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彬 [印]乔苏库蒂

【内容提要】印度是一个具有战略自主传统的国家，面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合作倡议、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与印太经济框架，不是简单采取追随或制衡策略，而是采取选择性参与策略。印度对符合自身利益的倡议选择参加，对不符合利益的倡议则是选择退出、持保留意见或直接反对之，凸显了其外交行为的实用性与利己性。究其原因，这是印度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双向选择与统筹兼顾的结果：外交战略自主性与自身实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使印度需要以空间换取时间，借力打力；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求印度在二者之间寻求有效平衡；“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伙伴”双重身份之间的角力，注定了印度策略选择的双向性。印度的选择性参与战略看似实现了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却加剧了该地区的对立与分化，也不利于其大国梦想的实现。

一、问题的提出与现有研究的不足

中美竞争是影响当今国际关系的核心变量。印度作为印太地区的核心国家，既需要在大国竞争中进行合理化战略选择，同时也是其他大国争取与拉拢的重要对象。因此，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倡议、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认知与策略十分关注。关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策略问题，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印度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在其所谓“后院”(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地区)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对“一带一路”采取排斥与竞争策略，在自身实力不足以同中国展开较量的情况下，不惜放弃在印度洋地区的排他性独占传统，积极引入美国等大国因素，试图借助外力来制衡中国。但不可忽视的是，印度在反对“一带一路”的同时，却积极参与了同样由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从而出现了“竞争中有合作”的情形。对此，有学者从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的视角解读印度对“一带一路”与亚投行采取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由于担心中国的相对收益(中国增加在印度“后院”地区的影响力与存在)，印度对“一带一路”采取拒绝与竞争的策略；考虑到参加亚投行所带来的绝对收益(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可以提升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印度对亚投行采取了合作策略。(1)Fuzuo Wu，“India’s Pragmatic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s BRI and AIIB：Struggling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Gai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9，Issue 123，2020，pp.354-368.还有学者从安全困境视角分析认为，亚投行所体现出来的包容性与透明的治理结构，可以缓解其他国家对中国主导该机构的战略担忧，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无法缓解安全困境。(2)Devendra Kumar，“Multilateral Initiatives and Security Dilemma：Explaining India’s Choice to Jo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Strategic Analysis，Vol.45，No.3，2021，pp.222-236.还有学者则从猎鹿博弈的视角，对印度参与中印两国多边合作的策略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印度在博弈过程中始终坚持非合作博弈，即在多边合作中本应追求集体利益时却更多考虑自身利益的得失，决定了印度在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时采取合作策略；而在参加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时选择背离策略。(3)陈利君、卢森：《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基于猎鹿博弈的视角》，《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第56-86页。

上述研究从经济、政治、安全等角度的分析均有其局限性。从经济角度看，亚投行与“一带一路”作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项目，主要是致力于推进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建设，与急于改善国内基础设施状况的印度在战略上正好相契合。在这两个倡议提出之初，印度国内也有关于参与其中可以带来巨大收益的支持看法，(4)Mala Sharma，“India’s Approach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Opportunities and Concerns，”The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Vol.5，No.2，2019，pp.136-152.但后来被抵制的观点所淹没。如果仅以经济利益视角来解释印度参与亚投行动因的话，很难说明同样可以带来可观经济利益的“一带一路”倡议缘何被抵制。从政治角度看，如果说因中印边界争端、中方“阻扰”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等问题而影响到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热情，那么又如何解释印度并没有因此排斥亚投行。从安全角度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感到担忧，且对中巴经济走廊途经印巴争议地区而导致印度“主权”受损感到不满，并多次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双边属性与“不透明”进行公开批评。如果说印度对中国主导权存在担忧的话，在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中，中国是第一大出资国且拥有26.6%的表决权份额(是印度的3倍)，在这一多边机制中的优势地位其实也很明显。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形成对中国的有效“制衡”，但是印度却积极参与其中。应如何解释印度的这一外交行为？

