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第三部分从经济视角分析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认为实现这些目标的任务仍十分艰巨；第四部分讨论了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未来的首要任务，强调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目标任务 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

作者简介：王一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研究员。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发展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取得的成果。其发展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艰辛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百废待兴。当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把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任务。

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国的工业化是从学习苏联模式起步的。在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后，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随着计划的实施，苏联模式的缺陷也暴露出来。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进行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文献，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周恩来同志在1964年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奋斗，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化国家。这个阶段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虽然经历了曲折和磨难，但仍取得了令人鼓舞的伟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

（二）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实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进程。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 小康之家”。（邓小平：《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睁眼看世界，我们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新的部署。1987年8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阐述了“三步走”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30到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1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小康之家”这一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概念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迈出重要一步。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經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激发了经济发展活力，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五大对第三步目标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提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的目标，并确立了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七大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更高要求。

1978年至2012年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2000年后，中国GDP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并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快速增长，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01年至2007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上升期。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障和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并赋予全面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建成的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是发展更平衡、更协调、更可持续的小康，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

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置于战略布局的引领地位，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确保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党的十九大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党中央提出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采取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页。）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蓝图。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13年至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2021年中国GDP达到114.4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为2012年的1.8倍。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比2012年提高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达12551美元，连续3年超过1万美元，稳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接近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发展繁荣进步创造了根本前提，而且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和影响也前所未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看，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都需要特定的社会基础，这样的基础只有通过特定的社会革命才能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化同样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为之奠基。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尝试，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一经登上历史舞台，就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不懈奋斗的目标，团结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特定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放到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去观察。地理大发现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力量通过殖民扩张，事实上把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卷入到了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由于西方率先推进工业革命基础上的现代化，以至于有人往往把西方化、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和同义语。但正如馬克思在分析“俄国道路”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与进程完全取决于特定民族处身其中的“历史环境”，并不存在“一般发展道路”。（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不同，现代化也应有不同的模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归根结底要看是否符合自身实际，能否解决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巨大规模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其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照搬外国模式，发展途径与推进方式必然有自己的特色。中国14亿多人口迈入现代化，将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也将重塑世界现代化格局，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和影响前所未有。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就是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现代化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精神文明的发展。我们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在发展经济、促进物质全面丰富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摈弃了西方国家“国强必霸论”和“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改变了西方现代化模式蕴含的殖民扩张的基因。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制度体系都需要现代化的人来建设，现代化的成果也将最终转化为人的素质能力全面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在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推进国家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中国自身国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得对、走得通。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功，从根本上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打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思维定式，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吸收借鉴世界现代化文明成果基础上，既遵循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又注重“走自己的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功，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现代化模式多元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再者，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传承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和平、和睦、和谐的传统，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世界各国超越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隔阂，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三、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阐明“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的战略安排，明确了到2035年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从经济视角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包括：人均GDP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鎮化、农业现代化；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从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和中国发展条件看，实现这些目标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一）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何为中等发达国家，现在仍缺乏明确的定义。从世界银行标准看，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门槛值为2万美元，平均水平高达4.8万美元，剔除新加坡、卢森堡等体量偏小的经济体，发达国家人均GDP平均水平大致在3.5万～4万美元。如果将3.5万～4万美元作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那么中国到2035年还要迈两个台阶。

首先，人均GDP要迈过2万美元的门槛，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2020年中国GDP为101.4万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为1.04万美元。按照2035年人均GDP较2020年翻一番进行推算，到2035年人均GDP将超过2万美元。考虑到中国人口在2023年达峰，且达峰后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在14亿人口的平台，这意味着人口因素大体可以忽略，只要2021—2035年GDP年均实际增速达到4.73%，就能实现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如果按照2020年的价格和汇率水平，这样的增长速度将使中国GDP由2020年101.4万亿元上升到2035年的202.8万亿元，折算后约为30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2.1万美元，刚好是2020年人均GDP的两倍。按照经济增速前高后低的趋势，“十四五”时期GDP年均增速应达到5.5%左右，后十年达到4%左右。受疫情冲击影响，2020—2022年GDP年均增长4.5%，这意味着“十四五”后三年必须达到更高的增速。

其次，即使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距离人均GDP达到3.5万～4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仍有距离。从国际经验看，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除了受经济实际增速影响，还取决于价格和汇率水平。假设价格水平稳定在年均上涨2%左右，汇率水平就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国际经验，日本和德国在相同发展阶段，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都经历了汇率升值过程，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大幅上升。因此，中国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仅要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实现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2万美元以上，还要通过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带动汇率合理升值，使人民币汇率年均升值2%～3%，这样再考虑价格水平年均上升2%左右，就能实现人均GDP达到3.5万～4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动态的，我们要达到的是2035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尽可能争取GDP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带动汇率水平的提升，努力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确保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二）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纳入评价的全球141个国家中，中国位列第11位，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是前30位中唯一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果将创新型国家前列界定为创新指数排名前5位，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创新指数要大幅上升，而且科技研发、原创能力、人力资本水平要有新的突破。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迅速提升，科技创新正从跟跑转向部分领域并跑领跑、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转向系统能力提升，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与此同时，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相比，科技创新仍存在短板和弱项，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强，重大原创成果偏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科技领军人才仍然偏少。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大国竞争制高点。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小院高墙”战略，推出《创新和竞争法案》，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措施，以确保美国在关键战略技术上“超前两代”的競争优势；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对半导体材料、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设计工具、人工智能芯片及相关人员等实施前所未有的限制措施。对此，中国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增强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动权。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我们要更好统筹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三位一体”推进科技创新，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实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的战略性突破，塑造科技创新的新优势。

