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过去通常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本文认为，《新青年》的创刊，不仅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开始。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的新的理解，笔者认为这是应该鼓励讨论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 《新青年》研究 五四思潮与中国革命五四价值

作者简介：李良玉，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历来受到重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革命家很早就对这个问题有过研究和说明。1926年，蔡和森在党内做过“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1930年，李立三也做过一次“党史报告”。1928—1929年，董必武两次回忆过中共一大的情况。1936年，陈潭秋曾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撰文回忆党的一大。毛泽东不仅在1936年下半年和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有过长谈，回忆了中共一大前后的事件，而且还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论述过建党问题。1949年以后，部分党的一大的出席者，例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张国焘以及一些与党的早期活动有过关系的人，留下了不少回忆材料。以上情况，加上一批共产国际原始文件被挖掘出来，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已经拥有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基础，也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

在党史专著中，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比较早地触及党史体系问题。该书叙述的时间范围是1850—1927年，讨论了七个问题，有三个问题属于中共党史，分别是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二七大罢工、国共合作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其中，张闻天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问题。

1951年6月，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此文提出党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1—1927）。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一章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本章截止于1923年）。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一章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本章截止于1927年）。因此，至少1951年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问题，党史著作都是摆在开篇位置加以说明的。

总结有关党史著作，包括各种文献资料，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下限，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终点时间都是基本明确的，即中共一大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结束。现在举例如下：

1936年，陈潭秋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告终，而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乃正式生产而呱呱坠地了。” 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9页。

1951年，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说：“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198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1921年条目下，介绍了中共一大的内容，并认为：“從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

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叙述了中共一大的情况，认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认为：“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14-15页。

这些结论都表明，党史学者普遍认可，中共一大的完成是党的创建活动的结束，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党的组织创建阶段结束的标志。但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起点究竟在哪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历史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尚无令人信服的回答。

笔者认为，如同一个婴儿的出生，从其母亲受孕、怀胎到成功分娩，这段经历应该是完整的。历史上的任何事物、制度、事件，都自有酝酿、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也应该选择一个具有鲜明意义的事件作为起点，与终点——即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诞生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始有终的历史事件。这是党史叙事的客观性、学理性和逻辑性的要求。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起点。过去对这一点重视不够，现在应该认真进行讨论。

二

综合各种历史记载，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起点问题上，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值得注意。一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叙述方便，按习惯称呼）的建立，二是五四运动。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蔡和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始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他说：“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1920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1920年就正式成立了。”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页。

李立三承认中共一大是党建成的标志，但是，他也承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起点。他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但是如果没有这几个人，党一样会要产生，因为客观上有了新的阶级斗争，他必然要产生一个共产党。” 李立三：《党史报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0页。这六个人，就是他在回忆中提到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六个发起人。

施复亮也支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起点。他说：“六月间（笔者注：指1920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无名）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 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以上几份材料在时间和人员上说法不尽一致，但是在承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起点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

陈公培具体谈到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成立的情况。他说：“我在这年的‘五一以前（笔者注：指1920年），在《星期评论》社碰到他（笔者注：指威经斯基），他和我们一起座谈过，参加座谈的有他的翻译（杨明斋，山东人），戴季陶、沈玄庐、陈独秀、徐谦（徐是临时碰上的）和我。谈苏联的情况，（那时我们很想知道苏联的情况），并极想和苏联取得联系。以后，在陈独秀家里又座谈过一次，共有十几个人参加，除陈独秀外，有沈玄庐、刘大白（后来反动）、戴季陶、沈仲九、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和我……这次会议是1920年夏举行的，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搞了五六条章程，很简单。第一条好像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会前经过一些解释，后来大家也都同意了。” 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64页。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制定的最初的党纲的内容，在其创办的共产主义刊物《共产党》中有反映。《共产党》“第一号短言”说：“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共产党〉第一号短言》，《“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7页。

“第四号短言”说：“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經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 《〈共产党〉第四号短言》，《“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3页。

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证实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历史。

