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婷，董会和

（吉林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6）

0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工业，推进城镇化建设，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城乡差距逐步加大，城乡二元结构十分突出。截至2020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89%，而常住人口中还包括一部分居住在城市但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等，除去这部分外来人口，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0%，前者比后者高18.49个百分点。存在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外来人口在教育、医疗、就业及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同时，我国农村在基础建设与农业发展方面仍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因此，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平稳有效实施的基础上，应当促进两者协调发展。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综上所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相互影响且存在耦合关系，研究两者目前是否协调发展以及找出影响其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于城乡融合发展十分关键。

国内关于城乡融合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3个方面：一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陈景帅等［3］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角度出发，认为两者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城乡融合。张爱婷等［4］从城市发展、城乡发展、城乡融合这3个维度探究了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及对策。魏后凯等［5-7］主要从制度、资源要素以及经济发展这3个方面研究了城乡融合发展遇到的问题。周清香等［8］认为新时代改善城乡关系，要着眼于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进而助力于城乡融合发展。三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评价。周佳宁等［9］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环境”的宏观视角构建了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谢守红等［10］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社会融合、城乡人民生活融合、城乡创新融合、城乡生态融合、城乡医疗教育融合、城乡医疗融合等视角构建了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学者们主要采用的方法包括熵值法［11］、层次分析法［12］、耦合模型［13］、空间自相关分析［10］以及聚类分析法［3］等。

虽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间较短，但是国内有关其研究已有很多，有关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在理论层面，有学者从两者的概念内涵、逻辑关系、协同发展困境及实现路径等方面［14-16］进行了研究；在实证方面，有学者采用计量方法、数学模型［17-18］等方法对两大战略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测度，但是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以国家、城市群及大城市为研究区域，对于中小城市尺度的研究较少；第二，现有研究在分析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的基础上，缺乏对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关键因素的深入分析。因此，笔者在分析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内涵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吉林省为例，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大战略协同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了影响两者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

1 研究方法

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指标的过程中，所选取的指标一方面要能充分并全面体现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1.1.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现有研究多从2个角度出发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一是基于与乡村振兴水平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发展水平来构建乡村振兴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直接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在参考已有文献［3，17，19-20］的基础上，考虑相关指标对城乡关系和我国各省市三农问题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描述准确程度，以及是否能有力协调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构建了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1.1.2 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人的城镇化”，既包括城镇人口数量的变化，又包括城镇发展质量的变化，应坚持以人为本、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其涵盖的方面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等。本文在参考现有研究成果［21-23］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2）。

表2 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1.1.3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以此避免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具体步骤如下：

（1）构建原始数据矩阵。原始数据矩阵为X={Xij}，其中Xij为第i年第j个指标的原始值, i=1, 2, 3,…, m; j=1, 2, 3, …, n。

（2）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正向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反向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式（1）、式（2）中，Zij为标准化后的变量值；max(Xj)、min(Xj)分别为所有年份中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计算公式为：

式（3）中，k=1/lnn；Zij为第i年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4）计算第j项指标的偏差度。计算公式为：

（5）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6）分别计算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系统的综合评价值。计算公式为：

1.2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耦合”这一概念起源于物理学，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能够描述2个及以上系统相互作用的大小以及协调水平。本文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2个系统进行耦合分析，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7）~式（9）中，C表示2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Ua为研究区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水平成正比；Uc为研究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水平成正比；T为协调发展指数，本文认为吉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贡献量相同，取α=β=0.5；D为同一城市、同一年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C和D的取值范围均为［0，1］。C和D的值越大，表示2个系统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越高。借鉴相关学者［3、19、23］的研究成果，并考虑本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对耦合度C与耦合协调度D进行等级划分，划分标准如表3所示。

表3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标准

1.3 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关联度可以体现某个系统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相对强弱程度。为了更好地分析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应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了每个系统受另一个系统中的相关指标影响的强弱。关联度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由于所得数据较多且分散，故采用平均值法将计算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加权平均值，其计算公式为：

式（11）中，ψij值介于（0，1］之间，其值越大表示一个系统中的指标对另一个系统的影响越大；当其值为1时，表明一个系统中的某个指标与另一个系统高度相关且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

2 吉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2.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吉林省下辖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白山、松原、白城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共9个地级行政区域。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近年来，吉林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政策，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截至2020年底，城镇化率达到62.64%，比2011年提高了9.24个百分点。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311.32亿元，人均GDP为50800元，比2011年提高了130%。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有大幅度提升，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较2011年提高了190%和210%。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城市污水处理率达97.69%，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达100%。目前，吉林省已实现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2020年底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2976亿元，农村产业结构、生态环境、乡风文明、治理水平、生活水平均得到了很大提升或改善，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本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吉林省统计年鉴》《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政府工作报告等，缺失的极少数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2.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分析

由表4可知，2011—2020年吉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乡村振兴水平评价得分为0.181，而2020年则为0.718，由此可见，近年来吉林省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乡村振兴各子系统的平均得分排序为生态宜居（0.239）＞生活富裕（0.215）＞治理有效（0.100）＞产业兴旺（0.094）＞乡风文明（0.070）。在各个子系统中，生活富裕对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贡献率最高，达38.90%；其次为生态宜居（26.10%）、治理有效（15.70%）、产业兴旺（13.20%）、乡风文明（6.10%）。吉林省近年来逐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大了对农业产业的扶持力度，注重乡村发展，从而提高了乡村振兴各子系统的得分。

