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翠 杨玫 王忠昌

摘 要 现代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新时期破解校企质壁分离，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重要举措。其身份角色在“反客为主”的转变中既是深化企业与区域融合度的重要途径，还是实现校企共生场域建构的重要依托，更是加快形成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同体的应有选择。而实然状态下“校热企冷”的实然桎梏、企业主导地位的现实尴尬、主体合作维度浮于浅层、企业主导形式窄化等依然是制约企业主体地位确证的现实障碍。基于此，企业主体地位实现的关键在于正向引导企业的关键引领者、最大受益者和职业教育深化发展主体人角色的确证。根本保障在于提升企业主导积极性与责任意识，完善政策细则与保障制度的牵引功能，整合社会多渠道的支持与保障，提升职业院校办学的区域适切性。

关键词 企业引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角色回归；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07-0067-06

现代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打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壁垒的新举措。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主导建立全国性、行业性职教集团，推进实体化运作。”对现代职教集团在特色职业教育发展中地位确立的同时也为职教集团的深层次发展作了新的部署。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推动下，企业以全新样态参与并作为职业教育办学与育人主体成为新时期深化职业教育产教共同体建构的主要着力点。在此背景下，对企业引领现代职教集团化办学本质要义的追寻、现实困厄的揭示、“反客为主”的路径重建等问题便成为企业办学主体复归中应考虑的首要课题。

一、企业引领现代职教集团化办学的本质要义

从本源视角看，职教集团探索于河北省县级职教中心的建立，形成于1992年北京自发组建的国内首个职教集团——北京蒙妮坦美发美容职业教育集团。而后随着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的倡导，以及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04]12号）等系列文件的发布，职教集团已成为高职院校建设的重要业态[1]。有学者指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以职教集团为组织基础，以促进产学合作、产教融合，提升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培养和服务能力为目的，以开放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途径的多元主体合作办学模式[2]。同时，《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教职成[2015]4号）及《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等文件多次提出推进集团化办学、提升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程度，积极鼓励利益主体共同组建集团联盟的重点任务。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到2020年初步形成300个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的目标，而后教育部颁布《关于开展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建设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92号）[3]，并于2020年10月和2021年5月公示两批150个、149个共计299个入围培育单位名单，旨在促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从优质向体系的转变，目标在于进一步发挥企业在职教集团化办学中的主导作用，打破企业与职业院校办学质壁分离态势，以行业企业岗位现实需求锁定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通过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实现校企双方与区域建设共生系统的双向流动。

（一）经济学视角：深化企业与区域融合度的重要途径

从企业发展视角来看，整合资源、获取利益、提升价值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目标，而支撑这一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在于高质量、高水平、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资源的储备、开发与配置。职业教育作为培养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复合型人才的主要场域，以企业为主导的职教集团化办学形态加强与职业院校的全方位合作既是企业实现发展的需要，亦是实现企业主体利益增值的需要。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市场对接的适切性，切实降低企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成本。企业深度融入集团化办学成为其推动职业院校合理设置专业与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有效途径。从学术视角看，职教集团可以视为是学校—政府—市场互动的新型模式生成[4]。企业主导参与职教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亦是政校行企间资源互动流通的生态平衡过程，也是与职业院校共同育人、资源信息共享的共生状态，通过与职业院校共商共育以解决职业院校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实操能力、素质要求符合企业用人需求。企业作为人才的最终“输送端”获取高质量人力资源，将这些优秀的人才转化为企业员工，进而创造更多利润，企业不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另外招聘和培训社会人员，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成本，实现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实现高新知识与技术创新的新“利益增长点”。行业企业深度融合的职业教育不但能够以市场需求导向培养时代所需、企业真正所需的高质量人力资源，而且能够获得职业院校创新项目、创新技术、发明专利等方面的前沿智能技术手段，有效减少企业为获取人才、技能、技术、设备资源所付出的额外成本，增强企业的独特性与核心竞争力。

（二）生态学视角：实现校企共生组织建构的重要依托

从共生视角来看，职业教育是助力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参与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在于实现教育、产业、人才、岗位的有效衔接与共生和谐。应然状态下学校和企业是互为依存的共生关系，在这一关系结构中，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同培养学生，学校负责学生的理论知识教学，企业注重学生的技术技能训练，包括职业岗位从业要求、职业道德素养、职业伦理等隐性技能和知识文化。然而，实然状态下，企业参与职业院校办学的动机并未得到彰显，使得校企合作的本意出现“飘移”。因此，消除职业院校和企业深层次合作过程中的壁垒成为促进校企深度融通的重要途径。这一途径承载的是创建基于企业和职业院校为主體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机制。原有需求下，企业作为育人环节的重要主体之一能直接参与探讨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育人过程调整、教学内容适时性更替、教学目标灵活调整等核心问题，并且职业院校可以利用企业内部的场地、设备、设施、员工等开展实习培训与人才培养，一方面降低了职业院校的教学成本，大大提升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针对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设一批“双师型”教师队伍，职业院校教师有机会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产品研发，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从而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帮助职业院校及时调整管理模式、专业设置、教学方法等。除此以外，企业积极参与职业院校的办学和人才培养全过程，能够直接对接某一岗位所需职业技术人才能力的真实需求，实现实习与就业一体化，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社会学视角：加快形成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同体的本有选择