（三）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基础。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经过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完备产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宽而不深，整体上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产业链供应链还存在不少“堵点”“卡点”，部分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们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迅速缩小了中国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部分终端产品领域逐步形成国际竞争力，比如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等。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等仍是短板，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迫切要求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势资源合力攻关，加快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中国传统产业具有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领先优势，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产业价值链水平，提升传统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培育壮大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数字经济是影响各国竞争力消长的重要力量。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5G、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构建智能制造生态，推广“5G+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四）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

按照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国家统计局将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10万～50万元（2018年价格）之间的群体定义为中等收入人群。）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超过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30%。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50%～75%的水平，尚未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也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刚迈过中等收入下限的区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争取用15年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一番，到2035年由现在的4亿多人上升到8亿多人，使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的比重接近60%，就能基本形成中间大、两头小“橄榄型”社会结构。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一番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经济保持中速增长基础上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二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满足第一个条件，必须推动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并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满足第二个条件，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推进形成更加普惠包容的发展方式。从各方面条件判断，如果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翻一番，居民收入增长略快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结构得到改善，公共服务支出占比明显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能加快扩大，到203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能超过8亿人，基本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

走向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以推动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战场，特别是要促进临近中等收入门槛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为主攻方向，通过保障教育公平提升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能力；以破除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主要途径，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和纵向发展阶梯，为低收入人群创造更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平机会。而无论是帮助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还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都需要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这个区间上，政府支出比重的提高最为显著，主要体现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如20世纪40年代到二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计划，英国实施“贝弗里奇计划”，瑞典进行福利国家建设等，都改善了收入分配，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今后一个时期人均GDP正好处在这个阶段，增加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健康、幼育、住房、社区建设等方面公共服务支出和均等化水平，对改善收入分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目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五）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中国是全球碳排放大国，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21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105.2億吨，占全球排放总量的30%左右。过去10年，中国碳排放进入平台期但总量仍有上升。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碳达峰后稳中有降，关键在于实现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

碳达峰，实际上是要把碳排放增量速度尽可能降下来并使之趋向于零。碳达峰后稳中有降，实际上是增量速度降为零后开始趋于下降的过程。从国际上碳排放轨迹看，许多早期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就实现了碳达峰，但达峰之后的碳排放下降速度十分缓慢。中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效率偏低，给实现碳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带来更多挑战。这就要求中国立足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从趋势上看，中国碳排放达峰后很可能形成一个平台期，还可能出现多峰突起、波动下降，但最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推进碳减排进程。

近年来，中国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成效显著，装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发电量占比稳步提升，成本快速下降，已基本进入平价无补贴发展的新阶段。同时，新能源开发利用仍存在电力系统对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接网和消纳的适应性不足等制约因素。这就要求对未来煤、电、油、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战略部署，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使化石能源逐步退出建立在可再生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逐步提高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等发电装机和发电量的比重，更好发挥零碳能源在能源保供增供方面的作用，确保实现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

四、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未来的首要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阐明了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战略意义。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通胀水平仍处高位，出现滞胀的风险上升。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人口出现负增长，老龄化加速，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科技创新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要素循环仍然不畅，一些领域风险水平上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主动调整和战略选择。

走向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统一到高质量发展上来，形成两者有机结合的新的战略方向，推动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良性互动和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有效应对外需拉动作用减弱、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要在合理引导消费、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打通制约消费的堵点，提升传统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加大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消费预期。鼓励扩大有效投资，补齐创新能力、公共安全、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短板。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投资增长机制。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加有效供给、赢得发展主动具有关键作用。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源头在海外，创新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在创新战略上，要从过去的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优势，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形成局部领先优势和非对称反制能力。在创新路径上，要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中间品创新，强化创新过程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在创新方式上，要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二）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质”和“量”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合理的增速，高质量发展就难以实现。从已有的研究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往往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快的阶段，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大的阶段，较高的经济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没有合理的增速，各种矛盾和问题就难以缓解，各类风险就可能集中爆发，提高发展质量也就无从谈起。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发生改变，也就是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同时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持续强化，已经不可能像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稳定投资边际产出，提高企业盈利水平，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减缓过去积累的风险。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步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应是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大体稳定在40%左右。如果把达到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60%和80%，作为2035年、2050年必须迈过的两个台阶，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要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提高。据测算，如果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过去一个时期的接近1%年均增速，那么2021—203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达到2.7%，才能在2035年达到美国60%左右的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近年来虽有所回升，但仍不到2%。如果今后一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至5%左右，那么全要素生产率要实现2.7%的年均增速，则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要达到50%以上。从历史经验来看，这并非易事。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打一场硬仗。首先，要清除阻碍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障碍，推动生产要素由低效率领域向高效率领域转移。这是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重要动力，也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其次，加快产业技术扩散和技术变革，促进更多产业生产效率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从而释放仍然存在的追赶潜能。再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部分领域实现对国际领先水平的超越。