表4 吉林省乡村振兴水平评价得分及各子系统的贡献率

由表5可知，2011—2020年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上升，2011年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得分为0.070，而2020年则上升为0.779。这表明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已初见成效。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的平均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为：社会城镇化（0.318）、生态城镇化（0.231）、经济城镇化（0.133）、人口城镇化（0.097）。在各子系统中，社会城镇化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贡献率最高，达44.80%；其次为生态城镇化（29.60%）、经济城镇化（17.60%）、人口城镇化（8.00%）。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吉林省开始解决过去只注重城镇化速度而忽略了质量的问题，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城镇人口比重并加速了经济城镇化发展，从而提高了吉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

表5 吉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得分及子系统的贡献率

从城乡对比来看：2011—2015年吉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且两者间的差距逐渐缩小；2015—2018年，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相近且无明显波动； 2018年以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不断上升，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高于乡村振兴的。这表明吉林省城乡关系正在不断融合发展。

2.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在2011—2020年期间，吉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间的耦合度呈现稳步上升的变化趋势，由2011年的0.898上升至2020年的0.999，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表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相同的，均旨在解决农民及农村问题，因此在两者间存在着较强的耦合关系。吉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2011年的0.336上升至2020年的0.865，等级也由轻度失调衰退逐渐演变为良好协调发展。2015年前耦合协调度增长率波动较大，2015年之后增长率的变化幅度逐渐变小。2012年之前两者处于失调状态，2个系统的发展水平均处于较低值，但是耦合度很高。在2013—2019年期间，耦合协调度从0.558上升至0.794，由勉强协调转向中级协调，2个系统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且于2020年进入良好协调的状态，但始终没有达到高强度优质协调的理想状态。

表6 吉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2.4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经计算，吉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各指标的灰色关联度系数都大于0.5，表明相关性比较强。为了进一步分析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相互作用，探究了乡村振兴系统中对新型城镇化胁迫作用较大的指标，以及新型城镇化系统中对乡村振兴约束作用较大的指标。

分析和比较乡村振兴的各项具体指标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的灰色关联度（图1） ，可以体现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灰色关联度的综合指数为0.732。在乡村振兴系统中对新型城镇化影响较大的指标分别是乡村文化站机构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村民居委会数等，影响最小的指标是化肥施用量。对乡村振兴系统的5个一级指标分析发现，2011—2020年吉林省乡村振兴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程度的排序为生活富裕（综合指数0.776）＞治理有效（综合指数0.760）＞生态宜居（综合指数0.721）＞乡风文明（综合指数0.692）＞产业兴旺（综合指数0.688）。由此可见，随着生活富裕水平的不断提高，乡村居民对城镇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强，从而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强力的支撑；随着乡村治理能力的提高，城镇社会治理环境更加良好；随着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新型城镇化具有了更好的生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镇化带来的城市病问题；乡风文明既可以提高乡村居民的精神文明水平，减少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冲突，又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文明的结合，为新型城镇化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产业兴旺既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农产品，又可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加速就地城镇化。

图1 乡村振兴指标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的灰色关联度

从图2可以看出，吉林省新型城镇化指标与乡村振兴系统的灰色关联度综合指数为0.690。在新型城镇化各项指标中，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影响比较大的是互联网普及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影响最小的是城镇人口密度。对新型城镇化系统4个一级指标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系统中对乡村振兴水平影响最大的是生态城镇化（综合指数0.726），其次是社会城镇化（综合指数0.724），第三是经济城镇化（综合指数0.679），最小的是人口城镇化（综合指数0.602）。随着绿色城镇化的发展，城镇不仅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还会提升污染物的治理水平，进而将这些技术应用到乡村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可以提升乡村污染物的治理水平，有效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社会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可以带动乡村公共服务，进而使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镇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带动资本、科技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农业机械化的规模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农民生活变得富裕起来。

图2 新型城镇化指标与乡村振兴系统的灰色关联度

3 小结与建议

3.1 小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吉林省城乡发展水平总体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对乡村振兴总体水平贡献率最高的指标是生活富裕；对新型城镇化总体水平贡献率最高的指标是社会城镇化。吉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2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轻度失调衰退逐渐演变为良好协调发展。表明吉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这2个系统的水平在不断提升。2020年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系统进入良好协调的状态，但始终没达到高强度优质协调的理想状态。吉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个系统各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系数都大于0.5，2个系统的关联程度非常高。乡村文化站机构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村民居委会数等指标对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贡献较大，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程度表现为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产业兴旺；互联网普及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对吉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贡献较大，与乡村振兴水平关联最大的指标是生态城镇化，其次是社会城镇化，第三是经济城镇化，最小的是人口城镇化。

3.2 建议

第一，树立科学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摒弃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注重城市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农村的发展，建立有利于城乡融合的经济机制，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在城乡中合理分配资源，逐步实现城乡居民享受同等的权益，为城乡居民提供同等的服务。

第二，建立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机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很多乡村劳动力逐渐进入城市，进一步拉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促使人才、资源、信息等要素不断由乡村流入城市。为了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应当促使上述资源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进而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鼓励城市人才下乡建设农村；加大对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鼓励企业在农村进行投资；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等，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制度以及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等。

第三，加快农业产业创新步伐。要想促进乡村振兴，就要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转型，促使吉林省的产业结构从“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提倡科技助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第四，创新城乡发展模式。在坚持以城带乡根本策略的基础上，可以开发介于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小城镇，例如长春市和吉林市两大城市虽对附近城市具有带动作用，但是也会产生极化作用，抑制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因此可以推动就地城镇化，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