职业教育最大的特征在于跨界，其是在经济、产业、社会等多元组织的融合与重构中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职教集团化办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办学模式的战略选择[5]，是由多方主体进行社会互动过程中共同参与、资源共享、利益互惠，以技术人才支撑为导向促进区域主体间产能提升、经济增长的互动合作模式。企业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活动中的重要主体，以其自身具备的高技能、强资源优势参与，以引领身份与政府、职业院校、社会组织高效合作进行集团化办学，既能推动新时期职业教育领域高质量办学、人才培养质量有效提升，又能推进行业企业产业结构的转型，质量、层次迈向新台阶，促进地方经济实力和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互惠互利的职业教育“合作共同体”。基于此，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既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6]。企业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主导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全过程，面向岗位和社会实际需求对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能够切实在改革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评价体系等方面落实新举措、新要求，使所培养的学生既切实提升专业技能与专业素养，又能同时兼顾未来岗位可持续发展的终身教育能力。基于此，社会各界对于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有着高度共识，企业主导职教集团化办学成为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

二、企业引领现代职教集团化办学的困厄

教育部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全国组建了1500多个职业教育集团，涵盖了企业、学校、行业、科研机构在内的4.5万余家成员单位，形成了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合作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然而，当前数量众多的职教集团仍以政府和职业院校主导为主要办学形式，致使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重要主体的主导角色与应然利益得不到充分彰显。

（一）“校热企冷”的实然桎梏

众所周知，在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特别是建国初期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是保持密切联系的合作组织，校企之间在较长时间内形成了良好的合作与交流关系。如：建国初期，各大型企业皆办有自己企业需要的技工学校，作为支撑企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场所。现如今对职业学校而言，与企业合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其技术技能、熟练经验、设备场地、产业实习岗位等资源进行高度整合与高效利用，弥补学校人才培养中操作性技能环节缺失的弊病；对企业而言，基于市场主体下的职业院校合作，最终目的是要将学校内的人才、技术、先进知识和高新科研成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企业经济效益。然而，实然状态下参与双方一个追求长期目标，一个追求经济效益目标，双方的需求矛盾与效益落差致使企业不愿耗费人力物力参与职教集团办学，造成了企业与职业教育领域难以融合的局面。

（二）企业主导地位的现实尴尬

从参与主权的厘定看，当前大多数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主要是由职业院校为主导，企业在参与中的主体性地位很难得到满足，同时在参与类型上多是以行业型职业教育集团和区域型职业教育集团为主[7]。从目前已经存在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来看，合作达成的方式往往由政府或职业院校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校企合作任务指标而进行合作达成，少数与职业院校专业相关的大型企业被纳入考虑范围，被动接受职业院校集团化办学邀请合作而参与极小部分无关紧要的集团活动，很难有机会以主导者身份主动承担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责任与义务。例如2020、2021年公布的两批299个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名单中仅有13家牵头单位涉及行业企业，详细集团名称和牵头单位见表1。

（三）主体合作维度浮于浅层

坚持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经验[8]。因职业院校和企业所处环境和利益出发点不同，使得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二者皆是从自身角度出发开展合作。目前，社会各界人士对企业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及集团化办学中的角色定位尚不清晰，还停留于传统思想观念，认为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只承担对入职员工进行技能培训及继续教育的任务。这种传统观念在行业企业中尤为明显，其主要表现是无论在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还是实习实训安排上，大多由职业院校主导完成，企业只是被动参与。同时集团化办学大多为联盟型集团，多以资源参与组合为主，参与主体的法人地位独立，成员进出自由，不存在约束关系，导致成员组织松散，成员不稳定，缺乏有效的凝聚力，校企合作往往层次较低，不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并且，目前企业与职业院校之间没有相应的职能部门对其参与集团化办学的事项进行统一的行政监管与协调，双方的交流合作主要靠“民间”自发形成，导致合作层次不深、联系不够紧密。