1920年6月，威经斯基发自上海的信（第一号文件）说：

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建立了联系……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小组合为一个集中的组织……当地有一位教授陈独秀，声望甚高，影响很大，他正在给各城市的革命者发信，以确定代表会议的议题、地点和时间。因在7月初就能开会，所以我们参加的就不仅仅是筹备工作（拟定日程和决议），而且还能出席代表会议。 李玉贞译：《魏金斯基致佚名者的信》，《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1920年8月17日，威经斯基发自上海的信（第二号文件）说：

这段时间以来，我在此地的工作总结如下：在上海建立一个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其中四位是中国革命者，加上我），委员会由三个处：1、出版处，2、情报鼓动处，3、组织处……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在中国所有的工业城市里建立像上海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然后举行各委员会的代表会议，借助这样的办法把各委员会的工作集中起来……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倾向革命的大学生组织起来，建立一个集中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该青年团的代表届时就可加入我们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革命委员会了。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积极影响学生运动并且引导运动朝着对工人和士兵进行实际工作的方向发展。 李玉贞译：《魏金斯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1920年9月1日，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第三号文件）中说，已经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同日，他在莫斯科又报告（第四号文件）说：

中国支部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各支部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得以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近期内就应该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书刊出版的最大中心。东亚书记处在这里拥有几种报纸和杂志。我们拥有的报纸是：《俄文上海生活报》，中国报纸有：《周报》、《汇日报》。杂志有：《新青年》月刊，由北京大学陈独秀教授主编。 李玉贞译：《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就国外东亚民族中的工作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1921年1月21日，舒米亚茨基的一封信（第七号文件）说：

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还有两家报纸。 李玉贞译：《Б·З·舒米亚茨基致М·В·科别茨基的信》，《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现在可以推断的是，这几份原始文献所记录的，就是威经斯基等共产国际人员在沪活动并和陈独秀等人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上述文件出自共产国际多个经手中国事务的人员之手，各人的表述有差异，汇报材料难以避免地存在局限性，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中国支部”“革命委员会”的说法，令人不太好理解。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当时的确组织过“中国支部”或“革命委员会”吗？笔者认为东亚书记处没有设立过这样的组织，它们指的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所谓“三人革命委员会”“五人革命委员会”，就是威经斯基和陈独秀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过程中经常接触的那几位核心人员，包括蔡和森、李立三、施复亮等人回忆录中分别提到的不确定的那几位，其中最稳定、最关键的人当然只有陈独秀。

应该强调的是，威经斯基和陈独秀所组织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原始名称就是“共产党”，无论从组织形态还是从思想形态上看，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雏形，已经初步具备了政党的完备性，而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都不具有这种完备性。并且，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也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推动下先后建立起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五四运动是另一个影响巨大的事件。

三十多年前，我在《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指出，五四时期由于新式教育的发展，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与传统科举教育所不同的是，一个新兴的中等知识阶层在社会政治舞台上崛起了。当时，“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吴虞、胡适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为大学教授或中等学校的校长、教员，已经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五四时期的中等知识阶层，是他们的学生。” 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5页。

中等知识阶层是发起五四运动的主力军，他们在五四运动之后极短的时间里迅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的职业革命。这个时代特点，使他们一致肯定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巨大意义。

蔡和森指出：“五四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在政治的意义上是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自有此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的政治的争斗遂开新纪元。” 原文此处断句疑似有误，此处试进行了修正。原文是：“五四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在政治的意义上是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自有此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的政治的争斗遂开新纪元。”五四运动“可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的路上来了”。他认为，五四运动还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当十月革命的影响来到中国时，小资产阶级是很害怕的，是受帝国主义者宣传毒的。但是不久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幻想都打破了，于是才由嘲骂、害怕而相信了。初则不接受，现因他各方面之失望而渐接受了。故五四运动中即有大批倾向俄国、倾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他认为，五四运动使工人阶级表现了政治力量，知识分子看到了这种力量，于是，“知识分子由散漫的抽象的而渐渐办报纸，组织小团体，实行和工人阶級接触而作工人运动了”。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59页。

李立三指出了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他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世界革命转变了一个阶段。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十月革命后已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性革命，它也成为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部分。” 李立三：《党史报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0页。

李立三同时说明，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五四进步知识分子转向了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五四运动虽然主要城市罢课罢市，但是五四运动的结果只是打倒了陆宗舆，日本帝国主义一点没有损失，所以青年界就觉得要有一个新的力量，恰好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已表现了他的力量……使青年界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走到工人中去。” 李立三：《党史报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5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40年，他把1840—1940年的100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之前是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659-660页。

