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哲一的《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晚清民国至共和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与工业化出版》一书以编辑为核心来阐释近代中国出版史。此书基于结构—功能框架，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大出版社的编辑部门和编辑活动进行考察，提出工业化印刷对多样化大规模文本产出的需求，决定了近代出版机构编辑部门中的生产动态。同时成功运用出版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展现出编辑群体从晚清到共和国时期的动态演变过程。本文对全书的各章节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梳理，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此书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意義，并指出书中若干论证薄弱之处。最后，本文指出，近代中国出版业本身是外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作者所具有的中外比较视野，正是此书取得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出版史 编辑 知识分子 知识生产

高哲一（Robert Culp）于2019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晚清民国至共和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与工业化出版》（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s and Industrial Publishing from the End of Empire to Maoist State Socialism）是一本以编辑为核心近代中国出版史论著。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繁荣发展，尤其是以印刷技术和印刷工业为导向的印刷出版史，以书籍流通及读者接受为导向的书籍史，都已形成了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相较之下，对于编辑这一书籍生产核心环节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大量研究仍然局限于“出版人—出版物—出版单位”的框架之中，进行史料和史实的整理，缺乏能够对其发展线索进行梳理、对其发展规律进行阐释的理论范式。诚如本书所引用罗竹风《杂家》所言，“编辑的不平，正是他年年为人作嫁衣裳，而自己却永远坐不上‘花轿”【Robert Culp， 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s and Industrial Publishing from the End of Empire to Maoist Stat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p.248.原文1962年5月6日刊载于《文汇报》。】，编辑是为人作嫁的行业，虽然重要，却并不引人注目，历史上如此，历史研究中亦如此。而本书正是这样一本关注为人作嫁者，将编辑置于中国近代出版史、文化史中央，展现其重要性的著作。

此前已经有张学科《变革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张学科：《变革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出版科学》2020年第1期。】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过介绍和简单评述；在《日常实践塑造知识体系》一文中【杨玉宇：《日常实践塑造知识体系》，《清华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2期。】，杨玉宇部分指出了本书以编辑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尝试概括出了本书的三点突破，“其一，将职员编辑作为现代中国知识的创造者;其二，将文人传统的延续作为现代出版中的一环;其三，将教育性作为考量1949—1966年社会主义中国的属性之一”，提出了作者对外国影响的忽视及对于阶层问题认识存在不足两点问题。但对于本书整体的理论架构及其在出版史研究中的意义，似乎尚无完整的阐述，故本文将试图阐释本书的核心理论及其在出版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

以编辑活动为核心来阐释近代中国出版史，是本书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突破。作者在序言中提出，头部出版企业设立规模庞大的编辑部门，大量书稿由编辑部门内部生产，是近代中国出版业所独有的现象，编辑部门也因此成为文化生产的活跃场所【Robert Culp， 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s and Industrial Publishing from the End of Empire to Maoist Stat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p.5.】，本书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一现象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又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形成了何种影响。由此作者建立了一个“结构—功能”的框架来考察近代中国出版业中的编辑活动，编辑部门结构和编辑活动产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一个主要线索贯穿全书。本书第一、二章考察编辑部门的结构本身，包括编辑职员群体是如何形成，编辑部门如何组织，以及随着教育体制和劳动就业市场的变化，群体构成和部门组织形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第三、四、五章考察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选取教科书、工具书、古籍、丛书等典型的出版物，探讨编辑部门的结构如何影响编辑活动的产出，以及对不同出版物的需求，反过来又是如何驱动出版商对编辑部门结构进行调整的；在最后两章中，作者尝试将这一框架延伸到共和国早期，考察十七年时期各类出版物的编辑情况。

在结论部分中，作者提出，工业化印刷对多样化大规模文本产出的需求，而非所有权结构，在生产动态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结论既强调了编辑活动中功能对于结构的决定性作用，也概括了本书对于印刷与出版关系的理解。工业化印刷的发展，在本书中，作为背景和既定事实存在，并为编辑行业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本书与内容不太相称的书名“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所要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即工业化出版是工业化印刷力量所推动的成果。本书以编辑活动为中心进行的出版史研究，既是转换研究视角进行创新，也是对既往西方学者有关工业化印刷驱动出版业发展之研究的继承和延伸。