关于印度对美国发起的“印太战略”包括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认知与策略问题，近年来，随着印度积极响应与参与，学术界围绕印度参与的动机、进程与限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基于对付中国崛起的共同战略需要，美国极力拉拢印度，并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积极加强防务安全合作，机制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打造印太版北约。但事实上，从外交传统与现实考量来看，印度并非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小跟班”。为此，也有学者认为，纵然“中国因素”是维系美印“高水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纽带，但也难掩双方战略诉求分歧。印度追求全球“领导大国”地位与对美国战略依附存在结构性矛盾。印度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主要采取的是以“谨慎的积极”为特点的战略行为，对中国的制衡战略也主要是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5)李青燕：《印度融入美国“印太战略”新动向：驱动因素与局限性》，《国际论坛》2021年第5期，第140-154页；连波：《摇晃的“楔子”：美国“印太”战略下的印度战略行为探析》，《南亚研究》2021年第1期，第1-24页；胡娟：《“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南亚研究》2022年第3期，第24-41页。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参加Quad峰会期间高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印度成为创始成员参加其中，印太经济框架普遍被视为是从经济上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然而短短4个月之后，在9月份的首次线下部长级会议上，印度以看不到对自己的好处为由退出作为IPEF四大支柱之一，也是核心支柱的贸易支柱谈判。可见，印度在面对美国拉起来的遏制中国的经济群也是有取舍的，并非亦步亦趋，印美关系存在着“合作中有嫌隙”的情形。

关于印度针对中美两大国发起的倡议所展现出的外交策略行为，有学者以“身份—行为”理论为基础进行解释，认为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行为选择和其多重身份有关。从印度地区霸权国的身份来看，印度最主要的战略利益是维护其在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同时扩大在印太乃至全球地区的影响力。印度新兴国家的身份则决定了它追求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并谋求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民主国家的身份决定了印度的价值认同和集体认同。(6)贺先青、林勇新：《国家多重身份与对外行为——以印度参与“印太战略”为例》，《国际论坛》2019年第4期，第149页。印度多重身份决定了其外交行为的多元化选择，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印度的多重身份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一个整体。在多重身份所决定的外交行为中，印度如何游刃有余地切换三重身份而不至于发生相互冲突与碰撞，在实际操作中似乎有一定难度。

本文拟结合印度对中美提出的合作倡议的策略，探讨中印关系“竞争中有合作”、美印关系“合作中有嫌隙”的现象，摒弃黑白分明的两分法和机械式的认知，从印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对中美倡议的策略选择所体现出来的实用主义取向，分析其战略意图，并揭示其利己主义的实质特征。

二、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认知与策略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是中国在2013年底提出的倡议，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运行，十年来均已获得迅速发展。截至2023年1月，共有151个国家(占主权国家总数的3/4以上)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7)《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年8月15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访问时间：2023年3月15日。截至2023年3月，亚投行成员规模达到106个。(8)“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governance/members-of-bank/index.html，访问时间：2023年3月20日。印度是较早受邀参加“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国家之一。2014年2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17轮会谈在新德里举行期间，时任国务委员杨洁篪向印度发出了合作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邀请。(9)《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十七次会晤在新德里举行》，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4年2月12日，http：//www.gov.cn/ldhd/2014-02/12/content_2589516.htm，访问时间：2023年2月20日。7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参加第六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正式邀请印度作为创始成员加入“亚投行”，莫迪当时表示，印度正在积极考虑加入“亚投行”。(10)《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15/c64094-25281660.html，2014年7月15日，访问时间：2023年3月10日。此后，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积极到消极、从模糊到明确的变化过程。(11)吴兆礼：《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演化与未来趋势》，《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第24-39页。有学者把该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2014-2017年，围绕地缘政治与发展影响展开的争论，即“一带一路”对印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二是从2017年底或2018年初至今，地缘政治因素成为影响印度对“一带一路”认知的中心因素。(12)Florian Schneider ed.，Global Perspectives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sserting Agency through Regional Connectivity，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21，pp.275-279.在中国提出该倡议之初，由于许多细节尚未明确，印度采取的是观望态度，并没有冒然表达赞成或反对，并把“一带一路”与中巴经济走廊(CPEC)、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区别看待。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13)《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5年3月30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访问时间：2023年2月12日。从中国发布的这个文件来看，CPEC和BCIM也似乎与“一带一路”并行。2015年5月底，中国把这两个走廊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合并成“六廊”之后，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反对态度逐渐清晰起来。

