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雨

【内容提要】战略收缩是霸权国调控衰落的重要方式，但是战略收缩通常不会以线性方式发生作用，权势转移时期对霸权国自身看似合理的低成本政策有可能为全球政治注入负动能。既有研究有着全面肯定或否定战略收缩效应的两种相反倾向，但少有研究对其潜在的双重效应进行阐释或分析。本文为权势转移时期霸权国的战略收缩双重效应的生成机理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对一战前英国战略收缩的案例分析，发现霸权国激进式战略收缩可能因为战略手段、行为体与环境三个层次上的互动效应而产生难以预料的结果，不仅为崛起国造成超出预期的战略压力，也加剧了自身被盟友牵连的风险。探究霸权国战略收缩生成双重效应的机理，有助于我们研判当下美国战略收缩的局限性。

一、问题提出与既有文献回顾

霸权国的相对衰落几乎总是会构成高度不稳定性的情境，而战略收缩是部分霸权国家为了应对衰落而做出的调整行为。在权势转移的重大历史时刻，霸权国往往可以通过战略收缩度过危机，并重装上阵。既有研究中，战略收缩概念往往同“审慎”“资源节省”“退守”等概念密切相关，体现了国家对外行为的后撤倾向。有学者认为，战略收缩指明了一条国家间权力转移的“和平之路”，是一剂不同于预防性战争的良方。(1)Paul K.MacDonald and Joseph M.Parent，Twilight of the Titans：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p.180.然而，战略收缩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战略实践和互动中的“摩擦”容易使战略行为的结果偏离本意，崛起国和霸权国剧烈互动时尤其会导致互动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况且，战略本身是为适应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的情境而不断调整的过程，(2)[美]威廉森·默里、马克·格里姆斯利：《论战略》，载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页。大致方向正确的战略也并不能保证结果尽如人意。权势转移背景下，正如局部的合理政策有时会对战略全局产生负面影响，霸权国的战略收缩亦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低成本且简单易行的办法能够部分缓解霸权国的窘境，但同时也可能会制造出新的更重大的风险。

近年来，美国政府的战略收缩特别显著地体现了这一矛盾特征。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其前任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收缩，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需要全力以赴应对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军事威慑策略上也展示出强硬的立场；拜登政府的战略一方面仍然以收缩为显著特征，另一方面又近乎马不停蹄地加强对华遏制，试图促成西方较全面的“反华统一战线”。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战略收缩如何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意义不仅在于提出霸权国战略收缩生成双重效应的机理，同样重要的是有可能为面临类似战略情境的大国——当下的美国和中国，提供必要的历史教益。

对于战略收缩的效应，不同学者有着迥异的看法和解读。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忽视了现实中战略收缩所具有的综合效应，即权势转移时期霸权国虽然通过收缩缓解了本国的资源短缺困境，但是在互动效应影响下，战略收缩可能产生不利于体系稳定的负动能。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予以归纳。

第一，那些对战略收缩持悲观看法的学者多半认为，战略收缩会削弱本国遏制威胁的能力。例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大国拥有增加税收、改革机构、发动预防性战争等多种手段以应对相对衰落，而战略收缩是这些选项中危险的道路，大国软弱的表现只会令盟友失望并鼓励竞争者。(3)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94.而且，吉尔平尤其怀疑战略收缩对于霸权国的价值所在。戴尔·卡普兰(Dale Copeland)同样质疑大国战略收缩的意义，他认为战略收缩过程中，国家牺牲相对权力会降低赢得战争的可能，同时也不能换取崛起国的善意。(4)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p.40，49.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lhforth)从权力政治的视角提出，美国的干预战略并不会引起战略透支，相反，战略收缩不仅会减少美国的杠杆，还会加剧地区环境的竞争性从而产生更强的区域性行为体。(5)[美]威廉·沃尔福斯：《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4-117页。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威廉姆·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在一篇反响重大的文章中指出，战略收缩可能造成世界秩序混乱，其附带的潜在风险和代价太大。(6)Stephen G.Brooks，G.John Ikenberry，William C.Wohlforth，“Don’t Come Home，America：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3，2013，pp.7-51.类似的，一些学者指出离岸平衡等本质上属于收缩的战略可能会对美国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秩序稳定带来损害。(7)Hal Brands，“Fools Rush Out？The Flawed Logic of Offshore Balancing，”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8，No.2，2015，pp.7-28；Hal Brands，et al.，“Should America Retrench：The Battle over Offshore Balancing，”Foreign Affairs，Vol.95，No.6，2016，pp.164.显然，部分自由国际主义者和部分现实主义者在反对战略收缩，支持干涉战略方面采取了一致立场。

第二，支持战略收缩的学者大多认为战略收缩是一种减少承诺的过程，有助于避免或缓解因过度扩张而带来的各种弊端，而减小体系压力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根据均势政治的基本逻辑，一些美国大战略研究者认为，过多干涉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事务势必会引发其他国家对美国进行制衡。(8)Christopher Layne，“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97，p.113；Richard K.Betts，American Force：Dangers，Delusions，and Dilemmas in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p.278.巴里·波森(Barry Posen)指出，美国追求更多权势的行为，会在其找到征服目标的同时对全球政治注入负能量，促使各国尽其所能地制衡美国，美国应该“少做一些事情”。(9)Barry Posen，“The Case for Restraint，”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07/11/01/the-case-for-restraint/，访问时间：2023年4月18日。当然，也有学者试图从微观层面分析战略收缩缓和体系压力的效应。例如，布兰登·约德(Brandon Yoder)通过分析霸权国在战略收缩过程中与崛起国互相释放的信号，指出战略收缩的信息效益有助于确定彼此意图、促进合作行为。(10)Brandon K.Yoder，“Retrenchment as a Screening Mechanism：Power Shifts，Strategic Withdrawal，and Credible Signa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63，No.1，2018，pp.130-145.