近代出版机构中编辑群体是怎样形成的？编辑部门要如何组织？在第一章中，作者考察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编辑群体，指出早期商务和中华的编辑多数是从科举体制中剥离出来的旧式文人，使得编辑部门的招聘活动和工作组织都具有传统文人社团的特质，而此时急速扩大的教科书市场也使得出版商有需求维持一个大规模的编辑部门。

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劳动力市场和出版需求都发生变化，第二章考察了出版商是如何调整其编辑部门以适应这种变化的。作者在此提出，为了应对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出版需求，出版社发展出编辑部门大学化和工厂化这两种倾向：前者以20年代胡适向商务提出的意见为代表，鼓励出版社为编辑人员提供学术培训机会，向学术机构靠拢；后者以王云五的改革设想为代表，试图将编辑工作標准化和模块化，像工厂配置体力劳动一样管理脑力劳动。20年代早期北方高校普遍存在的财政危机，使得出版社一度成为许多海归知识分子的落脚之处，促进了编辑部门专业水平的提高，而随着高校情况的改善和出版需求进一步的扩大，出版社不得不转而从国内大中学毕业生中招募员工，推进编辑招聘和组织的制度化标准化，以维持一个更稳定的编辑团队。

在第三至五章中，作者分析了编辑部门是如何在不同类别的出版物编辑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其中，第三章考察新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编纂工作，在教科书编写过程中，出版机构尝试引入白话文，使用多样的写作模式，以使新教科书具有普及性；在编纂《辞源》《辞海》等大型工具书的过程中，出版机构紧跟时代潮流，适时地引入各种新的政治术语和外来词汇，侧重于对出版物内容进行分析研究。

而在第四章对古籍重版活动的考察中，作者则将编辑部门与编辑活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为例，一般认为，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注重保存孤本，需要大量采用早期版本，并进行影印，而《四部备要》则倾向实用，采用近期善本，重新排印，这两部书的出版理念和价值已经经过了充分的评述和比较。本书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比较从出版物的特点上溯到编辑活动和编辑部门。作者指出，在《四部丛刊》的辑印过程中，早期商务以传统文人为主的职员群体发挥了关键作用，除了具备古籍出版必不可少的旧学知识外，文人社会网络还为商务获取公私藏书中的珍本提供了便利，文人群体的社会认同，也增强了工作组织中的凝聚力。而对于《四部备要》来说，底本获取的难度相对较小，反而是文本的校对与重排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这促使中华书局采取了更标准化和中心化的组织管理模式来配置劳动力。除了市场因素以外，经营者还要考虑机构因编辑群体和编辑部门组织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出版物的策划；同时，不同的出版任务进一步驱动了编辑部门的成分和结构调整，对出版机构的发展造成长期影响。

丛书出版活动在思想文化上，标志着对新学的创造和引入从零散转向体系化；在市场层面，则反映出读者群体的扩大和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第五章对丛书出版活动的分析中，作者延续了对文本生产者的关注，广泛地从系列丛书的序言、跋文、参考书目中获取信息，分析这些文本的产生过程。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丛书出版的兴起，是与大型编辑部门的衰退相伴随的。随着学科制度化的发展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层次较高的学者从出版机构回流到高校，外来书稿的质量则逐渐提高，雇用大量人员在社内从事内容生产变得不再合算，编辑活动的组织形式开始向当代靠拢，出版机构开始通过与外界学者进行合作出版书籍，只保留较少的编审人员，多数丛书都以这种方式生产出来。在对丛书进行的分析中，作者将考察范围从狭义的编辑部门，扩展到出版机构与外界学者的合作联系。通过规划丛书的学科体系，召集学者组成编委会，限制书籍的体裁体量，出版机构得以在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成功规划丛书、保持与学者较为密切的合作联系的同时，出版机构的活动也支持了学者的个人事业，影响了学术体系的发展轨迹。

这一理论框架同样延伸到作者对十七年时期出版业的论述中。在第六章对共和国早期的公私合营与机构重组过程进行叙述后，作者在第七章考察了十七年时期的出版情况，提出这一时期的出版是协商谈判式的，虽然国家增强了其对出版业的影响力，但无论是旧有的从业者，还是旧有的思想、组织，都相当程度地保存下来并继续发挥作用。同时，作者提出十七年时期共和国除了宣传国家（propaganda state）的一面外，仍然有作为教育国家（pedagogical state）的一面，这意味着虽然所有权发生了变化，但出版需求仍然与民国时期存在某种连续性。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大型出版工程的分析，作者发现，出版管理者一度采取广泛动员、跨单位合作的工作组织形式，但管理手段的缺乏使得这种激进的组织形式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最终不得不退回到民国时期的两类组织形式上去，因而作者认为，工业化印刷对多样化大规模文本产出的需求，而非所有权结构，在生产动态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也是全书的中心论点之一。

