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会倩，程弘业，蒋 帅，陈晓明

（青岛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增加了“农村现代化”这一项内容，并且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作为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总目标，这标志着我国的“三农”工作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与金融资金的支持密不可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是2016年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报告提出的“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1］。数字普惠金融相较于传统普惠金融具有门槛低、效率高、覆盖广等优势［2］，为广大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也为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目前，许多文献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影响机理的研究。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宋晓玲［3］通过构建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钱海章等［4］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技术创新与地区创业。在减贫方面，黄倩等［5］实证研究发现，贫困群体能够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更多；刘锦怡等［6］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互联网信贷普及程度和直接减缓贫困，同时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以间接减缓贫困。学者们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也作了大量研究，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怎样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7-8］、各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度［9-10］、农村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11］等。综上所述，通过对现有文献整理后发现，大多学者从单个方面进行研究，鲜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对其相互影响及协调度进行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均属于综合性指标，两者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推动2个系统的相互融合和发展，对激发各地区农村金融市场活力、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以山东省各地级市为主体，结合各区域的实际情况，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这2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以期对实践中两者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按照系统性、可操作性、科学性的原则，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表1)。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共包含33个具体指标，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具体参考郭峰等［12］的研究。

表1 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诸多学者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笔者根据山东省各地级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参考相关指标评价体系［13-14］，从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城乡融合4个维度出发，同时向下选取20个具体指标作为衡量不同层面的发展状况，以此来体现各地级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

1.2 数据来源

笔者以2011—2020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作为考察样本(原莱芜市于2019年并入到济南市)。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数据直接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2］，为便于实证分析，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得分进行缩小1/1000的处理［15］。农业农村现代化涉及的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2012—2021年)，个别数据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为便于研究，将山东省划分为鲁东、鲁中及鲁西南3个地区［16］。

1.3 研究方法

1.3.1 指标权重的计算 熵值法［17］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主观因素对研究结果所产生的误差。运用熵值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式（1）中，wj表示指标的权重，dj表示各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1.3.2 综合发展指数的计算 笔者运用线性加权模型，计算山东省各地级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综合得分，综合指数模型为：

式（2）中，bij表示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指标值，Si为综合发展指数。

1.3.3 耦合协调度的计算 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度通常用来衡量2个或者若干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18］。本研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18-22］，建立了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耦合度模型：

式（3）中，S1表示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S2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综合发展指数，参考王洋等［23］的研究，S2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代替，不再单独进行计算；C为2个系统的耦合度，反映两者交互耦合的强弱，取值区间为［0,1］。但耦合度仅仅反映了2个系统的相互影响程度，不能反映两者间的协调发展状况，当两者发展水平较低时，也可能出现耦合度较高的情况，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反映耦合作用关系中的良性耦合程度，具体模型如下：

式（4）~式（5）中，T和D分别代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综合协调系数和耦合协调度；α和β表示待定权重系数，且α+β=1，本研究取α=β=0.5。结合相关研究［17］，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6个等级（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空特征分析

采用ArcGIS 10.6软件绘制出2011和2020年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图1）。

图1 2011和2020年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空间格局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面，2011—2020年山东省各地级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显著上升。山东省各地级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平均发展水平从2011年的0.2673上升至2020年的0.4534，增幅为69.6%，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各城市来看，威海市的发展水平最好，在各地级市中稳居首位；但济宁、聊城的发展水平增幅最大，分别为106.4%和105.4%，这表明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大幅缩小。

在空间分布上，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从图1可以看出，鲁东地区的发展水平较高，该地区大多是沿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次是鲁中地区，该地区的农业基础较好，从而加快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鲁西南地区的发展水平最低，该地区应侧重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补齐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短板。

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2011—2020年山东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呈稳步增长的趋势。由表3可知，从增长速度上来看，2011—2014年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速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2015年各地级市的增速又出现小幅度的提高，而后又逐渐放缓，这表明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化。