基于特定大国战略收缩历史考察的研究也多半表明，战略收缩可以减缓衰落过程并减轻衰落的负面影响。国内学者周桂银重点描述了英国收缩战略的动因和过程，评价其收缩的缔造和实践是合理的、成功的。(11)周桂银：《国际政治中的外交、战争与伦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9-191页。类似的研究，参见[美]约翰·古奇：《疲惫的巨人：英国的战略和政策(1890至1918年)》，载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294-324页。刘博文认为，战略收缩时期的大国能够同时考虑到对国内观众和国际观众释放不同信号的需要，适时展示克制或彰显决心。(12)刘博文：《战略收缩时期大国竞争的印象管理》，《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1期，第38-85页。实际上，保罗·麦克唐纳(Paul K.MacDonald)和约瑟夫·培伦特(Joseph M.Parent)的研究为战略收缩提供了一个全面、深入的分析框架，他们提出战略收缩是历史上霸权国成功应对各种程度衰落的有效手段，收缩措施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稳定。(13)Paul K.MacDonald and Joseph M.Parent，Twilight of the Titans：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pp.23-42.总体上，此类研究普遍认为国家奉行战略收缩政策符合理性选择逻辑，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有效地采取成本可控的相应行动。在他们的直接或间接阐述中，战略收缩带来的正向影响要远大于负面效应。

第三，还有研究通过揭示实现战略收缩的阻碍因素，来讨论其局限性。范亚伦(Aaron L.Friedberg)虽然认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战略收缩的成就，但也指出了其收缩是“破碎的”。在他看来，“去中心化”的国内政治过程导致了英国收缩政策的不连贯性。(14)Aaron L.Friedberg，The Weary Titan：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1895-190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不过，他着重于评价收缩过程而并未讨论收缩效应的局限性。刘博文提出，实力处于上升阶段的崛起国为了缓解体系压力同样具有战略收缩的动机，但是国家权威、领导人执政地位等逆转收缩的要素恰恰内生于战略收缩的进程之中。(15)刘博文：《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外交评论》2020年第1期，第88-124页。此外，还有学者并不直接研究战略收缩，而是关注影响战略调整的认知(16)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Irving L.Janis，Groupthink：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Boston，Mass.：Wadsworth，1982；Charles A.Kupchan，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51-83页。、意识形态(17)Mark L.Haas，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Great Power Politics，1789-1989，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p.12-18；[美]康多莉扎·赖斯：《苏联战略的形成》，载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633-660页。和国内政治(18)Mark R.Brawley，Afterglow or Adjustment：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Responses to Overstretc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等因素，这些文献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战略收缩并不总能顺利实施。不过，该部分研究不能解释为什么战略收缩可能会产生“双刃剑”效应。

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很少提出特定情形下霸权国战略收缩的效应可能具有两面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至少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于战略收缩的想象通常局限于“退守”“撤出”和“审慎”，而没有足够关注在权势转移时期战略收缩多少具有“有退有进”的混合特征。毕竟，战略收缩实践的复杂性还来自于各种不可预测的现实因素，决策者有必要对动态变化的环境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评估，否则可能会导致行为偏离预期目标，甚至产生不利的战略后果。二是很多既有研究集中于分析缔造收缩的重大要素或者收缩过程本身，关于战略收缩引发复杂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权势转移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收缩发生在与崛起国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霸权国必须据此调整在边缘地区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霸权国的利益范围远比其他国家更广，并且彰显荣耀、维护霸权地位本身构成了它难以放弃的核心价值。因此，这两幅相互矛盾的图景让霸权国的战略缔造任务尤其复杂，也更容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从前两类文献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出，在霸权国战略收缩历程中存在着不仅格外微妙、难以预料而且容易掩盖的因素。外部环境的多变和决策者认知的偏差则进一步增加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使得即便是成功的战略收缩往往也存在难以避免的弱点或局限。

基于现有研究对霸权国战略收缩过程中的系统效应关注不足，本文的探讨将基于以下前提假定：第一，在霸权国与崛起国竞争的背景下，战略收缩是霸权国减轻战略负担和成本的一种有效应对策略；第二，由于互动效应的存在，霸权国战略收缩可能会产生决策者在采取收缩行动时未曾预期的效应；第三，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符合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共同利益，在关注收缩是否改善自身战略境况之外，霸权国有必要同等地重视收缩对体系稳定产生的影响。

本文一共分五个部分。第二部分着重阐释为什么霸权国战略收缩双重效应生成的战略条件是霸权国奉行激进式收缩；第三部分分析在这一条件下霸权国的战略收缩如何通过三种互动效应的作用，产生非意图的负面战略后果；第四部分考察一战前英国的战略收缩历程，检验第二、三部分提出的生成机理和因果关系；第五部分为结语，并简要讨论霸权国规避“双刃剑”效应的潜在可能性以及当下美国战略收缩的局限性。

二、权势转移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的模式与局限性

战略收缩是国家旨在降低战略成本的一种战略调整行为，其核心内涵是通过调整战略目标的轻重缓急，优化资源配置和战略手段，使国家战略资源和目的重新建立匹配。(19)有学者将战略收缩界定为“国家有意识地削减对外政策中的总成本”，参见Paul K.MacDonald and Joseph M.Parent，Twilight of the Titans：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p.8.还有学者认为，战略收缩是指“在某一地区缩减战略投入的行为”，参见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5页。战略收缩不是简单地削减资源投入，也并不意味着大国在国家利益、势力范围上的全面退却，而是一个战略目标和手段“再缔造”的过程。因此，在权势转移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一般来说具有“有进有退”的混合特征。“撤出”是为了将节省的资源投入到战略效益更高的领域，可以说，“撤出”和“集中”构成了战略收缩一体两面的核心内容。(20)判断国家是否收缩就应当关注国家在宏观层面降低成本和集中资源的行为。其他的判断标准参见刘博文：《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第96页。另外，战略收缩并不等于放弃武力手段，遏制与强制外交等手段都要求必要的军事基础。不过，奉行战略收缩的国家会尽可能地避免卷入一场大战，因为参与高烈度战争要求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此举将大大加剧入不敷出的状况。

在共性特征以外，每个战略收缩案例都有其特殊性。当国家的衰落症状出现时，并没有统一的药方，国家需要根据特定的情境确定剂量和配方。因此，霸权国战略收缩总会呈现出不同模式。按照行为体的内在特质来判断，战略收缩可以分为激进式收缩和保守式收缩。从最一般的层次上来讲，激进式收缩意味着国家大战略有鲜明的、直接的外部指向性，保守式收缩则表明国家大战略的内向化。虽然奉行激进式还是保守式收缩，国家实力衰落程度和外部威胁强度能起到一定刺激作用，但最终离不开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和选择。如果相对实力变化较小，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程度较低，决策者更有可能做出温和的、自助的战略调整以恢复和巩固自身的长期优势。(21)Paul K.MacDonald and Joseph M.Parent，“Graceful Decline？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4，pp.7-44.选择保守式收缩的国家倾向于依靠国内政策调整，解决疲软的经济增长、靡费的武装手段、僵化的机构等国内优先议题。(22)Paul K.MacDonald and Joseph M.Parent，Twilight of the Titans：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pp.29-32.相反，如果相对实力显著变化，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程度较高，决策者更有可能选择风险更高的激进式收缩，广泛地使国内政策促进国际政策，并更加倚重武力的运用。在国际层面，激进式收缩依靠的手段包括调整战略部署、缩短对抗阵线、与盟友共担责任、战略要点威慑等。(23)Ibid.，pp.32-35.