CPEC是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双方达成的协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CPEC也得以迅速发展。2015年4月，中巴签署了价值460亿美元的投资合作协议，标志着该项目正式启动。在中巴两国如火如荼开展走廊建设的同时，印度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CPEC的坚决反对，理由是该项目穿过印巴争议地区克什米尔，损害印度的“主权”。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在莫迪2015年5月份访问中国时，曾“非常强烈”地向中国领导人提出，CPEC穿过巴控克什米尔，是“不可接受的”。(14)“PM Modi Told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Unacceptable：Sushma Swaraj，”ZEENEWS，May 31，2015，https：//zeenews.india.com/news/india/pm-modi-told-china-pakistan-economic-corridor-unacceptable-sushma-swaraj_1605173.html访问时间：2023年2月12日。随着CPEC成为“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与旗舰项目，印度的不满情绪也随之体现出来，把“一带一路”贴上侵蚀印度主权的标签，在多个场合强调“互联互通不应该损害别国主权”，极力塑造所谓的“安全威胁”，深刻影响了印度国内外的舆论走向。印度对BCIM的态度变化也值得关注。在印度看来，BCIM提出于1999年，比“一带一路”早了14年。尽管在此期间印度方面对BCIM合作的积极性并不高，但BCIM被中国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仍引起不小争议，印度认为这是中国缺乏磋商精神、单方面行事的表现。(15)王延中等：《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调查与分析》，《世界民族》2019年第5期，第16页。此后，印度官方基本失去了对BCIM合作的兴趣。

除此之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加强了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的联系，此举被印度视为是针对自己的“珍珠链”行动。2017年7月，中国与斯里兰卡达成汉班托塔港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不安。为此，印度官方及民间火力全开，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制造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债务陷阱论”等论调，并与美日等国形成联动，抵制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2017年5月13日(也就是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一天)，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该论坛发表谈话指出：互联互通倡议必须以公认的国际准则、善治、法治、开放、透明和平等为基础；必须遵循财务责任原则，避免项目给相关国家带来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平衡的生态和环境保护标准；透明的项目成本评估；技能和技术转让，以帮助受援国合作项目长期运行和维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16)“Official Spokesperson’s Response to a Query on Participation of India in OBOR/BRI Forum，”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May 13，2017，https：//mea.gov.in/media-briefings.htm？dtl/28463/Official+Spokespersons+response+to+a+query+on+participation+of+India+in+OBORBRI+Forum，访问时间：2023年2月12日。印度的上述表态基本揭示了其反对“一带一路”的理由。为了能够有效应对中国的挑战，印度还与美日就“一带一路”立场进行了协调联动，以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与同情。2017年的6月和9月，莫迪访问美国、安倍访问印度期间，印度分别与美、日发表联合声明，均强调互联互通过程需遵循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债务融资规则，同时确保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法治和环境。(17)“Joint Statement-United States and India：Prosperity Through Partnership，”June 27，2017，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8560/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nd+India+Prosperity+Through+Partnership；“India-Japan Joint Statement during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to India，”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September 14，2017，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8946/IndiaJapan+Joint+Statement+during+visit+of+Prime+Minister+of+Japan+to+India+September+14+2017，访问时间：2023年2月18日。此后这些论调基本是印度对“一带一路”立场表态的“标配”。