（三）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和重塑，这既有中长期变量的作用，也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形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得传统制造环节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减弱，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权重提高，发达国家依托智能制造技术优势，降低了对低工资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其次，经济全球化退潮影响全球产业链空间布局。全球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重新调整和组合，全球供应链在持续30年扩张后开始收缩，区域化、近岸化、多元化特征更趋明显。再者，新冠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芯片短缺、航运受阻、物流不畅、能源危机等，加剧各国对供应链安全问题的担忧，推动供应链分散化，在经济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难以身处局外。过去几年，中国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遭遇巨大挑战。美国为维护自身的竞争优势，不惜成本和代价，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建立“印太经济框架”，实行“友岸外包”等，以此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延缓中国现代化步伐。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脆弱的状况，以及个别西方国家推进脱钩断链的做法，中国必须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保障。

首先，要坚持锻长板补短板。立足中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技术攻关，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产业链重要节点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在关系安全的领域补齐短板。其次，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水平。加快利用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供应链服务的快速定制、全程可视化，以及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灵活响应，深化跨区域大范围协作，鼓励电子商务、数字贸易发展和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再者，要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健全和发展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等新型产供储销体系，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畅通的物流体系。加强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储备能力投资，推进战略性资源储备体系建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

（四）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既要重视城市集聚人口、资源和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又要注重乡村的生态屏障、提供农产品、传承历史文化的功能，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布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破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公平享有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激励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吸纳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持续高于东部地区，相对差距逐步缩小。同时也要看到，近年來，中国区域发展出现新情况，主要是南北分化态势趋于明显，形成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经济份额“南升北降”的态势，各板块内部也出现明显分化。经济和人口空间极化现象日益突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量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发展优势不断增强，而一些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等要素外流严重，成为“收缩型城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尊重经济规律，推动各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区际分工；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使各地区群众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建设，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生态的空间均衡。

（五）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更是体制机制变革和创新的过程。要发挥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银行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

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强对国际高端要素的吸引力，使国际循环更有效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要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边境后”规制改革为重点，实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准入限制，扩大金融、电信和医疗等服务业开放，缩短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六）着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化石能源是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由于二氧化碳以外的其他温室气体的零排放更难实现，而通过森林碳汇、碳捕集与碳封存（CCUS）等来实现碳中和的作用相对有限，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要以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核心，并持续推进工业、建筑、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积极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关键是处理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能源安全，最重要的是能源资源的可靠保障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随着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特别是新能源技术迅速发展，中国能源资源禀赋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从传统能源视角看，中国能源资源的基本特点是“富煤缺油少气”；但从新能源视角看，中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是赋存最多的能源资源。中国石油、天然气等优质化石能源资源难以自给，长期依靠煤炭不可持续，但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资源可以保障中国能源长期可持续供应，同时也可以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建设以零碳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要构建新型零碳能源供应系统和重构终端能源消费系统，用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能源消费向高度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绿色低碳模式转型。随着供应端零碳能源规模扩大，如果消费终端不能同步发展有利于消费零碳能源的电能替代，零碳能源就无用武之地。因此，需要加快在能源消费终端全面布局电能替代，提升电气化水平。在新型能源体系下，从非化石能源直接得到电力，实现终端用能高度电气化，大幅度简化用能过程，除生物质能源燃料外，绿氢成为主要二次能源，这将推动能源体系的系统性转变，并将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推进工业、建筑、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要根据各领域特点实施有针对性的举措。在工业领域，要落实煤炭、石油、天然气、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确定各行业具体碳达峰时间和峰值范围。树立并滚动更新行业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鼓励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引导工业企业开展清洁能源替代，降低单位产品碳排放，逐步形成零碳能源消费模式。在交通领域，推广节能低碳型交通工具，推行大容量电气化公共交通和电动、氢能等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开展多能融合交通供能场站建设，完善充换电、加氢、加气（LNG）站点布局及服务设施。在建筑领域，加快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升建筑节能标准，健全建筑能耗限额管理制度。完善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标准，支持利用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建设可再生能源建筑供能系统，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

2.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9期。

3.王一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国特色和目标任务》，《中国领导科学》，2023年第1期。

4.王一鳴：《科学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经济日报》，2021年11月10日。

5.王一鸣：《科学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光明日报》，2022年12月6日。

责任编辑：李 蕊