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一书出版以来，得到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关注，有肯定也有一些存疑。本文是该书作者对三篇书评提出的问题进行的回应。其中，对代表学术前沿与新兴研究方向的问题着重进行了探讨：一是对书评中所提到存疑类问题进行回应；二是依托书评，对书中未尽之处展开探讨；三是期望在互动交流与自我审视中，为相关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更多可能。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 概念

《〈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一书出版以来，得到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关注，既有对《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译本版本考证问题关注的学者、研究翻译与话语问题的专家，也有红色收藏家和相关展馆负责人等。其中，部分学者更关注译本数量、版本信息，部分专家更加关注《宣言》译本呈现的翻译策略与原则等，红色收藏家对是否考证出新的译本非常关注，而一些相关展馆负责人则获取了更清晰和科学的译本布展线索。该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成果，在出版之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先期陆续刊出。一些成果已经运用到《宣言》的展馆布展、纪录片拍摄、红色文创产品等学术咨询中，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课程提供学术参考，为《共产党宣言》情境教学馆建设等提供学术支撑。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甚至转变为实物，是对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是本人的意外收获。此外，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注重理论层面的宏大叙事，较少关注到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中国化问题。故该书在考证《宣言》译本、版本的基础上，深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如社会主义、阶级、剥削、消灭私有制等经历不同文化间的语义旅行，探讨概念在偏移原初内涵的同时与中国文化、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中国化语义的过程。该书从概念演变层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问题展开微观论证，引起了不少概念史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此次，忻平、黄伟力、贾凯三位学界同人撰写书评，在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本书存在的问题，这里笔者简单回应这些问题，并对书中未尽之处展开探讨，期望在互动交流与自我审视中，为该方向研究提供更多可能。

一、中层语境与出版流通

黃伟力老师在其书评中提出，应该进一步观照中观层面言论空间深化译本语境与文本出版流通的问题。拙著主要是中共党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专业书籍，撰写时对社会史研究虽有观照，但鉴于本书的主题是译本考证与话语中国化，因此并未深入探讨。以社会史研究深化中共党史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张静如先生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研究中共党史定要了解社会》（《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等文中进行了提倡，运用社会史研究中共党史仍是当前学界不断探索的方向。拙著在探索译本的生成历史语境之时，主要对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环境、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党内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的机构与人员等进行了分析，对于出版社、社会工作者、学术研究团队等较少涉及。当然，从社会史角度切入，如果能够围绕《共产党宣言》译本版本问题对这些涉及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面向进行深描，拙著的讨论将更加细致与深入。

一是从拙著的章节设计来看，文本的生成语境篇幅有限，“大历史”线索交代清楚后，并没有为深入细致考证留下更多篇幅空间。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1年合订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拙著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以及对《宣言》不同译本的获取、翻译机构的设置等方面展开译本生成宏观历史语境的分析与论证。不可否认，黄伟力老师提及的出版社、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宣言》的翻译与出版确实有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像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均有相关红色书籍出版发行，拙著中《宣言》陈瘦石译本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三联书店在新中国成立前翻译的马列译作也有86种【罗智国：《民国时期三联书店红色出版物的定量分析》，《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3期。】。受政治环境、经费以及人员变动等影响，在局部掌握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出版社普遍存在经费紧张、社址和人员不稳定等问题。而那时影响力较大的出版社基于市场需求与文化诉求，在特定时期甚至比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更多，根据田子渝等人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中的附录《1919—1922年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目》，1919—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目有21种，而人民出版社则是16种【参见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同时，与《宣言》同时代的红色书籍为其翻译、理解与阅读提供了意义参考空间。例如20世纪20年代《宣言》首个汉译本出版的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级争斗》《共产党主义ABC》等也翻译出版【胡为雄：《192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传播的七本译著》，《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毕竟，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由多个文本相互铺垫、映照形成的“意义之网”中。可以说，这些出版社、书店、书商、同时代出版的关联性文本等共同在建构《宣言》文本翻译与传播的文化意义空间。不过，它们所建构的中层语境与中共自身理论认识与发展尚有间距，如何打通出版史与翻译史、传播史，中层语境与中共经典著作翻译出版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日后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是出版史、书籍史确实是近些年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新方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史料散碎的问题。尽管是可以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方向，但是在尚未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可操作性较弱。黄伟力老师文中提到的伪装本和广告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领域整体上相对比较薄弱。当然也与史料的占有与研究方向有一定关系。《共产党宣言》不同时期确实出现了伪装本，比如拙著所列陈望道译本就有6个；华岗化名为“潘鸿文”“彭汉文”的伪装本也有3本。不过，这些伪装本主要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在封面上做了伪装。立足伪装本的研究，可以管窥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中国传播的艰辛过程，但与拙著所研究的主题稍有偏离。而新中国成立前《宣言》出版的广告《天义报》亦有所刊登，系列类的广告史料较少，试图通过透视不同时期广告来描述不同时期阅读者的趣味和对《宣言》内容的认知等都受到史料所限。目前，学界对广告研究多还是聚焦于某一刊登较多广告的书社、报纸杂志，如范军的《元代的书业广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秦鹏的《20世纪初〈申报〉书籍广告研究（1901—1911）》（浙江工商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再细究至某一类书籍（比如小说）广告、女性商品广告等。可以说，广告研究的可行性建立在大量同类别或者以某一平台为基础形成系列广告为史料支撑的基础上。