简言之，奉行保守式收缩的国家优先追求创造和平环境，(24)缓和同对手之间的关系通常是衰落国家集中精力开展经济建设、政治改革的前提，外交手段能够为创造相对和平的环境发挥关键作用。更愿意保持军事上的克制和忍让，这种行为模式的经典实例包括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政府的大战略等。(25)其他保守式收缩案例包括英国(1865-1879)、俄国(1888-1894)、英国(1933-1938)、苏联(1985-1990)等。当然，战略收缩并不专属于霸权国，崛起国在面临过大体系压力时同样能够通过收缩行为更好地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参见刘博文：《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第93-95页。奉行激进式收缩战略的国家在从次要战略方向回撤的基础上，集中全部战略资源追求遏制首要威胁以维系霸权地位为主要目标，且通常针对头号目标存在动用武力手段的偏好，如一战前英国、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收缩。总体上，激进式收缩比保守式收缩更有可能造成战略收缩的“双刃剑”效应。

所谓“双刃剑”效应，指的是提高了战略偿付能力(26)“偿付能力”通常被用来指代一个公司支付其债务的能力。保罗·麦克唐纳和约瑟夫·帕伦特认为，国家战略收缩某种程度上与公司的收缩有着相似之处，其根本逻辑是提高偿付能力。参见Paul K.MacDonald and Joseph M.Parent，Twilight of the Titans：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p.2.(Strategic Solvency)，却对体系稳定造成非意图破坏的情况。对于霸权国的物质实力来说，战略收缩通常具有减少财政开支、恢复竞争实力的作用。例如，曾有美国学者做出相当具体的估计，认为如果美国取消所有的安全保障和联盟，将美国的海外部队撤回，重新配置军事力量，理论上将在10年内节省大致9000亿美元。(27)Benjamin H.Friedman and Justin Logan，“Why the US Military Budget is ‘Foolish and Sustainable’，” Orbis，Vol.56，No.2，2012，pp.186-187；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参见Christopher Layne，“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97，p.112.就体系稳定性而言，激进式战略收缩可能造成的负动能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无意中对崛起国造成超出预期的逼压，二是迫使本国卷入盟国的争端。理想的霸权国战略收缩应当通过“互补”手段的组合，(28)例如，“对冲”(hedging)即是典型的手段之间为互补关系的战略，对冲战略的关键特征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将表面上效用相左的两套行为结合，软硬兼施，产生的反馈相互补充，如果得当则有战略平衡的效果，当然同时也有风险存在。参见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13-21页。一方面既不对崛起国过分妥协，也不过于激进；另一方面既要让盟国分担部分义务，但也不过于依赖盟国。实现这种微妙的平衡，才能降低霸权国和崛起国竞争失控的风险。但在大国对抗的结构性动能之下，维持此类平衡远非易事。激进式战略收缩过程中，多重因素的复杂性互动有可能会意外地增大竞争失控风险，正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指出的，“卷入国际事务的任何人很快会意识到，任何重要问题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29)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Vol.1，Mandate for Change：1953-1956，New York：Doubleday，1963，p.409.如果霸权国决策者认为，强势地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政策能够从大国竞争中独立出来，那么就是漠视了上述原理。

总之，因为在激进式战略收缩过程中，提升自身竞争实力总会被霸权国优先考虑，而不是优先寻求与崛起国缓和关系，所以霸权国激进式战略收缩可能产生潜在的负面后果，不仅会对崛起国造成超出预期的逼压，而且有可能使自身被迫卷入盟国的争端。当然，霸权国激进式收缩在理论上并不排斥谋求与崛起国的关系缓和，因为卷入一场消耗性大战会让国家本就不充裕的资源陷于耗竭边缘。而且，单凭行为模式无法为战略收缩的效应定性，行为模式只是“双刃剑”效应生成的战略前提，有必要根据互动效应进一步分析其生成的具体机理。

三、霸权国战略收缩双重效应的生成机理

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可能带来巨大的非意图反馈。(30)[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1-15、33-62页。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行为体的战略之所以难以完全取得预想中的效果，是因为三种互动产生的效应：某个变量或战略的影响取决于其他变量，行为体本身为环境所塑造，以及行为体的战略影响了环境。(31)同上，第41-56页。在一些关注国内政治的研究者那里，“黑箱”(Black Box)一词经常被用来比喻不容易理解或者解释的国内政治复杂系统或过程。(32)国际政治领域里致力于打开“黑箱”的成果不胜枚举，其中的经典研究包括：Graham T.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1；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Richard N.Rosecrance and Arthur A.Stein eds.，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黑箱”概念源于工程学和系统科学领域，它指的是一种设备或者系统，其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是未知的或难以理解的，人们只能通过观察黑匣子的输入和输出来推测其功能和性能。类似的，“黑箱”比喻可以用来很好地形容连接战略收缩行为(输入)和行为结果(输出)的系统。当考虑战略行为的综合效应时，同样有必要留意影响战略行为结果的诸多因素、关系与过程，包括决策者认知、公众舆论、战略文化、同盟关系、冲突螺旋升级动态，等等。在此，“黑箱”代表了由于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所产生的难以预测的战略现象，它会导致最终结果偏离预期目标。为了打开互动效应的“黑箱”，需要深入分析和战略收缩有关的因素和相互关系。在激进式战略收缩中，收缩行为可能通过系统中三类互动效应的作用，产生非意图的战略后果(如表1所示)。

表1 霸权国战略收缩双重效应的生成机理

第一，战略手段可能和其他要素相互作用，导致实施的手段不再服务于原定目标，而是产生颠覆该目标的影响。巴里·波森分析了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采取的军事学说，阐释了此类互动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实例。因为外交事务牵制文官对军事问题的关注，一战的记忆又贬损了进攻信条，一年制服役进一步强化了法国保守倾向，“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导致了法国防御、停滞、分裂的军事学说。(33)[美]巴里·波森：《军事学说的来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英国和德国》，梅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3-137页。在受到其他要素干预的情况下，看似合理的激进式收缩手段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颠覆维持体系稳定的目标。霸权国从成本——效益的考量出发，会把资源更多倾注在尖端武器、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生产上。但是如果双方军事实力水平相近，并且所发展的武器在对手眼中具备进攻特性，霸权国的技术更新和军备建设很可能被崛起国视为是不可接受的，必须予以坚决抵制或抵消。在外交手段方面，奉行激进式收缩的霸权国原则上不应放弃和崛起国的接触战略，但是假如存在战略文化、决策者个性、外交人员的个人经历等要素的干扰，就可能出现在实践中将对手的退让作为外交谈判的绝对前提，排斥真正的缓和方式。如果激进式收缩的某种或某些手段发生了非意图的扭曲，就会形成收缩努力投入越多则安全环境愈加恶化的恶性循环。