可见，在经过三年左右的观望之后，到2017年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反对态度已经明朗化。从内容上看，已经从“主权”与安全关切升级到“国际规范”担忧，公开提出该倡议缺乏透明度和不遵守国际规范；从行动上看，已经从“暗斗”转为“明争”，把“一带一路”塑造成为对印度国家安全、区域稳定乃至国际秩序的重要安全威胁，并动用内外力量予以抵制与竞争。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印度在2017年6月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也没有改变其对“一带一路”的立场。2022年9月17日，在上合组织峰会结束后发表的《撒马尔罕宣言》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六国重申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新华网，2022年9月17日，http：//m.news.cn/2022-09/17/c_1129009769.htm，访问时间：2023年2月12日。印度是该组织中唯一一个不支持的成员国。总体而言，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反对立场看似由于CPEC引发主权关切，其潜在担忧则是该倡议对印度邻国和更广阔的印度洋地区产生的战略影响。

相比之下，印度对亚投行则自始至终都体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2014年10月24日，印度作为亚投行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19)21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蒙古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阿曼、科威特、卡塔尔、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越南。之一，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印度是唯一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参与签字的大型经济体。上述两个“唯一”，反差巨大。中国是“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表决权重是印度的3倍多。西方基于中国在亚投行的投票权份额以及在重大事项上的事实否决权，发出了“中国将主导亚投行”(20)Gisela Grieger，“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How Lean，Clean，and Green Is the AIIB？”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79086/EPRS_BRI(2021)679086_EN.pdf，访问时间：2023年4月3日。的警示，但这并没有引起印度的“担忧”。在印度看来，亚投行是一个由新兴国家发起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一带一路”：一是在亚投行创立之初，中国便与成员国开展了充分协商，体现出了透明、负责任、关注环境等国际规范；二是亚投行并没有损害印度的国家主权，还满足了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要；三是亚投行按照透明、开放的规则开展工作，印度参与了其制度化进程。(21)Jagannath P.Panda，“Why AIIB，Not BRI？India’s Fine Balance on China，”in Sujan R.Chinoy and Jagannath P.Panda，eds.，Asia between Multipolarism and Multipolarity，New Delhi：KW Publishers Pvt Ltd，2020，pp.114-115；Sanjeev Kumar，“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AIIB，”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June 21，2019，https：//www.icwa.in/show_content.php？lang=1&level=3&ls_id=4791&lid=2210，访问时间：2023年4月3日。印度积极参与亚投行也获得了巨大实惠：截至2022年3月8日，亚投行共批准了印度的33个项目(23个主权担保项目，10个非主权担保项目)，印度共获得融资额81.3亿美元，占亚投行净承诺资金的24.17%，额度位居亚投行首位。(22)“Annual Report，2021-2022，”Ministry of Finance，India，p.75，https：//dea.gov.in/sites/default/files/Annual%20Report%20%28English%29.pdf，访问时间：2023年4月10日。

印度虽然反对“一带一路”，并对中国在其周边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但并没有“恨屋及乌”，拒绝同样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而是积极参与其中，并为己所用，此举充分体现了印度外交的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取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全世界3/4的国家参与其中，足见其影响力与吸引力之大。印度提出的所谓“不透明”“规范缺失”“债务陷阱”等指责是莫须有的，是基于制衡中国的战略需要，并不为广大“一带一路”合作国所认可。至于印度所关注的“主权”问题，中方已多次表明，CPEC是经济合作倡议，不针对第三方，与领土主权争议无关，不影响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中方立场并不为印度所接受。2019年1月23日，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道，“印度是个大国，经济体体量巨大，不应该担心‘一带一路’倡议，印度也应该加入其中，这样所有参与国都能从中获取经济利益。”(23)“India Shouldn’t Worry about China-led One Belt One Road，”The Daily Star，January 23，2019，https：//www.thedailystar.net/frontpage/news/india-shouldnt-worry-about-china-led-one-belt-one-road-1691632，访问时间：2023年4月6日。