三是关于借鉴阅读史的理论与方法的问题。近年来在阅读史领域，确实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了探索【参见于安龙：《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宣言〉百年阅读史及其当代启示》，《兰州学刊》2022年第2期；刘雨亭：《阅读史视角下的周恩来与〈共产党宣言〉》，《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但主要集中于宏观历史梳理与领袖人物阅读方面。当然，贾凯老师的评论中也提到可以专门比较译本在白区与苏区、敌后与大后方、党务干部与军队干部“阅读”与“接受”方面差异的问题。只是群体性、区域性与知识精英的阅读史尚未进行专题化与系统化研究，且相关史料呈现散碎化特征，难以形成整体性史料。其一，各个地方史中散落着《共产党宣言》发行与传播的信息。比如《中共兖州地方史》记载1931年四乡党员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阅读马列主义进步书刊。这些书刊由设在保定的秘密书店和上海的三联书店出版，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中共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兖州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其二，社团组织史中也对《宣言》的阅读有所记载，但内容单薄、史料不详，详细的史料支撑比较少。30年代，左翼文化团体创办多种业余学习组织。“社联”就以工人读书班、暑期短训班、职工文化学校等组织，编撰宣传苏维埃小丛书、工农小丛书等途径，向广大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道理，如张健会主动向工农群众们介绍《共产党宣言》等。不过具体如何教授《宣言》，具体讲了哪些内容都尚无详细史料记载。其三，新中国成立后体制内单位都曾设置《宣言》阅读要求，但阅读效果特别是反映容受程度的史料不足。以上海为例，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宣言》是各级党组织、工人政治学校、学习培训班的必读书目，而且高校还专门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和《宣言》研究课，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参考读物专门解读《宣言》。不过，那时留下的学习资料、笔记等史料尚待整理。总之，将阅读史的理论与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确实是一个前沿性的方向，但研究应建立在翔实而系统的史料基础之上。笔者在研究中已经关注到了《宣言》阅读史与接受史的问题，也对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有充分的认知，日后将致力于相关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作为该书的续作进一步开展研究。