（四）企业主导形式窄化

初期各成员合作意愿多由职业院校一方首先提出，很少有企业牵头主动提出合作，不管是成员的选择、内部规章制度的制订，还是所投入的资金等主要从职业院校的利益需求出发。从利益分配角度看，大多数职教集团在内部治理过程中，企业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很少，存在单边性的个体主义逐利思想。只有少数大型企业能够与职业院校进行长期订单式人才培养的合作项目活动，而在实际运行层面，企业迫于风险成本、管理成本和机会成本增加的考虑只参与很小部分方案制订与决策活动，导致校企合作形式单一、渠道狭隘。在教学内容上，因技术变革和知识更迭的实效增强，加之为满足学生的实习实训需要，各高职院校皆通过大量资金购置相应实训设备，而企业作为获取经济价值与利益的群体，其必然通过对新技术的更新和设备的淘汰实现商品價值的增值，因此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知识的衔接性成为制约合作效度的重要手段，而企业与职业院校间知识的衔接错位便成为制约两者深层合作的重要因素。

三、企业引领现代职教集团化办学的角色回归

1935年，“角色”首次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引入社会学领域，他认为“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实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时，他就扮演着相应的角色”[9]。企业作为社会化的组织成员在不同社会领域同样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需承担与之相对应的多样化社会责任与义务。基于此，破解受诸多因素影响的企业在主导和引领职教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出现角色“飘移”现象的关键在于促进企业角色的正确回归，使企业真正融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全过程。

（一）企业是职教集团化办学的关键引领者

从价值视角看，职教集团化已成为加强校企合作、推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共享与培育优质技术人才的有效途径，企业通过其市场敏锐度和技术资源在对人才的结构化调整和需求中占据引领地位。在职教集团中，企业的主导地位主要是通过人才孵化和岗位供应、技术强化等以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理念和专业设置的变革体现的。一方面，企业是高质量人才需求标准制订的指向标。企业与职业院校在集团化办学方面合作的利益出发点表现为对高素质人才和经济收益的渴望与诉求，企业通过主导职业院校办学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可以基于岗位实际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使得职业院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始终切合国际化标准和生产一线要求。除此之外，企业还能提供多样化的实习实训场地、先进的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师傅，实现学生理论学习与实操实训相结合，促进校企之间利益资源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企业是技术认定的“命题人”。在开发制订该行业从业资格标准、能力构成、职业技能鉴定和颁发资格证书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企业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最大受益者

在集团化办学中，企业受益既可以是金钱、器物、人员等实体利益，也可以是包括社会地位、良好声誉、精神价值等在内的非实体利益。我国职教集团化办学最终指向校企双方利益合作共同体的建立，因此企业在职业教育领域最大的受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获得与岗位适配度较高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二是通过职业院校资源共享实现企业内部员工整体文化与技能素质的有效提升。三是实现关键技术攻关，將技术转化为效益。企业通过与职业院校科研、项目、实训基地的合作共建、资源共享、互惠互利，获得最新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带来的效益。四是形塑职业文化，有效解决员工流失率困境。通过企业与职业院校的联合培养，保障了企业人力资源的有效供给，通过校企文化的共同形塑，提升员工的职业归属感和从业认可度，进而有效降低员工流失率等问题。

（三）企业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主体

职业教育与现代社会生产是相互交融的实体关系。高质量职业教育在支撑国家全方面发展、满足现代化工业需求、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作为沟通现代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间双向交流互动的重要办学模式，是当前我国应对国内外严峻形势、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新举措。多元性是现代职业教育的一大特征，表现为职业教育办学需要全社会参与协同配合。从垄断性、封闭性走向民主、合作与交流，集团化内部同样存在多样化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学校、企业、教师、学生等，它们在集团化办学中形成资源成果共享的多方利益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集团多元主体的构成之一，承担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国内大中小型企业凭借在各自领域掌握的独家技术、先进设备、产业链、优势人才资源等独特优势强有力支撑了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四、企业引领现代职教集团化办学的保障激励机制

（一）开源节流：提升企业主导积极性与责任意识

积极性又称主动性，指个体心理意愿的指向始终与发展目标相统一的状态，表现为进取向上、努力工作的思想和态度。若个体或组织始终具备高昂的积极性，则能够表现出强劲的行为驱动力，促使终极目标任务的有效达成。企业在主导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难免因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面临价值定位的多重抉择与冲突，如何在职业教育领域厘清身份定位、以引领身份提升企业办学积极性成为桎梏其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障碍。一是大力支持行业企业主导组建职教集团，给予其科学运行范围内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与决策权。此类型集团化办学应充分保障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最大话语权，实现人才与市场的精准培养与对接，人才的适配性更高。二是鼓励企业灵活参与集团化办学全过程，不仅包括实训基地、师资、技术、设备等的建设和投入，还能够以项目带动专业人才培养，以市场促进校企合作，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入手形成多样化的产品研发与产业服务。三是加大对企业利益补偿，缓解企业长期以来投入职业教育与人才产出不成正比的状况。如政府加大财政税收的倾斜优惠力度，设立专项奖励资金，进行教师和员工长期培训，进一步完善企业与职业院校的资源交流机制。四是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的新闻媒体，广泛宣传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营造良好的现实环境，对于积极主动参与职业教育及集团化办学的教育型企业给予公开的制度保障、经费支持和媒体正向报道，提高企业主导集团化办学、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社会责任感。