三、印度对“印太战略”与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策略

“印太战略”是近年来美国主导并联合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实施的一项地缘政治战略。印太概念并非美国首创，但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成功地实现了从地理概念到地缘政治战略的升级转型，成为特朗普政府最为重要的外交遗产之一。2017年11月初，特朗普开启了就任总统后的首次亚太之行，他在访问期间多次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一概念。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做了进一步阐述，既强调美国对印度及印度洋的重视，同时也极力塑造中国在该地区制造的所谓“威胁”：“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战略强化了其地缘政治抱负”，“中国虽然提出了互利互惠的愿景，但中国的主导地位可能削弱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许多国家的主权。整个地区的国家都期待美国在维护一个尊重主权和独立的地区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24)“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White House，December，2017，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访问时间：2023年4月15日。2019年，美国国防部正式出台《印太战略报告》，同年美国国务院发布《自由开放的印太：促进共同愿景》报告。这些报告共同形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指导性文件。拜登政府上台后，修正了前任政府的“退群外交”以及忽视盟友的诸多“疯狂”外交行为，但却基本延续了对华遏制以及“印太战略”的基本内容。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发布新版《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其中不仅重申印太区域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更突出强调要借助同盟伙伴网络以应对与日俱增的“来自中国的挑战”，将围绕政治、外交、经济、安全、全球治理等五个方面的目标展开，最终目的是要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获得主导性资源优势与影响力优势。(25)“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White House，February，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访问时间：2023年4月13日。

印度凭借自身在人口、幅员和资源等方面所具有的禀赋，加之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鉴于此，美国极力拉拢印度，把印度塑造为美国在该地区“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并承诺全力支持印度的崛起以及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2020年2月特朗普访印期间，两国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美国支持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发挥安全、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净提供者作用，印美承诺在该地区发展可持续、透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26)“Joint Statement：Vision and Principles for India-U.S.Comprehensive Global Strategic Partnership，”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February 25，2020，https：//www.mea.gov.in/Images/amb1/rti_26_2020_10.pdf，访问时间：2023年4月20日。对印度而言，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的时间节点正好是其对“一带一路”走向完全反对之际，在得与失的衡量过程中，印度仿佛找到了把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回去的有力支持，随即对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产生了共情并给予热情支持。2018年6月，莫迪总理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表达了对印太的看法，并首次阐明对“印太”的参与愿景。(27)“PM’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PMINDIA，June 1，2018，https：//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访问时间：2023年4月18日。

长期以来，印度视南亚及印度洋地区为其“势力范围”，不允许域外国家染指，但为了增强“安全感”和对华竞争筹码，印度不惜向美国“让渡”部分“地区权益”。(28)李青燕：《印度融入美国“印太战略”新动向：驱动因素与局限性》，《国际论坛》2021年第5期，第145页。从具体操作层面看，印度主要是通过强化Quad机制、美印“2+2”对话机制、美印日三边峰会等双边、多边形式，加强与美国“印太战略”的融合。2018年9月，美印举行首次外交与防务“2+2”部长级会谈，印度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与美国建立“2+2”对话机制的亚洲国家，也是美国对印度在印太地区重要地位的肯定。Quad被印度视为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的重要依托。2017年底，美国为了配合“印太战略”的实施重启了Quad，并加快了对话机制的建设进程，形成了高官会、外长会以及领导人峰会在内的多层级会议机制，不仅在议题领域逐步超越安全范畴，还关注气候变化、疫情、供应链、基础设施、外太空等领域。印度对Quad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在特定议题领域的积极主动性明显增强。(29)刘思伟：《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进程分析——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第45页。2022年5月，莫迪在Quad东京峰会上的致辞中指出，“Quad正在为印太地区划定建设性议程，这将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30)“PM Modi’s Remarks at Quad Summit in Tokyo，Japan，”Narendra Modi，May 24，2022，https：//www. narendramodi.in/opening-remarks-by-prime-minister-shri-narendra-modi-at-the-quad-leaders-summit-561972，访问时间：2023年4月13日。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四方在Quad机制中达成共识的有限性，印度极力避免该机制用于针对某个特定国家，即便是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问题上，也未见四国一致谴责的声音。从这个角度来说，把Quad视为“印太版北约”可能有点言过其实。