第二，环境动因驱使行为体缔造和实施其战略，而行为体反过来又被自身的战略及其所创造的互动所塑造。战略收缩意图的效应是恢复部分实力，或者至少减缓实力衰落的节奏。然而，缔造和实施战略收缩的过程有可能影响决策者认知或公众舆论，从而伤害本国正常的威胁评估能力。决策者认知的变化可能相对隐蔽和渐进。(34)譬如通过尝试一项行为，决策者可能发现自身认同/喜欢这项行动，进而行动还可能促使其发展有关技能，拓展进一步展开此行为的能力和资源，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第51页。在激进式收缩中，霸权国决策者可能会选择性关注来自崛起国的威胁性信息，以此来合理化“首要敌手”在战略上的定位。这一认知建构过程和战略缔造过程是互相促进的，过度的威胁认知会引导霸权国的遏制政策沿着更加激进的轨道前进。激进式收缩还涉及调整财政税收、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国内政策，政治精英有可能为促进这些国内政治目的的实现，有意识地通过煽动舆论放大特定威胁。例如，军事官僚机构往往宁愿对威胁多一些警惕和准备，(35)关于军事组织重视减少不确定性的分析，参见[美]巴里·波森：《军事学说的来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英国和德国》，第38-41页。在国家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军事组织为了突破政治阻力，尽可能多地更新、增加武器装备，必要时会同媒体串通起来利用煽动性言论制造恐慌。还比如考虑财政能力的政治家有时会夸大威胁，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动员更多的资源。(36)参见Richard K.Betts，“Conventional Deterrence：Predictive Uncertainty and Policy Confidence，” World Politics，Vol.37，No.2，1985，pp.156-179。被鼓噪起来的大众舆论大多构成加剧国际紧张、威胁稳定局势的恶性动能，(37)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6-157页。首要敌手的任何一举一动都可能被舆论过度敏感地解读。

第三，战略行为以意料之外的方式改变所处的体系环境，在国际政治领域相对常见。战略行为塑造体系环境，大体上是通过造就或影响本国与支持者、本国与对手的互动关系实现的。(38)霸权国面临崛起国的战略选择中，制衡、追随、捆绑、接触、疏远等每种战略选择实际上都涉及了两方战略(Strategy for Dyadic Situation)、联盟战略之一或者兼而有之。参见Randall L.Schweller，Deadly Imbalances：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p.59-91；Randa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1999，pp.7-18.权力转移时期，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互动多半为零和博弈。霸权国和崛起国是否会进入容易失控的螺旋模型，(39)关于螺旋与威慑模型，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chap.3；Charles Glaser，“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Vol.44，No.4，1992，pp.497-538.不仅取决于崛起国的战略偏好，(40)关于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偏好，参见Shiping Tang，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Defensive Real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p.29-32.也受到霸权国收缩模式的影响。面对偏好防御性战略的国家，霸权国采取激进式收缩容易激起崛起国过度的恐惧，尤其是如果后者具有脆弱的地缘位置和逊色的实力地位，就会将前者的集中战略资源等收缩行为判断为恶意，双方互动进入螺旋模式。不过，面对偏好进攻性战略的国家，激进式收缩更有可能慑止对方发起攻击。

建立与巩固伙伴关系以及盟友关系通常是激进式收缩的重要内容。(41)一种特殊的情况是，在非对称同盟中，霸权国希望从过多的安全义务中摆脱出来，可能调整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要求小国负担更多的防务成本。前者多半旨在减少潜在的敌人，缓解体系压力，并不涉及承担军事上援助他国的义务；结盟以反对他国往往具有更多的束缚，涉及成本转嫁或义务共担。但是在系统中，改变同某个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带来一连串的结果。就此方面而言，激进式收缩之所以产生非意图结果，是因为发展政治友谊或结盟意味着吸引了新朋友的朋友，还招致了新朋友的敌人的敌意，由此整个国际体系中的“一致性”将得到拓展，体系趋于集团化。(42)[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第251-256页。同时，在路径依赖(或正反馈)的作用下，伙伴关系大有可能向盟友关系发展——这是与初始刺激在同一个方向上自我增强的变化。霸权国可能基于声誉的考虑，不得不在伙伴受到他国挑战时予以外交上的支持，结果是意外地强化了二者的友谊和相互依赖。力量分布趋近均衡并不能保证均势体系的稳定，僵化的结盟体系会降低均势体系的灵活性，加剧“被牵连”(Entrapment)的风险。(43)总的来说，较弱的盟友经常会带来的弊端在于要求大国对自己的对手强硬，但并不为大国提供可靠支持，参见Glenn 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343；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Addison-Wesley，1979，pp.165-170.

四、案例分析：一战前英国的战略收缩

基于以上分析框架，这一部分具体检验一战前英国战略收缩行为在三类互动效应下产生的结果。此案例具有代表性，能够较好地说明“双刃剑”效应的生成机理。

(一)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本文之所以选择英国(1902-1914)作为案例，是因为三方面原因。第一，该案例符合研究的前提假定。在英德竞争中，英国是一个衰落中的霸权国，它面临着德国快速崛起的挑战，并且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战略收缩。相比其他几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的激进式收缩案例(见表2)，英国一战前的收缩堪称经典案例，它更为显著和易于识别，可以减少模棱两可带来的问题；第二，该案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由于当下的中美关系和20世纪初英德关系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对英德关系中涉及的关键战略问题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洞察中美关系的发展动态。然而，在进行类比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比如在英德竞争尤其激烈的海上领域，德国冒失激进的行为是刺激英国战略收缩的重要动力，也简化了英国确定主要敌手的问题。但在中美关系中，可以说美国自身的困境和忧惧才是主导其收缩行为的关键源动力；第三，该案例能够提供强检验。本文选取的是典型案例，(44)Jason Seawright and John Gerring，“Case Selection Techniques in Case Study Research：A Menu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Opt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61，No.2，2008，pp.296-300.一战前英国的经历对战略收缩的“双刃剑”效应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够较为充分地展现其生成机理。

表2 权势转移时期霸权国的战略收缩(1816-2022)