二、话语逻辑与语义变迁

贾凯老师在书评中提到三个关于概念、话语相关的问题，并为本人沿着概念史的方向进一步开展文本话语研究提供了思路。

第一，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主题性话语的变迁问题。贾凯老师指出在拙著中，新中国成立以前《宣言》译本构建了“公理—阶级—暴力革命”的内在逻辑，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沿着“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的逻辑展开。拙著在撰写过程中并未对新中国成立前后话语的主题性话语变迁问题专门用某一章节进行论证。首先，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共产党话语主题变迁形成共识。毕竟，话语是政党奋斗目标、行动策略的表达。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自身有着漫長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的政治话语各有侧重。学界只是对不同时期应该是哪些主题话语产生分歧，形成了“革命—改革”话语说【唐爱军：《从“革命”到“改革”——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话语变迁》，《浙江学刊》2017年第4期。】、多话语体系说【卢国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十大创新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等。其次，从结构合理性来看，拙著研究贯穿两条线索，一条是《宣言》译本考证，另一条是话语中国化，而第二条线索依附于第一条线索，因为对话语的考证建立在文本语词变迁的基础之上。如果另设章节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主题性话语变迁进行论证，进而对具体话语进行分析，将对《宣言》译本的考证嵌入话语分析之内，章节设置难以自洽，也偏离了拙著的研究主题。最后，这里对拙著话语分析的逻辑进行解释，以作补充。拙著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论证过程中新中国成立前后所选取的关键语词并不相同，这主要是因为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来看读者与文本之间存在“视域融合”，人们对《宣言》的理解具有开放性和历史性，不同时期人们对《宣言》文本关键性话语的关注并不相同。同一语词在文本中即使以同一形式出现，不同时代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话语本身确实具有流动性，负载在语词上的语义本身具有出场、凸显、转义、渐逝、退场等多种可能，当然，随着时代变迁，被遮蔽的语义也可能再次被激活、复述、修正等。一些核心话语在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中存在一个由核心到非核心甚至消失，最终被其他核心政治话语替代的过程。拙著第三章第二节就专门论述了“阶级”这一概念经历了从服务于国民革命话语体系到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核心的转变。可以说，由于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任务并不相同，特定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解与诠释视域中《宣言》的核心话语也并不相同。比如革命话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核心政治话语，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至今仍然存续，但并不再作为核心政治话语进行建构，而是退居到次要位置服务于核心政治话语，如退居到党建领域的“自我革命”等。拙著立足《宣言》文本所开展的话语中国化研究主要根据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理论主题进行，当然在此过程中亦观照了围绕文本形成的争议性问题，如“消灭私有制”的翻译问题。

第二，关于话语理解、应用与实践问题。贾凯老师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主要是拙著尚未深入探讨《宣言》文本话语理解向政策、文件甚至是行动的转化问题。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借鉴是拙著的一个重要特点，拙著所谈论的话语并不是单纯的表述，而是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意义，同时话语在文本中也发挥着改变人的思想行为的动员功能。这主要是吸收了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提出的“使用概念”的历史研究理论【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致力于研究导致概念获得或者失去合法性的过程与原因，并更注重研究概念内在意义与概念使用方式间的关联。实践的展开以概念为基础，正如“我们可以用斧头杀死国王，但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废除君主制”，同时，实践的效果也在不断修正概念的理解、促进概念自身语义的不断嬗变。因此，在话语中国化的研究中，拙著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以及第四章第四节对话语向文本、理论与行动的转化进行了探讨，如对《宣言》阶级话语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型构、革命成员阶级意识的规训以及阶级身份的划分等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挖掘与整理。不过，正如贾凯老师指出的那样，拙著在这方面着墨较少，主要是对话语中国化的文本与行动效果进行了衍生性写作，“消灭私有制”的认知与苏区土地革命政策的关系也只是作为理解与诠释“消灭私有制”的论据出现。当然，这主要是基于拙著结构合理性设计，话语中国化主要是将概念翻译、塑造、理解、接受、应用与实践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闭环来研究，而没有将概念的接受与实践“过滤”出来单独展开深入探讨。不可否认，贾凯老师所提出的问题亦可深入探讨，只是从宏观与主流线索来看，《宣言》文本的学习与应用属于理论与信仰教育层面，文本话语认识与政策实践转化的直接性、关键性证据尚待挖掘。基层政策的制定尽管受到《宣言》所描绘的未来社会构想的影响，但亦具有地区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等特征，如何找到《宣言》文本中对未来社会描绘的宏观性话语与政策制定的中层话语之间的对接点是研究需要克服的难点。就《宣言》的阅读与学习群体来看，大规模的《宣言》学习在延安时期中共学习制度逐渐完善的情况下才真正开启，而且学习对象主要是党内高级干部，确证苏区土地政策制定者是否阅读学习过《宣言》是探讨《宣言》话语对于各地土地革命或改革政策的影响的前提。不过，如果跳出《宣言》文本，聚焦中共对某一标识性话语认知与政策转化进行爬梳，则并不受这些前提性与理论预设的束缚，更容易管窥话语与中国共产党政治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