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核心，力图在经济层面展开与中国的竞争，弥补此前美国发起的“印太战略”在经济层面的缺失。2022年5月23日，拜登总统在参加东京Quad峰会期间宣布启动IPEF，参与方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13个初始成员(斐济后来加入)，14个成员占全球GDP的40%，占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28%。IPEF包括四个主要支柱：贸易(自由、公平、包容)、供应链(透明度、多样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清洁经济(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公平经济(税收和反腐败)。(31)“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The White House，May 23，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statement-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访问时间：2023年4月20日。其中，贸易支柱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负责谈判，其余三项由美国商务部负责谈判。IPEF不是一个涉及关税或市场准入谈判的标准贸易协定，而是一个经济参与和合作的框架。在峰会前夕的5月19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IPEF是美国提出的倡议，印度方面已经获得相关信息，正在研究该框架的具体内容。(32)“Transcript of Weekly Media Briefing by the Official Spokesperson，”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May 20，2022，https：//www.mea.gov.in/media-briefings.htm？dtl/35331/transcript+of+weekly+media+briefing+by+the+official+spokesperson+may+19+2022，访问时间：2023年4月23日。

IPEF各参与方在东京发表的联合声明内容比较粗略，给人的感觉是议程的具体内容将在未来由成员国来确定。在缺乏激励措施吸引其他国家加入的情况下，美方声称参与谈判的各方可自由选择参与前述四大支柱中任何一项或几项。看似自由，但白宫同时分享的一份关于IPEF 的情况说明写道：“我们将在数字经济的发展道路上追求高标准规则，包括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的标准……我们还将寻求强有力的劳工和环境标准以及企业责任条款。”(33)“FACT SHEET：In Asia，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The White House，May 23，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访问时间：2023年4月26日。这表明，美国将专注于推动数据的自由流动，以使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受益，并确保它们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同时力争建立一个涵盖严格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的强制性系统，这些标准将成为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并限制它们的市场准入。2022年9月9日，IPEF的14个参与方在洛杉矶举行了首次线下部长级会议，会上公布了四个支柱的谈判标准与目标。其中，在贸易支柱中，IPEF合作伙伴将在有弹性、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基础领域寻求高标准条款，包括劳工、环境、数字经济、农业、贸易便利化、透明度和良好监管实践、竞争、包容性、技术援助和经济发展。(34)“Ministerial Text for Trade Pillar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IPEF%20Pillar%201%20Ministerial%20Text%20(Trade%20Pillar)_FOR%20PUBLIC%20RELEASE%20(1).pdf，访问时间：2023年4月22日。虽然该框架在市场准入和关税削减方面不具有约束力，但它将影响数字贸易非关税壁垒方面的合作，势必与印度在相关领域的保护主义以及市场准入政策产生冲突。在此次洛杉矶会议上，印度方面以在环境、劳工和数字贸易相关的贸易承诺方面看不到好处为由，决定不参加贸易支柱的谈判，成为唯一一个不参加全部领域谈判的成员国。印度商工部长戈亚尔(Goyal)列出了印度退出的具体理由：印度的数字贸易与数据法律正在制定之中；需要将环境和劳工标准与贸易联系起来；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印度可能将被迫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35)Saurabh Sinha，“India Stays out of Indo-Pacific Trade Pillar，”TNN，September 10，2022，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business/why-india-opted-out-of-joining-trade-pillar-of-ipef-for-now/articleshow/94106662.cms，访问时间：2023年4月18日。

对于印度来说，如果加入IPEF后需要提高相关标准，目前情况下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因此只好选择暂时不加入贸易支柱。此前，印度也曾选择在最后阶段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印度的理由是担心RCEP将影响印度人的生计，尤其是最弱势群体的生计。此次印度对IPEF贸易支柱的态度与之如出一辙。可见，即便印度十分清楚，无论是“印太战略”还是IPEF，都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严峻挑战，但印度并没有因此而接受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内容，而是在参与美国主导的合作时保持了一定的战略自主性。换言之，印度不会为了遏制中国的需要而一味迎合美国的战略诉求。

四、印度采取选择性参与策略的根源与影响因素

从印度对中美两个大国发起的合作倡议的认知与策略可以看出其明显的选择性特征，即选择性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与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的所谓制衡也是有限的，虽然反对“一带一路”倡议，但仍积极参与了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印度的策略选择是在权衡了一系列内外因素之后实施的，体现了印度外交行为的实用主义特征。