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选取的案例并非旨在决定性地检验理论，而是对理论的说明和阐释。(45)说明性论证和证伪性论证都能被称为案例研究，前者旨在展示(Demonstrate)因果关系存在，后者旨在证明(Prove)因果关系。说明性论证可以算作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案例研究，只要其有助于理解一个更大的主题。参见John Gerring，“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8，No.2，2004，p.345.这是一种可以被称为是“合理性探索”(Plausibility Probe)的研究方法。(46)Harry Eckstein，“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Fred I.Greenstein and Nelson W.Polsby eds.，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Vol.7，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5，p.108.研究者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条件通常是案例结果不符合预期，或者既有理论不能对案例提供较好解释，要求研究者提出新的理论或修正已有解释。(47)李少军：《论国际关系中的案例研究法》，《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第117页。目前少有研究阐释和分析战略收缩可能造成的双重效应，也缺乏基于具体机理而尝试探索和发展新的战略收缩相关理论并进行检验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合理性探索”研究。

(二)一战前英国战略收缩的“双刃剑”效应

在19世纪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新兴强国的快速崛起，作为曾经拥有全球工业技术、商业贸易、殖民和制海权优势的传统霸权，英国不幸地处于“各种国际变更性冲击力的汇集点”上。(48)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第150页。相较俄国、法国、日本、美国带来的殖民地和海上挑战，更为突出的是来自英国自身海域附近的新威胁。统一后的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俾斯麦卸任后，它莽撞地迈上了追求世界一流海上力量和海外势力范围的道路，其锋芒必定指向昔日的海上霸主——英国。对英国来说，战略收缩以外的道路无一不困难重重：考虑到帝国力量本身的局限和自治领的反对，建立帝国联邦并不现实；而基于财政资源的限制，增加国防预算以满足海军和陆军所有需求亦不可能实现。(49)[英]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6页。

通过战略收缩，英国殖民帝国和海洋霸权最终得以大致保全。从改善自身的战略处境来讲，英国的收缩是大体成功的，它以较小的帝国收缩成本，针对首要威胁实现了资源集中。英国该时期的大战略目标逐渐向抵御附近海域的威胁集中，通过和多个次要对手修好，大大削减了冲突阵线，这也使得海军部署向北海集中、加快海上力量建设成为可能。而在建立和巩固政治友谊的过程中，英国所牺牲的海外势力范围是其本就难以支撑的，战略收缩使得大英帝国以较低的成本得以保全。

与此同时，英国的战略收缩无意之中促就了新的更重大的风险。首先，集中资源和精力经略一支高效的海军是战略收缩的关键内容，而英德之间海上技术实力对比的急剧变动刺激了德国的冒险行为。如果没有海上矛盾，两国难以陷入螺旋冲突模式。(50)尽管英德于1912年放弃军备竞赛，但是英德海上矛盾没有随之结束。在系统中，部分效应即便在诱因消失的情况也会仍旧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第35-36页。其次，1906年前的关税改革运动扩散并巩固了英国厌德的社会舆论氛围，而后经海军部挑起“海军恐慌”，德国是唯一敌国成为英国社会的广泛共识。再次，战争的发生直接来源于两大军事集团僵化的对峙，它们之间高度不稳定的军事平衡随时可能激起先发制人的强烈动机。尽管并非是计划好的，但英国努力提高的战略偿付能力，以及那些从海外殖民地被缓解的压力，几乎压倒性地被转化为遏制德国的能量，并汇成将两个集团推向世界大战的洪流的一部分。(51)当然，对于一战起源这样的重大且复杂的事实，英国的战略收缩仍然只是众多浅层原因中相对间接的一方面。

一战前英国战略收缩之所以具有“双刃剑”效应，主要是由英国高度竞争性的收缩行为模式决定的。面对崛起强国在多个方向上的施压，英国力图保全殖民帝国和海洋霸权。正如反映当时主流看法的克劳备忘录所指出的，英国的全球性统治地位是自然的、道德的、仁慈的，英国有义务抵制任何对其地位的挑战，这相当于“自然法则”。(52)参见Christopher Clark，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London ：Harper，2012，p.163；Margaret MacMillan，The War That Ended Peace：The Road to 1914，New York：Random House，2013，p.127.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止是英国抱有帝国主义的雄心，几乎欧洲所有政府都有类似渴望，参见James Joll and Gordon Martel，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3，p.250.处于权势黄昏的英国决意抵制德国挑战，激进式收缩是唯一相对可行的政策，以此才能成本可控地保全英帝国和遏制德国海上威胁。从大致1902年起，英国在外交上明快直接地与多个次要对手修好，在军事领域敏锐感知到衰落迹象并积极采取军事革新措施。战略的外部指向性和对军事手段的倚重让英国的大战略转向具有鲜明的激进色彩，而互动效应使得激进式收缩产生了一系列与预期相差甚远的结果。

首先，战略收缩手段可能产生颠覆目标的影响。英国的决策者难以将节约成本、精简武装的精神一以贯之，对军舰规模的迷恋、恐慌情绪以及英德间的战略互动，促使提高军事效率的改革转化为恶性的军备竞赛，虽然降低海军成本、提升海军效率是英国战略收缩的核心内容之一。为了平衡预算，这一时期历任财政大臣大多致力于削减军费，而简单地增加造舰量只会使国家财政更加不堪重负。(53)周桂银：《国际政治中的外交、战争与伦理》，第168-170页。面对崛起的德国、法国和俄国的挑战，以及自身捉襟见肘的财政，技术革新和国防改革成为英国增强海上部队力量最经济可行的办法。1904年，费希尔开启了对海军专心致志的整治。他之所以能够被任命为第一海军大臣，正是因为他是少有的既能认可节省开支必要，又能提高海军战斗力的人。(54)Nicholas A.Lambert，“Admiral Sir John Fisher and the Concept of Flotilla Defence，1904-1909，”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59，No.4，p.641.费希尔改革不应被认为是对大炮重舰的极致追求，实际上，对于费希尔来说，军事人员的选拔、培养、管理比武器装备更加重要。(55)Arthur J.Marder，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Vol.1，The Road to War，1904-1914，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28.在费希尔改革之初，压倒性的考虑是有关财政问题。费希尔对于效率低下深恶痛绝，他认为在全球各地维持大量航速缓慢的小型巡洋舰和炮舰既浪费钱财，又浪费人力。在费希尔看来，那些陈旧的船只需要花费大量的开支将它们保留在预备船坞，实为一堆“守财奴囤积的无用的垃圾”，他上任后即对此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报废方案，最终有154艘船只被淘汰。(56)[英]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第233-234页。

