位从未谋面的“熟悉”客人进行了热情款待，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从日常生活谈到彼此的遭遇，又从淞沪抗战谈到中国革命和文学战线上的情况，滔滔不绝。后来许广平回忆当时的场景说：“两位就像从外面携回的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 融洽自然。”

后来，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愈加密切，包括党的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有被捕的危险而无处藏身时，瞿秋白就会到鲁迅的家中避难，每次鲁迅都毫不畏难、热情接待，这样的避难共有4次。由于瞿秋白的特殊身份，敌人对他搜捕甚紧，1933年3月，鲁迅帮忙为瞿秋白租下了上海东照里的一个亭子间。瞿秋白的居所与鲁迅的居所仅一条马路之隔，双方往来十分密切。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鲁迅几乎每天到家里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等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那几年，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排挤并在党内不担任任何工作，经济上入不敷出，鲁迅用各种适当的方法对瞿秋白在经济上不断给予帮助。

1934年1月，瞿秋白决定服从中共中央的决定，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他专程到鲁迅家中与之告别，当时两人促膝长谈了一夜，鲁迅还特地把自己的床让给瞿秋白睡，自己睡在地上。在苏区期间，瞿秋白仍然用书信与鲁迅交流。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进行长征。瞿秋白没有参加长征而留在苏区，以孱弱的病体与国民党军队周旋。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随即给鲁迅写了封求救信，鲁迅与杨之华商议营救方案，多方托人援救、筹款保释，但都无功而返。1935年6月18日，年仅36岁的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噩耗传来，病中的鲁迅抑制着悲痛和愤怒，与瞿秋白的几位好友商议收集瞿秋白的译著文稿，为其编辑出版《海上述林》。鲁迅不顾肺病缠身，夜以继日地进行编辑、校改等工作。当《海上述林》上卷《辩林》出版时，鲁迅说：“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一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一位是愿“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瞿秋白，虽然两人年龄上整整相差了18岁，但共同的经历、相似的灵魂，让他们在革命的世界里没有代沟。在瞿秋白纪念馆的展厅里悬挂着这样一幅字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特地手书赠与秋白的，也是两人友情最好的见证。

《鲁迅与瞿秋白》这幅画永远定格在了两人若有所思看向远方的瞬间。当时的旧社会血雨腥风，现在的新中国国泰民安，我们会永远记得这对革命摆渡人，这个时代也不会忘。

（責编  孙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