既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五四运动拥有这么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么，是否可以确定其中一个并且以它的起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的起点呢？如果选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于1920年8月，而它的起点则是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威经斯基来华。根据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起止时间就是1920年4月—1921年7月。如果选择五四运动，那么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起点就在1919年5月，而1919年5月—1921年7月则是这个阶段的完整时间。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下面将继续讨论。

三

中共党史学界对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历史作用早有正确认识。1991年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上海小组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0页。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认为：“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20页。以上两种说法大同小异，都正面承认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过程中的贡献，但是，具体提法还可以推敲。第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应该仅被视为一个发起组，更应被看作中国共产党的雏形。它有党纲、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第二，在这之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有确定的建党计划。第三，在威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不仅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而且在广州又建立了广州的党的早期组织（通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第四，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已经开展了发动工人、组织赴俄留学、创办《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等一系列活动。只是由于他们当时还没有足够的组织经验，还不熟悉通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等党建工作的程序，才没有把召集各地共产主义者举行代表会议的计划立即摆上日程。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不是后来马林主张召开代表会议，中共一大的召开也许还会延迟一段时间。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雏形的历史地位。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毫无疑问和威经斯基有关。因为他不仅是共产国际第一个派到中国来寻找革命者、帮助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而且他确实找对了人，并且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如果肯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在时间上就必须向前推进，和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帮助建立共产党联系起来。现在已经确认，威经斯基是1920年4月来的。据此，1920年4月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起点呢？

本文认为不合适，理由非常简单。第一，共产国际是因为知道中国发生了规模巨大的五四运动，才委派威经斯基来华的。换句话说，共产国际因为意识到中国的五四爱国运动是推进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契机，才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果没有五四运动这个条件，威经斯基不一定奉派来华，至少来华不会有如此显著的成果。所以，威经斯基来华活动成功的历史原因是五四运动。如果以威经斯基来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的起点，自然就会忽略五四运动这个前提。第二，在威经斯基来华之前，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社会主义等有相当的了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最重要的思想前提。这些思想不是威经斯基带来的。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把它的发起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起点。

那么，五四运动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起点呢？

本文认为同样不合适。第一，上述蔡和森、李立三、毛泽东等人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关于五四运动的经典结论。这是不用讨论的。但是，研究五四运动的政治价值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的起点时间，不是同一个范畴的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起点，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充分时代意义的、能够体现中国共产党早期生命信息的事物、事件或时间点。第二，经过学术界的长期研究，今天，五四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概念，它包含比较复杂的内容，需要对上述党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的含义进行仔细考察。换言之，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的概念，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广义的内容。第三，假如承认五四运动中，中等知识阶层是发起的主力，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以中等知识阶层的积极分子为主体，那么，就必然要研究，五四时期中等知识阶层的崛起是偶然的吗？中等知识阶层走上五四运动的社会政治舞台是突然发生的吗？

本文认为，找到了五四知识分子普遍觉醒的起点，就找到了五四知识分子经过特定的思想启蒙，而成为北洋时代军阀政治社会的自觉批判者的时代节点；找到了五四知识分子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关头挺身而出、振臂高呼的思想来源，也就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的起点。

本文认为，1915年9月《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的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起点。换言之，1915年9月—1921年7月（关于中共一大结束的时间，现在有不同说法，这里根据1921年7月31日结束的意见立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阶段。

一般说来，毛泽东在谈到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的时候，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完整的界定。在他的论述中，五四运动是区分新民主革命和旧民主革命的重要分界线。但是，在谈到五四文化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五四运动之前的民主科学启蒙包含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之中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660页。

在这里，“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阶段就高高举起的两大革命旗帜。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之内涵，并非单纯产生于狭义的“五四”——即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游行抗议运动为标志的“五四”之后，而可上溯至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即以此为起点的广义的“五四”。