当然，为了加强战斗力，海军还必须致力于技术革新才能够降低成本和节省开支。费希尔强调，皇家海军将来会力图保持技术领先，而不是过分追求数量优势。(57)Jon Tetsuro Sumida，In Defense of Naval Supremacy：Finance，Technology，and British Naval Policy，1889-1914，Boston：Unwin Hyman，1989，p.159.“无畏号”战列舰是费希尔最具有代表性的创造，它的火力和航速优越于所有其他战列舰，并且它的造价并不比传统的战列舰高出多少。(58)E.L.Woodward，Great Britain and the German Navy，London：Frank Cass and Co，1964，pp.105-107.起初，费希尔不主张依赖以大型战列舰舰队威慑敌人的传统防御方式，他推出“小舰队防御”(Flotilla Defence)计划，希望以小型舰承担保卫本土的任务。因为在他看来，战列舰造价高昂，并且它们在隐蔽能力较好的潜艇和鱼雷艇威胁之下几无还手之力。(59)胡杰：《海洋战略与不列颠帝国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在实现了这些更新的基础上，英国海军的预算在短时间内减少了，1900到1904年的海军预算从2750万英镑快速增长到3680万英镑，但在1905年该预算下降了350万英镑。(60)[英]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第235页。1906年春天，内阁认为无畏舰的建造极大地巩固了国家安全，因此海军部只能顺从地在1906-1907年度计划中削减了一艘主力舰。对此，坎贝尔-巴纳曼(Campbell-Bannerman)形象地评价称，“一个已经吃过丰盛的、足够身体所需的晚餐的人，倘若为了向他人炫耀而继续吃喝，则并不能使他自己变得更强壮。”(61)Arthur J.Marder，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Vol.1，The Road to War，1904-1914，pp.126-127.然而，议会的反对派、大海军主义媒体和海军协会，无一不在指责海军大臣允许政府把他们当做“懦夫行为的装点”，容忍自身成为“小英格兰人的工具”，而实际上这些海军主义者们的担忧是建立在对未来几年形势过于悲观的预测之上的。(62)Ibid.，p.127.支持削减海军军费的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等人被攻击为“小英格兰人”(Little Englanders)和“经济至上派”(Economaniacs)，参见Robert K.Massie，Dreadnought：Britain，Germany，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New York：Random House，1991，pp.613-614.

1907年夏天，英德在海牙会议上就军备限制问题的讨论全无进展，并且德国在年底公布了将扩大造舰计划，这为海峡的另一岸敲响了警钟。到了1908年底，德国加快造舰计划的情报将英国社会和政府的恐慌推向了高潮。海军派和保守派展开激烈争论，最终阿斯奎斯政府同意了在1909财年新造8艘无畏舰。(63)胡杰：《海洋战略与不列颠帝国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20页。在紧随其后的1910年财年预算中，政府再次决定建造8艘无畏舰。因此，在经历“海军恐慌”后的两个财年，英国海军预算实现了显著增长。(64)英国拥有的无畏级战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达到了30艘，参见Robert L.O’Connell，Of Arms and Man：A History of War，Weapons，and Aggress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29.

无论如何，费希尔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行动力，为英国缔造了一只全新的精良海军。虽然其改革初衷是在控制成本的基础上，通过最新装备迫使德国人意识到英国无法在海上被打败，然而节约成本和精简武装的精神势必难以一以贯之。无可否认，海军改革带来“非意图反馈”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英德海上结构性矛盾，但充满狂热的恶性军备竞赛是在互动中形成的。改革后的英国海军无可避免地会刺激德国敏感的神经，而英国公众、白厅、海军内部最终证明，他们难以用曾经的冷静和克制来应对皇家海军改头换面在德国激起的互动。英国决策圈内外弥漫着“大炮巨舰主义”(65)“大炮巨舰主义”受到了马汉思想的助长，参见胡杰：《海洋战略与不列颠帝国的兴衰》，第177-179页；Robert L.O’Connell，Of Arms and Man：A History of War，Weapons，and Aggression，p.215.，加之对德疑虑交织，影响了海军应对德国挑战的方式：开启对海上技术和数量优势的双重追求，使海军建设偏离提高经济性和有效性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海军改革的效应具有典型的两面性。

其次，战略收缩行为可以影响行为体的威胁评估。战略收缩的启动通常离不开霸权国经济重大变动的信号，而经济趋势和经济政策本身会产生“溢出”效应，进而影响国内舆论和政治活动。英国政治家对抗衰落的关税改革运动煽动了厌德情绪，推动社会内部将已积累的愤怒与不安指向一个明确的仇恨对象——德国。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国际统一货币基础上的世界性市场经济，是英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66)周桂银：《国际政治中的外交、战争与伦理》，第165页。19世纪70、8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引发了英国国内对自由贸易原则的反思，改革派要求关税保护的呼声高涨。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制造业和贸易的倒退，以及布尔战争中的惨痛打击，英国国内掀起了是否能够维持经济霸权的新一轮辩论。(67)Aaron L.Friedberg，The Weary Titan：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1895-1905，pp.24-26；T.G.Otte，“‘A Kind of Black Hole’？：Commercial Diplomacy Before 1914，” in John Fisher，Effie G.H.Pedaliu，and Richard Smith，eds.，The Foreign Office，Commerce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Macmillan，pp.30-32.此外，经济衰退促使德国企业以低价出口产品，刺激了英国国内有关英德贸易失衡、德国“不公平”竞争、德国“倾销”的指责。(68)对经济对手德国的恐惧主要弥漫于在经济衰退时期，参见Ross J.S.Hoffman，Great Britain and the German Trade Rivalry，1875-1914，New York：Routledge，2020，chap.6.英德之间贸易较量发生在特定时期和特定产业中，工程机械、纺织行业等部分行业更是群情激奋。(69)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London：Allen &Unwin，1980，pp.296-297.

与此同时，关税改革呼吁和反德情绪也相伴而生。对于那些急于争取放弃自由贸易的政客们，反德情绪成为可资利用的工具。1903年，张伯伦发起了关税改革运动，呼吁改变传统的自由贸易商业政策，支持创建一个英帝国内部的“关税同盟”，对国外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他相信关税改革能够保护民族工业、维持就业率和为社会改革提供资金。(70)Ronald Hyam，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1815-1914：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p.249-250.并非巧合，张伯伦同时也抨击巴格达铁路项目上的英德经济合作。在英国右翼报刊、保守党后座议员以及张伯伦的施压之下，英国政府只能放弃该项目。张伯伦和文森特因为维护当地的利益而在各自的选区中拥有极高人气。(71)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p.301.同样地，一些主张关税改革的媒体发现它们适逢一个“一箭双雕”的机会，既能打击自由贸易政策，同时又能迎合民族主义情绪。例如《每日快报》的所有者是狂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该报宣称张伯伦的政策将会挫败德国削弱英国工业和财政的计划，“谁不投票给张伯伦，就是投票给民族敌人”。(72)Ibid.，p.263.