第一，外交战略自主性与自身实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印度具有强烈的大国意识，自独立以来始终以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为奋斗目标。战略自主理念在印度的战略心理中根深蒂固，是印度此前不愿意参与多边安全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积极参与Quad之前，印度仅与印度洋较弱小国家(如新加坡、马尔代夫、毛里求斯、阿曼)积极发展密切的安全关系，且一直对与大国“打交道”持谨慎态度，与大国的合作也始终存在防范心理。“就印度本身的外交传统而言，很难设想它像一些小国那样，作为一个‘响应者’和‘附和者’，直接接受中国提出的理念或设想”。(36)马加力：《纵论印度外交战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216页。然而，战略自主需要有一定的实力来支撑，否则只能是空想。近几年印度经济增速较快，2022年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另据标普全球(S &P Global)和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30年左右印度将超过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目前印度实力与中美两国相比仍然还有不小的差距，2022年印度GDP仅为美国的13.3%，中国的18.7%。(37)“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IMF，April，2023，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April，访问时间：2023年4月27日。在自身实力不足以抗衡大国的情况下，印度便依托自身地缘优势，扮演大国战略平衡手角色，充分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采取借力打力策略，借助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战略优势来满足本国的战略需要。例如，在有中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印度通过联手俄罗斯达到有效制衡中国主导地位的目的。(38)陈利君、卢森：《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基于猎鹿博弈的视角》，《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第67页。面对近年来中国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在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快速上升的挑战，印度不惜放弃长期固守的印度洋排他性传统，与日本共同推进“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积极参与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重启Quad，并甘愿成为其支点国家，配合美国实施制衡中国的“印太战略”，试图以空间为印度崛起换取时间，充分体现了印度外交战略的实用主义特性。

第二，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从南亚以及印度洋地缘结构来看，印度位于中心地带，南亚地区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心的“众星拱月”的地缘政治结构，且具有天然的排他性。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格局，特别是位于或穿过南亚地区的CPEC、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印度看来基本上是把自己包围在里面，导致传统地缘优势丧失。印度虽然也认为南亚地区需要互联互通，但在它看来，“一带一路”带来的连通性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在亚洲建构“单极体系”的目标，这种连通性为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提供了更大的战略空间和流动性，但却是以牺牲印度的战略空间为代价。(39)Florian Schneider ed.，Global Perspectives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sserting Agency through Regional Connectivity，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21，p.275.更令印度担忧的是，“尽管南亚在印度的核心势力范围之内，然而在经济维度上，印度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来，南亚仍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40)[澳]大卫·布鲁斯特：《印度之洋》，杜幼康、毛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60页。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正在经济上加大对印度周边国家的影响，中国是印度周边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斯里兰卡主要的投资来源国，中国还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缅甸等国投资港口开发建设。可见，对于印度而言，“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以及对中国有利的连通性，对其在南亚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构成了严峻挑战，再加上中印之间仍存在边界冲突，使得印度必然把中国定性为当前最大的“安全威胁”。恰在此时，美国也把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美印在共同制衡中国方面找到了共同语言。