如序言所说，编辑部门在近代成为文化生产的活跃场所，而本书正是要分析商业出版如何成为知识精英文化活动的核心机制的。本书的考察对象，实际上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编辑群体或者编辑部门，而是作为场所或机制的商业编辑出版活动。对比过往研究，如果只是对编辑群体进行关注，早已有学者做过比较成功的尝试，例如李家驹在《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中，单辟一章讨论“商务人”群体的形成【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8—142页。】，对于商务编辑群体形成、变迁和认同交流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备，但并未将编辑群体与编辑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孟悦等对早期商务学者群体及其编译活动的考察，提出了“行动派学者”的概念，同样涉及教科书、译著、古籍再版等领域【孟悦、李广益：《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不过其对于学者群体的把握，更多从文化心态上出发，与本书对编辑部门运转机制的关注颇不相同，也正因如此，其研究仅以商务的第一代学人群体为对象，将20年代王云五、胡适等人的登场视为一种断裂，而本书则是视其为一种发展和变迁。可见在编辑活动这一场所之中，不同的群体进出这一领域，各种组织模式产生而后瓦解，但文本生产活动是稳定存在的，并且随着印刷和传播技术的进步，对文本生产的需求还在不断增长。虽然本书主要关注各种因素是如何影响编辑活动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本书也指出了编辑活动作为一个核心文化活动机制，其在思想文化史上尚未得到充分的阐释。

二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编辑职员群体研究中展现出的社会生活史倾向。可以发现，本书选取来自职员个人日记、回忆录的材料，其内容并不局限于对企业运转管理进行的概括性论述，而是涉及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出版史所研究的人物，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留下的个人记录材料也比较丰富；同时，作为一个文化产业，出版从业者的个人思想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产出，了解其个人生活思想相当必要，这就为出版史领域下生活史的展开提供了可行性和必要性。在《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范军、欧阳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现代出版》2017年第2期。】中，范军等就对出版生活史开展进行过设想，提出了“经济生活、交往生活、休闲娱乐”作为出版生活史的三个主要研究对象，这种提法可以说与本书作者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本书中，作者对于生活史的关注，从一开始就以群体而非个体为单位，职员群体的社会生活被纳入前文所述的编辑部门结构中去。作者对出版人生活史的研究，涉及经济生活，比如薪资、稿酬、维持中产阶级体面生活的开支；社交活动，融合了交往生活和休闲娱乐这两方面，作者在考察编辑群体的休闲活动时，更多地侧重共同休闲方式对群体认同的塑造，即娱乐所展现的社会阶层；学术生活，一般来说，学术活动似乎并不在生活史的考察范围内，但在本书中，作者确实将出版人的学术活动置于整个生活史的框架之下，认为编辑群体是普遍存在进行学术活动这一个人需求的，其中既包括那些以出版业为临时落脚之处的学者对个人学术路径上长期发展的需求，也包括一般知识分子编辑，通过学术活动，塑造身份认同的需求。

通过将传统的统计性研究、个人履历研究等方法，与生活史研究相结合，本书成功地展现了编辑群体从晚清到共和国时期的动态演变过程。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编辑既意味着选择工作和薪资，也意味着选择某种社会文化生活和发展途径；而对于编辑群体来说，其特质既有由群体内社会网络不断传承的部分，也有受到劳动力市场和出版需求影响而不断变化的部分。如前文所述，基于编辑群体是编辑部门结构的一部分，作者在多个案例中考察过编辑群体特质与出版物的相互影響，如商务的旧文人团体在《四部丛刊》出版中起到的特殊作用，又如关于系列丛书出版对其著作者在经济上和公共声誉、学术地位上的支持作用的讨论。通过关注群体，作者不仅展示了出版生活史应是如何展开的，还展示了出版生活史是如何被纳入大的出版史研究中，发挥其作用的。