表3 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出现了最优与最次之间的“固化”现象。青岛市和济南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为突出，平均值分别为0.2017和0.2015，并且近10 a来这2个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都持续领先于其他城市，位居前列，而菏泽市虽然一直在发展，但仍持续落后于其他地级市，均值为0.1567。这种“固化”现象的出现与各地级市发展战略息息相关，青岛市位于沿海地区，外贸经济较为发达，同时近年来出台了许多重点扶持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济南市作为省会城市，在政策、资源、经济方面都相对集中，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较广，且发展水平较高。

2.2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从时序演变特征来分析（表4），2011—2020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2011年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均值为0.3430，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2020年耦合协调度均值上升到0.5884，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整体上经历了低度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3个发展阶段。其中，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转变的地级市最多（济南、枣庄、烟台、济宁、泰安、日照、临沂、德州、聊城、滨州等10个城市），其次为低度耦合协调向高度耦合协调转变的地级市（青岛、淄博、东营、潍坊、威海等5个城市），最后是由极低耦合协调转变为中度耦合协调的地级市（菏泽）。由此可见，与2011年相比，2020年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等级都有所提升，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整体上朝着更有序的方向发展，但大多数城市仍处于中度耦合协调状态，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的城市较少，不存在处于优质耦合协调状态的城市，说明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表4 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

从空间分布格局可以看出（图2），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强西弱，北高南低”的空间发展格局。2011—2020年，鲁东、鲁中、鲁西南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5134、0.4943、0.4642，协调级别分别从西向东发展，并由初级耦合协调发展为中度耦合协调，鲁东部分地区已达到了高度耦合协调的状态。其中，2011年的耦合协调度均值表现为鲁东（0.3743）＞鲁中（0.3474）＞鲁西南（0.3088），2020年的耦合协调度均值表现为鲁东（0.6068）＞鲁中（0.5912）＞鲁西南（0.5680），在近10 a期间，山东省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均在不同程度地上升，但总体“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格局没有发生变化。从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幅度来看，鲁西南地区的提升幅度反而是最大的，提升了84%，这表明随着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鲁西南地区也在不断紧跟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地区的发展步伐，同时，各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这将有利于融入区域间的共同发展。

图2 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空间格局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

笔者基于2011—2020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比较了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及两者耦合协调度。结论如下：

（1）2011—2020年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稳步增长。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增长速度逐年放缓，从空间分布来看，沿海城市和省会地区的发展持续领先于其他城市，并且最好与最次之间呈现“固化”的特征。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山东省各地级市之间的差距也在日益缩小，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发展格局。

（2）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耦合协调等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转换，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的城市较少，更无城市处于优质耦合协调状态，这说明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空间维度上来看，2020年的耦合协调度均值表现为鲁东（0.6068）＞鲁中（0.5912）＞鲁西南（0.5680），“东强西弱”的整体空间发展格局没有改善。从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度来看，鲁西南地区的增长速度最快，说明山东省整体差距呈现缩小化趋势，有利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3.2 政策建议

（1）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各区域协调发展。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只有鲁东少数地区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的状态，鲁西南、鲁中大部分地区耦合协调度还较低。对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相关部门应在资源、政策等方面进行重点倾斜，有针对性地提高不同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与金融供给的适配性，从而实现良性的资源配置。与此同时，发挥青岛、威海等沿海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及各地区的自身优势，打造特色产业，助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2）持续完善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传统金融机构转型，以加大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金融支持。农村商业银行应该注重创新和开发各类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特别是针对现阶段的智慧农业、特色农业、数字农业等，紧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同时通过直接整合、间接整合以建立涉农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尽可能地满足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

（3）政府应为金融机构提供支持对农户开展金融知识的培训，提升农户的金融素养。农业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农户的金融知识储备、数字技能的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提高农村地区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增强农户通过网络获取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同时应着重在鲁西南地区定期对农户开展相关金融知识的讲座，加强金融知识的宣传与教育，让农户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个人理财、农业保险、银行信贷等各类金融服务，增加农民就业与创业的机遇，进一步增强数字普惠金融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源源不断的“供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