第三，关于《宣言》主要语词竞争问题的整体性讨论。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勃兴的语义场中，《宣言》的译本語词不同时期面临着日本话语、苏联话语与西欧话语、中国传统话语等多种话语的竞争，正如拙著所言，“‘他者话语的冲击与挑战在《宣言》实现话语中国化的过程中从未中断”【陈红娟：《〈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25页。】。拙著在第五章第二节中，对《宣言》文本话语中国化过程中遭到的“日本话语”的强势冲击、“苏联话语”的批判与反思、与国民党话语的竞争等过程进行了探索。当然，话语竞争问题研究贯穿中国共产党整个历程，除了拙著的论证外，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仍存在着苏联话语与中国话语之间的竞争，改革开放以后也存在着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话语与“经济为中心”话语的更替等。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宣言》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统一由中央编译局从“官方角度”开展，译介话语体系相对稳定，话语竞争在其中体现的并不是很明显，这点从拙著开展的词频统计亦可窥知一二。总之，中国共产党核心政治话语在建构过程中与他者话语的竞争始终贯穿其中，但就《宣言》语词而言则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多元话语竞争与对应词筛选，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应词不断稳定，中国化话语逐渐定型的过程。不过，如果将视域放到整个中国共产党核心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及与同时期的其他话语竞争中，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获得话语领导权，提炼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如何打造“中国特色”核心政治话语的宝贵经验，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三、文本比较与话语比附

忻平老师在书评中围绕文本与话语问题提出了日后深化研究的方向，这里将围绕忻平老师提出的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文本整体性比对。首先拙著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因此主要从历时性角度围绕关键词、主题句等对《宣言》汉译本内容进行了比对，并作为论据散见于拙著中。当然，忻平老师所言的整体文本比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内不同译本可以呈现译本增减语句，从整体上呈现话语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如果隶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如忻平老师提到的陈瘦石译本和博古译本分别属于国民党话语体系与中共话语体系，则能够通过对比透视两种话语体系的差异性。不过，这里还涉及译本底本的差异性问题，因为拙著中所列的12个译本，其底本多样，并不是同一个语种的底本，既有日语底本也有德文底本，还有俄文底本，比较的标准、比较的可行性均需要深入探讨。当前，学界从整体上比较文本主要集中在同一文本的外文与中文比对，以探究翻译过程中术语共享、创造、演变【刘孟洋：《从文本比对看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中日共享与创出——以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为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领域，对汉文两个译本的比较不多。不过，当前汉译本所参考的底本，日译本比较清楚，英译本、俄译本和德译本的相关问题的探讨都比较薄弱，对于除了日译本以外的其他语种译本的比对研究有待深入。

第二，文本话语的同步性问题。忻平老师在书中还提到了《宣言》文本话语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是否同步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中国化是一个整体性和宏观层面的演变。而《宣言》文本自身具有确定性，尽管翻译过程中译者会有一定的译词择选自由，同时也赋予译文个人意图、理解并在翻译过程中适当地增减语句，但无疑尊重文本本身是翻译的前提，译者并不会单纯为了迎合话语主题变动而出现超越文本的变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宣言》文本话语的变动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整个过程可能存在非同步性。拙著选择《宣言》作为个案，以小见大管窥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过程，并不会完全覆盖历程，主要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一个面相。

第三，概念、概念丛与意义建构。在概念史理论中，单一概念固然是概念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同时期不同群体赋予同一概念不同的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而言，聚焦于某一个固定性概念的历时性演变或者不同群体的共时性比较，有助于透视其话语演变过程与话语竞争样态。不过，概念并不是孤立存在，而且是存在于一种理论框架与概念图式中，如果不参照其他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单一的概念【〔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而且，从概念所建构的意义来看，概念与概念形成的概念丛、概念树共同建构和支撑着意义场域。在概念史的研究中，单一概念的语义分析往往离不开对同类性概念、关联性概念、从属性概念、支撑性概念的观照。如此，概念才不是干瘪的，而是鲜活地存在于他者关联中，并在与其他概念的相互作用中形塑意义世界。因此，拙著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过程中，着力围绕某一问题展开概念考证，并观照了支撑此概念意义的概念丛。当然，拙著在研究中也对围绕单一概念形成的概念丛进行了分类，试图将其合理地嵌入相关论证中。因此，研究概念丛有其合理性，但科学选择关联性概念及支持意义生成的概念丛也是研究者在借鉴概念史理论展开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作者陈红娟，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sponses to Three Book Reviews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the Stud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Discourse

Chen Hongjuan

Abstract：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the Stud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Discourse， it has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different groups in different fields， with some affirmations and some doubts. This paper is the authors response to the issues raised in three of the reviews. It will focus on the issues that represent academic frontiers and emerging research directions. Firstly， it responds to the doubts mentioned in the book reviews. Secondly， inspired from the reviews， it discusses the points not fully explored in the book. Thirdly， it intends to provide future possibilities of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through interactions， communications， and self-reflections.

Keywords：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discourse， conc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