三

通过专注于编辑活动，对其动态进行数十年的长期考察，本书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以编辑活动为中心的出版史叙事，但也因此在本书的论证逻辑链条中，留下了一些薄弱之处。

就忽略发行和印刷因素，专注于编辑环节来说，本书在讨论各类出版物时，部分提到过经营者在策划出版物时的市场考量，而对于印刷环节，则几乎没有提及。考虑到有关印刷和发行，都有相对成熟的研究在前，在研究过程中，将编辑环节从中抽离出来，似乎并无不可，问题在于，在作者将研究整合为完整的出版史叙事时，没有充分地结合既往对印刷发行的研究，将三个环节重新合为一体。在近代书业，出版、印刷、发行合一的倾向是如何形成的，在企业经营者的视角中，其关系是怎样的？本书对于工业化印刷，实际上是有部分基本预设的，即工业化印刷在中国不断发展，创造对文本生产的需求。而现实是，印刷和出版并不总是协调一致地发展，印刷对于出版的驱动作用，显然也不是始终不变的。在一些阶段，印刷部门利润的大头并不来自本社的书籍，反而是来自对外承接钞票、证券等印件，出版机构在这一领域展开过激烈的竞争，并通过这些利润反哺出版部门。这意味着，工业化印刷并不总能有效地创造对文本生产的需求。未来如何从分析走向综合，将关注印刷、出版、发行诸领域的研究重新整合起来，将是出版史研究的一大难点。

运用日记、回忆录等琐碎材料来还原出版业的长期动态，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些材料本身只能反映整体的一二侧面，在撰写时也带有各样的主观色彩，从中还原编辑部门的发展趋势，可靠性当加以审慎评估。

例如，作者在第一章试图论证早期编辑部门协作讨论的特点，提到早期商务和中华的编辑部门，都是数十人聚集在一个大厅中办公，以便进行交流。这种现象的存在固然可以确证，但其设计出于何种目的，仅依靠少数职员对部分讨论情景的回忆，似乎不能定论。如作者所说，早期商务的编译所，依部门主管人员的同乡关系发展出若干团体，常以方言交流，部门之间语言甚至不能相通，如此几个部门同室办公，是否为交流之便，大为可疑。此外，也有一些材料认为大厅办公是为管理人员巡视管理之便，还曾引起过一些职员的不满【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又如，作者将胡适和王云五作为20年代编辑部门两种不同改革方向的代表，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创见。在过往研究中，胡适与王云五往往被放在同一阵线，即20年代商务改革保守之争中改革一派的代表。当时张元济、高梦旦等本想聘请胡适任编译所所长推动改革，此事不成，乃请胡适进行短期考察，提出建议若干，并聘请胡适推荐的王云五担任此职位，而胡适的建议，包括改善待遇、完善章程、重视新学白话等，对职员的学术深造进行支持，只是其中一节。

作者指出早期编辑部门中的写作讨论广泛存在，区分20年代以来存在的大学化和工厂化两种发展趋势，并以胡适、王云五二人为代表，未必没有道理，只是在掌握材料比较琐碎的情况下，各人解读多有差异，要对大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证，难免存在以论带史的风险。

四

本书对于大型编辑部门的关注，源于中外比较的视角，无论是与国外出版业相比较，还是与当代中国相比较，出版、印刷、发行联合，编辑部门庞大，书稿多来自内部，都是近代中国书业独有的现象。可惜的是，这种比较并没有延伸到本书的论述之中。作者提出，大型编辑部的形成，有教科书市场、劳动力廉价等因素，那么其他各国的情况如何？在一些出版机构相继转向对外征集一般稿件，只有杂志、教科书等仍然由内部编辑之后，中国的编辑部门是否还具有特殊性？如能稍加比较，本书对于中国出版业特点的论述无疑更加有说服力。

而如果將目光前移，则不难发现，在近代出版业产生以前，中国书业中并不存在独立、明确的编辑角色。作者在本书的第一章提到过早期编辑部门对传统文人社团组织形式的继承，但并未充分意识到其编辑活动的内涵也很大程度继承传统，设馆编书，本身就是文本生产的一种形式，而非独立于著述的、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活动。

故而，与其说民国时期出版企业雇用大量编辑，进行文本内容的生产，不如说民国时期的书籍生产中，编辑与著述的分工还在逐步形成，处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编辑角色，尚未完全从作者群体中分化出来。