上述宣传和举措反过来在德国引起了可以预想到的反应：德国海军至上主义者鼓吹以更强大的海军迫使英国开放市场；泛日耳曼主义者主张建立德国领导的欧洲经济联盟；德国农业利益集团要求提高关税，对英国采取强硬的、更有“民族意识”的措施。(73)Pauline R.Anderson，The Background of Anti-English Feeling in Germany，1890-1902，New York：Octagon Books，1969，pp.280-284.英德两国的经济观点开始同政治和战略辩论融合在一起。尽管在重重阻力之下英国关税改革失败了，但在1903-1906年间关税改革问题拥有颇高的关注度。可以确定的是，英国对抗衰落的探索和国内反德情绪互促，反过来也加剧了德国的不安情绪。这再次证明，使国家适应战略环境的国内政策调整，有可能在改善某一方面状况的同时，也改变着其他领域的局面。

再次，战略收缩行为对战略环境的改变有时是行为体难以预见的。英国同法国、俄国的和解带来了计划之外的反馈，触发了被盟友牵连的困境，且客观地步步收紧了对德国的包围圈。检视一战爆发前国家间双边关系，通常会感到大战的爆发是难以理解的。英德有“天然盟友”传统，(74)[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30页；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p.36.在俾斯麦时期英德之间并不存在特别的冲突。(75)在1885-1888年间，鉴于埃及的乱局以及可能同俄国发生冲突的前景，英国还有必要通过要展示对德国殖民事业的支持来争取德国的友谊，参见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p.199.英国同奥地利甚至在维持欧陆均势问题上是有共同利益的。英国和盟友的合作关系从表面看来同样地令人费解，毕竟它们之间存在由来已久的殖民地竞争。(76)Keith M.Wilson，The Policy of the Enten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aul Kennedy，“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No.1，1984，pp.7-40；William Wohlforth，“The Perception of Power：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Vol.39，No.3，1987，pp.353-381.可以说，正是棘手的海外争端才促使英国开启了同美国、日本、法国、俄国发展政治友谊的进程。艾尔·克劳(Eyre Crowe)认为，因为存在有待调和的严重分歧，英法协约有“真正的物质基础和实际目标”。(77)Eyre Crowe，“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Relations with France and Germany，” in G.P.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3，The Testing of the Entente，1904-1906，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28，p.418.至于英德，外交大臣格雷分析称“两国政府之间不存在(有重要意义的)讨论对象。”(78)Edward Grey，“Sir Edward Grey to Sir F.Bertie，” in G.P.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3，The Testing of the Entente，1904-1906，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28，p.361.

进入新世纪以后，英国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缓和了同多个潜在对手的关系，逐渐改善了自身的国际处境。通过对美、对日妥协，英国在稳定了远东局势的同时，也基本消除了英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紧接着在1903年，英法两国和解的情绪基本实现了，两国都将谅解视为是解决累赘的办法。(79)[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533-534页。英国政府也终于在这一时期事实上承认了维持黑海海峡现状不是核心利益，由此摆脱了这一沉重的义务。(80)同上，第529-530页。英国寻求的并不是与这些国家结盟从而促成一个极化的世界，这些外交行动多半是针对特殊问题的有限安排。(81)Keith M.Wilson，The Policy of the Entente：Essay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04-1914，p.5.当然，英国政府和军队内部有部分人认为英法协约是抑制德国的防御性手段，但是另一部分人只是希望借此减轻英国全球义务的压力，参见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p.266.英国政策制定者反复强调，协约不是为了针对另一大陆集团。格雷就从未认为，英法、英俄发展政治友谊同英德缓和关系之间是相互冲突的。(82)Edward Grey，“Sir Edward Grey to Sir E.Goschen，” in G.P.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6，Anglo-German Tension，Armaments and Negotiation，1907-12，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30，p.288.威廉二世被告知，英国无意组成一个三方联盟来反对他，协约是为了解决同法国在殖民地的争端。(83)R.B.Haldane，“Diary of Mr.Haldane’s Visit to Germany，”in G.P.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3，The Testing of the Entente，1904-1906，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28，p.379.并且，英国事实上试图维持一个对伙伴国既提供支持又保持约束的平衡。(84)例如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兰斯多恩(Lansdowne)向法国承诺提供外交支持，但是很谨慎地强调英国只会在有限的情况下会动用武力，参见The Marquess of Lansdowne，“Lansdowne to Bertie，” in G.P.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3，The Testing of the Entente，1904-1906，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28，p.76.

实际上，让外交结果朝着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曲折的。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英法协定产生的反馈明显地有别于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时的初衷。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德国试图通过高调地反对法国挑起英法之间的不和。对帝国声誉的考量强化了英国对法国提供支持的动机。(85)英国海军大臣费希尔、海军情报部主任奥特利(Charles Ottley)等人所担忧的是德国要在摩洛哥获得一个港口，但格雷对于阻止德国获得一个港口究竟有多少重要性提出了质疑，参见Arthur J.Marder，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Vol.1，The Road to War 1904-1914，p.115；Arthur J.Marder，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A History of British Naval Policy in the Pre-Dreadnought 1880-1905，New York：Octagon Books，1976，pp.499-500.英国的外交大臣兰斯多恩说，如果英国选择妥协，“我们会不止失去一个伙伴……基于我们妥协造成的印象，我们会失去结交新朋友的力量”。(86)Keith M.Wilson，The Policy of the Entente：Essay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04-1914，p.35.在这样的气氛下，英国与法国进行了看似结成军事同盟的接触行为，以吓阻德国在摩洛哥的行动。(87)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225页。此般互动对于德国来说异常危险，德国决策层和媒体开始广泛使用“被包围”一词来描绘国际形势，行为也越来越倾向于极端。(88)同上，第226页。与英法接近的过程类似，英俄协约本意更多是希望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为应对德国威胁结成的同盟。(89)[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568-572页。英俄接近还是英法友谊的合理延伸，法国为消除英俄和解的障碍发挥了一定作用。(90)Sir F.Bertie，“Sir F.Bertie to Sir Edward Grey，”in G.P.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4，The Anglo-Russian Rapprochement，1903-1937，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29，p.245.英国决策者并未料想到协议在国际政治层面的重大意蕴，格雷在下议院强调谈判的直接目的是防止英俄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和争议。(91)A.J.Anthony Morris，Radicalism Against War，1906-1914：The Advocacy of Peace and Retrenchment，Totowa：Rowman and Littlefield，1972，p.65.但此时形势已经变得很明朗了，德国决策者感受到了安全环境的严重恶化，威廉二世评价称，“欧洲的形势对我们更加不利了。”(92)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第230页。英国推出无畏舰对德国造成的震撼又因外交格局的剧变而进一步被强化了。