同样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坚（所谓中坚，是指在宣传、发动和组织运动的初期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员）的政治运动，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有明显的不同。第一，辛亥革命的初期宣传主要是在境外實现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完全是本土化的。第二，辛亥革命宣传了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但是，号召力最为强大的，是排满革命的思想。而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武器，则是民主科学思想，是科学、人权、思想独立、国家主人翁等现代价值观念。第三，在世界范围内，辛亥革命还处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民主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时代，而五四运动则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之后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兴起的时代，所以五四思潮更具有思想更迭的性质。这些时代特点，决定了五四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代职业革命者，具有以下两个思想特征：第一，他们的思想起点是接受民主科学思潮；第二，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价值观的转变，完成了社会主义对欧美民主主义的迭代。

上述第一个特征，决定了五四知识分子的迅速崛起，并且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特定关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抗议活动；第二个特征，决定了五四知识分子在对美国提出的民族平等主张失去信任而对苏俄释放的友好态度发生好感之后，对西方和对苏俄的态度迅速发生改变，而选择了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方向。

反映五四知识分子这种思想特征和转变过程的材料很多，谨举几例。

朱务善说：“在北大念书的初年（笔者注：指1919年），有三件大事常常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即，第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狭义民族运动；第二，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派的革新运动；第三，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朱务善：《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7页。

邓颖超说：“‘五四时，我们对各种思潮的内容知道的很少。那时候宣传共产主义的书不多，统治者的报纸刊物不可能登载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吸收新知识，只能看《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杂志。” 邓颖超：《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2页。

包惠僧说：“那时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他到武汉后住在文华书院，在文华书院讲演了几次，讲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要自由、平等。”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3页。

李立三说：“正因为有了新的生产关系，即近代工业的产生，所以就发生和旧的生产关系的冲突，因此反映到思想上就发生了一个极伟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反对孔夫子，新文化运动的刊物《新青年》，特别受着青年界的欢迎，因为《新青年》内容主要是反对封建制度、宗法关系，反对旧礼教，主张婚姻自由等，同时还有白话运动，这是完全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反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斗争。” 李立三：《党史报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3页。

蔡和森说：“每个同志都知道《新青年》主笔仲甫同志，但是这个刊物开始时的两个口号则为：民主和科学。而这两个口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了……中国民众所希望要求的是美国帮助中国人取消二十一条与退还山东的主权，但结果在和会中帝国主义者互相反承认日本在华所得利益是合法的，于是美国的幻术破了，中国数百万的学生，活动的知识分子无出路了。另一方面又看见俄国十月革命，一面推倒了沙皇专制，一面推翻了帝国主义干涉，建立了工人国家，以前认为是洪水猛兽的，现在转而倾向俄国了。故知识阶级中起了一个分化，已有一部分倾向俄国，倾向社会主义了。”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68页。

肯定《新青年》的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同时，肯定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党的创建工作已经结束，这个创建阶段包括1915—1921年，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不仅改变了目前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叙事上起点时间不明确的状况，而且改变了目前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下限截止时间不合理的状况。如前所说，中共一大召开，组织缔造工作初步完成，党的宗旨、纲领已经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胜利诞生了。至于说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党的三大提出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方针，则是党建立以后在思想上、实践上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社会实际和革命任务的问题，不应该包含在党的创建问题之中。在这一点上，不少党史著作谈到一大时一方面承认党已经创立，另一方面又把党的创建阶段向后延伸到党的三大。这在逻辑上是不太顺的。

肯定《新青年》在中共创建史上的地位，更符合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实际。从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转向俄国革命、社會主义，是五四革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共同道路。这个转变过程，和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左翼领袖的思想转变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和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向社会主义运动的转变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和中国共产党孕育诞生阶段的政治发展过程也是完全一致的。

戊戌维新运动以来，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在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欧风东渐的巨大影响之下，思想观念的变革成了推动社会革新的强大动力。破除迷信、质疑传统、解放思想、追求新知，造就了人们崇尚的价值先行准则。《新青年》创刊后，倡导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这是接受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形成新价值的体现，因此，成为社会进步的新起点。由民主科学思潮转向马克思主义思潮，再转向共产主义革命，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枢纽。指出《新青年》的创刊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价值与正确解释这个变化的过程，逻辑上是一致的。

因此，《新青年》的创刊是中共创建历史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这应该是一个拥有充分历史依据的看法。相信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将促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理解，并且推动对随之而来的一些新的学术课题的研究。

〔责任编辑：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