回顾20世纪初中国书籍的署名情况，可知当时的编者、编纂者仍然带有著述的意味，更加接近“author”，而与“editor”对应的，则是修订、校订等工作。从初衷上讲，出版企业招募雇用的是作者，而非编辑。编辑部门的设立，实质上是通过雇用方式，获取稳定的作者群体，并促使其生产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文本内容。雇用作者的开支固然很高，但通过统筹组织，对接生产与需求，出版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效益。

在仿效国外发展近代出版业的过程中，独立的编辑角色，不可避免地从作者群体中分化出来，从事文本的整理、校订等工作。作者在第二章中所提及的两种编辑部门组织方式和不同层次知识分子的分化，反映的正是编辑与著述活动分工的形成。

不过，近代中国图书市场对文本生产的需求部分迟滞了分工的发展，如本书第三至五章所考察的，教科书、工具书、古籍等贡献了出版企业的主要利润，这些书籍的文本生产，以重复性较高、原创性则较低的“编译”为主，促使出版企业维持了规模较大的编辑部门。可以说，出版企业对国外出版业的效仿，与中国独特的书业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民国书业独特的发展模式。

与近年来学者对中国版权（copyright）发展过程的研究相似，编辑（editor）的角色和编辑（edit）的制度在中国近代的形成、发展，恐怕也经历过一个外来理念与中国国情交互影响的过程。本书立足于比较的视角，聚焦的却是中国本土因素对制度形成发展的影响。至于西方和日本出版业的制度、理念，如何传入中国，促进编辑从编著活动中独立出来，仍有待学界研究和讨论。

实际上，民国书业发展形态的特殊之处，在当时就已经为人所注意，并被视为中国书业落后、畸形发展的表现。1930年王云五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出国考察，就有日本商人向其建议，将商务的印刷所、发行所、编译所拆分为独立公司，由母公司持股控制【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王云五文集第陆卷）》上，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又如茅盾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所说：

一个很关心中国的女作家，史沫特莱，她就很奇怪中国一方面出版事业赶不上群众需要，另方面又有大“托拉斯”出版业，就是说：出版、印刷、发行都混在一起。有的出版业，有二三百位编辑先生，有全国范围的发行网，有规模很大的印刷厂。【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大会秘书处编辑：《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纪念刊》，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98页。】

这些看法与作者的观点十分相近，都是基于中外比较视角的。只是相比作者对其合理性的探究，时人的观察带有鲜明的批判色彩，认为“托拉斯”模式不利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托拉斯”模式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托拉斯”体制虽然瓦解，但经过政权力量重塑的出版业，却形成了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由此可见，中外比较的视角，并不只存在于当代史家的研究中，也贯穿近代出版业在中国萌芽、发展的全过程。中国的出版从业者，不断地通过观察国外出版业来确定自身发展的方向，对外国经验的借鉴，始终是推动中国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清末民初中国的第一批近代出版机构，组织制度上效仿欧美、日本企业，而为了弥补国内生产、销售环节的短板，发展出了中国独有的书业“托拉斯”，而后来者基于中外比较对这一模式进行的批判，亦未能将中国出版业引上欧美、日本的既有发展道路。如何在学习外来经验与适应本国国情之间取得平衡，始终是值得出版业及其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作者王巍子，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2020级硕士研究生〕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ublishing with a Focus on Editing：A Review of 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s and Industrial Publishing from the End of Empire to Maoist State Socialism by Robert Culp

Wang Weizi

Abstract：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s and Industrial Publishing from the End of Empire to Maoist State Socialism written by Robert Culp explains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ublishing by focusing on the activities of editors. This book takes a closer look at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s and editing activities in of the three largest publishing houses， the Commercial Press， Zhonghua Book Company and the World Book Company on the basis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It argues that the demand for the large scale production of varied texts by industrialized printing determined the production dynamics of editorial departments in modern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book successfully applie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publishing life history to showcase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editorial communitie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of each chapter of the book and uses that as a basis to evaluate the books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modern Chinese publishing history，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technique. It also identifies certain flaws in the books arguments.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pointing out that modern China publishing is the product of both foreign influence and domestic conditions.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ffered by the author is crucial to th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achieved by this book.

Keywords：publishing history，editing，intellectuals，knowledge 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