（二）明晰权责：完善政策细则与保障制度的牵引功能

提升企业主导职教集团化办学的积极性，国家层面给予完善的政策法律文件保障制度同样不可忽视。政府作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设计者、监管者、激励者、引导者，应进一步制定出台相应保障性政策给予牵引作用，激励企业积极主导职教集团化办学。一是明确企业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中的责任、权利、义务、地位和利益，明晰其参与人才培养的任务与职责；二是企业主导集团化办学的各方面保障和权益，如财政、管理、税收减免等，保障其合法权益；三是建立企业主导集团化办学的资格制度，审核更高水平样态的行业企业参与集团化办学；四是实现企业与职业院校交流主体、交流方式的多元化，促使企业人员和教师交往形成制度化和常态化合作样态，保障人才培养过程的实时动态交流，促进先进知识、经验、技术的最大限度流通与转化应用。此外，政府应站在顶层设计层面尝试在不同职业领域的大中小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中培育一批主动性强、专业化体系化高、社会声誉好的教育型企业作为优质模范案例，为建设高质量职教集团提供强有力的示范经验支撑，引导企业与职业院校实现协同治理、深度融合。

（三）凝聚共识：整合社会多渠道的支持与保障

众所周知，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不只是职业院校和企业双方的事情，更需要全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应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不同责任分工，形成职业教育合力。首先，政府有关部门需通过宏观调控社会资源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与大型国有企业在模式创新的基础上积极参与集团化办学，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其次，作为领域内各大企业生存运行的主要引领者，行业需要以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第三方视角公正客观地对职教集团的具体运行进行方向把握与行为监督，鼓励和培育不同类型企业广泛融入职业教育，把握高质量人才的最终流向。最后，作为职业教育集团重要的内部主体，企业和职业院校必须在平衡好双方职业教育投入与利益分配基础上加强自身建设，为集团常态化、可持续发展提供适切性的运行机制与保障机制，科学合理制订集团化章程，在数字化、信息化平台上共同建立开发共享合作平台系统，基于共治共建共享的理念实现民主决策、科学管理、定期评估、高效反馈、及时奖惩。

（四）提质赋能：提升职业院校办学的区域适切性

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表明，作为职业教育重要主体的校企关系不再是静态的、固化的，而是双方携手并进的、动态的、相互适应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为增强职业教育对于企业的吸引力，职业院校本身要加强特色与品牌专业建设，对接最新产业设置专业和人才培养方案，主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这就要求在课程建设方面，要确保专业课程、素质课程、实践课程的有效衔接和融合，积极推进专业建设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对接[10]。在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和分阶段目标时，需要进一步密切联系行业企业，吸纳国际社会前沿热点方向，细化培养要求，拓宽视野，提升社会服务的责任意识与能力。而作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最终需求者，企业必须围绕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始终，在职业教育的课程开发、专业设置、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与培训等教育教学活动中发挥应有作用。在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之初，要突出和创新多样化的集团模式类型，保证参与集团主体的多元化特征。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多方融资，允许职业教育集团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实行股份制，各个成员单位按出资比例进行股份划分，使得各方利益权责高度明晰。根据区域经济特征因地制宜，创新集团化办学渠道与方式，凸显地方特色，推动实现中高职有效衔接及区域联动发展。

参 考 文 献

[1]陶书中，陈国兵，王传荣，黄亚东，於文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探索实践与趋势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7）：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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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开展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建设的通知[EB/OL].（2019-09-30）[2021-11-02].http：//www.moe.gov.cn/s78/A07/A07_sjhj/201910/t20191008_4021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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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tials， Difficulties， Role Return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leading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s

Zhang Xuecui， Yang Mei， Wang Zhongchang

Abstract  The school-running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break the sepa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role of its identity in the“anti-customer-oriented”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y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regions， but also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symbiosis field， and it is an inherent choice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the actual shackles of“school hot and enterprise cold”in the actual state， the actual embarrassment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the superficial cooperation dimension of the main body， and the narrowing of the dominant form of enterprise are still practical obstacles restricting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main body position of the enterprise. Based on this， the key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atus of a corporate entity lies in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key leader， the biggest beneficiary and the subject of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undamental guarantee is to increase revenue and reduce expenditure， so as to enhance the enterprise’s leading enthusiasm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clarify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so as to improve policy rules and the traction function of the guarantee system; build consensus， so as to integrate social support and guarantee from multiple channels; improve quality and empower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o run schools with regional relevance.

Key words  enterprise leadership;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school-running; role return; guarantee mechanism

Author  Zhang Xuecui， master student of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Yang Mei， directo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Arts and Crafts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t Guilin Normal College; Wang Zhongchang， School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