印度虽然与中国存在地缘竞争，也试图推进经济脱钩，但在短期内其实难以实现。在双方边境爆发冲突后，尽管印度政府禁用了数百款中国应用程序，放慢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批速度，并设法遏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但印度仍然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重型机械、电信设备和家电产品。很多印度本土企业和在印投资的外企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印度引以为傲的仿制药产业，其绝大部分制药设备和70%以上的药原料需要从中国进口。(41)龙兴春：《中印贸易潜力还有待挖掘》，环球网，https：//m.huanqiu.com/article/46knsjNCrAu，访问时间：2023年4月10日。此外，印度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莫迪政府要想实现其雄心勃勃的大国发展目标与自力更生计划，亟需大力发展基础设施。预计未来5年将投入超过100万亿卢比(约合1.39万亿美元)建设多项大型基建工程。(42)“India Plans to Invest $1.39 Trillion in Infrastructure to Spur Economy，”Reuters，December 1，2019，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ia-politics-idUSKBN1Y50TN，访问时间：2023年4月15日。印度目前主要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但往往会有政治、环境、立法等附加条件要求，资金使用难以得心应手，亚投行提供的贷款没有附加条件。(43)梅冠群：《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研究》，《亚太经济》2018年第2期，第82页。2018年6月26日，莫迪总理在第三届亚投行年会上致辞指出：“亚投行在可持续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将影响数十亿人的生活。”“我相信，印度和亚投行都强烈致力于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44)“PM’s Addres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AIIB，”PMINDIA，June 26，2018，https：//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address-at-the-opening-ceremony-of-the-third-annual-meeting-of-aiib/，访问时间：2023年4月12日。印度对中美发起的合作倡议的策略体现了其力图在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求有效平衡。

第三，“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伙伴国”双重身份之间的角力。印度是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同时也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既与美日澳等国形成天然的“价值观同盟”，同时也积极参与了俄中印三边机制、金砖国家合作、上合组织为代表的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双重角色既能让印度左右逢源，也导致其外交行为存在矛盾性与冲突性。作为新兴经济体，印度与中俄等国在气候、发展、人权等全球问题上具有重要共识，支持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权威性，希望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自200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启动以来，历次峰会宣言均提及推动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贸易体系改革，充分体现了新兴经济体在该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亚投行的创设，除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希望能够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恰好与中印两国的共同利益诉求相吻合，也是两国合作提供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特性与身份使得中印在全球治理的诸多问题上具有更多共同利益，也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印度虽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座上宾，但其本质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则与理念并不完全兼容。在Quad机制中，印度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在民主、人权、价值观上的外交立场持有保留态度。2022年5月Quad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虽然强调了四国“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坚决支持自由、法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并未直接点名批评某个国家。(45)“Quad Joint Leaders’statemen，”The White House，May 24，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4/quad-joint-leaders-statement/，访问时间：2023年4月12日。此外，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印度始终拒绝与美西方一道对俄实施制裁，在联合国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各项表决中也基本上投弃权票，成为西方价值观同盟中的“另类”。莫迪总理在2018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印度不把‘印太’视为一个战略或具有特定成员的俱乐部，它也不是一个寻求主导地位的集团，我们不认为它是反对任何国家的某种地缘战略，印度对印太区域的看法是积极的、多元的。”(46)“PM’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PMINDIA，June 1，2018，https：//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访问时间：2023年4月18日。2022年5月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时，印度予以积极支持，但在进入具体谈判进程后还是毫不犹豫地退出了贸易支柱，这也是由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决定的，因为当前印度脆弱的国内产业经受不住IPEF的冲击。

结 语

追求战略自主是印度外交的重要传统，但在目前遭遇中国强有力竞争以及自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印度对中美提出的合作倡议采取了既不是完全与美国结盟(或追随)来制衡中国，也不是简单地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的策略，而是选择性参与策略，体现了印度外交的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特征。为了应对中国在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日益增长的挑战，印度与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加强合作，形成“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与美国在“印太战略”的各个领域都保持完全合作。事实上，印度在Quad机制和IPEF中，都有许多保留意见，有选择地并以有限的方式参与其中，毫不犹豫地拒绝不符合印度利益的合作。在对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鉴于CPEC经过印巴主权有争议的地区，以及“一带一路”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带来的诸多挑战，印度持反对立场虽然对与中国在该地区的竞争关系并不讳言，但这并不影响印度积极参与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它不仅有助于印度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问题，还共同可以推动实现全球金融体系建设与改革机制的重要创新。应该说，印度对中美两国提出的合作倡议采取的选择性参与策略，看似实现了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却加剧了该地区对立与分化，对其大国梦想的实现也不利。中印两国同时崛起为世界大国，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现在是到了两国考虑如何更好地与日益强大的对方相处的时候了。在当前国际关系处于动荡变革的时代，中印两个新兴大国应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起手来打造“亚洲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