随着英法协约日渐巩固和德国威胁的凸显，英国海军部倾向于进一步把战舰从地中海撤回到北海。(93)这是英国战略收缩的进一步深化。1906年末，地中海地区的战列舰从8艘减少到6艘，而1908-1911年的作战计划要求撤回全部的战舰，参见[英]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第241页。而这一必要的收缩行为再一次带来协约国间友好关系自我加强的正反馈，缩小了避免为盟国投入一场大战的行动自由。这一时期英国的战略选择空间极为有限：为地中海建立新的舰队需要惊人的费用，资金匮乏是决定性阻碍；如果不再为当地的英国利益提供保护，国内民众无法接受；撤出地中海预计还会带来一系列外交连锁反应，可能将意大利、土耳其推向德国怀抱，甚至威胁整个英帝国的稳固。(94)同上，第242-243页。因此，英国决策者面临的各选项中剩下了相对安全和容易的——同法国签订海军协议。这一安排同样是1904-1905年间英法政治友谊的自然延伸。两国海军部达成的具体协定促成了英法之间重要的战略分工：如果发生战争，英国必须担负起保卫法国西海岸的责任，而法国需负责地中海地区的防御。可以说，20世纪初英国的缓和外交是一个无意中“锁定”后续步骤的序曲，英国同次要对手修好和缩短对抗阵线的每个步骤都在改变其中参与者的观念和利益，英国同法俄逐渐增大相互依赖的结盟步骤并非以完全计划好的方式发生。从德国视角看来，这等同于对德“包围圈”的寸寸收紧，它除了与之对峙以外几乎别无选择。

五、结语

权势转移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之所以会生成“双刃剑”效应，主要是因为激进式收缩行为在互动效应作用下产生了三种非意图的反馈：收缩手段本身产生颠覆目标的影响，收缩行为扭曲行为体威胁评估，收缩行为对战略环境的改变有时是行为体难以预见的。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既能为国家打开新的战略局面，同时又能维持体系稳定的状态呢？一战前英国案例难以提供确切的答案，但仍能为思索这一问题提供启示。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如果霸权国实力下降但并未真正降低自身的雄心水平，收缩的目的是为了在当前或未来维持更多本无力支撑的权势，则会在暂时提高战略偿付能力的同时又为全球政治注入负动能。就如英国忠于难以遏制自身帝国主义野心的俄国，反而提高了一战前“擦枪走火”的概率。因此，霸权国决策者必须充分地意识到战略的缔造与实践是非线性的，必须在实施收缩的同时仔细、耐心地维护内外战略环境的稳定。

观照当下，美国对外战略正处于一个总体以收缩为特征的阶段，(95)战略收缩从奥巴马政府以来成为美国大战略新基础，有关研究参见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第4-28页；樊吉社：《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69-86页；葛汉文：《“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3期，第82-100页；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2期，第1-34页；王剑峰：《战略克制与战略收缩：21世纪以来美国大战略转向探究》，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孙兴杰：《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69-85页。同时美国大战略的核心关切仍然是维系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有两种迹象表明，美国的战略收缩存在局限性。一方面，重振美国经济和社会繁荣是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政府国内议程的首要任务，其经济趋势和经济政策的效应已明显“溢出”。特朗普政府倾向于以激进方式将促进制造业回流和对华施压融合起来，把“不公平贸易”列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96)“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访问时间2023年4月18日。借此就贸易赤字问题向中国发难。2019年，特朗普政府又对5G等高技术领域进行安全化动员，猛烈打压中国华为等高技术企业。同样地，美国也面临财政赤字和经济增长缓慢的困境，(97)拜登新公布的2024财年预算提议要求在未来十年内削减赤字，同时还将花费超过2万亿美元用于数十项国内政策举措。“FACT SHEET：The President’s Budget Cuts the Deficit by Nearly $3 Trillion Over 10？Years，”The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3/09/fact-sheet-the-presidents-budget-cuts-the-deficit-by-nearly-3-trillion-over-10-years/，访问时间2023年4月18日。拜登政府延续了这种议题联合做法，指责中国产业政策损害了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利益，(98)“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The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访问时间：2023年4月18日。把提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和对华技术脱钩紧密结合。(99)“2023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2 Annual Report，”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3-02/2023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2 Annual Report FINAL(1).pdf，访问时间：2023年4月18日。科技产业发展关乎重构美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参见桑百川、王绍逾：《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对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5期，第71-82页。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时期的战略收缩更加依赖同盟和联盟体系，会直接或间接地鼓励部分盟友对中国采取强势政策。比如其头号盟国日本在军事阵线上对美国围堵、遏制中国予以密切配合，但美国却可能低估了纵容日本自行其是的风险。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多次称《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增加对日本的战略承诺，而日本政府同美国进行了比过去更加密切的军事合作。(100)时殷弘：《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的对华军事态势现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2期，第5页。在此背景下，岸田内阁更积极地迈向了军事大国化之路。2022年11月，岸田正式指令财政大臣和防卫大臣，要求保证到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101)Jesse Johnson，“In Major Shift，Kishida Sets Defense Spending Target at 2% of GDP for First Time，”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2/11/29/national/japan-kishida-defense-spending-gdp/，访问时间：2023年4月18日。次月，岸田内阁通过新的国家安保战略纲领性文件，增加了建设打击敌方基地能力这一目标。(102)Naoki Matsuyama，“Cabinet Approves 3 New Security Documents to Bolster Defense，”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4794341，访问时间：2023年4月18日。美国对盟友的战略承诺，可能成为鼓励日本以激进方针改变亚太秩序的助推力。

对于中美战略竞争而言，美国有意识地退出次要阵线和放弃部分承诺，以便更集中地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这两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是难以分割的，两者是相同大趋势的一部分。也正因如此，可以设想到的是，虽然中美两国都有意识将防止直接军事冲突置于最高优先级，但如果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困顿和战略窘境，采取自以为低成本的手段却产生了非意图的负面效应，而大国之间的互动又不可避免地会受此意外结果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可能使两国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和风险性上升，这显然需要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